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于正郭敬明，能不用大字报式的语言吗？|杨时旸专栏
一封联名信，剑指于正和郭敬明。
一时间，大快人心。
我们不难理解这封信背后的愤怒，然而，这封信却透露了一种危险的信号。
特别声明：本号及作者与于正及郭敬明毫无经济或其他形式上的瓜葛，我们对其已被法律审判之抄袭行为深表谴责。同时，我们也一贯坚决反对针对“污点艺人”之无限期、无限制封杀行为。
我不喜欢郭敬明，但更厌恶用道德文章来打他
文|杨时旸
作者简介：普通影迷，媒体编辑，纯粹写字，不混圈子 ，某种程度上相信娱乐新闻里潜藏着人们的潜意识以及一个时代的病理。
开宗明义，我也一样厌恶抄袭，认为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抄袭是巨大的耻辱，我也同样不喜欢郭敬明和于正的作品，但那种不喜欢更多的是出于审美价值判断和个人品味的本能选择，在此基础上，我必须明确地讲，我更不喜欢那一百多名编剧联名信中所溢出的泛道德主义的酸腐，以及那种深入骨髓的、被宣传腔所侵蚀过的陈词滥调。
于正和郭敬明因为参加综艺，频上热搜之后，一百多名编剧联署要求该节目组以及以后的其他节目组将这两个人彻底列入黑名单，文章将二人称之为“文贼”。主要理由是这二人都曾有过抄袭的前科。这些编剧的意思是，文贼是不可以被原谅的，至少不可以再以如此的高调的方式大张旗鼓地露面，而且还以什么“导师”的身份。
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拍手称快，似乎是一群侠义之人终于集结向无人敢问的恶势力发出了正义的呵斥。最近这些年，骂郭敬明和骂于正是一种毫无成本又绝对安全的政治正确表演，似乎谁都能骂上一骂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如过街老鼠般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编剧先是指控启用这两人的制作方为“唯收视率论”“唯流量论”，他们声称，既然吸毒嫖娼的艺人都受到了惩罚，有道德问题的艺人被限制出镜露面，那为什么这两个文贼却能大张旗鼓地继续上节目被追捧。
那我们先说唯收视率论，再说所谓污点艺人的工作权利。
不知道这些正义的编剧们有没有看过一部著名的美剧《继承之战》，在那部描写美国媒体巨头的故事中，有个有趣的细节，在法庭质证环节，同样义正辞严的议员站出来质问那家媒体的道德义务，但那家媒体的负责人心平气和地讲，在美国，上到《纽约时报》下到下九流的小报和广告册页，都是企业，也就是说，这一切媒介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的唯利润论的，唯流量论的，如果想去找那些自己声称的以道德教化为目的，不考虑利润的“媒体”，只能去朝鲜或者俄罗斯。
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正常且全面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媒体是一门生意，他们有权自己去决定启用谁，不用谁，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当然，很多媒体被冠以良心和道德的名义，说成瞭望塔，说成第四权，但那依然是一种眼球经济的、“利润法则”之下的副产品。而一旦权力大张旗鼓地声称，要以理想之名，道德教化之名，打造一种所谓的不唯眼球论的媒体，那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退一万步讲，如果非要选择，那么正常人都是宁可要媒体上充斥烂俗的商业剧，也不要充斥虚假的说教腔。前者是真低级，后者是假崇高。真永远比假更动人，哪怕那些真的东西如此不堪，如此无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们应该允许那些市场经济中的公司选择自己启用的人员，如果他们连这个自由都没有，他们还能留下什么呢？这些联署的编剧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创作所面临的外部限制到底有多大吧？
再退一步讲，说到底，郭敬明和于正参加的那些节目根本不属于艺术创作，那本身就是一种选秀，一种标准的眼球经济，一个眼球经济的节目，强迫节目组拒绝有眼球效应的人，而选择那些他们口中所说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又会是怎样的一幕呢？这档节目也并没有颂扬抄袭啊，并没有让郭、于二人作为导师传授抄袭的经验啊。那他们应该怎样在节目中出现呢？像秦桧一样跪在评委席旁边，当做反面教材吗？
