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俊先生

【往期回读】

我和长俊先生

江都区育才中学   徐天栋

作者徐天栋：1981年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硕士，中共党员，江都区育才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从教30年来一直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工作，并担任近20年的班主任工作。曾多次参加中央教科所德育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并两次获得“优秀实验教师”的称号。长期从事德育研究及家庭教育的研究，有2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省、市级一、二、三等奖或发表。曾多次获市、局、校级表彰。本号发表过的作品有《回家的感觉真好》《老爸与成功教育》。

韶华易逝，岁月倥偬。转眼我已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这意味着我将惜别从事近四十年的教育生涯。回忆过往，总有一些映像较为深刻的人和事，袁长俊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

长俊先生虽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但他的心态、精力乃至酒量与一般五六十岁人难分伯仲。自认识那天起，我们之间的交往从未间断，且日久情切。我之所以称他先生，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我高中毕业时的政治老师。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弟兄、同事、老友等。

一九七八年，上高三的我与已分配到郭村中学任教的哥哥同住在教师宿舍，开学后不久，新调来的政治老师长俊先生与我们同室，不久，他的大儿子袁忠也转至郭村小学上四年级。他秀顶，说话中气较足，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人显得干练。从他与哥哥的闲谈中，我得知：我们两家还有亲戚关系，家父与他家已有几十年的交往。联系父亲过去所讲述的他的经历，我基本弄清了我们两家的来龙去脉。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因家境贫寒，年方十几岁的父亲来到麾村杨柳湾一户袁姓人家打工，女主人是父亲的一位堂姐，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一些家务活和带小孩，小孩就是现在的长俊先生。年底不仅能有一身新衣服，还能带些米面回来。数年后，父亲不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所幸的是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九五五年又荣归故里。回来后不久，他曾穿着军装，带着糖果，前去看望堂姐一家，此也足以说明当年堂姐家对他的好。几个年尚幼小的外甥见有当兵的到来，都吓得东躲西藏，后在父母的呼唤之下，才纷纷走了出来，又在母亲的引导之下，叫了“舅舅”，拿了糖果，转惧为喜地吃着糖果散去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无论做“社教”工作，还是开现场会，只要路过杨柳湾，家父都会拜访袁家，并会被留下吃饭，叙往日的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年春节，姑父母也曾应邀到我家做客。因此，袁家的几个子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家父是他们的亲舅舅！

由于老师加亲戚的关系，我对长俊先生的课听得格外认真、专注。他上课颇有激情，语言流畅，板书工整有序。讲述时，习惯双手交叉于胸前，知识点烂熟于心。比如，在讲“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题时，不看讲稿，所述内容与标准答案完全一致。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我还曾产生将来当一名政治老师的个人规划。

在刚恢复高考制度两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复习资料是无比稀缺的，江都教育局组织各学校骨干教师编写资料供学生使用，长俊先生参与其中，可见他在政治教学方面还是有一定造诣的。遗憾的是在编写人员的名单中将“袁长俊”打成了“表长俊”。

在高三年级一年的相处中，我们颇为融洽，他一直关心鼓励着我。在他很忙的时候，我和几个比较优秀的同学，还曾帮他批改过试卷。我的各科成绩除语文略显不足，都十分优秀。有时他外出开会或周末回家，都会将儿子袁忠托付我照应。我们同在一室各自做自己作业，我还会带忠托同去操场打球、同去食堂打饭、同在校园溜达。忠托十分单纯、讨人喜欢，总是叔叔长叔叔短，问这问那的。忠托有什么好吃的，如他爸爸为他制作的西红柿伴白糖，在那个年代是一种美食，总要让我尝一口，不尝还不答应。

当年的高考，不知主管部门的哪位领导的哪根筋搭错了，将大学与中专分成两份试卷来考。深受“跳农门”思想的影响，作为预选第一名的我选择了中专。长俊等三四位资深任课老师一同向哥哥提出让我改报大学的建议。哥哥征求我意见时，我却固执己见。成绩发布后，我比中专分数线高出37分，一些远不及我的同学竟然考取了本科。此举造成我终身遗憾！

