故人 | 马绍弥：我是他们友谊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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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弥协助巴金先生在工作，摄于1990年代。

1979年，巴金先生在《怀念萧珊》一文中谈到1972年送别萧珊的情景，他特别说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做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这里提到的“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是马绍弥，他是巴金先生的朋友翻译家马宗融、作家罗淑夫妇的儿子，与巴金先生有着情同父子的情谊。

2021年3月14日下午，马绍弥先生在北京辞世，走完他八十三年（1938—2021）的人生道路。巴金故居面向公众开放以来，马先生始终是一位可敬的朋友、热情的支持者和指导者，他多次参与巴金故居举办的各种活动。为了表达对巴金故居的故人和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的怀念，我们重刊2016年10月16日他在“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图片文献展”上的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莅临上海出席我们的活动。愿他在友人的思念和祝福中，一路走好。

我很想有个机会申述我对巴金的怀念与感恩

我叫马绍弥，出生于1938年，退休前是个电冶金高工，我的父亲马宗融，去世前是复旦大学教授，母亲是罗世弥（笔名罗淑）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量少、但颇受好评的译作和中短篇小说。他们都是巴老的挚友。

　　我是很不幸的：我母亲在我出生18天后去世，父亲又在1949年4月我十一岁时在上海病故。

　　在我父亲弥留之际，复旦大学文摘社的贾开基夫妇等七八位友人，陪着我和我姐姐马小弥守候在我父亲病榻前，束手无策地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走向终点。忽然耳边响起了贾先生急促的声音：“绍弥，你爸爸要去了！跪下！恭送他归天！”

　　我和姐姐一起跪了下去，止不住的眼泪噗簌簌往地板上掉，不管我们如何哭喊、连声地呼唤“爸爸”，他再也没有应答了……

长辈们一边安抚我们，一边准备天亮宵禁解除之后就立即通知复旦大学和我父亲的一些好友。　

大清早得到通知的巴金夫妇、何迺仁、章靳以、吴剑岚、祝味菊等许多我父亲的挚友陆续赶到了北京东路的中一大楼，之后又一起到梵皇渡路的上天殡仪馆，在刚刚要如仪进行大殓典礼之际，清真寺的马松亭等几位长老也闻讯赶来。他们说，由于我父亲是回族，希望由他们按照穆斯林的仪轨来安葬。几经商量，我们同意移灵到徐家汇清真寺，并由巴金与长老们共同商订好告别、入殓和安葬日程，之后长辈们便一一告辞离去。　　

正在我和姐姐深深陷入举目无亲、彷徨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悲苦之中时，巴金夫妇走了过来，再三劝说我们两个住到他们的家里去，还让才三岁多的小林也来“动员”，我们的心被他们的热忱与真情所感动，就跟着他们去了霞飞坊（现淮海坊）他们的家。　

后来我姐姐在1949年9月参军去张家口进入干校学习。我留在上海，从小学五年级直到初中毕业，都一直住在巴金伯伯家，他还成了我的监护人，在填写“家长”这一栏时，我都遵嘱填与“李尧棠，父挚，平明出版社职员”。直到我姐姐1955年在北京正式工作之后才把我从上海接到北京读高中、上大学。但暑假寒假有时仍“回家”，家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家庭的一员。

文革时期巴金被关了牛棚，爱人萧珊被勒令带病扫街，女儿小林毕业被分配到杭州，儿子小棠“响应号召”到安徽明光当了“知青”社员，过着温饱难以为继的生活，一家人分散着，难以团聚。　　

巴金从来都没拿过薪水，完全靠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来维持生活。在文革被抄家之后，存款被冻结；除此还被允许支取极其有限的医药费。由于入不敷出，除了再三节省而外，巴金的夫人不得不挤占医药费来补贴生活，她自己有了病痛却一再隐忍不言，没有及时去诊治，等到被确诊患了癌症时，一下子就进入了晚期……