我当然希望每个节目的嘉宾既有真才实学又长得倾国倾城，学富五车又两袖清风，可是那存在吗？我们曾经不是没尝试过，那些强制矫正之后的灾难都忘了吗？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市场的选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起来是呼吁行业自律，实则期待以造势的动能最终打动了权力，以行政手段实施有效且严酷的裁决。相对于现在，那更糟糕。
我们再说污点艺人的概念。一个正常的环境下，只有污点证人，什么叫做污点艺人？所谓污点艺人，无非就是设置了一个前提，即艺人必须同时担负着道德标兵的角色，可艺人有这样的义务吗？
在那封联署信中，那些编剧们已经默认了权力对于污点艺人的打压无需探讨，认为剥夺那些“污点艺人”的工作权利是正确的，是亮剑，是斗争，但真的如此吗？我们白纸黑字的法律都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有公平的获得工作的权利，你凭什么认为一个艺人出了轨，约了炮，就不可出现在镜头前？
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摇头晃脑地出来说，只是不许你抛头露面，还可以去做其他工作啊。我们每个人掌握的工作技能是极其有限的，你只会做饭，现在禁止去做厨师，你可以转头就去4S店修车吗？对于很多演员而言，禁止露面基本上就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为这些鼓与呼的人不会感到自危吗？
在那封信里，对于郭敬明和于正出镜，那些编剧又搬出了那句“对青少年树立了非常坏的榜样”这样的警示。中国的少年儿童实在太可怜了，他们不但被认为意志力极其脆弱，每天都被一些艺人影响来影响去，毫无是非判断能力，而且还没事就被另一群艺人拿出来当挡箭牌，以青少年的名义要求封杀这个，下架那个。如果你们真觉得看个综艺，追个连续剧就能让人从善如流或者为非作歹，那组织全世界的人收看咱晚七点的新闻，那不就能实现世界和平了吗？你们信里说的这些，自己相信吗？
在公开信的最后，这些人呼吁，“媒体平台要多宣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服务。”什么叫德艺双馨？什么叫为人民和时代服务？这些话语作为宣传的口号，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其逻辑，但现在这些话从一群艺术家的口中说出来就实在太迂腐了。
德艺双馨由谁来评定？以什么标准？要成立个德艺双馨艺术家评定委员会吗？要按照职称颁发工资和补贴吗？什么叫宣传时代和人民，又什么叫背离时代和人民，如果你们真的是艺术家，就应该明白，艺术首先永远是个人化的，作品从客观上可能会变成一个群体的代言，一个时代的切片，一个国族的象征，但它最初的出发点一定是个人主义的，只有“我”，而不是“我们”，刻意强调“我们”的都是宣传，述说“我”的才是艺术。
再退一万步讲，那些被认定为“污点艺人”的人们如今都落得如此下场，如果真要被冠以背离时代和人民的帽子，会沦为怎样的境地呢？真不敢深想。那些联署的编剧中有很多人，我非常敬重，在如此艰难的外部环境下依然写出了值得尊敬的作品，而那些作品在面世前也经历过诸多波折，你们都忘了吗？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的作品被冠以背离时代和人民的帽子，你们又会怎么想呢？
我们不要因为想解决一个眼前的问题而唤出利维坦般的野兽，否则，有一天，那野兽会吞噬一切。我们要分清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要允许一种灰色地带存在，要相信市场的选择，要给予市场时间。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之下，更要慎用道德主义，要警惕以理想、道德之名可能呼唤出的权力之棒。
我相信，那封联署信件是出于一百多名编剧真实的义愤，我也从情感上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正因为如此，才觉得悲哀，因为那封信中下意识里所流露出的态度，所使用的词句，都是被宣传腔形塑过的，被道德文章浸泡已久的。一群最优秀的文字艺术家，连愤怒都没能发出一种独自的、个体化的愤怒，到底是什么酿成了这一切呢？
编辑|徐元
排版|左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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