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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纪事|艾平:脱贫路上追梦人[报告文学](人民文学 2020-05)

艾平 人民文学 2020-09-11


脱贫路上追梦人

艾 平

人民文学 2020年05期



既然披上了第一书记的战袍
下雨了!雨点像一颗颗小石子,重重地砸在土地上。土地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水坑,转瞬之间,这些小水坑的水就漫延起来,变成一片无边的水泊。
二〇一七年,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孤山子村杨家杖子自然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一场大雨。
山洪倾泻而来,道路消失了,排水沟被注满了,水流到一家家院里或门槛跟前。村里的人们害怕了,男女老少相携着来到村口的河边,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水势。他们默默地祈求老天,千万不要再下了,否则,一场洪灾将不可避免。
这时候,远处的公路上一辆汽车疾驰而来。
车上下来五个人,急匆匆地来到河边,看样子要过河到村里来。河水咆哮着流过,快要把浮桥两侧的凭栏没过了。浮桥在水中左右晃动着,人若是从浮桥上走到对岸,要蹚过腰上半尺的河水,还有可能摔倒,被大水卷走。
对岸的大爷大娘焦急地喊:“孩子们——可不敢过啊,太危险了!”
几个叼着烟卷的年轻村民却在说风凉话:“哥们儿别玩命了,你们不就是来镀个金嘛,开开会就得了呗……”
这五个人停了一下,只见带头的那个人,揩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大声呼喊:“病重的乡亲们盼着咱们呢,医生们等着咱们呢。同志们,不要怕,咱们互相把手拉紧,只要我们不松手,一直往前走,冲过去没问题!”
其余四个人的声音随之而起:“不怕!冲过去!”
在这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杨家杖子的数百位老乡见证了一次和平年代的英勇冲锋。
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冲在最前头,他的身边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干部。他们赤裸着胸膛,把随身带的文件资料,系在脖子上,手挽着手,在大水激荡的桥面上,稳如磐石,动如铁甲,坚毅前行。桥在水中晃着,水在桥上荡着,却没有让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倒下去,因为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仿佛一节节铁链不可断裂,那是同志的手、战友的手、兄弟的手!
这位驻村第一书记,就是黄旭坤。他们今天过河,是因为有一件关乎杨家杖子自然村民生的大事。
杨家杖子自然村有五名大病患者,由于多方面原因,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救治,现在有的瘫痪在床,有的危在旦夕。黄旭坤为这件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虽然去过多家机构联系,却都因为种种缘由被婉拒了。最后是黄旭坤的老领导——新洲中医院的院长,承诺到杨家杖子义诊。由于医院每天都要开门接诊,他们多次调整时间,安排最好的医生,才确定下来在明天,由院长带领三位优秀医生,到杨家杖子给这五位重病患者义诊。他们临时通知黄旭坤,需要事先到村里,把五位患者以往的病历和检查报告用手机拍照传给医生,并连线接受医生的询问,以便他们准备好要携带的诊治器械,并为患者备置一些药品。
黄旭坤一行人终于走过二十多米的浮桥,岸边的乡亲无不啧啧赞叹,说风凉话的小青年也肃然起敬。大家一拥而上,帮他们打伞、擦身子、拿东西,从家里取来热茶……几位患者的家人拉着黄旭坤的手,一把雨水一把热泪,说着真心的感谢话。老村干部任广握着黄旭坤的手,激动地说:“我当村干部二十多年,从来没服过人,今天我服气了。谁不知道生命可贵,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回让我看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境界了!”
黄旭坤心头不由一暖,眼泪也流了出来。谢过众人,他们来到五位患者家,按照医生要求,为第二天的义诊做好了准备。
第二天,雨过天晴,新洲医院的医务人员有备而来,很快给出了最佳治疗方案,还带了价值一万两千元的对症药物。他们决定长期关注这五位病人,今后入院治疗,予以免费,并且派车接送。
五位患者的病况都有明显好转,黄旭坤心里日夜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下。
扶贫办的同志给我发来了一组黄旭坤的工作照——在贫困户家的火炕上,他盘腿挺背,稳坐如钟;在义务劳动后,他和几个扶贫干部一起吃快餐,大家都坐在台阶上,唯有他蹲着,那腿脚像凳子一样牢靠。
黄旭坤参过军,曾在辽宁武警部队当过轮训教员。他来到我面前,目光炯炯,仪表堂堂。立定,握手,落座,开口说话,举止行为尽显当初的训练有素,使人想到军歌嘹亮的演兵场。
这是一个有四年军龄、三十年党龄、三十年工作履历的干部。二〇一五年,在敖汉旗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的岗位上,被组织选派到古鲁板蒿镇康家营子村任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
到了康家营子,看到当地村民的生存状况,他雷厉风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每个自然村之间通水泥公路的问题,同时想方设法为全村安装了有线电视,给各个自然村修建了文化活动场所。现在正因户施策,为贫困户谋求脱贫致富的项目。
黄旭坤在康家营子村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接到一个原单位领导的电话,说要和他谈谈。
原来,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组织上想把黄旭坤调离康家营子,交给他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到古鲁板蒿镇孤山子村任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
黄旭坤对孤山子村的情况略知一二,那是个由三个村合并成的大村,山地多,天气冷,风沙大,降雨不均,养殖业和种植业局限于养羊和种玉米,很难寻求新的致富项目。这三个村子的民风民俗各有千秋,互相极不认同,各村内宗族之间也存在旷日持久的矛盾,往往一有涉及利益的事情,就会闹出种种事端,当地村干部早已束手无策。
领导也了解这些情况,就给黄旭坤做工作:这是咱们单位结对帮扶对象,又是老大难村,不派一个强有力的干部,拿不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你在康家营子干得很好,一定能担起这副重担。当然,你有权利选择留在工作已经轻车熟路的康家营子……你还记得总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为其艰难,才更显勇毅,为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黄旭坤为之一振,他把所有的为难和犹豫吞进肚子,二话没说,接受了组织的委派。
黄旭坤的语言表述,简洁利落,掷地有声。他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谷壑纵横,才见赤子之心。在脱贫攻坚这场举国大战中,我是万马千军中的一个战士,既然披上了孤山子村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的战袍,不干则已,干就干好。
二〇一六年,黄旭坤初来乍到,他从车上卸下简单的行李,走进了村委会办公室。
村委会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弃屋。桌椅板凳歪歪斜斜,破旧不堪,桌子上没有办公用品,墙上地上都是灰尘,水壶里没有一滴水,只有黄色的水锈挂在壶嘴上。院子里没有卫生间,没有花圃菜畦。一面晒褪了色的国旗还在门厅上挂着,让黄旭坤看着想掉眼泪。
黄旭坤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种上了几畦蔬菜,绿油油的菜苗长出来,村民一路过,就知道这回可是真格的,驻村干部要在咱们这里安营扎寨了。他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千块钱,买了米面油,还有很多方便面。上任伊始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平均吃两顿方便面,他没有时间照顾自己,村委会也没有食堂给扶贫干部做后勤保障。
孤山子村在古鲁板蒿镇南部,有八万九千亩土地,包括耕地三万四千亩、林地三万五千亩、山地两万亩。一共有七个自然村,一千一百六十户,两千九百四十口人。党支部下设十一个党小组,共有八十四名党员。然而,孤山子村并没有呈现出团结一致奔小康的局面,上上下下进取心涣散,宗旨意识淡薄,财务管理混乱,集体经济空壳化。这就是黄旭坤当时所面临的情况。
由于前任村支书已经退休,作为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黄旭坤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村党支部的工作。
党员同志,你们在哪里?老村干部,你们在哪里?村里的妇女骨干、青年骨干,你们都在哪里?
黄旭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串门行动。他坐在炕沿上,给大娘点着一袋烟;他走进大爷的场院,随手拿起一把扫帚,成了大爷的帮手;他走进田间地头,跟乡亲们一起掰玉米、起土豆;他的眼睛注视着村里的每一缕炊烟,他的双手触摸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丝脉动。
乡亲们奔走相告,来了一个黄书记,要领着咱们甩掉穷帽子呢。很快,两委成员到位,党员到位。全村上上下下,等待着黄旭坤的第一步棋。
黄旭坤的第一步棋,就是向镇党委建议,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进行调整充实,让年富力强、心怀村民利益的同志进来。第二步棋就是强化制度建设,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启动村民代表和检委会的联合监督。他对全体党员说,沧海河流有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谁是砥柱?就是我们这些在党旗下宣誓的共产党员!谁是主峰?就是村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村干部!
