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态度 | 一座城市的气质，是需要书写的
成都人在战乱、地震等外在灾难面前，仍能保持平和从容的内心——这并非醉生梦死，或者“污秽陈腐乃至罪恶”，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成都态度”。
城市并非整齐划一的，在革命或者战争的烘炉下，表现出来的并非一定是喧嚣汹涌的革命激情。遥想当年抗战，成都人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出去，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日，其中有二十六万多人为国捐躯.
但是，成都从不过分居功或者矫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该喝茶的喝茶，该打仗的打仗---成都不需要和别的城市一样，被政客们推入历史的洪流供人膜拜，它在自我的逻辑里生长，如同诗人孙文波写的：
是啊，闲散呀…它就像病菌一样
深入了这座城市的骨髓…成为它的
傲慢、美，成为它的风景。
从这个意义来讲，成都从来不属于政治，它属于美学属于诗歌。
图=程卓
成都态度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
汤巧巧 | 文
一座城市的气质，是需要书写的。有的适合用小说，比如上海，它的气质在格非们的新潮小说和木心们的老上海小说笔下；有的适合用散文，比如台北--在三毛的笔端委婉多情。如果说在中国要找一座城市与诗歌最般配，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成都。
当杜甫入川，写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陆游入川，写就“遥想当年走马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锦官城的精气神在这些古代诗人的笔墨之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对成都的浅唱低吟。
至现代当代，与成都有过交集的诗人不胜枚举：杨骚、冯至、臧克家、何其芳、流沙河、余光中、北岛、舒婷、叶延滨、柏桦、韩东、翟永明、杨黎、孙文波、于坚、李亚伟、石光华、伊沙、何小竹……
这些诗人里面，有曾经旅居成都，有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也有从小在成都长大的。他们有的已是现当代诗歌史上的节点性人物，有的开一派之先河，有的仍活跃在先锋诗歌的实验场上。在他们笔下，一个什么样的成都被看和被发现？
许多人看一个城市，喜欢站在城市高楼上“俯瞰”。比如，到上海要爬到世贸大厦，到台北要登上101大楼。俯瞰的视角自然提供一个开阔的眼界，与之相适应的是“看见整体”、“俯视众生”的权力感和支配力的满足。
俯瞰把一个城市丰富生动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简化成一个个僵硬的线条、路标，把原先的人流车流和楼宇的波澜都静止为画面。当城市成为“城市地图”，城市空间就被单面化，城市也就被抽象和简约化了。
作为一个诗意的城市，成都拒绝俯瞰。诗人们让成都在行走中生动起来。它的慵懒、它的智慧、它的美食与美女，都在诗歌的香气中弥漫开来，然后深入骨髓，又反过来成为于坚描写的“诗人的天堂”。
这是一个“归鸦也读孔子”的成都，也是一个“建筑在古典现代与超现实主义之上”的成都。在时间上，成都将古往今来的文脉完整地展现给了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诗人和普通人；在空间上，她古典与现代的一切，交融形成一股强大的磁场，影响着每一个在此生活的人。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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慵懒与自在：成都的美学逻辑
由于地处西南，成都自古以来很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方面使得成都以农耕为支柱的社会经济得以平稳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安然保持着富足之态；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成都人的闲散品格，纵使东北的硝烟已经燃起，成都人也总能找到不必慌张的理由。
于是在抗日战争开打的第二年夏天，另一位行至成都的诗人何其芳以不无讽刺的笔调批评了这座有着慵懒惯性的城市。他在一首名为《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的诗里写道：
……
然而我在成都，
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曾有过惨厉的警报。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何其芳笔下的“懒惰”与“陈腐”，就像两记重重的拳头打在成都的脸上，像一场“蓄谋已久”的不满找到了导火索，终于借诗歌之口表达出来。而直到今天，有关成都“懒惰”的指责还是有增无减。
那么这种“懒惰”的指责是否成立呢？由于自古少有战事，车水马龙的古成都很难催生出一种时时挂在嘴边的危机感；而都江堰的修建，更使成都平原成为一片绵延两千年的膏腴之地，洪旱之灾少有，物产丰裕。
天时地利，人没有理由不和。在这种环境下，人难免有闲散之心，加之夜市的繁华、城市生活远离农时的限制，成都自然有理由不勤奋、起得晚，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都就是懒的。懒，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何其芳写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诗时，正值国难当头，他在祖国别处见到的灾难与成都的安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如同两个世界，心生不平在所难免。
然而，正是这首诗，从侧面写出了真正的成都味道。成都人在战乱、地震等外在灾难面前，仍能保持平和从容的内心——这并非醉生梦死，或者“污秽陈腐乃至罪恶”，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成都态度”。
城市并非整齐划一的，在革命或者战争的烘炉下，表现出来的并非一定是喧嚣的、汹涌的革命激情。遥想当年抗战，成都人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出去，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日，其中有二十六万多人为国捐躯.
