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
我掉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比萨店。那是我们高中毕业班的聚会，我一直在注意历史老师法兰克，他戴着顶茶色的鸭舌帽。他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戴这顶看起来跟戴其他顶一样帅，因为他有一张瘦长的脸，深麦色的头发和水蓝的眼珠，笑起来嘴角往左斜，看起来有点坏，特别适合戴帽子，当然他主要是想遮住秃头。我一直看着他，想着毕业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准备搬到西岸去，就是这样我把帽子遗忘在了比萨店里。
第二天，我特地去取帽子，因为夏天才刚开始。比萨店在美林镇的主街上，所有的店都在这条街上，冰激凌店、文具店、干洗店、加油站、药房和超市。如果你需要什么到主街上去就对了。吃过晚饭后我就去取，老板认得我，“安娜！怎么样啊？要不要来一片比萨？”打从我有记忆起，这家比萨店就在这里了，即使不是如此，他也会认得我的。当妈妈推着一岁大的我在主街出现时，镇上的人都记住了我。他问我要去哪里读大学，要我以后记得常回家。
那天晚上开始下雨，下了整整一星期。前院的石头上长了青苔，草地上冒出几棵野蘑菇，细细的长茎打伞似的顶个小尖帽。好容易太阳露脸，要出门时，我发现草帽上长出了一朵黄色小雏菊。
“我的草帽长出一朵花！”我惊叫。
妈妈在起居间里拼图，这是她多年来的娱乐，她正在拼一幅凡·高的《邮差》，绿油油蓝汪汪的一片大海，每片拼图上都有同样的白色碎浪，她在蓝绿海里找线索，对我的大惊小怪如常地答：“哦，是吗？”
我没法像她那样，什么事都胸有成竹，对生活有种天生的信心。这不在我的血液里。我天生就极端敏感，没有安全感。没有用，即使我一直在试图模仿，我还是会被草帽上一朵无害的雏菊吓倒。
我戴上它，照着门口的穿衣镜，草帽有点大，完全盖住我前翘的额头，两道细细的凤眼充满怀疑，小鼻子，厚唇，细滑的黄脸上有黑痣没有雀斑。这不是我的草帽。
一定是谁拿错了。虽然这草帽挺漂亮，甚至还多了一朵花，但我还是想找回属于自己的草帽。妈妈总说丢掉的东西只要你记得掉在哪里，总是可以找回来的，有好心人捡到了你的失物，他们会在原地等着，要么交到警察局或负责的单位，例如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
但我想我是永远失去它了。
“我的草帽掉了。”我走进起居间。
妈妈抬起头，拿下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温和的灰蓝眼珠困惑地看着我。“你正戴着它呢！”
“这不是我的！”
“是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她心不在焉地说，端详手中的一枚绿色拼图，它跟桌上其他拼图没什么两样，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两千片的拼图。小时候，她曾耐心地陪我玩，我的第一个拼图是白雪公主和七矮人，一共十片，我玩到闭着眼睛都能飞快排出来。然后是五十片、一百片、五百片，到了一千片，那是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夜景，我在璀璨的灯火里迷了路。没排完的拼图，我的十四岁生日礼物，就那样日复一日铺在房间地板上，走来走去都要绕路，非常碍事。妈妈后来说：“这是你的拼图，如果你想把它完成，你就完成，你想收起来，就收起来，想扔垃圾箱，”她停顿一下，“我建议你捐给第三世界的小孩。”
第三世界的小孩！电视上那些骨瘦如柴没有饭吃的小孩，那些濒临死亡极需善心人士救助的小孩！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善心人士，她定期捐钱给慈善机构，在邻里间收集旧衣物，捐给贫困户，在教会里主持慈善募款，感恩节时做火鸡给单身在外的学生吃。我就是她的善心最大的受惠者。第三世界的小孩！他们哪需要这种昂贵的拼图？
