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爷爷
【往期回读】
记忆中的爷爷
小纪 花善祥
作者花善祥：小纪镇竹墩村人，老文艺工作者，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
我爷爷的大名叫花如根，小名叫黄毛九儿，绰号叫红眼儿。
今年是爷爷诞辰一百二十年。我忍不往拿起笔为爷爷写点什么。大凡世界上的事太普通了，倒反而难做；一个纯粹的普通人，也很难被叙写。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想写他，但一直难以下笔。不写他，我又有负疚之情。这种情感折磨我好多年，爷爷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倒越来越清晰，虽然我对爷爷的记忆仅有一年。我的记忆是从六岁开始的。于是我写下以下这点文字，根本算不上为爷爷树碑立传，只是表达一点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爷爷是个苦命的人，九岁那年成了孤儿。曾爷爷只留下两亩薄田和两间草屋。爷爷到有钱人家当放牛郎，工钱没有，只管一天三顿饭，汤汤水水瓜菜代总算能吃饱肚子。家中两亩薄田由本家叔叔代种，年底被分一点粮食。爷爷生来矮小瘦弱，没有十八拳高，但干起活儿比同龄人强。他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早上一大筐晚上一大筐，又肥又嫩的青草背回家给牛当夜料。主人见他勤快，偶尔赏他一个烧饼。爷爷磨刀有诀窍，不费一袋烟功夫一把镰刀磨得锋快，刀口不卷，刀尖刀根一样锋利。他不但每天磨好自己用的割草刀，还为主人一家磨好三把镰刀。爷爷割草既快又好，用的是“盘刀法”，割草时眼睛从不看刀，左手盘草，右手连连下刀，左右手协调一致，直至左手盘的草达到理想的数量才歇手放草。这种“盘刀法”割草，效率很高，且割过的草根一刷齐，令人啧啧称奇。爷爷成年后，割麦割稻在庄上数头牌，又快又好，不㪚麦稭稻稭。最为人称赞的是，爷爷割过的麦桩稻桩几乎是平地，一崭齐。乡邻们说，爷爷割过的麦田稻田拾不到落地的麦穗稻穗，连麦桩稻桩都无法拔（人们收割后要把麦桩稻桩拔下来烧锅）。放了三年牛，爷爷就回家耕种自家的两亩薄田了。
我无法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怎能耕种两亩田，为此我多次询问村庄上老人。九十五岁的韩木匠告诉我：“你爷爷了不起，种田是把好手。不单单是能吃苦耐劳，他会用脑筋。哪家田种得好，他就朝哪家跑。早上下田，带着一大缽粥，吃到天上出星才回家。不到三年，你爷爷就租种人家两亩田，不到五年你爷爷就买了两亩田。”我爷爷不到三十岁手上就有了二十六亩田，这些田都是庄上高田，一年稻麦两熟，还常常套种一熟胡萝卜。爷爷最风光的时候，家中有二十八亩良田，脚车牛车等大型农具一应俱全，还雇用一个放牛娃，两季农忙时常常雇五六个人帮工。
那个放牛娃后来成了我妈妈的舅舅，即我的舅爷爷，名字叫滕承良。他在我爷爷家放牛享受的待遇是，和我爷爷同一个锅里吃饭，一年四季的衣服由我爷爷供给，年底还从我爷爷那儿得到作为工钱的三斗米。我爷爷非常疼爱他，为他张罗媳妇操办婚事。我爷爷种田的手艺，也都传给他。成立人民公社后，舅爷爷先当生产队长，不久就担任南桥大队大队长。他在大队长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南桥大队的农副业生产成了竹墩公社的排头兵。公社干部有意培养他入党，可他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我小时候家里穷，弟兄姐妹多，到花如根家放牛。谁知我这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不但吃饱穿暖，年底还有三斗米工钱。如果我不去放牛早就当了饿死鬼。我订亲结婚都是花如根一手操办的。”这哪是忆苦思甜？简直是歌功颂德。公社干部狠狠地批评他，要他在大会上作检讨。舅爷爷说：“讲话要凭良心，我讲的句句是实话。”入党是泡汤了，还差点被撤职。