但是，成都从不过分居功或者矫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该喝茶的喝茶，该打仗的打仗，成都不需要和别的城市一样，被政客们推入历史的洪流供人膜拜，它在自我的逻辑里生长，如同诗人孙文波写的：
是啊，闲散呀…它就像病菌一样
深入了这座城市的骨髓…成为它的
傲慢、美，成为它的风景。
从这个意义来讲，成都从来不属于政治，它属于美学属于诗歌。这么多诗人在此定居写诗，写成都的茶馆、火锅、藤椅,写成都的粉子，写成都人晒太阳、摆农门阵、桃花树下打麻将，写成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青城山、都江堰，都是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嗅出来的慵懒自在的地道成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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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和酒吧——成都的古典与现代
1840年，在侵略者的舰船炮火的轰炸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随着新事物的相继涌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文化的断层也愈演愈烈。从西方舶来的价值观和认识论冲击着东方固有的一切，“新民”们适应着新世界的一切。
中国的新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蹒跚起步，等待新诗人们的是重重藩篱。古老的成都，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征程，和新诗一起缠绕着、纠葛着，有甜蜜、也有嫌隙，没有一丝经验可循。
彼时的成都，已经开始了她迈向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程，然而由于其固有的文脉太长太久，在今人笔下，她仍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文化符号。茶馆，就是一座浓缩的古色古香的成都。
成都的“老式小茶馆，精致盖碗茶”，成都的“茶客”，如林文询所言：“也许是早晨也许是下午也许是黄昏，更也许是从东方未白，一脸惺忪几声咳嗽踱进来，便一直端坐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这样的景观自然是诗人笔下最多情的片段。于坚说:“(成都人)把茶喝成了一把把沦陷在蜀国的藤椅。” 安琪说：“请来到锦官城请将一壶浓茶越泡越淡。” 树才写：
一杯茶淡了
泡黄了黄昏
琉璃瓦，满屋顶
一线细水打凹石板
古琴台上的老茶馆，再加上望江公园、武侯的竹林，成为诗人们辗转流连的古成都。外地的诗人到成都，除了饮酒吃火锅，大概最为乐道的事情就是坐在藤椅上，把着一盏茶聊个痛快。在外地诗人的眼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仍然充满古老的诗意，
阴郁的大西南 最阴郁的是成都
盛产美女的洼地 到处是天才的卵子
被李杜诗篇 一颗颗腐烂
永远患着慢性胃炎的 天空
从未被蔚蓝色的药品治愈
在这儿 我从未邂逅过太阳
但在阴霾的笼罩下
人们把舌头卤制得举世无双
把茶喝成了一把把沦陷在蜀国的藤椅
……
啊 那个秋天我回到祖先的故乡
成都 诗人的天堂 行吟江湖上
天地莽苍苍
1980年代，成都一环路以外还是一片油菜地，远不是现今的都市面貌。在于坚的诗歌中，我们依旧能看到那个从历史里缓缓走来的老成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浪潮中，她尚保持着自己的“本分”：气候上的潮湿、阴郁，日常生活里的卤味与藤椅，以及日复一日的花茶、毛峰、竹叶青。
她现代化的一面，表现在城市东区的工厂一带，也表现在羽翼渐丰，在中国诗歌史的长河里激起了异质浪花的“第三代”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捣鼓”出来的酒吧文化上。
20世纪90年代是转变的年代。诗人在分野、成都在裂变。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城市的现代刻在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立交桥上，而成都的现代却深藏骨髓。它的切入点远不是高楼和快铁，而是与夜生活相关的酒吧。
1998年，翟永明说：
“‘诱惑力’或者‘兰桂坊’
还有‘红番部落’
像夏夜的蚊虫
叮满这个城市的面孔
瘦削的街道伸展喉咙
整夜倒进去
川流不息的夜生活。”
酒吧，现代都市文化的符号，在很多大中城市都有。但在成都，它就能够活色生香。因为，成都的酒吧里浸泡着一群群诗人，酒精挥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酒分子，更是精妙的诗歌的灵魂。
翟永明最早在玉林西路和后来在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是诗歌和现代成都的文化地标。那里发生着一场场或令人瞩目或自由生长的诗歌故事。
玉林西路的老白夜
