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焦虑？上纽教授谈心理健康数字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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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前，世界各地就已有超过2.6亿人饱受抑郁情绪的困扰，每年新增的抑郁症案例数量高达近1.3亿。疫情暴发后，数十亿人被迫陷入孤立隔离状态，从人际关系、工作到食品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急剧增加，全球人民的精神健康状况都受到极大影响。因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心理治疗难以通过传统的面对面方式进行，加之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稀缺，多国政府及组织机构因此开始采用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即在网络平台、移动设备或电话上进行的低强度治疗方案），以改善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

3月31日，上海纽约大学公共卫生教授Brian J. Hall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域办公室精神卫生及药物滥用技术主管Martin Vandendyck邀请了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八国的研究人员及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一同探讨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手段的现状与前景。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不仅可以满足疫情期间的众多需求，也可以解决治疗护理时面临的诸多阻碍，缓解全球心理健康问题的棘手现状。

WHO日內瓦总部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的Ken Carswell博士、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Pim Cuijpers发表了开幕演讲，探讨在心理健康基础设施较落后地区，尤其是亚洲，数字化干预在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方面的发展前景。

11位专家学者作为WHO西太平洋区域嘉宾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北京大学的甘怡群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任志宏教授介绍了各自的创新项目，探讨如何设立并实施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手段，尤其针对在疫情期间受焦虑和抑郁情绪影响严重的年轻群体。

在此，我们邀请到Brian Hall教授与我们分享其在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领域的丰富经验，了解这项创新手段对于挽回世界各地饱受抑郁折磨的成千上万条生命有何帮助。

心理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在有些地区，寻求心理援助已不再是或很少是一件羞耻的事。不过即便如此，接受有效的心理治疗依然面临重重困难。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Hall：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与骨折等生理疾病有所不同，不少人因抑郁或焦虑或许没有达到急需治疗的程度而选择独自默默承受。因此，一些公共心理健康干预方法旨在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自然也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不过许多人即便意识到治疗需求，仍然不愿寻求帮助，这可能是因为对治疗过程缺乏了解，也可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治疗。社会文化中倾向于将寻求心理援助之人污名化，这也可能阻碍人们采用传统的面对面形式的治疗方法。

另一个问题是获取帮助的途径。老百姓可能无法负担心理治疗的费用，或者能提供治疗的人员数量短缺。多数国家的治疗缺口差距大，尤其是边缘群体获取帮助的途径更少，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群体所在地区或社区的心理健康相关护理人员的数量有限。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是全球致残、致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更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

Brian Hall教授于2020年秋季学期加入上纽大。此前，他曾在澳门大学担任全球和社区心理健康研究小组负责人

数字化对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有何裨益？

Hall：基于实证的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具备我们所说的“可拓性”（“scalable”），因此不必改变方案本质、也无需培训大量的专业护理人员，即可轻松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迅速实行。数字化治疗计划对人力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它们可以成为成本效益高、可持续的个人治疗替代方案。此外，由于这一手段不受空间、时间限制，且具有一定私密性，所以它还可以减少寻求心理治疗的污名和耻辱感。

不过，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并不能全面解决所有心理问题。它可以作为优化服务组合的一部分，满足大量有中度心理困扰人群的需求。小部分有较严重心理困扰的人群需要线上线下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包括数字化干预，以及面对面治疗与药物辅助管理。

目前我正通过WHO带领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制定一个政策框架，解决太平洋区域（包括东亚、大洋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边缘人群的心理健康差距问题。在WHO推广的心理健康解决方案中，这些数字化手段正日益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且将在我所带领的项目中对西太平洋区域的心理健康政策建议发挥巨大作用。

您提到通过数字手段干预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及抑郁症，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服务这些有需要的群体？

Hall：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旨在为有需求的群体提供更多在中国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中国青年和菲律宾劳工一直是我研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平均每四位中国青年中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或其他常见的精神障碍，学业和初入社会的压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此外，亚洲有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劳工，他们当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患有常见的精神障碍。这两类人在寻求心理治疗时常会面临文化中的污名化或耻辱感，且很难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利用与文化相适应的数字化干预手段，真正为解决所在地区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积极改变。为此，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鼓励这些人群一同参与数字化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我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一款WHO开发的名为“Step-by-Step”的程序，将其作为针对菲律宾劳工和中国青年的基础干预治疗手段。“Step-by-Step”用插画故事讲述个人处理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方法，教授行为激活和压力管理策略。参与测试的用户每周可通过电话或与社区助手在线聊天获得15至20分钟的指导，社区助手均为受过培训和指导的非专业人士。我们用数月时间与这两类人群开展焦点小组访谈，改进“Step-by-Step”的故事内容、插画和语言文字。然后我们对改进版进行了测试，测试对象是受抑郁困扰的菲律宾劳工和中国大学生。我们还对正参与和已经退出的所有用户进行了质性访谈，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          

Hall教授及其研究伙伴与焦点小组、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员、插画师、作家和软件开发人员密切合作，分别为菲律宾劳工（上）和中国青年（下）创作了不同的 “Step-by-Step”改进版本

为什么要创作不同版本的应用程序，而不是仅仅将内容翻译成目标用户的语言？

Hall：大量证据表明，调整视觉效果和概念内容可以改善方案的干预效果。选择背后的动机在于文化。因此，理解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服务的群体生活中的压力及应激因子。在用干预手段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过程中，文化可以告诉我们人们寻求治疗背后的原因，它帮助我们了解由于求助者所面临的心理问题，他们会觉得有哪些社会角色自己将难以胜任。

例如，大多数菲律宾劳工在外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家人汇去更多钱款，他们往往会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因此，当我们为菲律宾劳工改进“Step-by-Step”程序时，故事要点就和为家乡亲人奉献有关，以及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更好地供给家用。而对于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优异的成绩为家族争光是社会文化寄予他们的期望，因此很多人承受着极大的学业压力。针对这一群体，我们调整了“Step-by-Step”的叙述方式，将重点放于学校的相关问题，以及学业与获得社会成就的关系上。

项目的下一计划是什么？

Hall：临床试验中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改进版本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可能是寻找像大学这样的合作机构来扩大项目规模，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干预服务。不过我们也收到一些反馈，部分使用者对其他附加功能感兴趣，如游戏或与同伴互动。这些元素超出了我们现有应用平台的适用范围，因此，接下来的另一个可能方向是与应用开发商合作，迭代一些程序的附加功能，然后测试哪些功能在维持用戶稳定使用程序和缓解用户症状方面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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