现年八十六岁的滕祖宏老人和我谈起我爷爷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你爷爷在我们庄上种田数这个——”他伸出大拇指连连摇晃，“到你爷爷家做生活（指帮工），吃得好，早上糯米粉面圆子，二顿是两面黄油汪汪的糯米粉饼，中午酒肉饭，晚茶不是饼就是油煎粽子。吃是吃得快活，可一天生活不是哪个人都做得了的。比如，早上割麦，不到中午挑把，下午耕田、下肥、上水（车水），傍晚插秧。这一趟生活做下来，没人不喊吃不消。”我纳闷地问：“我爷爷那么单薄的身子，也跟你们一起干吗？”滕祖宏哈哈一笑：“你爷爷瘦归瘦，浑身精骨肉，做起生活凶得没命。他除了挑担让点档，割麦割稻都是打上趟（意为排头兵），耕田耙地更是不在话下。你爷爷把种田这本经念得熟透了。他估田亩产量，十拿九稳。在一方田的四角转一圈，就能测量出每亩能打多少斤。他选种育秧，有独门绝技，还会看天时测风雨。我们都跟他后面种田。”
我似乎有点明白爷爷发家的秘诀。爷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四天下田，只有大年初一在家，哪怕是刮风下雨下雪，他都要下田。田是他的命，田是他的宗教。由于长年带晚劳动，爷爷的双眼熬坏了，见风就流泪，还不能常见光，一年到头双眼红通通泪汪汪，一年四季都戴帽子，在帽沿下卷两张黄毛边纸遮光。因此，获得了“红眼儿”绰号。
爷爷娶的奶奶是本地大东巷的马家人，名字无人知道，我的姑姑和爸爸也不知道。奶奶结婚前在无锡纱厂做工，结婚后在家做家务。她不会做田里农活，针线倒是呱呱叫，乡邻们称奶奶为“洋盘”。不管田里生活有多忙，爷爷从不让奶奶下田。他一天苦到晚回家，有热饭热菜吃，就心满意足。爷爷一共生了三个儿女：我爸爸和两个姑姑。我的大姑姑嫁到下河（现在的高徐），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我从未见过。二姑姑嫁到凡川。两个姑父家都很贫穷。我爷爷看上两姑父，是因为他们都是身大力不亏的壮汉，不计较门当户对。他说：“穷不会生根。只要不怕吃苦，就能过起个人家来。”他是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是非的。二姑姑手巧心灵，在家时吃穿不愁，出嫁后日子苦了回家常常诉怨苦。爷爷总是对她说：“苦几年日子会好的。”每年春节，两个姑姑回家拜年就不想回家。但是，正月十二一过，爷爷就催她们回家上灯、忙种田。
（图文无关）
实行土地改革时，爷爷被划为富裕中农，土地不出也不进。爷爷虽十分不情愿，但想想自己辛苦二十多年挣来的田地并没有少一分，也就知足了。接下来，初级社高级社让爷爷十分纠结。他常常对人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说：“合船，漏；合牛，瘦；合种田，拢不到秋后。”他从心坎里反对互助合作。村干部指责爷爷思想落后，想走资本主义老路。爷爷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进入人民公社化后，爷爷整天唉声叹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直到父母生下我，爷爷脸上才露出笑容。我三岁时，爷爷毎天把我扛在肩上到竹墩巷上逛两趟。
一九六〇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集体大食堂还勉强开着，但是已取消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一天三顿饭按劳力出工量来供应了。我爸爸去了徐州煤矿，家中仅有妈妈一个劳力出工，我还有个小我三岁的妹妹。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劳力，每顿在食堂只能领到半小桶照见人脸的粥汤。爷爷总是从桶底捞一点米粥给我和妈妈吃，其他人只能喝汤哄哄肚子，饿得不行只好吃野菜和树叶。爷爷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常常自言自语：“我家过去吃陈粮烧陈草，现在连野菜都吃不到，这是什么日子！”爷爷愤怒了，找村干部论理：“我家近三十亩好田入社，现在倒好，连粥都喝不饱，天下没这道理！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讲道理！退一万步说，也要让我小孙子吃饱肚子！”村干部火冒三丈，对爷爷大发雷霆：“你花如根想翻天！