 我们要出来走两步!共产党员就是排头兵。
当村民们走进村委会的时候,眼前不由一亮,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崭新的党旗挂起来了,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桌子上摆放着崭新的档案盒、文件夹、工作手册,并且安装上了网络,具备了基本的办公条件。黄旭坤没有说,这是他自掏腰包购买的。他懂得老百姓的心,面对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他们更愿意看到你所办的实事儿。
由于没有投资,全体党员干部义务劳动,整治脏乱差,改善全村人居环境。黄旭坤冲在最前头,党支部书记刘庆波,家里开着一家鞋店,当即关了店门,带着媳妇和两个店员来参加义务劳动。其他党员和村干部一看,也纷纷领来了自己的家属。这次义务劳动结束,把村里街道彻底清洁整理了一遍,节省了七千余元的劳务费。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看到党员干部说干就干,不玩花架子,跟着他们脱贫致富大有希望。
后续的实事儿一件接着一件。村委会打了机井,村子里二十多年拉水吃的历史结束了,连接全村的十八点七公里水泥路修通了,危房旧房改造的一百一十套住房在建,幸福大院养老工程在建,四百万扶贫资金落地。渗金吐、北洼等六个自然村传来了日夜不停的机器轰鸣声,七眼饮水井、五眼灌溉井很快完工,一次性解决两千五百口人吃水和两千亩地浇水难题。在党支部村委会的引领下,孤山子种植合作社成立了,每年收入可达一百四十万元;养殖合作社成立了,年收入一百八十万元;旅游合作社也成立了,年收入一百万元。仅此三项,就带动二十户四十二口人实现了脱贫。
人心齐,泰山移。黄旭坤和村两委的同志们团结奋战,全体村民人人参与,孤山子村的脱贫攻坚之路越走越宽敞。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四点,窗外下着大雨,黄旭坤接到包片干部任亚青的电话,说是邢家营子自然村村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事态十分严重。黄旭坤一个骨碌下了床,启动汽车,瞬间穿入雨雾。
邢家营子离村委会十公里,当时水泥路还没有修好,大雨滂沱,山路起起伏伏,泥泞曲折,很难辨识路况。黄旭坤走到三点四公里处,车轮滑入一个泥坑,保险杠损坏,半个车厢进水,没有办法继续开车前行了。他打开车门,从泥水里爬出来,看看表已经是清晨五点了,打个电话给邢家营子村干部,得知冲突还没有停止。
还有六公里的路程。黄旭坤把鞋里的泥水甩干净,迎着大雨翻过山岗,蹚过泥洼,顾不上衣服被灌木刮破,也没在意胳膊出现了流血的伤口。他跌倒了,爬起来,泥滚身,身滚泥,时而加速奔跑,时而小心翼翼地挪步,终于到达邢家营子村。
沉疴陋习,总是与贫穷的生活如影随形。争端是因为大雨,雨来了,流入了上一家的田地,上一家垫高田埂,自家的田保住了,下家的田就被淹了。全村的地都是相连的,结果大部分人家都卷入了这场冲突。
突然有个泥人出现在纠纷现场,大喊着:“不要闹了!闹下去有完没完?”
村民们一愣,这大雨天的,谁能来咱们这穷地方?莫非天上掉下个孙悟空?
有人认出来了:“这不是驻村的黄书记吗?这大雨天的,您怎么来了?”
黄旭坤的确一肚子火。他一把夺过村民手中的铁锨和锄头把子,往地下重重一扔。怒吼一声:“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你们不打架我能来吗?”
一个孕妇被感动了,她无声地走到黄旭坤身边,给他撑起一把伞,毫不在意自己已经被雨水淋湿。
现场安静下来。黄旭坤也无须再多说什么,他在前面走,大家都跟在他的身后,回到了村里。黄旭坤让村干部通知下去,一家出一个人,到村民组长家开会。
“老祖宗说过,远亲不如近邻,什么意思?就是说乡里乡亲地住着,比你那在北京在赤峰打工的儿子闺女近多了、有用多了。我就不相信谁家能房顶开门、灶坑打井这辈子用不到邻居帮忙。所以近邻之间,可不能遇着点儿小事就闹生分!你们细想想,咱为啥要死守着这点儿庄稼,还不是因为全指着这点儿庄稼过日子?没有别的来钱道,为啥闹事,就是因为个人顾个人的小利益。要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守着大盘子挣钱,还会有这事儿吗?”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可不是嘛,黄书记,您把我们心里说得透亮透亮的。往后听您的,谋略点儿大事,咱邢家营子也要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家说要杀鸡,那家说要宰羊,一定留黄书记在村里吃顿热乎乎的家常饭。
黄旭坤说:“饭就免了吧。我的汽车还在水坑里泡着呢,请你们帮个忙给拽出来。”
有人开着拖拉机,有人拿着钢丝绳,村民们争先恐后到了现场,把黄旭坤的车从泥坑里拽了出来。黄旭坤掏出五十元钱,说给大家买点儿烟抽。村民组长说:“黄书记,快拿回去,你帮我们解决这么大问题,我们要你的钱,那太丢脸了……”
黄旭坤就这样成了村民的贴心人、主心骨。有困难找黄书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黄书记。在他们的眼里,黄书记钢筋铁骨,无所不能,是一个浑身智勇,无往而不胜的大能人。
村里有位独居老人,七十六岁了,叫王明兰。在烧炕的时候,不小心引起了一场大火,把自己家的房子彻底烧毁。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对一堆冒着黑烟的灰烬,失声大哭,冷冷的秋风一阵阵袭来,她浑身发抖。黄书记来了,给她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承诺:“入冬前,一定让您老人家住上暖暖和和的新房。”他的话掷地有声,一座红砖瓦房,很快建成了,有上下水,还有取暖小锅炉,比老人原来的房子宽敞暖和了很多。老人喜极而泣,她拉着村干部的手说:“有这样好的干部关心我,我再也不用为年老害怕了,我要好好活下去。”
为西洼村民组的独居老人李桂兰能够排解孤独,黄旭坤把自己家的新电视拉来,送给了老人。村里有三十户人家的孩子就学困难,他通过各种渠道请求支援,获得爱心人士一万余元的物质支持,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进入了新学期。
没有人知道,黄书记也有病痛伤心、软弱无助的时候,一个个夜晚,他是怎样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忍着疼痛坚持到天亮的。由于年轻时军训留下的损伤和长期的劳累,他患有腰间盘突出和结肠炎,自从来到孤山子村当驻村第一书记,他的双休日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除夕夜、中秋节、国庆节都是在村里和孤寡老人、困难群众一起度过的。倒是经常有机会到旗里办事、开会,可是每次都忙得过家门而不入,一件事接一件事,都需要和时间赛跑,哪里舍得时间上医院?平常他只能靠吃药止痛消炎,维持现状。
肉体的磨难可以靠意志扛住,内心的愧疚和伤痛,却不是忍一忍就可以忘记的。说到这里,黄旭坤流泪了。
“去年一月二十日,那是一个周六,我本该休息。由于正在进行全村贫困户施策大排查,上级要求不能落下一个符合政策的贫困户,也把以前审查不严时纳入的贫困户重新摸底研判,要求星期一早晨必须上报,此项任务直接关系下一步全旗的脱贫攻坚工作。我正带着干部紧张工作,下午四点多,我叔叔打来电话说:‘三啊,你弟弟快不行了,你婶子哭得要命,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快回来看看吧!’