我恶意踢着那幅半成品，把已拼成的部分踢散开来，有的拼图块滚进床底。现在它们不完整了。不完整的拼图就是一种诅咒，那个缺口破坏了整幅图画的和谐。它基本上就是个废物了。
我看着低头专心拼图的妈妈，逐渐被时光漂白的麦色长发松松绾成髻，垂下的几缕发丝，拂在松弛的颈肉上。她从过了五十就开始发胖，一年五磅，怎么也瘦不下来，她总嚷着要慢跑要跳有氧舞蹈，但是美好的周末，天气好容易才放晴，她却窝在家里拼图。
“今天没有人看房子？”
“哦，下午有一对夫妻，很急的。”妈妈拿下眼镜，“好像是华人。”
最近几年，有很多华人来看房，不是住在这里的华人，是从中国飞过来的，专程来投资房地产。我们这个小镇到纽约就是一班公交车，过了华盛顿大桥可换搭地铁，既享有小镇的安全宁静，又能直通大都会，所以他们就来了。
纽约市。当我还没上幼儿园，还没加入小镇白人为主的儿童群时，我们几乎每周都去大苹果。妈妈带上大包包，里头是尿布、奶粉、果汁、干粮、湿纸巾、乳液、防晒油、一套干净的衣裤，我最喜欢的小鹿斑比布偶，还有一两本图画书，沉甸甸地挂在推车上。我们在高速公路边的草地上等巴士，太阳晒得我脸上出了汗，背上发痒，时间漫长得让人受不了。等我们一上车找了位子坐下，她会舒口气，带着鼓励的微笑看着我，“出发咯，亲爱的。”这些劳途奔波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后来证明，我跟谁都玩不来，但这就是妈妈，她永远想给我最好的，出于一种强大的责任感。
在我还没上学时，她总是喊我的中间名，Moon-moon，月月，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是赵园长取的。我进园的那天，刚好是中秋节后一天，一轮满月。妈妈告诉我，月亮对中国人来说，比太阳还重要，在诗词歌赋里不断出现月亮的意象，跟中国人的性格和情感也比较贴近，保持着距离，淡淡的，美好的念想。有了我之后，妈妈爆发了一阵中国热，疯狂地阅读关于中国的一切。但她越是深入，就越是迷惘，一时抓到了，一时又溜走。她跟我分享所有她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我敢说我比学校那些正宗华人家庭的孩子知道得更多，她甚至送我去上中文学校。
我回家来跟她说中文：我七岁了，我想吃饼干，我是好孩子……她灰蓝的眼睛里带着骄傲和困惑，把我搂在怀里。我的名字叫月月，我上学了，我会数数儿……她只是搂着我。
当她叫我Moon-moon时，我更正她，是月月。月月！她模样滑稽地噘起嘴，模仿我的唇形，就像我过去跟她学说话一样，但她发不出月月的声音。我写中文作业时，她盯着那些方块字，就像盯住一个个找不到方向和线索的拼图块。我不了解为什么妈妈不懂中文，她不是神通广大无所不知吗？
我在房间里大声地一遍遍读诗，妈妈探头看。我得意地读得更大声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你在读什么？听起来是诗。
是的，这首诗里有我的名字。我指给她看，月字像一把梯子，她现在认得月这个字了，因为它是我的名字。
那么，这是关于月亮的诗？它怎么说？
说一个人看到月亮，想到自己的家乡。
妈妈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紧张的神色，但立即就被温柔取代了，她小心翼翼地问，月月想念什么呢？
我想念……我不知道想念什么。妈妈和我的世界似乎已然完整。爸爸早在我五岁时就离开了，从此再没见过，我只记得他很高大，把我抱起时，我很害怕。还好他很少抱我。他走后，我很快就把他淡忘了。
后来，妈妈又试着问过我，以各种暗示和刺探，你想念什么呢？再后来，我明白了，这问题跟爸爸无关。我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也就不想念什么。妈妈摸摸我的头，叹口气。她到底是希望我记得，还是不记得？