马绍弥先生的发言真实感人，他充满深情的回忆，数度哽咽，打动全场。

1972年小林写信告诉我说妈妈得了癌症，7月7日又告诉我说妈妈病状加剧，发高烧、接着又出现了肠梗阻、腹水；8月13日，小林急电告诉我“妈妈病故……”我读这电报时真是心如刀绞，非常想急奔上海，但由于当时是造反派当道，我怕未必会批准我返沪奔丧，所以在回唁电时特地加了一句话说我可能无法前来奔丧。正好那天是周休，我决定绕开日常的框框，向车间值班工长说明情况，并请他代为请假，然后抬腿就走。我先到汝龙、曹禺、李健吾这几位巴金挚友家去报了丧，接着就急赴北京站凭电报买票登车赶往上海。 　　

来到武康路，只见木头大门敞开着，院子里停着一辆堆放着花圈的三轮车，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相信，我亲爱的李伯母是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了！　　

我噙着眼泪进了屋，说：“我来得太晚了！”大家很惊讶，小林哀伤但又微显欣慰地问我：“不是你说来不了吗？”李伯伯则一把抱住了我，眼泪也迸了出来，连声说：“你来得不晚，不晚！正好赶得上能见她最后一面！下午我们一起去龙华。”　　

我没见到小棠，他们告诉我，他得了急性肝炎被隔离在医院里了，还嘱咐我千万别去探视他，说是一旦他见到了我，就会知道母亲的情况不好，这会加重他的病情。
　　我环顾四周，发现家里许多房门都被贴了封条，不能进去。但我暗自庆幸，正是由于巴金没有购买房产，武康路113号属房管局管，他们只是租住，所以“破四旧”时才没有被扫地出门，而且那些被巴金视作生命的图书、文稿也因封存而得以逃过劫难。　

因为除了大小客厅可以使用而外，二、三楼的一些房间全被贴了封条，所以，当晚我和巴金伯伯同榻而眠，他款款地告诉我，这些年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他和李伯母（萧珊）受到的种种委屈和凌辱，还说他们互相鼓励着说，我们必须活下去，不能连累子女；还喟叹当时人性的泯灭—— 一些过去的老友竟然会一口咬定他们有“三反言行”！当然，也说到一些暖人心怀的事：他告诉我，吴朗西尽管和他在解放初期因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有过争执，但他在文革中却不肯落井下石，是个够朋友的朋友；还说到小林、小棠的舅舅、舅妈，以及李伯母的表妹一家人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并且经常送来温暖的照应；他还告诉我，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牛鬼蛇神，所以在挨批挨斗时，常会低着头偷偷背但丁的《神曲》或古诗……

2016年10月16日，马绍弥与赵丽宏一起参观展览。

今天我之所以会想到要说这些，是因为觉得巴金伯伯当时对我说的这些成为他后来写《随想录》时的部分素材。另外，在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都欢腾起来。巴金也在兴奋之中，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展开信笺，跳入我眼帘的头一句话竟然劈头就是他的“质问”：绍弥：你一直写信告诉我种种小道消息，想鼓励我坚持。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喜事，你却居然这么多天不给我写几行字来报告，怎么回事？……　　

一共五六页信纸，张张都透出他喜悦的心情，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对于妻子的无尽思念，内容和1972年我们的夜谈相仿，也在《怀念萧珊》文章里见得到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我把这封信和我历年来收藏的信件以及文革一些剪报放到了一个小箱子里，由于1985年搬家，箱子存放在我岳母家。待我们搬完了家之后去取箱子，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问时，被告知说当作废字纸生火烧掉了！我火冒三丈，强忍着没有骂出来。但是，这种只有习惯于尊重文字资料的人才有的愤怒，被当事人用木然和冷漠抵挡了回来！我简直手足无措。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周立民，他对我说：“你给文学史造成了巨大损失了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罪！”　　

我确实有负罪感，有无尽的遗憾！然而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巴金一贯提倡“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想，也是身体力行地这样做的。这，他一系列的作品足以证明。

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