2011年9月，美国Discovery频道专程到白夜酒吧拍了一场成都诗人的诗歌朗诵会；2013年9月，诗人北岛来到白夜酒吧，他的老朋友们为他专门举办了一场朗诵会，白夜的大堂挤满了人。诗人老巢写道：
白夜里的倾国倾城
白夜里的闭月羞花
是成都的，也是我的
诗歌和酒吧在现代的成都共生共长，彼此惺惺相惜。关于诗歌的激情、颓废、疯狂、诉说，在成都的酒吧里都可以嗅得到。城里是酒吧，城外是诗歌。城里城外是活着的人，活生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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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与影响：成都的自信与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为国人注入了“人定胜天”的自信基因，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潮席卷大江南北，这一方面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片土地上的现代人的傲慢。
随着孔庙、古城墙、老街巷这些旧建筑的失落，苏式、西式生活方式相继沁入了这个国家日常运转的各个维度。一大批现代化都市建立起来了，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们获得了经济上的满足，却突然发现精神寄托已经少之又少。
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晴雨表，诗歌很快就抓住了这一点，敏感的诗人们站出来，开始寻找那条被父辈们斩断的文化之根。
成都得益于地处偏僻大西南而同时又是这个区域经济重心的优势，既完成了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又保留了足够多的古典风韵，从而使得生活在成都的诗人在新旧思潮的节点上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成都是适合创造的，因为这里有过影响了一个时代精神的杨雄和李白；成都也是适合回溯的，因为这里有过以怀古著称的杜甫和东坡。
在创造的向度上，成都诗人以杨黎和李亚伟为代表，将中国新诗推向了“史无前例”的先锋实验运动；在回溯的向度上，以柏桦、张枣为代表，将新诗拉回了古典美学的巅峰时刻。
成都为中国新诗诗人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元素，新诗人们则在成都为整个中国寻回了文化自信。
四川诗人宋炜少年时多次“从沐川搭便车上成都”，1984年，他与成都诗人石光华、万夏等人发起“整体主义”研究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在《乘车上成都》一诗里，宋炜回忆儿时情景写道：
我感到我的世界真是太大了，并且
是经过精选的：这么多遇得到的人和物，
我未来那要命的前途，一切不可知的东西，
都和我此时有关：上成都……
虽然只是写路途所思，也能看出当时的成都对一个普通儿童的意义。
这里的成都，正像鄢家发笔下那个有着“一个巨大的胃”的成都，人们穿行其间，“只是一粒粒行走的粮食”。少年宋炜在小地方建立起的世界观，在遇到成都时顷刻崩塌，而当他快要坠入世俗的时候，又是成都的诗人们找到了他，并“拯救”了他。
如今可以从万夏、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回忆录里看到80年代成都的诗歌盛况，将成都说成是诗人们确立自己诗歌地位的一个重镇也并不为过。而从成都走向全国的诗人，又把自己在诗歌中确立的自信传播了出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化思潮。
柏桦在其著作《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里写道：
1986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再次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或“秋天”的旋律集中。
到如今，成都当年的诗歌传奇虽已成旧事，其热度和色彩却并未烟消云散，当年那股巨大的能量波，以天府为中心，朝全国辐射开来。
北京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洪烛在其组诗《成都，像捧着一颗易碎的心》里以《我的四川》为题专门写了一节诗句：
从今天起，我要给自己追加一个故乡：四川
从今天起，所有四川人都是我的老乡
我要吃川菜、说四川话、在成都购买商品房
最好挨着杜甫草堂
……
这就是诗城成都的魅力所在。《现代主义》一书编辑者布雷德伯里教授曾经指出：“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
诗人的诗歌，隐喻了成都的文化精度。成都的诗歌气场，又扩大与收藏着诗人的声名与影响——直至成为文物。
（完）
汤巧巧：
诗人。文学博士。
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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