“我应该立即回去,安慰叔叔和婶子,送别亲爱的堂弟。我的老家在农村,从小我是在叔叔家长大的,这么多年以来,叔叔和婶子待我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重,弟弟对我也特别亲。小时候,每逢年节,叔叔买点儿水果或其他好吃的,弟弟总是把最大的那个给我吃。还记得我入伍那年,弟弟十四岁,穿着一双露脚趾的黄胶鞋,到旗武装部送我。在我临出发时,他用手绢包着一百多元钱,塞进了我的衣兜,那是他利用寒暑假挖甘草积攒下来的钱,自己都没舍得花一分。
“我后来转业在城里安了家,每当家里园子下来第一茬菜,弟弟就会赶着毛驴车,步行三十多公里,先给我送来。农村腊月要杀猪准备过年,叔叔全家每年都是等到我回家才杀猪,为的是让我吃上新鲜的杀猪菜。每到那几天,弟弟总是高兴地忙前忙后,走时还得给我带上一个肘子……手头的工作必须按时交卷,亲人远去将永不归来,我心如刀割,假装出去方便,面对老家的方向,让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工作任务没有耽误,可我愧对叔叔婶子的养育之恩,也愧对兄弟的手足之情。”
黄旭坤说,即使现在,他都不敢听别人叫哥哥,不敢看别人家兄弟在一起团聚的场面。
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二〇一七年,孤山子村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帽子,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三十五点三降至百分之零点四八;贫困户从三百一十六户、六百九十九人,降至七户十四人,顺利通过了自治区验收。孤山子村二〇一九年退出了贫困村行列,被评为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黄旭坤也被评为“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全旗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全市扶贫模范”“全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我在采访结束之前问他:“你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该回机关恢复按部就班的状态了?”他这样回答:“听从组织安排,不干则已,干就干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对于“九〇”前后的年轻人来说,追星和赶时髦是不可或缺的。若问他们崇拜什么人物,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成功者。这些成功者,必定拥有大量的财富,或者站在某一行业的绝对制高点。
刘叶阳和他的同龄人有所不同,他从童年至今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崇拜。“长大后,我要成为你”,这是刘叶阳的人生梦想。
刘叶阳的父亲是赤峰市县级机关里的一个科级干部。他出生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团结村,后来读书和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片区域。在最接地气的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大半辈子,一步步从民办教师、村宣传委员、乡党办秘书、副乡长走到今天的岗位,总结起来,还真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他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老党员、老公务员。
童年的夕阳透出无限的暖意,哪怕脚下是一层厚厚的白雪,寒风把他圆鼓鼓的小脸吹得像个红萝卜,小叶阳也会站在家门口的路边固执地等待。父亲会在这个时刻回家,他总是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从远处的橘红色光芒中出现,脸上满是汗珠和霜雪。他使劲蹬两下车,飞快地在儿子跟前停住,伸出一只手,把儿子从地上捞起来,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然后推着儿子一路有说有笑地往家走。
小小的叶阳对父亲口袋里的糖果更有兴趣,他不知道这是父亲从十分拮据的伙食费里节省出来的。
父亲当时在赤峰学院就读,这是他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的选择。别人说,你大可不必吃这份苦,就凭你那脑袋瓜儿,在家养点儿牛羊什么的,或者做点儿小买卖,再不济把地侍弄好了,几年就能发起来,也不至于煎两个鸡蛋还要往里面兑一把面粉,吃得直吧嗒嘴。父亲不为所动,他毅然通过考试,成为一个大龄大学生。赤峰离牛家营子乡四十公里,他一次都没有坐过汽车,就靠一辆自行车走完了两年的求学之路。
许多年之后,刘叶阳还记得父亲脚上那双带裂痕的旧皮鞋,还记得父亲肩头那只重重的旧书包。
父亲在外读书工作,母亲一个人忙着种地和家务,刘叶阳就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小牛犊,贪玩导致了他后来面对高考望而却步。父亲并没有发火,一遍遍鼓励儿子,实力是点灯熬油积攒下来的,拼一拼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刘叶阳大学毕业之后,又在父亲的支持下,连考三年而不气馁,终于考上了公务员。也许是命运使然,他也像父亲一样,做了牛家营子乡的党办秘书,在这个父亲曾经的单位里,他的同事很多都是长辈,他们见到刘叶阳,第一句话都是:刘永军的儿子肯定错不了。他们告诉刘叶阳,你爸那人啊,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不认真,个人事再大,也总是放在工作后面。在乡镇合并、人事调整的时候,他一没找领导要岗位,二没在原地等消息,而是到外地招商引资去了……刘叶阳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上班的时候,父亲是一面无形的镜子,时时刻刻审视着他、砥砺着他;回到家里,父亲就是他随时请教的老师,他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教诲——事事出于公心,不谋私利,什么时候你都能站住脚。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刘叶阳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只能干好,不能懈怠。
因此也慢慢领会了父亲当年的心思,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顶着生活的重压去求学,后来为什么坚持鼓励自己考学读书。他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一张文凭、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而是通过受教育,获得人生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瞭望人类的大前景,显微镜体察自己周围的小世界。
二〇一六年三月,父亲刘永军被选派到王爷府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在旗委宣传部当干事的儿子刘叶阳,被派到马鞍山村当驻村工作队队员、驻村第一书记。父子俩同时奔赴喀喇沁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第一次作为一个下派干部来到村里,年轻的刘叶阳没有任何经验。尽管是带着一片真心、一腔热情,住在村里简陋的宿舍,吃着村里简朴的伙食,可是,一时还不能走进村民的心里。
他在入户时发现一个年轻人非常放任自流,每天懒懒洋洋,在村里晃来晃去,就是不肯上学。于是主动去做思想工作,劝说这个年轻人赶紧回学校读书,告诉他将来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没文化,挑个门户过日子都不成……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突然大发雷霆:再让我去上学,我就用砖头子拸死你。
简直是莫名其妙,刘叶阳在手足无措的同时,还有几分畏惧。
第一次主持村民代表会议,议题是评定困难家庭列入贫困户。通知八点半开会,村民代表们十点还没有完全到齐。刘叶阳和另一个工作队队员坐在会议室耐心地等着,村民们好像没看见他们似的,互相聊着张家长李家短,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一些人来晚了,还不让问为什么,一问就有点儿恼火。他们说,我们家里一堆活儿等着呢,哪有时间在这儿听你们念文件念政策?啥事儿直说,说多了我们也听不懂。
其实这天开会,村民并不是真的不关心,而是带着一肚子不满意来的。
刘叶阳说,今天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咱们村哪些家庭合乎贫困户标准,咱们就列进去,按照政策给予扶贫帮助。
明明是要评定新年度的贫困户,有人却翻起了旧账:那谁谁家,有车还有房,为什么就当上了贫困户?那谁谁家,有儿女在外面开店做买卖,怎么能当贫困户?我们家老人病到炕上好几年了,怎么我们就评不上贫困户?
不知道谁开的头:你们工作队给我们这些村民代表带来啥好处了?是有钱还是有物……你们不公平……
刘叶阳站起来,示意大家静下来,但根本没有人听他的。他大喊一声:“你们听我说!”眼泪就没出息地流了出来。
大家静了,不一会儿接着在底下嘀咕,看吧,嘴上没毛,干事儿不牢,一整就哭,算啥本事?
听到这句话,刘叶阳不由火冒三丈。他狠狠抹一把眼泪:“你们能不能尊重点儿事实,我们怎么就不公平了?二〇一四年和二〇一五年的贫困户是我们工作队定的吗?还不是你们村民代表自己选出来的!你们当时拉帮结伙,投关系票,有话不说,装在肚子里发芽,现在来章程了。我们工作队是二〇一六年进来的,那一年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工作做得有多细致,对贫困户条件审查得多严格,你们刚才说了半天,有一户是二〇一六年评的吗?你们说呀?”
这一回带头的人没底气了,刘叶阳绷着脸,主持履行了会议程序,票选认定了新年度的贫困户。
周末回到家,眼看妻子怀有身孕,一边照顾大女儿,一边还要上班,同时还承担了贫困户定点帮扶的工作任务,累得无精打采。他想着自己工作没干好不说,家里也没照顾上,非常沮丧。父亲看出了他情绪不好,刘叶阳含着眼泪把事情跟父亲学了一遍。
父亲笑了,他拍拍儿子的肩膀,给了三点建议。第一,对待老乡要耐心,让他们认识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第二,过去我们下乡往往是走过场,给老百姓留下了印象,所以老乡不爱听大道理,不爱听套话,就看你办不办实事儿。当你帮他们把困难解决了,他们就会信任你。第三,紧紧依靠村两委,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又有工作经验。
刘叶阳回到村里,心情不再波动。他走家入户,不论是不是贫困户,都嘘寒问暖,耐心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进门见到活儿就动手帮着干,遇到老乡家的困难事儿,就拿出小本子记下来,尽快张罗解决。
在入户的过程中,他和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熟悉了。这位老人生活困难,老伴还是聋哑人。有一天夜里刮大风,把他家的电视接收天线刮移位了,看不到电视,老两口只好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打瞌睡。当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刘叶阳,刘叶阳马上说:“大爷别急,让我上去看看。”
虽然刘叶阳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可是一直上学、考试,考试、上学,后来在机关写材料,登高上房、下地种田的活儿真没干过。
老人家的房子有三米多高,梯子只能够到瓦下面。刘叶阳本身有点儿恐高,登上梯子,两腿打战,上不了房。他不想让老人看出他在害怕,两手按住房檐,胳膊一撑,悠上了屋顶。他不敢往四周看,半蹲半爬,降低身体重心,拿着小锅形的天线,从几个方向寻找,找到了信号,又用砖头瓦块把天线固定好。当他听到大爷在底下喊“有了,这回有了”的时候,高兴得自己跟自己笑出了声。
贫困户郭瑞城四十三岁,家里三口人,只有六亩地,没有像别人家那样种山葡萄致富,还在种杂粮,每亩只能收入七百元,生活十分困难。有一天刘叶阳到他家走访,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小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便问:“小朋友,几年级了?你爸爸在家吗?”小姑娘还是不抬头,不说话。郭瑞城从厨房出来,告诉刘叶阳:“我们丫头眼睛不好了,看不见了。”
刘叶阳心里一酸。细问得知,郭瑞城的女儿六岁时左眼得了青光眼,右眼得了白内障,视力下降很快,只好辍学。孩子的妈妈一看这种情况,就扔下孩子走了,再无音讯。从此郭瑞城又当爹又当娘,每天给孩子洗脸喂饭,同时还要照顾他久病在床的老母亲。他对刘叶阳说:“我看着人家致富,能不着急吗?可是我只有两只手啊,顾上家里,就顾不上外面,真是愁死。”
刘叶阳问:“这孩子有残疾证吗?”
郭瑞城说:“残疾人还有证?”
