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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活动回顾|高曼士:《佘山教堂寻踪》新书中的六个亮点

光明城编辑部 光明城Luminocity
2024-09-07


2023年6月8日下午,由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和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联合主办的2023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文化遗产寻踪:建筑,空间与象征”、《佘山教堂寻踪:朝圣建筑和历史图景》新书发布会顺利举办。

本次活动中,《佘山教堂寻踪》的作者高曼士教授带来主题讲座,由田炜帅博士在现场同步翻译。讲座前,卢永毅教授、吕炜主任对本次活动致辞。讲座后,高曼士与卢永毅、陈中伟、田炜帅、任轶四位嘉宾进行了对谈,并与现场观众进行问答互动。

*本文整理自讲座现场内容记录。全文字数9871,阅读时间约2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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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致辞 *


我们经常说“城市可阅读”,上海这个城市非常丰富,有很多东西可以阅读。但是如何阅读?我们非常荣幸有教授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并在这样一个时代把这样的故事出版、传播给大家。

——卢永毅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这本书的出版方,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光明城品牌一直以建筑作为切入点,探索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希望《佘山教堂寻踪》这本书,能够让每一位专家、读者用更新的眼光、更多的维度去审视我们身边的城市,发现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蓬勃的生机。

——吕炜

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经理助理、融合出版中心主任




* 讲座正文 *


高曼士 :

Thomas Coomans

 《佘山教堂寻踪》

新书中的六个亮点

现场翻译:田炜帅

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共同工作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成果。我的研究工作是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中国完成的,所以我是在很有限的资料发现里面,在很大的空白里面来完成这部作品的。关于佘山的研究我很幸运找到了很多照片,我们找到的文献比较少、照片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照片谈得比较多一些。在开始之前,我非常感谢卢教授,她把这部作品放到她的丛书里面,还要感谢田炜帅和任轶,因为没有翻译,我们之间就没有了对话。特别感谢李争编辑,从丛书开始一直到成果出现每个阶段所做的努力,非常感谢!

每一本新书的出现都是像孩童一样,是一个新的发现,我们也会和不同的文化产生一个碰撞。我们现在进入主题,虽然书中谈到的更多,但我们今天通过六个窗口来认识佘山。



01

圣母朝圣前的佘山


第一个关注的主题是,法国神父们到来之前,佘山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佘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在150年前松江边的佘山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佘山是那座山丘的最高点,所以它很久以来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被称为神圣的山。对于1860年以前的佘山,我们通过PPT上的这张图表(图1)可以有一个了解。这里原来有三座佛寺,在山下、山腰和山顶各有一座,在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三座寺庙都被毁掉了。

图1.  左,1930年代初,佘山东南麓的宣妙寺遗迹和部分隐于树后的小观音寺 AFSI档案馆,Fi.C1。右表,所有被提及的法籍耶稣会士抵达之前佘山上的寺庙


这张照片(图2)是1830年的,可以看到非常少的遗迹——那个佛寺所遗存的,是非常小的、非常简陋的一座观音庙。这是一张由耶稣会神父们拍摄的照片,山上和山下形成了对比。耶稣会士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献来说明这座观音庙,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塔,在这个荒芜之地,人们在塔下面散步。

图2.  左:在佘山石马上的修士,约1910年 ⒸAFSI档案馆,Fi.C5。右:佘山东麓残破的秀道者塔,约1900年 AFSI档案馆,Album Zikawei & les environs


1860年代耶稣会士在山上获得了一块土地,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地方作为疗养之地。上海的气候和欧洲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夏天,他们需要一个凉爽和避暑的地方。他们先是在山顶上建造了我们看到的这座小圣堂,只有6米高和5米宽(图3,中)。虽然这座小圣堂很小,但里面还是有一座祭台,是奉献和举行弥撒的地方,还有一尊圣母像(图3,右)。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尊画像是由一位中国修士完成的——陆伯都修士。我们看一看左右两尊画像的对比,左边这尊画像是陆修士画像的原型,他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1870年,谷振声神父在这座小圣堂向佘山圣母许愿。

图3.  1867年耶稣会士在佘山顶上建造的圣母小圣堂。出自《中国通讯》,1903年,第85页(鲁汶大学,Sabbe图书馆)