妈妈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身世。从我记事起，她就跟我说起我是怎么来的。房间五斗柜最底层有个纸盒，里头收着一条小碎花薄毯，当初我就被这条薄毯包裹着，放在了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长凳上，此外一无所有。没有一张纸条写着出生年月日、父母万般的惭愧和请托，像珍妮、芳芳、汤姆逊那样。也没有一条红线系着一个玉佩，作为孩子永远的念想，像克丽丝汀·珮珮·怀特一样。我，安娜·月月·海瑟勒，只有一条旧毛毯，起着毛球。
我天真地问：有人把我弄丢了吗？他们没有回去找我吗？
妈妈很诚实地摇头（诚实是她毕生的信条），她没有试图美化我被亲生父母弃养的事实。他们肯定很穷，肯定是有各种困难无法抚养你，她说，所以我成了你的妈妈。
十七年前，妈妈玛丽安·伊芙·海瑟勒在南京儿童福利院认养了一岁的我，因为她自己无法生育。在美国认养一个同文同种的小孩是非常困难的，小宝宝稀缺，认养的条件太苛刻，还有很多宝宝是健康有问题的，因为未婚小妈妈酗酒吸毒。从欧洲等地认养小孩，同样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没完没了的申请程序，妈妈已经三十八岁，不能再等。消息传来，有些中国儿童福利院里的婴孩可以领养，认养的条件相对宽松。在大纽约地区，很快出现了数百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大家定期聚会，交流各种信息，什么地方能买到可爱的小旗袍、灯笼竹筷、春联窗花之类。那时候市面上买不到中国娃娃，妈妈坚持不让我玩金发芭比，所以我有了全套的维尼小熊家族，还有可爱的小鹿斑比。妈妈曾经帮忙组织春节义卖、元宵提灯、中秋吃月饼的活动，大家都燃起了中国热。他们的做法得到亲友的赞扬和支持，认为对孩子心理健康有益。
小时候，在几个生日派对上，当彩色气球飘飞，我们吹着纸哨子，转着塑料制的竹蜻蜓，在某个人家的后院或客厅跑来跑去时，总听到大人们在说，哦，我们将来要带女孩们回南京去寻根，一定要带她们回去。即使我还那么小，也感觉到这个心愿是如此沉重。我知道他们害怕。他们拼命把在美国能找到的二手中国文化给我们，但他们自己在那文化里找不到方向。
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长得不一样，而父母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会把孩子送给别的更称职的父母。
后来，珍妮的头在墙上磕出了血，因为她恨自己没有妈妈的大眼睛和蓝眼珠，没有金色柔软的头发、太阳晒了会泛红的白皮肤……后来，克丽丝汀进了急诊室，开刀取出她吞下去的那个玉佩，她拒绝跟任何人说话，休学了一年……后来，我没有再跟这些小玩伴见面，妈妈也没有再提起她们，虽然她还是跟其中几个家庭保持联系，关注他们的脸书。
我像个模范一样，平顺地长大，成绩不错，进游泳校队，十五岁跟男孩子约会，十六岁摆脱掉我的童贞，不是班上最早，绝对不是，但至少没太落后。现在，我抽屉里有几份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入学许可。
我甚至一直去中文学校，直到成为学校最元老的学生，直到成了助教。他们说我的中文说得很流利，这真是个奇迹，尤其是生在这样的白人家庭。
即使是青春期，当别的同龄女孩快把她们的妈妈逼疯，我还是那个黄色小甜心，微笑几乎是我的第二层皮肤。她们用各种方式背对父母，她们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变成跟妈妈一个样儿。但是我怎么能背对，我从未真的像她，她甚至没法给我什么化妆建议。我的皮肤紧实细致，黑发多且硬，扁平的胸扁平的臀，鼻子这么小，眼皮好像永远浮肿着。我丑吗？美吗？谁能告诉我，到底要反叛什么？看着镜子里那个长着中国脸的我，我的外表和内在是分裂的。
