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冯骥才：透彻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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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去北京办事住在人文社里，在前楼走廊上遇见当代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孟伟哉。他说：“前些天刚刚复刊的上海《收获》的编辑李小林来北京约稿，我把你的《铺花的歧路》推荐给她。我不知你来，她已经回上海了，她会和你联系的。”跟着还说一句：“她是巴金的女儿。”　　过些天，我回到天津后，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找到我。声调很高、透亮、年轻。她说她是《收获》的编辑李小林，知道我有一部小说在北京压了许久，她要看看。我说我这小说是写“文革”的，写红卫兵运动的悲剧，可能太敏感，她说她正是要这样的小说。她的语调中有种激情，使我怦然心动，像遇到知己一般。她叫我把稿子挂号寄给她。　　我马上就把书稿寄去，但我没指望能发表。因为我知道《收获》的主编是巴金，这刊物的文学标准太高，像一座山，很难上去。我还想，既然这小说在人文社能否出版一直难以确定，为什么还要“推荐”给别人？到了《收获》又会怎样？这么一想，我对自己这部小说的出路仍然没有信心。　　这时的我，只觉得自己像坐在搁浅的一动不动的船上，看着大海深处不安的风浪。　　……　　会后转天，我便与李小林通了电话，我把中长篇小说座谈会的种种情况、茅公对《铺花的歧路》的肯定以及关于小说结尾的意见告诉她。我想这会有助于这部小说审稿时通过。没想到李小林说巴老已经看了《铺花的歧路》，肯定了这部小说，也觉得结尾不大好，生硬一些。完全没想到两位我崇敬的文学大师同时肯定我的作品，也同样地指出我的不足，所指出的竟在同一点上，我决定把结尾改好。李小林叫我修改后马上寄给她，巴老决定用在《收获》第二期上。这叫我一下子触到了《收获》鲜明的思想立场。同时感受到又一只巨大、温暖而有力的手撑在我的后背上。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简报

　　李小林编稿相当严格，抓得又紧，很快就发稿和刊出了。“文革”后复刊的《收获》第二期是颗炸弹。与我这篇在北京搁置了至少半年的《铺花的歧路》同期刊出的，还有从维熙的重炮《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张抗抗大胆的呼喊人性的短篇《爱的权利》。这期《收获》发行后，“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收获》编辑部收到一封发自“北京语言学院13楼”的匿名信。信中说：

　　“人民给你们纸张，是希望你们提供好的作品，而不是要这些思想和艺术都很低劣的东西，这类东西名曰批四人帮，其实质是向人民散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搞乱人民的思想。”“希望我们的文学不要步五十年代苏联解冻文学的后尘，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学集中营文学作者索尔仁尼琴，不要学帕斯捷尔纳克。”

　　真没想到，我的这部小说发表前受阻击，发表后受攻击。　　这封信不胫而走，很快北京文坛全知道了。人文社分别于7月4日和7月26日召开两次会，组织社内编辑讨论《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铺花的歧路》这两部中篇小说。主持人仍是严文井和韦君宜。事后，在人文社理论编辑室工作的评论家胡德培在出版局的《出版工作》（1979年第9期）发一篇文章《各抒己见，求同存异》，详述这两次讨论的详情，并以“活跃了民主空气，觉得我社大有希望，不致抹杀和埋没好作品，更增强我们对事业的信心”为结束语。当时看了胡德培那篇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两部中篇小说讨论”的纪要，更钦佩严文井和韦君宜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思想坚守及其品格。　　当年11月，人文社出版了《铺花的歧路》单行本，我请了我的好友画家沈尧伊为这本书画的插图。