02

朝圣的空间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向圣母的许愿和圣母对这个地方以及神父们的保护,朝圣的活动就从这里开始了。在中国,有很多佛教的朝圣地在山上,为了朝圣的需要,他们把空间分成了三层:底层是迎接朝圣者,经过中层后,朝圣活动在最高层进行。

图4.  从南面看佘山顶部的还愿圣堂,约1880年 ⒸAFSI档案馆,Fi.C2


还愿圣堂第一层建设得非常快,两年就建成了。它是由一位法籍辅理修士设计并主持建造,这是一座经典的欧式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山顶上,其颜色十分醒目。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教堂是没有钟楼和塔楼的(图4)。其内部结构是木质的,每一根柱子都来自很高的树(图5),要从山下运到山上去。内部空间的布局分成了不同的区块,一边为男性使用,另一边为女性使用。栏杆后面、中央是祭台。祭台上放了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这尊雕像是从法国运来的。现在已经有两尊不同的圣母玛利亚雕像进入我们的视野。

图5.  还原圣堂内景 ⒸAFSI档案馆,Photo Album 1913


朝圣者是怎么样前来朝圣的?他们是乘小船前来的。那个时期还没有公路通往佘山,只有运河和小溪。朝圣者们是自行组织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天主教社群为团体,他们租船前来(图6)。所以他们晚上要住在无锡、松江或者上海,第二天早晨步行上佘山。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朝圣地的入口,当朝圣者有序地进入圣地的时候,下面的船主在那里等待。

图6.  一个朝圣日,圣地正门附近运河上的中小船只 AFSI档案馆,Fi.C2


经过牌楼式入口,沿着一条很宽的路进入到山腰平台——中山圣堂和耶稣会士的住院所在,今天还能看到这两座建筑。此处平台上有亭子被建造起来。从山腰平台再向上攀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很陡。神父们规划了“之”字形的小路(图7),这是单行路,只能向上攀行。在这个“之”字形路上设置了苦路十四处。参拜完山顶的圣堂之后,人们从两边下来。所以无论是上行还是下山,都有专用的通道。然后人们在山腰平台重新组织在一起,再回到圣地的入口。

图7.  发表在《佘山圣母记》小册子(约1900年)上的佘山地图 ⒸAFSI档案馆,FCh337


山腰平台的建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它是耶稣会的住院,另一方面也是山上和山下之间人们歇脚的地方。从中山圣堂的内景照片(图8)上可以看到中间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这张照片也向我们呈现了这座教堂是经过精心装饰的,十分隆重;可以看到不同的祭台,还有男性和女性各自的使用空间。

图8.  中山圣堂内景,约1900年 AFSI档案馆,Fi.C3


从中山圣堂出来,在西面的这个平台上建造了三座亭子。第一座亭子是哥特式的风格(图9),是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但是在里面你会看到露德圣母,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这座亭子的建造者是葛承亮修士,他很有名,因为他是土山湾木工坊的主人。

图9.  1897年建成后不久的哥特式露德圣母亭 AFSI档案馆,Fi.C3


在同样的地方还有两座亭子(图10),一座是献给耶稣圣心,一座是献给圣若瑟。从这里开始,“之”字形路成为了重新组织的路径,在这条路上人们可以为chao朝圣活动准备一颗宁静、虔诚的心。通过“之”字形路,人们向上攀登到最高的平台上,最后的台阶通往还愿圣堂入口。

图10. 竹子、横幅、栅栏和 “之”字形苦路沿线的两处,约1900年 AFSI档案馆,Fi.C4


这张照片(图11)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不到摄像者,但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在注视着拍这张照片的人,照片里有欧洲的家庭和中国人。通过这张照片,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人是要进入圣堂去祈祷,还是仅仅登到山顶去欣赏自然风光。

图11.  从东面广场看狮子楼梯和还愿圣堂的门廊,约1900年 AFSI档案馆,Fi.C2


山顶上有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景观,还愿圣堂前面的这个平台被称为狮子台(图12),这些石狮子是从原来的佛寺里移来的,但是被排成了一列。这些狮子在那里欣赏景观,而不是相反。两个中式的元素——牌坊式的入口和中式的石狮子,前者被安放在了一个相当的位置,但后者没有被安置在应该在的地方。

图12.  狮子楼梯顶部的露台在圣堂门廊(右)和八只狮子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观览全景的空间,约1900年 AFSI档案馆,Fi.C2