你就是漏划富农，要给你戴帽子，要批斗你，把你当工人的儿子赶回家劳动！”对爷爷来说，这番话不啻是五雷轰顶。帽子万万不能戴，儿子更是万万不能回来劳动，一家人都指望儿子毎月寄个五元八元回家渡命，要不是儿子每月寄钱回家，一家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爷爷再也不敢出声了，但是心中一股怨气不发实在忍不下去，于是拎起打粥的小木桶狠狠地掼在地上，气得脸色发青，连句话都说不出来，抱起我回家。至今，爷爷那发青的脸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回到家中，爷爷大喊奶奶煎鸡蛋。奶奶从小坛中拿出两个鸡蛋。“拿，都拿出来打蛋茶，让我小孙子吃个饱！”我爷爷大声喝道。奶奶死活不肯拿，那十多个鸡蛋余了个把月，留下换个盐换个火柴，怎能一下子吃了？见奶奶不肯拿鸡蛋，爷爷便伸手去抢，奶奶把盛鸡蛋的坛子死死地捂在怀里。爷爷要动手打奶奶，奶奶见状就朝门外溜。这下爷爷火了，从门扇里抄起一把小铁锹追出门。邻居闻声过来劝阻，爷爷不依不饶，手执小铁锹不松。邻居们十分诧异，爷爷奶奶成亲三十年，别说打架，连双方脸都未红过。众人都去劝奶奶，奶奶也从来没见过爷爷这样对她发怒，满脸泪水地把盛鸡蛋的坛子递给爷爷。
我的记忆里，晚上都是睡在爷爷的怀里。我六岁那年的冬天的一个深夜，熟睡中，我被爷爷跌下床惊叫声弄醒。骨瘦如柴的爷爷光着上身蜷缩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轻轻地呻吟。妈妈闻声起来了，把爷爷抱上床。爷爷翻着红眼，手指着堂屋里柜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妈妈问他：“他爷爷你想说什么？”爷爷好半天才说了句“蜡烛台”。妈妈赶紧走到柜子面前端起蜡烛台。蜡烛台下有个红纸包。爷爷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柜子：“拿来。”妈妈听懂了爷爷的话，急忙忙把那红纸包拿来递给爷爷。爷爷喘了口气，把那红纸包塞到我手上。我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妈妈从我手中拿过红纸包拆开一看，里面有四角钱和一只黄橙橙金光闪烁的耳环。妈妈把钱和耳环递给我，我木然地攥紧拳头，不知如何是好。倏然，爷爷身体朝后一倒。妈妈一看放声大哭。爷爷走了。
爸爸是何时回家的，爷爷是如何安葬的，我均无记忆。只知道爷爷的棺材埋在曾经是爷爷的田里。爸爸告诉我，那块地是爷爷买的最好的田，称为“十三亩”。六十年代中期开展平坟还田运动，爷爷的坟头被彻底平掉，了无痕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连清明、七月半、冬至祭祖都不允许了。但是，我家从未中断祭祖活动。我的二姑姑每年都送来“麦关金”（把小麦秸杆剪成五六寸长，每根要念七遍经语，念经前七天必须吃素）。姑姑告诉诉我，这个“麦关金”在阴间就是金条。她说，爷爷苦了几十年有了三十亩田，还没过上好日子就走了，不能让爷爷在阴间再受苦。姑姑怕我不肯烧“麦关金”，反复对我说：“你爷爷在世最疼你，饿得要死，都不曾把大金耳环卖掉换粮食，还给你留下四角钱。你要孝顺，就多烧金条给爷爷，他会保佑你的。”我记住了姑姑的话。
不知怎的，自从爷爷去世，我对蜡烛台十分厌恶，我成家四十年，家中从未摆放过蜡烛台，不点蜡烛不烧香。我的潜意识里，爷爷的去世与蜡烛台有关，好像是蜡烛台夺走了爷爷。我儿子结婚后，亲家上门“交生”（把她女儿的生日交给我家，从今往后儿媳妇的生日就由我家来庆贺了）时要点双烛，发现我家竟然没有蜡烛台，十分诧异。我也不好讲什么，找来两个酒瓶充当烛台。
毎年清明节，我都要到“十三亩”那儿去转转，虽然那儿已成为曙光公司的厂房。我常常面对那片土地想，假如不是土改分田地，凭我爷爷的勤劳和智慧，他也许有上百亩土地了，那我会怎样生活呢？“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时代的更替，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写于竹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