画家沈尧伊为冯骥才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绘制的插图

　　那个时代（1977—1979）站在最前沿是伤痕文学。作家不分年龄，主要是三代作家。一代是“文革”后冲出来的，这一代作家“文革”期间都在生活底层，感受着芸芸众生的境遇与心中的苦乐悲欢，作品有鲜明和自觉的平民意识与平民情感，他们是伤痕文学的主力军；另一代是1957年遭受厄运而后复出的一代，这代人把作品的时代背景往前又拉了十年，给伤痕文学注入了反思的意义。再有便是远接五四运动的巴金和冰心。特别是巴金的《随想录》，不仅将自己的创作生命在由世纪初贯穿到世纪末，从现代贯穿到当代，还将那一代作家的良知贯穿到当代文坛。这也是巴金对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至于那些革命年代与新中国时期（俗称十七年）的作家们，很少进入伤痕文学。一是可能与原有的文学观有关，一是心有余悸。记得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引起文坛争论时，我在孙犁家，见他书架上贴一纸条，写着“莫谈小说”四个字。显然那个年代文坛不是个吉祥的地方。　　巴金早在1978年就开始发表《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我好像是从一位来自香港友人带来的报纸上读到的，最早读到的一篇是《怀念萧珊》，非常震撼。我见到巴老是1979年4月，巴老去法国访问之前来到北京，我正好住在人文社。李小林约我一见。那时《铺花的歧路》已在《收获》刊出，我却没见过责编小林，只听过她的声音。小林电话里告诉我正好可以见见巴老。我特别高兴。心里的感觉有点像去“朝圣”。当时巴老住在金鱼胡同一带的和平宾馆，原以为是个讲究的地方，待到了一看，竟很破旧。然而，见到巴老的感觉却十分美好；虽然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使我听起来费劲，但还是听懂他问我当下的写作，下一步的想法，他更关切我的想法。他那时身体还很好，握手时，温暖而有力，叫我感受到他那种“透彻的真诚”。第一次见到小林，她人就像她的声音一样真率。她是不会拐弯的人。她太像她的爸爸。那天她见面就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打算写“文革”中心灵恐怖的中篇。我告诉她，我爱人现在还最怕夜里紧急的敲门声，以为又来搜查和抄家了。这是她的“文革后遗症”。我说“文革”不是肉体的折磨，而是心灵恐怖与虐杀。她当即说她约定这部小说了，叫我写好就寄给她。这便是同年刊载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啊！》。　　那天一位相识的美籍华人作家包柏漪随基辛格访华，她说她非常想去见巴老。经李小林同意，叫她随我去了。那天她还带着一本英译本的《家》，请巴老签了名。可是当晩小林便把电话打到人文社找我，说巴老在我们离开后，看到包柏漪的名片，发现他签名时把人家的名字写错，将“漪”字写成“特”字，觉得特别对不住，叫我去找她把书要来，巴老要改正。　　我说：“没关系，人家已兴奋之极，笔误的事常有，不会当回事的。”　　小林说：“不行，我爸说写错人家名字是不尊重人，一定要改。”　　我便到包柏漪的住处取了书，拿到巴老的旅店，改好再送回去。我现在还记得包柏漪收到书感动的样子。　　这件事叫我领略到别人在巴老心中的位置，还有他怎么处事待人。

巴金改写扉页上题写的名款

　　在巴老从法国返回北京时我又去见一次小林。小林正在和一个瘦瘦干练的中年男子结算外币。桌上散着些纸币与硬币。经李小林介绍他是巴老访法的全程翻译，法文十分好，通晓西方现代文学，也在写东西，名叫高行健。后来，他的现代戏剧《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上演，闹出轩然大波，跟着他又写了一本小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后又闹出轩然大波。我和李陀、刘心武三人决定用通信方式推荐这本书，意在提倡文学形式与文本的创新。这一来，触到了当时尚未解除的另一个禁区，把我们也卷入很激烈的争议的旋涡。同时带来了一场形式试验甚至是一场“文本革命”，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本文选自2015年第5期《点滴》，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节录自冯骥才《凌汛（1977-1979）》，原刊《收获》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