03

佘山的两个穹顶


这张照片(图13)上所呈现出来的山顶的两个穹顶是非常美丽的,可以看到山顶的还愿圣堂、耶稣会的白色的中山住院,还有山下的农场和民居。

山顶的另外一个建筑,是1900年所建成的佘山天文台。这座建筑和朝圣没有任何关系,是在这里做天文工作的神父们所建,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建造这座建筑,因为一是地基不稳,二是还会有一些光污染。要没有光的污染,还要找一块岩石作为平台,所以他们找到了这里。此处我们看到耶稣会的两个工作面向,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

图13.  还愿圣堂附近的天文台建成后佘山的新面貌,1910年至1922年间的照片 AFSI档案馆,Fi.C1


在山顶上建造一座天文台,对整个景观是产生影响的,它改变了人们的视觉。很快耶稣会士就发现,这座天文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再关注这座教堂,所以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灵感——在这里建一座更大的教堂。这是这座建筑非常令人惊奇的地方——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建筑,所以在中国找不到能够建造这样建筑的工人,也没有相应的技术,但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要建它!这些参与建造的建筑工人脸上都呈现出荣耀,他们很自我满足能够参与这样的工程建设,而且从中他们也学习了技术(图14)。这座建筑被分成不同的构件,从法国运过来,通过水路到上海,然后再小块地运到佘山脚下,再想办法运到山顶,然后组装起来。

这张照片如果仔细看的话,建筑上面是有数字的,根据这些数字把这些构件拼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工程师,但在上海找不到一个有足够资质的工程师来完成它。最后耶稣会从印度找到了同会的耶稣会士工程师——柏应时神父。他是在巴黎的科技学院接受的教育,然后参与了巴拿马运河的工程,然后他成为了神父,并被派到印度去工作。他在大学里面教书,耶稣会过去找到他,把建设天文台三年的工程委托给了他,他在工程完成之后又回到了印度。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全球视野里——欧洲、印度、中国。

图14.  组装佘山天文台金属圆顶的自豪的中国工人,1900年 AFSI档案馆,Fi.


这是“天空之图”的绘制,就在天文台那边。所以在全球十几个天文台里面,我们看到相同的仪器,当时非常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科学研究,它是双向的,一个是观测用的,一个是拍照用的(图15)。差不多在一百年间,成千上万的照片在全球十几个天文台里被拍摄。这座天文台被称为远东地区第一座现代化的天文台,现在它进行了重新的装修,我周六去参观了,建议大家也去看看。这两张照片,一张是现代的,一张是原来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图15.  佘山天文台圆顶内的望远镜,1901年 AFSI档案馆,Fi.C6


神父们在佘山工作的同时,还有些在上海进行相关的研究。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葛承亮修士,这是他的木工坊(图16),这些土山湾的孤儿从他那里学习技术。他是德国人,一个木工,我们今天看到的木桥就是他的作品。他教给这些孩子们木工技术,然后让他们做一些木质的艺术品。他用我们所看到的模型作为他的教育方法,他出了一百个左右塔的模型,这些模型在美国进行过展览,这在当时非常出名,这些作品应该在纽约还能够看到。我们不知道他也做教堂的模型,在这个照片上我们确认了他所做的教堂模型。

图16.  土山湾木工坊的内景,约1900年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国家耶稣会档案馆


这是葛承亮修士所设计的要在佘山建造的教堂模型(图17)。这里有两张照片,几乎是一样的,但另外一张是绘画。这张照片出自1918年所出版的《圣教杂志》,刊登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募捐。葛承亮修士的目标是要建造第三个圆顶,更为高大,更引人注目,教堂顶上不再是天文仪器,而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还可以看到这些被陈列的狮子,以及新的这座圣堂不再是和原来那座圣堂一样的布置。这个设计案被否决了,因为它离天文台太近了,特别是它的主入口,出来就是天文台,这在实际的使用中是无法实现的。被否决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在于,这座教堂顶部是木质的,神父们不愿意冒着风险在山顶上建造一座这样的教堂,它的风险很大。