谁知更糟糕的事情还在等着我。很快，到了去江都体检的时间，去时兴高采烈，回时百无聊赖。我的体检结论：肺结核活动期。体检后，同学们在机关幼儿园纷纷忙着填报志愿，我却像天塌下来一般，呆呆地立在一旁无缘填报。目睹我的情形，长俊先生说：有你的志愿表，你先填报上去再说。我面无表情的拿起志愿表，将保底志愿的师范类放在了第一志愿。回家的路上，我目光呆滞、情绪跌至冰点。一路上，长俊先生给予亲人般的关怀和鼓励，一会儿说次年还有机会，也许会考得更好，一会儿说回去先好好治疗，也许还可能有复检的机会。我始终低头不语，不时檫去无助的泪水。尽管是下午五点左右，阳光尚未褪去，我却觉得整个世界灰蒙蒙的。不知过了多久，公共汽车驶入郭村车站，老师们同学们纷纷下车，我却像迷途的羊羔畏缩在座位上，隐约感到人们投以同情的目光，有些好心的同学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在长俊先生几次的提醒之下，我才回过神来，无力且缓慢地随他下了车。尽管他急于回家，但看到精神恍惚、不能自主的我，放心不下，便止住回家的步伐，将我送到学校，想送到我哥哥跟前，我就像迷途的孩子，依恋地跟着他。来到学校后，发现哥哥不在学校。在那个通讯很不发达的年代，长俊先生犹豫了片刻，又领着我来到了学校唯一的电话室，将电话打到我父亲处。在近半小时的等待中，他一刻也没离开我并不停地做着我的思想工作。直到父亲到来，他才放心离去。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并将终身挥之不去。在以后的几十年的交往中，他时有对我的批评，有正确的、有误会的，我从未往心里去，因为与之相比，那些就算不了什么！

当年的文教局局长曾是父亲的老上级。在父亲的恳请之下，局长答应：先回去治疗，复检后再做定论。经一个月左右治疗后的一天，我随哥哥来到郭村中学散心，恰巧就在当天，接到了局要求我去江都复查的电话通知。随即在哥哥的陪同下，充满希望地骑着自行车去了江都，并顺利通过了体检。

自然，我被第一志愿扬州教育学院（中师班）录取，与我们同一校园的都是大专班的学生。尽管校园是新的、老师是新的、同学是新的，但除了语文学科有新的内容并有像丁帆、王公亮、严丽芳等老师任教，其余学科几乎都是高中内容，压根儿老师就不知道我们是高中毕业上的中师，我颇感失落。我常写信给长俊先生，向他汇报我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未来打算。有一次我还表达了对袁忠小侄的想念，他几乎每次回信给予指点，还曾在一次信中夹了一张袁忠的全身照。在师范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业余时间里，我疯狂地学起了英语，以备不时之需，且乐此不疲。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郭村小学，在哥哥的推荐下，在邵俊和庄能森老师的考核后，我借用到并于两年后调至郭村中学任教英语，又与长俊先生成了同事。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进步的人。刚任教不久，我就在同事面前流露了：既然在中学教书，就要能成为高三把关教师，此乃我之追求！许多人闻而不语，有的背后说我狂妄。长俊先生一直还是鼓励我的。在任教半年初一、初二和三年半初三后，我就成了专职的高中教师，在郭村中学教了近十年高中毕业班，并一直担任班主任。我边教边学，将别人娱乐、闲谈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不仅研究教材教法，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且每天坚持晨读。我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同事，更感动了学生，一些好学上进的学生与我共同进步。在那个学历看得比人格还要重要的年代，我终于在八十年代获得了大专学历，九十年代获得本科学历，再后来还获得教育硕士学位。九十年代初，我入了党还当上了教导处副主任。

在郭村中学的十五年的工作当中，长俊先生一直是我的领导和导师。在学业上，他一直鼓励着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尤其是班主任工作上指导着我，在我迷茫时，适时开导我；在有机会时，尽力举荐我；在我工作中有不当时，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我。总之，我的进步与他是不无关系的。

几十年交往，凡大事我们都相互邀约。他的几次大生日、二子的婚礼等，我都如约而至。以往只要有机会到杨柳湾，我都会带一份薄礼送给两位长辈，一来是对长辈的尊敬，二来也是对他们曾经对父亲善待的感谢！由于他以身作则，他弟兄四人对老人孝敬有加，他的父母双双活过百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如今，我调至育才中学已二十二年，他二十年前就已退休，定居江都。我们的交往始终未曾间断，他一直关注着我并为我的进步而高兴。

长俊先生是一位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

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