我没有进入过她的身体，从她的血肉里生长，从无到有。她签了一些文件，捐了钱，然后有了我。后悔的妈妈不能把孩子收回肚子里，但是如果我的妈妈后悔了呢？我们看上去那么甜蜜和谐，并肩微笑走在主街上，人们友善地对我们挥手。但是当我们走出熟悉的美林镇，走到了外头世界，就像上回我们开车去北边的新英格兰。那里清一色的白人，人们会多看我们一眼，搞不清楚一个中年白人女性和一个年轻的东方女孩是什么关系。他们疑惑的眼神抛给我一串串的问题。历史课上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土生土长的日裔小孩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一刻，基因种族胜过了后天养成。现在没有战争，但任何时候家庭里都能挑起战火，父母和小孩，美国和中国……这些问题单是臆想就已经太疯狂，没有人会去讨论这些。
那些看房子的华人可没那么含蓄。当他们在妈妈办公桌上见到我的照片时，总是会问：这是谁？听到答案时，他们张大了嘴。英语比较流利的就要多问几句，他们才不管什么隐私不隐私，就好像有个什么明清古董被偷运出国了，有权要问个清楚。妈妈总是告诉他们，南京儿童福利院。
一诺房产中介公司里，妈妈是最资深的经纪人，这一拨华人顾客，不约而同都找上妈妈。可能其他几个同事没敢争取，觉得妈妈更能胜任吧，有个女儿从中国来。有的买客听讲不行（一般读的能力强一点），这时，妈妈便会请我放学后去公司一趟，或是像现在这样，在周六的傍晚跑一趟。
一诺房产中介公司就像一般的民宅，它是一座小巧的两层楼房，白墙，淡绿色的窗框，窗台上有小花盆，门口插着木牌写着“一诺房产，值得信赖”。上班族只有周末才看房子，我进门时快五点，琼和艾伦都在，喝着不知第几杯咖啡，桌上有甜甜圈。艾伦拿了一个草莓酱的给我。可以换那个巧克力的吗？我正要开口。
“月月！”
有人字正腔圆喊出我的中文名，一个陌生的女人。妈妈在旁兴奋地介绍说女人从南京来，这句话就足以让我的心跳停了半拍，忘了我想换的另一种口味。
那是个穿着两件式套装的女人，身材娇小，戴着闪亮的耳环项链和戒指，打扮得异常正式，一个镶金的粉红方包放在膝头。她正上下打量我。她身边坐着一个理平头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略有点发福，穿着衬衫和深色长裤、尖头皮鞋，带个真皮公文包。从他们的打扮，我猜不出他们是什么教育背景，从事什么行业。在我们这里，除非有什么正式活动，夏天大家都穿着短袖短裤，年轻人喜欢穿人字拖，有些成人穿平底凉鞋。
妈妈介绍说他们拿旅游签证，其实是在美国到处看房子。他们说南京好一点的公寓要美金一百万。一百万，我们这里独栋独院的好房子都可以买三套了。他们坐妈妈的破车往山坡上的深宅大院去，那些豪宅藏在林荫深处，五房四卫三车库，现代简约风格，处处透着气派。他们马上就相中了一栋百万豪宅，跟妈妈回到办公室，签约付意向金，让妈妈去跟上家商谈。
妈妈明显为这即将到手、得来不费功夫的大生意弄得晕晕乎乎，当听到这对夫妇来自南京时，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甚至当他们要求见我一面时，妈妈便拿起了电话。那个盛装的太太一直瞅着我看，好像我是什么奇珍异兽，好像白人家庭的教养会让我长出犄角。我低下头去吃那个草莓酱甜甜圈。
“你会说中文？”仿佛要测试我的中文水平，她突然用中文跟我聊起来，“你妈妈说你要去读大学了？去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无数次了，但还是第一次用中文回答，我讲得有点不顺畅。语言毕竟是一种日常工具，不用就会生锈。申请大学对我不是问题，但大学的学费实在太高了，为了我读大学，妈妈一直拼命在存钱，没舍得换车，连着几年没有去度假。房产经纪人的收入不稳定，妈妈一直很伤脑筋，我知道我必须贷款，课余时间必须拼命打工。麻烦的是，我也需要一部车……