图17.  葛承亮修士为佘山新圣殿设计方案制作的比例模型,1918年 AFSI档案馆,Fi.C4



04

关于建筑风格的争论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个真正的建筑师,而不是一位木匠建筑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建一座什么样风格的教堂。我们看到两种风格——哥特式和罗马式(图18),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左边是哥特式的,右边是罗马式的。因为罗马式和哥特式各有支持者,所以现在争论就来了。对中国人来讲,好像这个话题并不吸引人的注意力,因为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哥特式还是罗马式,反正都是外国式的,都一样。

图18. 左,和羹柏神父绘制的佘山大殿哥特式方案西立面图,1920年,佘山大殿,和羹柏神父的最终设计,西立面,1923年  鲁汶大学,ⒸKADOC档案馆,CICM


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是,为什么他们的争论不是在西方风格和中式建筑风格之间做选择,不是要建造一座更现代化的教堂。这两个方案的建筑师都是比利时神父和羹柏。他是真正的建筑师,具有建筑师的学位,毕业于比利时的一所建筑学校。他成为了中国教会里的建筑师,而且非常有名,在中国北方建造了很多教堂。他在天津和耶稣会的神父有过合作,他设计了十几座教堂,以及一座隐修院和四座主教座堂。可是他对罗马式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哥特式。

上海的耶稣会要求他做两个方案,但他只做了一个方案——哥特式。他认为人们会发现哥特式教堂非常美,而且会乐意接受。上海的耶稣会的长上就带着设计图纸到了巴黎,巴黎耶稣会的会长——他的长上,看到之后直接说:“不不不,我们不要这个设计。”(图19,左)

图19. 左,和羹柏神父绘制的佘山大殿哥特式方案纵剖面、底层平面,1920年。右,佘山大殿,和羹柏神父的最终设计,南立面、底层平面,1922年  鲁汶大学,ⒸKADOC档案馆,CICM


这是两座比利时的哥特式建筑(图20,左),阿尔隆和马雷多斯,看这两座教堂,你就会明白佘山教堂哥特式方案的原型。耶稣会非常倾向于在巴黎的白教堂,希望在佘山山顶看到一座非常法式的教堂,并且拥有和照片上同样的锥形或者松果形的塔顶图20,中、右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窗户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立面也不同。不仅仅是外形的风格问题,最大的不同是平面设计图纸的不同——哥特式有一个非常长的从西向东的纵向,还有一个横向,平面呈小“十”字形,边上有两座塔,是钟楼。

罗马式方案只有一座塔,它的横向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北面有一座小的祭台,和原来那座教堂形式是一样的。纵轴,也就是比较长的东西向,也是通向一座祭台,在东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是看到了两种风格的合并,一种是中式的、横向的轴,以及东西的基督教风格的轴线。

图20,左,两座比利时的哥特建筑。右,巴黎蒙马特圣心大殿,1875—1914年建造


我们现在看另外两个风格,现代式和中国风。崇明岛1936年所建造的这座教堂(图21,左)就受到上海风格的影响。1928—1930年的海门市的教堂(图21,右)呈现了新的风格,无论是在基督教里面,还是在天主教里面,我们可以称它为中式基督教风格。我们认为,如果这个争论是存在于中国风——中式基督教风格——和一个全球的现代化风格之间,会比争论哥特式还是罗马式更有意思。我们很难想象这座中式风格的教堂是由一位荷兰的神父给一位中国的主教所设计的,但是它没有实现。而这座崇明岛的教堂,反而是被一位中国的设计师所设计。我们看到,这个所谓风格的争论其实是和建筑师的身份有关系,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图21. 左上,巴黎勒兰西圣母堂,1922—1924年建造。左下,崇明岛1936年建造的教堂。右,海门主教座堂的蓝图,葛利斯神父设计,约1928—1930年



05

建造伟大的朝圣教堂的挑战


和羹柏神父完成了这个设计之后就离开了,现在需要建筑师来完成这个工程。所以要找人出施工图,还要做基础。

两个人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并不是知名人士,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叶肇昌和尚保衡(图22)。叶肇昌的家在葡萄牙,但是他在上海生活。这个乐队就是他组建的,他是一位音乐家。在徐家汇教堂的施工过程中,叶肇昌神父边施工边学习建造。他曾经在徐汇公学里面读书,然后参与徐家汇教堂的建造,他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决定成为一位天主教神父的。

图22. 左,叶肇昌神父和尚保衡神父。右上,徐家汇教堂正在建设中,约1910年。右下,震旦大学圣伯多禄堂,钢筋混凝土结构正在建设中,1932—1933年  AFSI档案馆