刘叶阳联系了医院,给郭瑞城女儿做了检查,并把她的残疾证办了下来,又给郭瑞城的老母亲解决了低保问题。郭瑞城一家,每年有了三千余元的补贴。
这时候一位北京下派的扶贫干部到马鞍山来调研,刘叶阳抓住这个机会,向他反映了郭瑞城女儿的情况。在多方支持下,郭瑞城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同仁医院,为孩子治疗眼疾。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精心治疗,结果令人遗憾,由于时间拖得太久,孩子眼底的血管已经失去功能,视力无法恢复。
极度失望的郭瑞城,冲着刘叶阳发牢骚:“都是你,非让我们上北京治,结果也没治好,还耽误一个多月。”
刘叶阳默默地把委屈咽下。他想起了父亲的话:有耐心,办实事。
喀喇沁旗的特殊教育学校没有盲人教师。刘叶阳又到赤峰市的特殊教育学校打听,学校回复,只要孩子智力正常,我们愿意接收入学。
刘叶阳回来问郭瑞城,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郭瑞城说:“怎么不想啊,孩子就这么在家待着,慢慢就傻了。”
刘叶阳帮助郭瑞城给女儿准备了行李物品,开车带着他们来到学校。学校的生活条件很好,老师和校长也十分和蔼。可是孩子就是一句话问不出来。郭瑞城连哄带逼,孩子总算开口,讲了讲自己的病情。校长说:“好了,放假的时候,我保证让你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丫头。”
临别,郭瑞城和女儿抱着痛哭。这些年来,他把女儿放在心尖上养着,家里再困难,孩子没冷过,没饿过,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刘叶阳一边劝慰,一边跟着流泪。他暗暗捏紧了拳头,一定要在脱贫攻坚的岗位上,干出成绩来。见识了苦难,他对脱贫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郭瑞城的女儿放假回来,简直像换了个孩子似的,和大人有说有笑,自己洗脸、吃饭、洗衣服,还帮着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老师从学校发来视频,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正在台上朗诵呢。
在孩子上学期间,刘叶阳帮助郭瑞城申请了一个保洁公益岗,每月有七百余元的收入。同时劝他放弃了杂粮,开始种植山葡萄,每亩可以收入三千元左右。他们家里的生活大有改善。
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刘叶阳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每天要做的事情,不论是贫困户的事,还是一般村民的事,他都耐心、细心询问,上心、精心地去做好。
村里的乡亲们开始对刘叶阳刮目相看,由原来的爱搭不理,变为见面唠个没完,有什么心里话争着告诉这个胖乎乎的第一书记。
有一个贫困户,通过工作队帮助,选择了菜单式扶贫的养牛项目,达到了脱贫致富,一年卖牛的收入六万多元,家里还存栏八头牛。年底,赤峰农村家家杀年猪,这个贫困户没有养猪,特意花钱买了一头猪,置办了宴席,专门请工作队吃杀猪菜。考虑到纪律,刘叶阳和工作队成员都没有参加。第二天,这位乡亲又专门来邀请,那实心实意的劲儿,让人不知道怎么拒绝。经过请示上级,他们接受了邀请。一看桌子上除了五花肉炖酸菜,猪心、猪肝、猪肚、猪血肠等全套头蹄下水一应俱全。在当地,这是最讲究的菜品,他们家自己没舍得吃,一直给最尊贵的客人留着。
扶贫先扶志。帮助村里出名的懒汉王玉柱从冷被窝里爬出来,真比让一棵躺倒的树起死回生还要难。
王玉柱四十五岁,正值壮年,以前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由于染上了赌博,家渐渐地被他败光了,不仅在外面欠了几十万,村里的乡亲们也都被他借遍了。妻子气得和他离了婚,带走了女儿,儿子小小年纪也出门独自谋生活去了,很少回来看懒惰的父亲。刘叶阳和村干部走进他家的时候大吃一惊,现实生活中还会有这样的情形。桌子歪着,凳子是断腿的,锅碗瓢盆布满灰尘,炉子里没有灰烬,看来是很久没有用过了。冰凉的炕上被褥脏得跟铁一个颜色,屋里没有一丝热气,连个暖壶也没有。王玉柱躺在被窝里,只露出一张惨白肮脏的脸。看有人进屋,眼珠子动了动,算是打招呼。
他身体没有病,可是他的每一天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只有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惦记着他,每天在二儿子家做好饭,冷风热气地步行四里多地送给他吃。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母亲怎么劝也不听,就是躺在炕上等死,没想到还会有人来关心他。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工作队很快把王玉柱列入帮扶对象。刘叶阳苦口婆心,一步步跟他深谈,告诉他:“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落,这是你绝处逢生的大好机会,我们给你提供粮食,你先自己起来做点儿饭,慢慢地恢复身体,恢复和外面的联系。”
刘叶阳住在村里,每天起床很早,就在村里这家看看,那家走走,了解各家的情况。有一天抬头一看,发现王玉柱家的烟囱开始冒烟了。刘叶阳非常高兴。
他再次来到王玉柱家,动员他出来干活儿,说:“你看看别人家干得多红火,咱们先从公益岗开始,不累,还有固定收入。”王玉柱埋头不语,刘叶阳又说:“是不是有为难情绪?你放心,我们做好工作,村里人不会朝你要债。”
王玉柱半天吭哧出来一句话:“我有病你不知道啊?”
刘叶阳说:“你没病,你要有病,这么冷的房子,躺一冬天,你挺不到现在。”
“我就是有病,我头疼腿疼腰疼浑身都疼。”
刘叶阳知道他的病是心病,正面说服对他一时还起不了作用,于是说:“有病咱们抓紧治,治好了也和大伙儿一样脱贫致富。”
刘叶阳联系好旗中蒙医院,用车拉着王玉柱,去做了一个全身体检。报告单出来了,他给王玉柱看,和他开着玩笑:“你这头蹄下水血脂血压血糖都好好的,你再说有病就是糊弄人了。”
没过几天,王玉柱穿上了干净衣服,出现在自己家门前,溜溜达达地,就是不敢往远处走。可能是不好意思见乡亲。事先,刘叶阳做了些工作,乡亲们表现得十分厚道,谁也不跟他提欠钱的事儿,就是逗他:“哎呀,好久不见,起死回生了?快告诉我们阎王爷为啥把你给打发回来了?”