“月月小姑娘，你长得真好，住在美国，还要去读大学了。”她摇头，有点感慨，“你真是幸运啊，遇上了这种好心的美国人。”
“嗯。”我需要在陌生人面前，为这种幸运感谢老天吗？
女人突然摸了一下我的手臂，我往后一缩。她可能是想表达善意，但我不习惯陌生人间骤然的肢体接触。这个陌生人却压低声音，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你亲妈把你放在车站人多的地方，就是希望你能活下去。我听说在有些乡下地方，养不起的孩子只能送人……”
一直沉默着的那个男人也开口了：“是真的，乡下人把女婴放竹篮里，傍晚时在村子里转，一家家问有人要吗有人要吗？问到最后没人要，竹篮就被放在村外的土丘上……”
“好了，请你们在这里签个字。”妈妈递过买房意向合同，“我马上给对方经纪人打电话。”
他们忙着签字，我低头看着那难吃的甜甜圈。你要么就吃掉它，要不就带回家，或者丢垃圾桶，总之，你自己要拿定主意。我起身离开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我沿着一诺房产前的大马路往前走，拐进图书馆的绿地，从后面停车场边门绕出去，走上一条小土坡，接上肯特路，走个五分钟，就到了我的学校。隔着铁丝网是我们的篮球场，现在里头空无一人。我一直梦想打篮球，但身高不够，只好进了游泳校队。他们都说，华人子弟身材适合游泳地板运动之类的。但这些都是冷门运动，篮球才是正道。
不争气的眼泪涌出来，我庆幸四下无人。
你要她吗？要吗？就像提着的是一篮鸡蛋或面饼。他们亲眼看到了婴孩粉嫩的脸蛋，张着没牙的嘴巴握紧小拳头在哀哀啼哭。谁能不救助这脆弱可怜的小生命呢？但一个个婴孩就这样被放在了荒凉的土丘上……
我是幸运的。虽然我被遗弃了，但我被好人家收养了，虽然我成为白人世界里的中国怪物，但我还活着，所以我是幸运的……
此刻我才发现，手里竟然还抓着那个吃了一半的甜甜圈。我使劲把它丢过铁丝网，抓住铁丝网使劲摇晃，像一个绝望的囚徒。
不知过了多久，我全身力气也散尽了，坐到地上，脑里一片空白。手机响了两次，或三次，我没接。妈妈一定到处在找我。我站起身来，拍掉裤子上的泥土，慢慢往回家路上走。
“嗨，安娜！”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朝我走来，笑容满面，是法兰克。我挤出一丝微笑。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他关切的注视下低下头去，“我，我正要回家。”
“嗯，你瞧，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但既然遇到了，我想这就是命运。”
我抬头看他，他的表情很严肃。什么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有你的草帽。”法兰克嘴角扯开一丝坏笑。
“什么？”
“是的，安娜，我拿了你的草帽，那天聚会结束时，你忘了带走。”
“啊，是的。”
“你要我拿来还你吗？”他望着我，水蓝的眼珠本来闪着促狭的目光，随着我异常的沉默，逐渐暗了下去，“安娜，你还好吧？”
他温柔的语气，让我只想扑到他怀里痛哭一场。
“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告诉我，你知道的对吧？”
“你想还我，就还给我，不想还我，就带它走，或者把它丢到垃圾桶。”说完，我快步朝前走。
“安娜，安娜！”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注定要失去的，就会失去，你无计可施，这就是命运。
一进家门，闻到了我喜欢的烤苹果派香味。
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累了。”我故作轻快，“我闻到什么？你又拿超市里的来糊弄我？”