徐家汇教堂工程完成之后,上海耶稣会决定派叶肇昌到欧洲去进一步进修,他进修回来之后成为了上海和江苏教会专用的设计师、建筑师。但是他并没有自己设计多座教堂,他主要是在不同的项目中为耶稣会做监工,耶稣会找到了他之后就把佘山教堂建造工程的完成委托给他。

尚保衡神父是一位工程师,他在震旦大学里做建筑施工导师,他主要是研究混凝土,因此成为上海做基础的专家,让建筑可以建得越来越高。所以施工图纸交给他之后,由他进行完善。

为了佘山的建筑,两位要彼此合作,为什么这个建造工程持续如此长的时间?14年!最初的困难是建造的基础,要对佘山进行整理,好有一个足够的平台。岩石之上的土层没有那么结实,需要深挖,以找到结构坚实的岩石。还需要找到方法,将这些施工所用的物资从山下运到一百米高的山顶。所以可以看到一根缆绳,是通到下面的,通过它才能将物品向上运,不像建造第一座教堂那样需要人工向上背材料(图23)。

这是1925年5月24日的一张举行祭礼的照片,游行队伍朝向基石奠基的地方。奠下基石的地方是主祭台所在处,在它的下面还放了中文和拉丁文双语的碑文。在这个建造的平台之上,在圣堂被建成之前,这个土地已经被祝福了,成为了圣地。

图23. 奠基祝福礼四,1925年5月24日 AFSI档案馆,Fi.C4


关于这14年的建筑工期,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在法国的档案馆里,我们连图纸都找不到,所以只能通过从外面所拍照片来看工程的进度,而找不到拍摄内部的照片。从现在钟楼的内部,还有梁,能够看出来它是钢筋混凝土的(图24)。从建筑的基础来讲,它是现代化的。但是混凝土是不可见的,因为其外面包上了红砖,它被隐藏了起来。

图24. 左上,1920年代,南侧耳堂的砌筑工作已经完成。左下,1935年,除了钟楼之外,大殿已经完工 AFSI档案馆,Fi。右,大殿的内部结构


1935年11月17号,这个教堂举行了奉献礼,此时钟楼还没有完全完成。(图25,左)1936年3月在教堂钟楼上面安置了佘山圣母的雕像,这个照片(图25,中)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你需要到最上面才能从这个角度拍摄这张照片,确实是很高的。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幅圣母玛利亚的形象,现在我们有了四个圣母的形象。原来第一座圣堂的圣母雕像放在了新圣堂祭台的上面,我们进入教堂看内部,包括看摆设的这些,很快就明白这是罗马式的风格——柱子和柱子上面半圆形的拱、窗户(图25,右),都是罗马式的。很多耶稣会神父非常生气,怎么这个建筑师把这个工程搞的时间这么长。但是建筑师就告诉大家,这个建筑是非常结实的,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是不需要再进行新的建设的。

图25. 左,1935年11月17日举行第一次弥撒,土山湾军乐队在大殿的南门。中,佘山圣母像,安置于大殿塔顶之上,1936年年初。右,佘山大殿室内看向至圣所和主祭台的内景,1936年。 AFSI档案馆



06

三个象征性轴线的宇宙组合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主题,圣殿建成了,它的象征意义在哪里?从照片上来看,建成时和今天佘山的景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北面来看,原来的树木都是比较矮的,不像今天很高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座圣殿——一个红砖外形、高高钟楼的教堂,非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图26)。

图26. 大殿建成后从北部看佘山,1936年 AFSI档案馆,Fi.C4


在佘山山顶上的大教堂,象征性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几个不同的圣母形象(图27),1868年的圣母画像、1873年的(下面两张照片是同一幅画像)、1936年的,还有1946年对圣母进行的加冕礼。相同点就是大家看到一位妇女和孩子,母子的画像也很像送子的观音。所以在1873年的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对夫妻,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上面圣母玛利亚和耶稣,下面的妇女也抱着她的孩子。很多人到佘山来朝圣是为了求一个儿子。

图27. 不同的圣母形象


现在我们看在圣母亭里面的第四个圣母的形象,她是露德的圣母。我在档案室里看到这个文档的时候发现,他们把塔和圣母亭对比地放在一起(图28)。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张照片所呈现的两个建筑,都是通向高处的,这是一个神圣的象征,就是从地向上、向天。

