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语与佛典

犍陀罗风格佛陀立像（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叶少勇/文

犍陀罗语（Gāndhārī）是古代印度的西北部方言，是中古俗语的一种，由西北印度的文化中心——犍陀罗（Gāndhāra, 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而得名，这一地区曾是佛教学术重镇，也产生了深受希腊风格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风格佛像（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犍陀罗风格佛陀立像（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佛陀苦行像（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犍陀罗语有专属的书写字体，从右向左书写，名为佉卢虱底文（Kharoṣṭhī），简称佉卢文，也意译作“驴唇体”。以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流行，曾是贵霜王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并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在汉语语境之中，“佉卢文”即可指代犍陀罗语。虽然也有用佉卢文书写梵语的个案，但是数量很少。现代学术界对犍陀罗语的记录采用拉丁字母转写方案。

段晴：《佉卢文字符表》（部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

第237页，中西书局，2013年。

百余年来，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我国新疆地区陆续出土了抄写于桦树皮之上的犍陀罗语写卷，学术界破译了这种逝去千年的语言，发现这些文献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经，其中有法藏部所传的小乘经典，也有初期大乘经典。

相比梵语和巴利语佛典，现存犍陀罗语文献的数量不多，世界范围有能力从事研究的学者则更为稀少，国外的研究团队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美国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教授为核心的团队，主要研究大英图书馆藏品以及斯尼尔（Senior）藏品，披露了《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法句经》、《无热恼池偈》等一批重要早期佛教文献。

犍陀罗语佛教譬喻文献（大英图书馆藏）

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克（Harry Falk）教授与慕尼黑大学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所主持的“犍陀罗出土早期佛教写本项目”（巴伐利亚科学院所属）团队，主要研究巴扎尔（Bajaur）收集品，披露了《经集》、《法句经》等一批早期经典，以及《八千颂般若经》、《阿閦佛国经》等大乘经典。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八千颂般若经》残卷，保存了第一品和第五品的部分段落，其抄写年代能追溯至公元1世纪，是目前存世的最早大乘佛经。现代学者通过比对这部经典的犍陀罗语本、梵语本和汉译本，发现支娄迦谶于公元179年译成汉语的《道行般若经》（亦即《八千颂般若》）的底本，很可能就是犍陀罗语本，而犍陀罗语也很可能就是这部大乘经典的撰写原语，其后才转译为梵语，并且随着流传而篇幅逐渐增广。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大乘佛教文献和思想的起源与流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存最早的大乘佛经

公元1世纪抄写于桦树皮之上的

《八千颂般若经》犍陀罗语写本残片

此外，挪威邵格延（Schøyen）藏品中也有一些犍陀罗语文献，由上述两个团队的多位学者参与研究，其中包含《贤劫经》、《菩萨藏经》、《集一切福德三昧经》等大乘经典。

公元3世纪以后，伴随政治格局的变迁和佛教文献的梵语化，佉卢文在印度西北被弃用，而在新疆地区操印欧语系语种的古代先民之中，迟至四五世纪仍在使用佉卢文书写犍陀罗语文书。

在新疆和田的尼雅地区出土了大量佉卢文世俗文书木牍。尼雅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王国——精绝国的所在地，有关精绝的最早记录见于西汉的史籍，东汉以后臣属于鄯善国，后来鄯善为北魏所灭。唐代玄奘西行东归时路过精绝故地，已是“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进行考古挖掘，得到的佉卢文文书近千件。其后也有零星考古发现。至20世纪90年代，中日合作对尼雅遗址展开调查发掘，发现佉卢文书50余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曾发表释读与研究论著。

近年来，在段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南道非汉语文书的释读与研究”课题的推动之下，北京大学开设了犍陀罗语研究课程。由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师生组成了我国唯一的犍陀罗语研究团队，于2013年发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佉卢文世俗文书，并且初步完成了和田博物馆藏新出土的30多件佉卢文木牍以及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中所发现的50余件木牍的研究与释读。这些木牍记录了精绝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信息，包括征税诏书，官司判决，牲口、土地、物资买卖契约，贸易纠纷、遗嘱、分家、离婚协议等，生动再现了这一西域沙漠绿洲文明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段晴、张志清主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

中西书局，2013年

马伊利六年（约公元295-298年）人命官司判决文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张雪杉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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