村民代表王广发,倡议村民帮助王玉柱,很快,这家十斤米、那家一袋面,给王玉柱送来了;由于欠电费,王玉柱家的电源已经被断多时了,村委会又出面重新给他拉上电,给他买了电褥子,让他不再挨冻;刘叶阳进城把王玉柱的儿子找了回来,让他做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村主任帮忙联系,在一个施工队里给他找了个活儿……
王玉柱说:“就是一块石头,也能让你们的热手给焐化了。”
现在的王玉柱好像换了个人儿一样,穿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红润的光泽。他靠打工脱贫,每年可以挣四五万块。他见到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干部,就拉着手说:“走走,我买点儿熟食,到我家喝酒去。”他过年置办了新家具,把家收拾得挺像样。刘叶阳逗他:“告诉你呀柱大哥,就差个媳妇了……”
成功帮助王玉柱脱贫这件事,让刘叶阳心里有了成就感,有了自信。
自治区扶贫工作考核组到喀喇沁旗考核,在王爷府村看到满头白发的驻村第一书记刘永军,他们不由发出感叹——这把年纪的老同志,还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真是难能可贵。考核中刘永军上报的电子文件表格,内容翔实、清晰,格式非常专业、规范,这也让考核组眼前一亮。
自从入村当第一书记,刘永军就意识到补上电脑这一课刻不容缓,他的老师自然就是儿子刘叶阳了。儿子在家的时间很少,父子俩就在线上交流,老同志反应慢,却有股韧劲,虽然常常一个问题重复咨询好几遍,最终还是达到了适应工作的目的。电脑也自然成为不能常回家看看的刘叶阳和父亲的交流工具。
自信满满的刘叶阳在线上告诉了父亲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成功帮扶王玉柱的事,父亲给他送来一朵大大的鲜花。
第二件也是刘叶阳自认为非常值得父亲首肯的事。
入村以后,刘叶阳发现村委的工作人员一般年龄偏大,基本都不会使用电脑,很不适应上通下达的需要。他就顺便普及了一下电脑的使用方法。有一位村民大姐,和他父亲一样,学了忘,忘了又来学,刘叶阳不厌其烦,终于教会了这位大姐。
几场春雨之后,山上的林子里长出了一种叫地扣的野生蘑菇,白生生的,很肥硕,口感鲜美,是罕见的山珍。这位大姐起早蹚着露水,采回了一大筐,挑选最好的,把蘑菇根用薄木片切得干干净净,托了村委会主任,让他送给刘叶阳,表示感谢。刘叶阳说:“我一个扶贫干部,帮助村民都是应该的,不能要人家的东西,坚决退了回去。后来村委主任说,那位大姐都哭了,但我还是没有收。”这件事,父亲没有给他送花,而是发来两个字——不妥。
刘叶阳说,有规定,为何不妥?父亲说,有时间和你聊。
中央电视总台十七频道有一个栏目叫《遍地英雄》,邀请刘永军、刘叶阳父子俩同时到现场,讲述他们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经历。
刘永军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王爷府村有九百多户,刘永军走了个遍,哪家是贫困户、哪家是边缘户、谁家的仓里没有粮、谁家的冰箱是空的,都做到了心里有数。他发现一个单身汉还住在一座新中国成立前盖的旧平房里,房子很破旧,有潜在的危险。于是工作队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将他列入了贫困户。
在给这位老哥家进行危房改造时,他向工作队提出要求:要给我重盖房子,就盖六十平方的,盖四十平方的我就不盖了。
刘永军耐心做工作,告诉他,政策不是咱们随便可以更改的,如果你想要扩大一点儿,就自己添点儿钱,我们帮你打个地基,你方便时自己再加盖。这人还是不通情达理,说那我就不盖了。
不能因为一个人拖全村脱贫攻坚的后腿。刘永军找来几个和他关系好的乡亲劝说,这位老哥就是不答应。后来没办法,刘永军安排好了摄像和录音,在他家摆开阵势,然后和他谈,说你再想想,如果还是不同意拆房重建,那你就签字吧。要知道,你是因为没有安全住房,达不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才被定为贫困户的,你认为你的房子安全有保障,那就不能当贫困户了。这个单身汉一听,贫困户的种种优惠政策可不能丢,于是赶紧签上了拆迁合同。
刘永军讲到这里,大屏幕上出现了新旧两座房子的图片,旧房破旧得不堪入目,新房红砖白瓦,结实漂亮,场上响起一阵掌声。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位老哥心里敞亮了,劲头也上来了,拼命干活挣钱,现在生活富裕,无忧无虑。他养了几只鸡,慢慢攒了一筐鸡蛋,有一天端着这筐鸡蛋,把刘永军堵在了宿舍门口。他也不会说什么客气话,还是带着那股子犟劲:“刘书记,你要不收下这筐鸡蛋,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
刘永军被感动了,他知道这位村民是在表达内心的真情,虽然工作队有纪律,但是不能让老百姓觉得驻村干部跟他们外道,有距离。于是他双手接过这筐鸡蛋,表示了谢意。
刘永军的讲述,告诉所有的听众,也告诉儿子,今后自己会通过为村民多做好事的方式,回报这位老哥,也让更多的百姓受益。
不用再聊了,泪窝子浅的刘叶阳又流出了眼泪。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知道自己还年轻。
自从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刘叶阳所在的马鞍山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葡萄种植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使这里摆脱了贫穷的阴影,在二〇一七年摘掉了贫困村帽子。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山村考察调研,刘叶阳作为当地扶贫干部,负责向总书记汇报工作。
总书记来到驻村干部之家,亲切地问刘叶阳:“你们什么时候撤呀?”刘叶阳的心里话脱口而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党桂梅的幸福不是一朵花

她是党桂梅。
在和我交谈的全程中,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有时微微蕴含,有时朗朗盛开。笑容透出她内心的阳光,让我想到一句话——幸福像花儿一样。 
党桂梅五十一岁了。我坐在她对面听她讲述,随着她的故事,进入远去的岁月。我大脑里的蒙太奇不由拂去她脸上的沧桑,拂去她两鬓探出的银麦芒,于是我看到了一个身材苗条、面色白皙、不失俊秀的女子。我想,若是在优渥的环境里,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依然可以婀娜娇嫩,可以时尚拉风,可以像花一样绽放芳华。而党桂梅,这个常年躬耕土地的农妇,这个半辈子呕心沥血的母亲,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追梦人,在我们看到她终于甩掉了身后那个巨大的贫穷阴影,缔造了崭新生活之时,用一朵花来比喻她的幸福感,显然有些矫情。
党桂梅的幸福来得孜孜矻矻,来得扎扎实实,使我想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树,一棵在原野上栉风沐雨的树。当然,她的旁边还有另一棵树,与她并肩而立。这两棵树一起在风雨中挣扎,同呼吸共命运,含辛茹苦,百折不挠,奋力汲取生命的营养。当枝头稀疏的绿叶终于变成了浓荫,彼此的根已经成为一体。
刘玉国比党桂梅大三岁,他们的婚姻和诸多中国农村式婚姻一样,是经人保媒开始的。媒人说,刘玉国老实厚道,心灵手巧。党桂梅一看,这人长得挺周正,听说话也本分,就同意了。许多年过去,有时候老两口拌嘴,刘玉国上来倔劲,三头老牛拉不回来。党桂梅便退一步地阔天宽,跟他说,我也会吵架,话赶话我比你来得快,我不过是大人有大量,我让着你行不行?说着她自己在一边就笑了。这是因为在党桂梅心里,嫁给刘玉国,不管日子是穷是富,是顺利还是困难,她都没有后悔过。这是她不会动真格生气的根本原因。
刘玉国家兄弟姊妹多,父母没有钱给他们办婚事,党桂梅一进老刘家的门,就背上了三千七百元的饥荒。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一个鸡蛋卖一毛钱,一斤玉米卖几分钱,一亩地连二百斤玉米都收不了,一百五十亩地收入三千元,交公粮一千多元,平常日子还得吃喝用度呢。就是说,要还清这些饥荒,意味着小两口需要付出大半辈子的辛苦。
谁说爱情不能当饭吃?俺家就能。说完了这句话,党桂梅突然意识到什么,瞅瞅我,像个新过门的小媳妇似的,羞答答地捂上了微红的脸。
党桂梅和刘玉国,先结婚后恋爱。相处时间一长,刘玉国发现这个媳妇正是自己梦中的那个人儿,会过日子,凡事先算计,想妥了,就去做。你让她给自己放个假,歇下来,嗑点儿葵花籽,扯个闲话,她一分钟都受不了,一干上活儿便不愿意撒手。党桂梅觉得,自己想到的事儿,丈夫早想到前头去了,他虽然不说啥,行动起来却比谁都快。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创业,刘玉国有心劲,雷厉风行;党桂梅呢,嘴一份,手一份,说干就干。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小两口你恩我爱,拧成一股绳拉车,相信铁杵一定能够磨成针,好日子虽然来得慢一点儿,但是肯定就在前面等着他们。那时候,他们俩好像上好了发条,力气足足的。
二十多年前,党桂梅家的脱贫战,已经在只有一座泥房的庄稼院里打响了。尽快把饥荒还清是他们夫妻的第一个目标,至于未来,他们不敢想也想不到楼上楼下、汽车电话之类的锦绣蓝图,只要有一院子牛羊驴鸡鸭猪,手里有个存折,存折上面有几百块钱,就是天大的幸福了。党桂梅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的滋味我知道。手里有两个钱,遇到事儿不受憋屈。
内蒙古赤峰市北倚大兴安岭山脉,南仰燕山屏障,处于两山之间。党桂梅和刘玉国所在的北房身村,属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地处赤峰市东北部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地带。哈拉哈为屏障,哈达是山的意思,用蒙古文一翻译,你就知道这里的地形地貌了。这个镇子,包括其中的北房身村,就靠在大兴安岭山根底下,山地丛林,沟壑纵横,可耕种的田地大小不一,像一块块补丁似的散落在山间。这一带历史上是契丹的发祥地,无法考据当地的游牧生产是否与此有关。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实施戍边,农耕文化开始进入此地。北房身这个村名,明显来自汉语。这样的历史背景、半干旱草原的气候环境,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直至当今这里的百姓依然以半农半牧为生。良田不足,山地贫瘠,气候偏冷,使这片土地从未离开过贫穷的笼罩。
党桂梅出生在北房身村附近的一个营子,营子就是自然村,往往只有十户八户、二三十户的人家。叫营子,也应当是游牧时代屯兵记忆的一种延续。党桂梅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读到小学三年级,父母不让她接着念了,当然是供不起了。家里所有的哥哥姐姐,不管是否成年,都要下地干活,而党桂梅这个还没有告别童年的小姑娘,需要在家看弟弟、做饭、打扫卫生,为下地劳动的人做后勤。她哭,一哭就是一整天,夜里躺在床上还在抹眼泪。要说学习成绩,党桂梅在班上始终是状元级的,全班六十多个学生,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只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她。作为一个好学生,党桂梅每天都是兴高采烈的,唱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上学,捧着鲜红的一百分回家。虽然到了家,放下书包就得出去放羊采野菜,但她是快乐的,从不知忧为何物。
姐姐说,三儿呀,别哭了,好歹你还上了三年级,一分钱大的字认识了两口袋。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咱妈咱爹的名字,还能分清林东怎么写,林西怎么写。你看看你这两个姐姐,进了屋认识锅台,出门认识垄沟,不是也得活着?