图28. 佘山上哥特式露德圣母亭和破败的秀道者塔并列在一起,约1900年的照片 AFSI档案,Album Zikawei & les environs


我们看第一个图纸,第一座圣堂,和后来葛承亮的设计,和羹柏的设计,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轴线(图29)。圣殿具有象征意义的轴线:南北的轴线,从南到北放置的是第一座圣堂的圣母雕像;从西到东放置的是新的圣母的雕像;通过这个钟楼可以看到第三条轴线,从地上一直通向高处,顶端放置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佘山圣母的雕像(图30)。这是一座能够带给思考的、非常神奇的建筑。



图29. 从杜若栏、马历耀、葛承亮到和羹柏的设计‍


图30. 佘山大殿的宇宙十字架和世界轴线,以及每条轴线上的不同的圣母像 ⒸTHOC 2021


刚才所呈现的那些照片,我们不知道照片的作者是谁,唯一知道拍摄者的照片(图31)就是这张,是一位中国修士安守约,他是中国人,他成为后来土山湾摄影部的负责人。照片里的两个人物,是土山湾的孤儿,拿着不同的物品。

图31. 从南面看佘山,照片可能是安守约修士在1899—1900年拍摄的,当时天文台正在建设中 AFSI档案馆,Fi


最后一张照片(图32),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照片的后面,他没有在照片上,他一边讲笑话,让这些人在那里笑,然后拍了这张照片。这是佘山下面学校的学生,和两位中国籍的修士。是不是天主教的学校?极可能是。

图32. 一群渔村的孩子和中国籍耶稣会士在佘山上,山顶的还愿圣堂清晰可见。照片是安守约修士用戈尔茨相机拍摄的,时间在1912年以前 AFSI档案馆,Fi.C7


就到这里,谢谢。


-正文完-




 * 研讨环节 *


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充满了细节。我们有很多实用的目标,有些人有权力造王宫,有些人建城堡,但是最重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一般的信徒也能通过自己的信仰建造伟大的建筑,这是我从建筑学专业中得到的一个启示。

——李天纲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执行主任


我认为佘山教堂在上海的天主教堂里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建筑,就像高曼士教授讲的,叶肇昌是混凝土的大师,佘山教堂的混凝土技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他在2.2米以下手摸到的地方都是金山石,手摸不到的地方都是混凝土仿制材料。

——陈中伟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公司董事长、总工程师


高曼士教授的这本书,我见证了它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开始,我陪着他去了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实地考察。他先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论文,后来在那个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为的这本书……我是译者,也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这本书让我很兴奋或者非常愿意参与翻译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把建筑的内史和外史结合的非常好。

——任轶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坦白告诉大家,出于热爱,我愿意翻译这本书,作为献给佘山的一份礼物。但是支撑我整个工作的,除了热爱之外,应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今天的人懂得很多,今天的人也确实很辛苦,想做好一件事情,要从不同的学科里汲取大量的知识。不能说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呈现给读者。

——田炜帅

巴黎索邦大学近现代历史博士,宗教史学者




主讲人

高曼士

Thomas Coomans

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建筑工程系“建筑历史和遗产保护”教授,雷蒙·勒迈尔国际遗产保护中心(Raymond Lemai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nservation)主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International)宗教和仪式场所科学委员会(PRERICO)委员。研究领域涉及欧洲中世纪建筑史、宗教建筑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1840年代至1940年代中西方建筑的交流与互鉴,曾在国内外出版和发表大量相关论著和文章。近年代表作有《舶来与本土——1926年法国传教士所撰中国北方教堂营造手册的翻译和研究》(高曼士、徐怡涛,2016)等。


策划 / 学术主持

卢永毅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讨嘉宾

李天纲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执行主任


陈中伟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公司董事长、总工程师


田炜帅

巴黎索邦大学近现代历史博士,宗教史学者

*本次讲座翻译


任轶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活动现场 *


高曼士教授和田炜帅博士在讲座中

嘉宾对谈

观众提问

新书签售

参观徐家汇天主教堂



* 相关阅读 *

新书推介

《佘山教堂寻踪:朝圣建筑和历史图景》





校对|王胤瑜、李争

制作|郭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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