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2019届校友赵雪涵：用历史的眼光看世界，满怀信心迎接不确定的未来

上海纽约大学2019届毕业生赵雪涵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受到了全球疫情的影响。她在学校上网课，接受隔离。疫情状态下全球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引发了她的思考。她从历史角度出发，搜集了满清大瘟疫流行时期的报纸和其他可考文献，对当时社会的应对情形进行了研究。她的论文《满洲大瘟疫：一个关于建国的事件和一些未被记录的经历》关注疫情的政治化以及底层人民真实体验，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为她赢得了斯坦福大学首届Connie Chin纪念奖。校友号与她进行了一次对谈，以了解她的研究初心，以及硕士求学期间的所学所获。

赵雪涵

2019届上纽大世界史（全球中国学）毕业生，教务长奖获得者

2021届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和公共政策双硕士，奈特-汉尼斯学者

问：在斯坦福两年的求学生活感受如何？与在上纽大相比有何异同？

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在综合发展、领导力培养、个人生活，以及社区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虽然是第一次在美国生活学习，却好像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另一个家。虽然疫情肆虐，东亚研究和公共政策这两个学术项目也在这一年里竭尽全力为大家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虽然疫情把同学们困在了小小的一方屏幕里，但移师线上网课之前，师生们的交往已为大家打下了共渡难关的坚实基础。在过去两年里，无论线上线下，在学术上遇到问题时我有人请教，生活情感上的难题也能找到朋友分享。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痛哭一场后我还是会饱含热情地再次出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来不会觉得无助和寂寞。

就个人感受而言，在上纽大国际化与多元化的学习生活体验是极少有学校可以比拟的。斯坦福是大家公认的世界顶尖名校，但就文化、历史渊源和所处社会环境来说，它是一所典型的美国大学。我在斯坦福对中美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了解。这充分得益于上纽大教会我的“无论在任何新的地方，都要对新文化持有一种积极探索”的心态。

赵雪涵在东亚研究硕士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在线致辞

问: 为何想要研究这样一个选题？时事热点是怎样影响你的具体研究的？

学历史，学的是用历史的眼光看世界。全球疫情来得措手不及，然而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对其反应绝不是偶然。我们对疫情的解读和应对，以及各种措施的实施效果都是在历史环境中一点点积累塑造而成的。2020年，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为什么要隔离？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为什么（不）愿意隔离？为什么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会被视作社会问题？为什么一场生物学和医学危机会演变成政治家之间的博弈？为什么“疫情始于哪里”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疫情发生时，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为何说有的代价“十分值得”？类似这样的问题，都要在史料和史书中找答案。所以，研究历史，是为了读懂、读透当下，从而更好地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至于为何要选择民族国家作为该问题的研究切口，我是在宿舍隔离闲来无聊时听到了网上关于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播客。这是一段本来少有人知的历史，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它突然走进公众的集体记忆。我也由此开始阅读关于东北大鼠疫的学术著作。从播客主、记者到历史学者，许多人将东北大鼠疫事件冠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次”：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现代医学手段防疫、举办国际研讨会……东北大鼠疫事件可谓是一次“开天辟地的不幸”。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鼠疫发生的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的东北和大部分今天的“中国”应该是“清国/清朝“的疆域。那么到底何谓“中国”？这场瘟疫在从“大清”到“中国”的变革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同样是面临疫情，1910的“中国”和2020的“中国”有何异同？这是我想探究的问题。

左：《盛京时报》刊印的鼠疫插画；右：赵雪涵撰写论文期间研读的史料

问：你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否是对上纽大求学期间研究兴趣的延续？

从上纽大到斯坦福，我的研究课题并不单一：大一有“一带一路”战略、大二有秦汉时期西域的古墓、大三有近现代中日关系、大四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研究生有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这些研究课题在时间、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跨度都很大，但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中国的自我认知以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的联系，是为“全球中国研究“。

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我汲取着”开放“的养分成长。地球越来越小，各地间的冲突有时却越来越烈，国家和文化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和相互攻击让我深感担忧和痛心。我想做的是在多多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基础上，增进不同文化间的联系、理解和共情，让肤色、信仰、语言不同的人们不因差异而相互割裂，只因”生而为人”的通力合作同谋幸福。

问: 你是如何开展研究的？

我主要研读了三种不同的文字材料和一本图片资料：1）当下大众流行文化对“东北大鼠疫“的描述，比如播客；2）历史学界对此次鼠疫的已有研究；3）鼠疫发生前后七个月（1910年10月—-1911年4月）间的印刷媒体：《盛京时报》《申报》《东方杂志》；4）日本关东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有关东北大鼠疫的照片集。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无法回国查阅相关档案。万幸老报纸和照片集都能找到扫描电子版，每一页报纸我都反复研读，关键信息处有做逐句抄录以方便组织和拓展思路。我一边读着一百年前的老报纸，一边接受最新的新闻推送，把史料中的发现和每天的头版头条放在一起，就好像时空突然重合了，而我在其中寻找历史的吉光片羽。

问：你目前手头还在进行哪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方向？接下来个人的发展如何？

我会对获奖论文做进一步拓展和修改，争取在期刊发表，在更广阔的平台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也请更多人批评指正。目前我在东京的三菱研究所未来共创部门实习，实习期间的研究更注重实用性，主要是探究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及东亚各国于后工业时代的环境污染、老龄化和生产过剩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当然，以环境和经济为代表的问题从来不止于国界，而我也会将重点放在如何统筹国际力量来改善或解决这些问题上。另外，我的公共政策项目也即将进入毕业答辩阶段，我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围绕精神健康这个议题向美国加州政府部门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在过去两年里，我还和斯坦福高中和斯坦福国际教育项目合作，设计和推广面向各国中学生的暑期项目，并以各种方式推进中美高校间的交流共建。

我还没有决定毕业后的最终去向，攻读博士、在跨国公司工作、去智库做研究，或者为国际组织服务都在我的考量范围内……一切皆有可能。但未来我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或研究，都一定会延续“尽绵薄之力来促进文化和国家间沟通和理解”的初心。

左：骑行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右：和同学一起组织活动庆春节

问：对有志于在人文如世界史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上纽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思路或者建议可以分享？

无论做学术与否，研究和思考的方法于万事万物是相通的。我们会忘记几年前写的论文的结论是什么，但提问、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会使我们所向披靡。每个人的成长都没有模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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