党桂梅看看大姐和二姐,不哭了,一连好几天谁也不理。她把嘴唇咬出血来,把话咽在肚子里,告诉自己——上不了学,我也要好好活一把,绝不能听天由命。
昔日的同学放学回来,从自己家门口路过,党桂梅立刻扭过头去,不看人家怜悯的目光,也不看人家肩头那叫人眼红的书包。但是她没有忍住,到底还是把同学拦在家门口,问人家今天学校里都学啥了。同学讲给她听,她一只手抱着弟弟,另一只手拿根柳条在土地上写,把生字用拼音注上,用加减乘除小数点,把家里的玉米土豆和辣椒算了一遍又一遍。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党桂梅有了几分自信,你们坐在教室里,五年级小学毕业,我坐在院子大门口,课本上的生字我也都念下来了,加减乘数小数点,我也会使用了。
这件事对于她今后的意义有多大,年少的党桂梅并没有意识到。时隔多年,面对我的采访,说起这件事,她灵光一现,拍了一下脑壳说,对劲儿啊——村里和乡里的领导们说我是脱贫路上敢做梦的女人,我这个敢做梦啊,八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面对三千七百元的饥荒,她对丈夫说,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咱们不能让它们闲下来。丈夫说,哈下腰杆往上走,多高的山也会给咱们留一条道。
巴林左旗的林缘草原和山地,出产黄芪、沙参、防风等多种中草药,由于天旱,日光照射强烈,质量是一等一的好,只是当时市场还没有形成,中草药的价格很低。中草药长在杂草和灌木丛中,不好认,好不容易找到了,根子很深,十分难挖,有时候,为了一棵完整的药材,要将死硬的土地深挖好几尺。挖药这活儿,吃苦不说,也有危险,要时时提防被毒蚊虫叮,要小心爬山踩空,还要躲着荆棘以免划伤手脚,即使在十分贫穷的巴林左旗,也很少有人靠挖药谋生活。从前挖过药的老人说,猫一天,狗一天,平均下来一天能挣到两三块钱就顶天了。小两口商量了好几次,把眼前能挣钱的事排了个队,发现只有挖药不用先投入成本。况且地里春种秋收,打理好庄稼,人还有空闲,可以做到两不耽误。中草药一般都不是一年生植物,所以,挖药这活儿春夏秋三季都可以干。
当他们在夕阳落山的时候,提着半篮子中草药,脸上带着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身上满是茅草沙尘地回到村里时,邻居说,傻呀,这活儿也干,这点儿钱就把你们支使成这样。
他们哭笑不得,但没有放弃。后来掌握了挖药的技术,驾轻就熟,每天可以收入大约十二元。他们一个十二元一个十二元地攒起来,加上平时省吃俭用从手指缝和嘴巴里挤出来的零钱,第三年就还上了三千七百元的饥荒。
无债一身轻,虽然作为年轻媳妇的党桂梅,过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流行的新衣服;虽然到了集上,面对小商铺里五红大绿地挂着的纱巾,也只能停下脚步看了又看,然后像没听见老板招呼似的,扭头就走。但是她觉得这日子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党桂梅告诉我:“住在我家里的婆婆,每天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了,有时下在面条里做个荷包蛋,有时还可以让老人换个口味,把鸡蛋用豆油煎一煎。往锅里放油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翼翼地一滴一滴地滴了,多倒一点儿也不用那么心疼了。我有了身孕的时候,想喝一口酸奶,老公说,咱们去打牛奶,回来自己发酵。拿上钱,拿上盆,就把牛奶打回来了。
“儿子出生了,长得虎头虎脑,结结实实的,一逗就咯咯地笑。院子里也养上了鸡,养上了一头大母驴。我们有了儿子,才理解老人们说的话,人心真的都是往下长的。看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看着儿子活泼可爱的样子,我们两口子心里那个爱呀,就像吃了甜菜疙瘩那么甜。我跟他爸说,我这辈子最委屈的就是没好好上学,我要是好好上学,现在没准儿也能当个东方之子,上个电视啥的呢。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东方时空’,介绍过好几位女科学家、女教授,都是国家的顶梁柱。我特爱看那个节目,有时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眼泪,心想她们虽然不容易,但人家毕竟成功了……我每回说起这话,我们家刘玉国就会接——供、供、供,咱儿子在乡里上了小学,到林东上中学,然后到北京上海念大学,等他有了儿子,就到联合国去念,做个决定世界大事的人。到那个时候,党桂梅就出名了,人人都知道党桂梅老奶奶不是一般人儿……玩笑虽然开得有点儿大,但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供出来,是我们像铁一样实实在在的想法。
“可能是由于我长年劳累,早早地就没了母乳,给儿子喝米汤,加点儿牛奶,孩子眼看着就瘦下去了,六个月,连二斤肉都没有长出来。我们心里那个难受啊,缺钱,怎么办呢?挖药,种地,土里刨食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时候农村的集市活跃起来了,我们这一片的集市也很热闹。看着那些林西镇和林东镇的人,从大城市带来了洗发液、电熨斗、方便面到集上卖,是挺赚钱的。可是我们没本钱,家里有孩子、有地,也出不了远门,我们能卖点儿什么呢?
“山根、河套、庄稼地,长啥卖啥吧。玉国手巧,就到河套割了些柳条子,在自己家编土篮,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儿,我给他剪柳条,打下手,我们俩一直干到半夜里。后来他也把我教会了,他编大筐,我编小篓。十天一个集,赶集的地方离我们北房身村八十华里,他骑着个加重的自行车,带着我,前面车把挂着五个土篮子,我的肩上挎着五个土篮子,再装上点儿葵花籽、山杏仁,偶尔带点儿冰糖红糖,过年过节带些对联去卖。我们挣钱虽然不太多,几年下来也把儿子养大了,还置上了一公一母两头驴、二十多只下蛋的鸡,后来又抓了一头小母猪,每年能卖出一窝小猪仔。家里的日子真是好多了,有盼头了,这时候丫头也出生了,我们也成了儿女双全,不愁吃穿的户了。”
儿子听话又聪明,女儿虽然小,但是伶俐,不到三岁,就能把电视里动画片的的故事照讲一遍。党桂梅两口子就盼着两头驴生小驴驹子,慢慢繁殖起来,到时候借上大力,供两个孩子上学的钱就不愁了。好日子的缰绳已经被他们抓在了手里,只要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就好了。
万万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任何预兆地来了。儿子十六岁那年,突然身体和精神出现了怪异现象,乱发脾气,乱砸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愈演愈烈,最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刘玉国和党桂梅赶紧带着儿子到了巴林左旗和赤峰市的医院,确诊的结果为精神性疾病。这个消息简直不啻于晴天霹雳,令这个刚刚过上安稳日子的家彻底地塌陷了。
刘玉国知道党桂梅患有高血压,经不住打击,就劝妻子说,孩子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咱们咬牙使劲干,有了钱肯定能治好。说是说,刘玉国的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他一个人坐在地头上抽烟,一坐就是一下午。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花光了,亲戚朋友给予的资助也用光了。他们开始借高利贷,想着即使倾家荡产也得借,万不能把儿子耽误了。里里外外,他们花了二十八万。最后实在没有钱了,儿子无法住院,只能在家里服药治疗,效果显然就差多了。一天天劳心劳力地照顾着处于异常状态的儿子,党桂梅感觉自己越来越没劲,早上起来从炕上往地下一站,两条腿好像是别人的,泥一样地堆下去。降压药加了剂量,血压看着是降下来了,压差却拉大了。
她硬挺着,暗暗告诉自己,你可不能倒下去,儿子病了,女儿还小,你要是再倒下,让玉国一个人怎么扛得了?在丈夫面前,她说,我就是急火攻心,吃点儿牛黄上清片就好了。在刚刚上小学的女儿面前,她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妈妈,每天问孩子的功课,让她吃好穿暖,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她到大门口。
一天早晨,她起身时感觉身上很难受,眼前突然一黑,就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她一睁开眼睛,天哪,谁给我脑袋上蒙了一块红布?从头上到脚底,都黑红黑红的,窗台上绿色的龙角菊是红的,饭桌上黄色的小米粥也是红的,看看天,天花板是旋转的,墙角转成了锅沿儿……
住进医院,党桂梅的病情一时也没见好转,医生说还需要做一些检查,请专家会诊,需要的治疗费也不少。刘玉国在门外和大夫的对话,党桂梅隐隐约约地听到几句,和她猜想的差不多。她闭上眼睛,不吱声,静静地躺了一天一宿,第二天起来,就喊丈夫。她想好了,换下医院的病号服,穿上自己的羽绒服,回家,不治了。
她说:“我当时想了,回去养一阵,好了就好了,不好也不浪费钱。家里的鸡鸭猪,还有攒下来的几百斤小米和干黄芪,全都卖光了,就剩下两头驴,可不敢再卖了。女儿小,儿子病,往后不得把个闷葫芦似的男人愁死啊?留下驴,慢慢养,年年下两头小驴驹,还有个活钱,怎么难也要把女儿供出来,将来有个旱涝保收的工作。等到没有我那一天,她爸干不动的时候,也有人养老不是?她哥也得有人管啊。”
叫了几遍,也没有听到丈夫回答,到了下午,刘玉国才一头热汗地进了病房。他告诉党玉梅不用急了,大夫说,这点儿病不算啥,住一阵子院治治就没事儿了。
党桂梅说,你是不是把我的驴给卖了?
