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 由戴口罩忆及先父二三事
【往期回读】
由戴口罩忆及先父二三事
王慧骐
庚子年伊始，一场席卷全国的疫情，让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戴上了口罩。所有生产口罩的企业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四处告急。
由此想到了少时的一些旧事，与父亲也与口罩有关。应当是上世纪60年代头几年吧，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节令像是初春，当时有流行性脑膜炎出现，但并不厉害，学校也没统一要求学生戴口罩。可父亲却要求我们几个孩子去学校或幼儿园上学时，必须全程戴口罩。他每天骑车送我和姐姐去学校，总要目送我们进教室。有几次还搞突然袭击，跑到我教室的窗口偷偷观察，看我有没有把口罩摘下来。事后有同学告诉我，你爸爸刚才来过了。班上带口罩的同学没有几个，所以有人笑话我是“怕死鬼”“惯宝宝”。当然，我也不是百分百地执行，也有“偷工减料”的时候，课间操去厕所小便，见四下无人，便赶紧把口罩拉下来透口气。可怜每天回到家，好几层纱布的口罩都湿漉漉的。当时我那个年纪对脑膜炎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更说不上自觉防范，戴口罩纯粹是因了父亲的威严。
由这件事，我又想到了和父亲之间的另外一些事。
记得“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受到了学校红卫兵小将的批判和审查，主要问题是说他包庇反动父亲。所谓包庇，指的是解放后他收留了祖父。而祖父因在1949年前夕在老家买了十六亩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没能和地主父亲划清界限，这得从思想深处狠挖根源。父亲的交代材料，反反复复地写了若干遍。那时候我已小学毕业，父亲让我参与了他的这项特别“工作”。起初几次由他口述，我记录下来并做整理，然后由他自己誊清交给负责审查的红卫兵。关键是认识老不到位，交代材料被一次次打回重来。父亲遂让我动动脑筋，想一些句子，尽量把自己骂得狠一点，要上纲上线，往痛里说！这个过程里大约还是借鉴了当时的一些报纸，把一些特别严厉的专用词汇摆进了父亲自贬的检查材料中。至少写到了第二十次上下，后来才慢慢没有了要求继续的声音。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读于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时的证件照
而我给父亲充当秘书，由此便拉开了序幕。“文革”后期他又重返教学岗位，教学之余热衷于科研，还撰写了好几部拖拉机和植保机械方面的专著。他坚持认为我的文字不错，写出的初稿一定要我帮他润色。一些专业性的内容我压根没学过，但父命难违，只好逼着自己静下心来，一页页地慢慢啃，帮助做了一点让其文字尽可能简洁和准确的工作。
父亲离开我们已快十年了。还记得在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含泪说过这样的话：感谢父亲以他独有的方式给过我的爱和信任，这些宝贵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益。
2020年2月12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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