“从小你吃的都是超市的好吗？”妈妈笑了，“来杯咖啡？”
我们母女在饭桌前坐下来，我切了两片热腾腾的苹果派放到餐盘上，那是青花图纹的餐盘，妈妈特地在日本超市买的。日本的，中国的，看起来都一样是东方的。
“你后悔过吗？”我问。
妈妈看着我，我知道她懂。可以这样做吗？可以收养一个外表跟自己完全相异的，一个中国的女孩吗？孩子将来会有认同危机吗？在那些生日派对上，说着要带我们回南京寻根的时候，迷惘和疑虑就在那里了。
“下午那对南京的夫妇很健谈啊，让你有感触了？”
“你后悔吗？”
“我感谢上天的安排。”
我们安静地吃着苹果派。南京弃婴的故事感觉遥远了，我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度。但或者，南京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妈妈说了，那个有玉佩的克丽丝汀·珮珮·怀特，发了脸书，他们在南京找到亲人了！
珮珮跟妈妈一起回到南京儿童福利院探访，地方媒体一报道，网络上一传播，凭着儿时的一块玉佩，竟然真的找到了亲爸。亲妈几年前病逝了，亲爸一直记得当初给了小女儿这块玉佩，那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后来也知道女儿被送到南京儿童福利院。家里有个小她一岁的弟弟，懂事后曾回到孤儿院探听姐姐的下落。
我点开了脸书，看到珮珮跟南京家人的合照，她的爸爸又黑又瘦很显老，倒是弟弟跟她长得像，都像妈妈吧？
“现在有几个家庭在约着一起去南京，你觉得呢？”
南京更近了，近得不仅是故事里的原乡，不仅是五斗柜纸盒里那条薄毯子。
“月月，怎么样？”妈妈搂住我肩头，“我一直知道你想回去，今天这房子已经谈妥了，现金交易，可以进账三万多，我们的旅费就有了！”
妈妈灰蓝的眼睛里闪着光彩，终于能实践自己的承诺，带女儿回去了。或者她是对的，或者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回去，去填补生命最初的空缺，找回失落的那块拼图，所以才这么认真学中文。是不是找到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就完整了，不高兴时敢大声跟妈妈争吵，离家出走，做出各种叛逆的事，在气极的时候也可以理直气壮喊出“你当初就不该领养我”的话？
深夜，白昼的暑气消散了，夜凉如水，窗外虫声唧唧。附近人家早就拉下窗帘就寝，只在檐下留了一盏黄灯。这个小镇，我的小镇，全世界我唯一熟知的地方。再过三个月我就要离开了，离开这林荫如盖的马路，路两旁朴素古雅的小楼房，推着婴儿车散步的犹太妈妈，遛狗的年轻人，还有滑着轮鞋呼啸而过的男孩女孩。一年又一年，春天我们打着喷嚏整理花圃，夏天在院子里摆摊卖旧物，秋天我们把落叶扫成堆，冬天清理门前的积雪。四季的任何时候，屋里都是安宁舒适的，妈妈在起居间摆着拼图，在厨房里加热超市的苹果派……
我盖着薄毯，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比较怕冷，他们说是体质关系。有些东西，即使离开了，一样留在我的血液里。身子底下的床越来越硬，硬得像木板。十八岁的我，细长的身子盖着小花毯躺在木板椅上，四周是嘈杂的人声，火车进站离站，广播声，吹哨声……我戴着一顶草帽，一动也不动地躺着，静待我的命运。车轮摩擦铁轨，唧唧，唧唧，发出阵痛似的尖叫，一朵、两朵、三朵，越来越多黄雏菊从帽里长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给法兰克发了短信：我想告诉你，我有钱去读大学了！还有，你可以拥有那顶草帽，因为是你捡到的！
[责任编辑 徐则臣]
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编辑：梁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