刘玉国说,没有没有。
党桂梅一连问了好几遍,那你哪来的钱?
刘玉国脸一绷,呵斥她,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儿?天塌下来有老爷们儿顶着,都病成这样了能不能省点儿心?
后来,党桂梅出院回家。一进院子,眼泪就止不住了。院子里果然空空荡荡,安静极了,没有鸡鸣,也听不见驴叫,就连原来准备修房子的砖也不见了。儿子站在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直愣愣看着母亲,就好像不认识一样。女儿小,但是很懂事儿,专挑高兴的事儿说。她说,妈妈妈妈,我们老师表扬你了,说如果不是你教育得好,我当不上班长。
一家四口人搂在一起,默默流了半天眼泪。还是党桂梅擦干泪水,把灶火点燃,然后下了一把面条,到地里薅了点儿青菜,全家吃了灾难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她知道,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刘玉国和党桂梅刚刚尝到的幸福生活,就这样不翼而飞了。他们家的日子已经变成了一条无助的小船,在看不到绿洲的汪洋里勉强地漂泊着。
党桂梅出院以后,身体还是弱弱的,还需要吃药和继续治疗,这三年时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都白得差不多了。她挣扎着,跟在丈夫后面,下地干活,院里院外地张罗一家人的生活,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他们种了十五亩地,舍不得雇工,全是夫妻俩没黑没白地春种秋收,为的是把从前的日子找回来。可是,毕竟负担过重,力不从心,生活依旧像不能开花结果的树,冷漠地面对着这苦苦追求的夫妻。
二〇一七年,他们家因病返贫,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政策规定,接受扶贫项目资金,养上了七只基础母羊,开始发展家庭牧业。两年后,他们出售了八只羊羔,又买了两头小猪,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镇里的领导、村里的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都在为他们家寻找挣钱的路子。刘玉国和党桂梅说,政策虽好,咱也不能等靠要。村干部说,十三敖包村和新井子村的村民绑笤帚挺挣钱,我先跟着村干部去,看能不能学会。刘玉国本来就心灵手巧,到了邻村的笤帚加工车间,一看人家那里干得很红火,一些参与的贫困户都有了收益。便煞下心来,开始学这项技术。
要过年了,驻村第一书记刘凤鸣来到党桂梅家,给她生病的儿子带来一套新衣服,是用从自己工资中挤出来的钱买的。自从刘凤鸣包户进入这个院子,他就给这个饱经创伤的家庭带来了无数温暖,也带来了很多好建议,帮他们解决了不少困难。他自身也被这对夫妻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发现在这个家庭里做扶贫工作,不存在扶贫先扶志这个程序,只要给夫妻俩提供了切合实际的项目,他们总是做得超出预期。
刘凤鸣看看院子里的鸡圈,空的。他们家的鸡每天要出去溜达溜达,吃点儿小昆虫、小草籽,平日的饲料全是苞米<D:\人民文学\5期\tp\楂.jpg>子、瘪谷子,没有任何不天然的饲料。她家小鸡下的蛋,蛋壳硬硬实实的,打开往碗里一倒,橘色的蛋黄外面有两层蛋清,里面的稠,外面的清亮,鸡蛋煮熟了,一敲裂壳,满桌子香气。
看看她家的羊圈,地上总是干爽的,一点儿没有屎尿的膻臊气。党桂梅每天都要出去一趟,一并放着羊,赶着鸡,还要带个篮子捎些羊草和野菜回来。她家的羊,不会整天圈在圈里吃喝拉撒,无论基础母羊还是羔子,都白得跟雪团儿似的,招人喜欢。
党桂梅的儿子谢过刘哥,接过这套衣服。他自己没有穿,而是来到妈妈的面前。他说:“妈妈,你整日辛苦,过年了,都没有新衣服穿,这衣服你穿吧!”
党桂梅一下愣在了那里。
自从儿子得病以后,她每天不知道盯着儿子的眼睛看多少遍。儿子的眼神,直接地反映他的精神状态。她每每看着儿子的眼神,都心痛得如刀割一般。那是混沌的眼神,冷冰冰的眼神,痴呆呆的眼神。此刻,她盯着儿子的眼神看了半天,一把抱住了儿子,把他的脸贴在自己眼前……的确,儿子的眼神变了,有了正常人的情感内涵,儿子说话的表情也是那样亲切、那样自然。
党桂梅激动得两手发抖,她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像什么也没有发现似的对儿子说:“这衣服是男式的,我大儿子穿正好。”
儿子说:“妈妈,那你过年还没有新衣服呢。要不我不要压岁钱了,你自己留着买件新衣服吧。”
党桂梅强抑制住自己的心跳说:“大儿子,好儿子,妈妈听你的。”
女儿叫刘慧怡,从小受党桂梅的影响,要强,上进,善解人意。
这时候她也看出了哥哥的变化,聪明的女儿不露声色,附和哥哥说:“妈妈,我也不要压岁钱了,你留着买件新衣服穿。你看你,身上的棉袄袖子都磨漏了……”
党桂梅一把搂住两个孩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眼泪再也止不住。难道从前的幸福要回来了?
这一天,党桂梅比什么时候都盼着刘玉国回家,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
往常,党桂梅心疼劳累了一天的丈夫,总是先招呼丈夫坐下来,全家一起吃了饭,让他抽根烟,歇一歇。到了很晚,夫妻俩才有时间说点儿话,商量点儿事。此刻,她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刘玉国一进门,她就把丈夫拉进里屋,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刘玉国说,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看,外屋我给你带来啥好东西了。
党桂梅说,你让我先说。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刘玉国给党桂梅带回来的是两把笤帚。这两把笤帚是他自己学着绑的,是他在外村学习的毕业作品。
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东南部的农村,有五十多年种植笤帚糜子的历史,不过所产的糜子都廉价卖给了外地客商,当地农民自己制作笤帚,是在全国上下开始脱贫攻坚之后。刘玉国拿回来的成品笤帚,和当时外村乡亲们绑的成品有所不同,更精巧、更漂亮一些。
刘玉国说,你看没看出点儿门道?
党桂梅说,我知道,你把塑料绳和丝绸带子都扎进去了,变出花样了。
刘玉国说,我的基本功还是不行,手劲不匀,分缕也不准,但是咱下力学,也不是啥难事。现在手工活儿受欢迎,消费者买啥东西都喜欢精致的。要是弄好了,一把小笤帚就能卖五十元钱呢,大笤帚卖一百元也不是问题呀。
党桂梅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家里的十五亩地,过去种笤帚苗子,能卖出四五千块,要是用自家的原料绑笤帚,收入可要翻上七八倍呢!
邻居大嫂在村里遇到党桂梅,很疑惑地问她,桂梅你家电灯开关是不是不好使了,怎么晚上老也不闭灯啊?大嫂不知道,这两口子又像当年上山挖药一般地干疯了,起早贪黑一个月,他俩拿下绑笤帚的技术,还开始了自己对自己的挑战,学着设计花样、设计造型。心情好,身体就好,党桂梅似乎把有病在身的事情都忘记了,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家里有了钱,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身体和精神也一天天恢复向好,可以帮助父亲照看牲畜,帮助母亲干一些体力活了。党桂梅跟我说:“真的,是脱贫攻坚的好政策,让我们家登上了顺风的大船,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收获总是属于不辞辛苦的人。刘玉国和党桂梅成了远近闻名的绑扎能手。他们把自己绑的笤帚拿到市场上销售,有结实的扫地笤帚、有轻巧的扫炕笤帚、有很多种装饰用的观赏笤帚。根据市场的需求,他们不停地探索出新的花样笤帚,例如民俗中给婴儿放在枕边压惊的迷你小笤帚、放在汽车里除尘用的长把短头笤帚、老人喜欢的锤锤乐等。喜欢的人越来越多,第一桶金就这样来了。党桂梅算了又算,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做下去,不出两年,他们一家就会过上富裕的好日子。
如果在绝地翻身伊始,埋头自扫门前雪,一心一意把自己家的致富工程经营好,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党桂梅和刘玉国心里正琢磨着的是,哈拉哈达镇北房身村,有一百多户,一般一口人三亩地,基础很薄,卧床不起的、一家有两个残疾人的、因事致贫的,比自己贫困的还有不少人家。党的政策帮助了咱,咱好意思看着他们受穷吗?
为了能带动其他贫困户一起从事笤帚加工,夫妻俩把自家的两间屋子收拾出来当车间,但手头只有几十块钱,不够用。聪明手巧的刘玉国就自己制图,自己动手焊接,用废弃的自行车改装出一套笤帚苗绑扎架子。接着边用边改进,制作出了集绑扎工具和案台于一体、同时容纳六人操作的绑扎工作设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刘玉国和党桂梅当师傅,把绑笤帚的技术传授给了二十多位村民,让他们到车间学会技术,各自回家绑笤帚,然后借助扶贫创业车间的市场渠道出售。
我走进党桂梅家的场院和住房,远远就听到了妇女们快乐的说笑声。现在,乡里用扶贫资金给她家修建了专门置放笤帚苗子的大仓库,又更新了扶贫车间的生产设备。村里的妇女和老人乡亲们,也有了用武之地,不用餐风露宿、单独经营,只要学了技术,就可以来他们家的扶贫车间挣到钱,过舒心日子。
党桂梅和刘玉国被评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示范户。二〇一八年妇女节,党桂梅在镇政府举办的“笤帚苗加工技能比赛”中荣获优秀奖,他们家彻底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二〇一九年他们种植三十多亩笤帚糜子,带动十个贫困户一起脱贫。他们的精品笤帚,在市场上走红,已经卖到了北京、天津、石家庄,有一位著名的影视演员一次就购买了三百多把。
底气足了,党桂梅侃侃而谈。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党桂梅说咱们俩加微信吧,我看到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红星向党”,很多人在微信上订购她的笤帚。
我起身告别,党桂梅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非让我去看看她女儿的奖状。
党桂梅告诉我,她去学校给女儿开家长会。老师告诉她,你家刘慧怡学习好,又谦让,对于有缺点有困难的同学很热心。党桂梅说我心里明白,我们平日里对女儿的教育,如今显了效果——能站起来走路,没人会愿意爬着走。咱们困难过、穷过,要是没有人帮,能站起来吗?所以咱们到啥时候也不要看不起穷人,看不起弱者。你手心里有硬币,就不要攥着握着,要用手托着,递给这个世界。
回来的路上,党桂梅去了书店,买了一套四大名著,作为对女儿的奖励。

西沟村的郝彦波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地处燕山山脉和大兴安岭山脉之间的丘陵草原,春季风大干燥,夏季多雨高温,适合种植沙参、黄芪、防风、桔梗等中草药。这里有个西沟村,出了个机械公司,已经成为国内中草药种植机械产业脱贫的领衔企业。
公司的老板叫郝彦波。三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身子略显单薄,两只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
说起扶贫的事情,他说没别的,就靠机器。
眼前是一片药田。九月,到了收获的时候,防风的秧子绿着,却蔫倒了;沙参的秧子枯黄,即将化为泥土的一部分。季节不等人,种植的药材不及时挖出来,根茎就会变黑腐烂。父母眼巴巴盼了两年的收益,就会鸡飞蛋打。药田是自己家的,也就两亩地大小。
郝彦波把肩头的五齿叉子放下来,在药秧根部附近插下去。
原来挖药这事儿,并不好玩。土地坚硬,沙参的根茎扎在地里六十多厘米,他一只脚踩下去,叉子只入土二十厘米,他两只脚踩上去,倾尽整个身子的重力,又使劲顿了顿,六十五厘米的叉子深入土层。土又沉又硬,他憋了个大红脸,才算把叉子撅出来。就这样,一叉子挖掘出几根药茎,他挖掘了一整天,直到最后一丝残阳消失,手上的水泡磨破出血,汗水和泥土把脸涂成了黑盔,仅挖完了不足一分地。他直起身来一看,暮色中,这药田怎么这么大呀,何年何月才能挖到头?
那一年郝彦波十七岁,高中还没毕业。他是西沟村一个农民的独生子,从小生得单薄,个头也矮。虽然家里缺衣少食,但郝彦波不缺少爱,父母把他当作掌中之宝,但凡他提出一点儿要求,父母再难也要变着法地满足他。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看出来一些端倪了,这孩子看电视上的变形金刚,两眼直直的,给他个黏豆包都不动。后来大一点儿,他就把家里好好的座钟给拆了。父亲进了屋,儿子连头都没抬,他坐在屋地上,裤子沾满尘土,旁边是按照顺序摆放的座钟零件,时针、秒针、发条、齿轮、钟摆。他全神贯注,抻着小脖子,要把拆散架子的钟,重新装好,可是怎么使劲也装不起来……父亲拍拍他的脑袋,一句责怪都没有。父亲认为儿子念书好,门门功课都不差,跟他从小喜欢动手动脑有关。
上了中学,郝彦波被推选参加全市的数学竞赛,到了赤峰考场,他早早答完了题,看到有些小错误,也不改,交了卷子,就忙三迭四地退场,去看城建工地的大塔吊了。不过他最后的成绩还不错。父亲在村委会门前很谦虚地告诉村干部:一般一般,赤峰第三。
考学,儿子一定行!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的爹娘一样,他们认准了考学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父亲收废品,母亲打零工,省吃俭用,把挣到的钱一点点往银行存。聪明的儿子给了他们盼头。
就在这时候的某一天,郝彦波的堂哥去世了。那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天在地里挖中药。喀喇沁的秋天寒风刺骨,他总是累得一身大汗,于是光着膀子干,不一会儿就渴得嗓子冒火了,捧起身边的凉水就喝,抓起个凉馒头就吃,结果伤了肺,送到医院,人已经没了气息。
郝彦波放学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推,说,我不想念了,我得回家帮你们干活。
父亲说,你不是想当工程师吗?
母亲说,儿啊,力气活儿你打小就没干过,不是逞能的事儿。
郝彦波不吱声。
父母沉默一夜,第二天一早,把药叉子递到了儿子手中。他们觉得,让儿子体验体验也好,他知道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是啥滋味,就会把手里的药叉子一丢,重新背上书包回学校。
没想到,儿子把手藏在手套里,不给父母看。他每天照常挖药,还抽空儿到舅舅的拖拉机跟前转来转去,晚上也不睡觉,点灯熬油地画一张图。地里的药材还没有挖完,郝彦波手里的自动挖药机草图已经改了好几遍。
其实郝彦波在挖药的第一天,就萌生了发明个机器的想法——可不能再出第二个堂兄了,为什么喀喇沁四十年的种药史就不能改一改呢?他把手里的图纸在父母面前展开,说不采用机械化,咱们十里八乡种药材的农民永远熬不出头。我做一台挖药机,给你们看看中不中?
父亲领他到废品收购站,收寻回一堆旧机械零件、旧焊条。母亲翻箱倒柜,拿出家里仅有的二百多元钱,接过了儿子手里的药叉子。年幼的郝彦波满心都是梦想中的机器,并没有发现母亲眼中隐隐的泪水。
郝家的院子里响起了金属的撞击声,村里的二婶三叔七姑四舅过来看热闹,他们一出了院,就开始七嘴八舌:这孩子,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你个毛孩子能发明挖药机,赤峰城里的那些能人还活不活了?这两口子太惯孩子,非惯出个败家子不可……
闲言碎语一说就是十四年。从最初设计出第一台样机,到建立工厂成批量生产,到工厂的系列产品在国内和俄罗斯被广泛使用,再到挖药机产业成为中药种植领域的龙头企业,郝彦波苦苦学习了十四年,整整奋斗了十四年。
要把这个图纸上的机器制造出来,并且付诸试验,需要钱,用以交电费、买材料、买工具,更重要的是要买专业书。从机械动力原理,到设计图纸绘制,郝彦波是先下海,后学游泳。他还需要一台拖拉机,用来牵引挖药机,在药田里走动作业。钱不好借,亲戚朋友认为拿出去的钱等于打水漂。母亲给人家赔着笑脸,二十三十地借一点儿,然后细细地花在刀刃上,她也是心里不落底,生怕落下饥荒。拖拉机,大舅的家里有一台,大舅喜欢机械,也喜欢这个爱鼓捣机械的外甥。可是姥爷不准许,郝彦波央求了几次,姥爷说,你给你大舅鼓捣坏了,谁花钱修?郝彦波至今未抱怨过姥爷,他懂那种家家缺钱的生活。好在不久姥爷外出,大舅立刻把拖拉机给郝彦波开来了,还带来一台电焊机。
年轻的郝彦波,洗干净头脸,换上T恤衫,高兴得像花儿遇到春风,那一刻真的没想什么天多高地多厚,他的眼睛里只有一幅画——家家户户的地里都有挖药机在工作,那些长着须毛的沙参和黄芪,从土里露出白生生的根茎,就像胖娃娃从梦中醒来,打个滚儿,跳进了柳条筐。一筐筐的药材上了汽车,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件暖蓬蓬的羽绒服、一条大红色的羊毛围巾,变成一座瓦房铁栅的院落,门前有一辆簇新的摩托车,门旁有一大片猪舍鸡圈,猪探出肥肥的头,鸡脚下是一颗颗洁白的蛋。这是他的梦,梦中有给父母的礼物,有自己未来的家,有美丽的西沟村……二婶三叔七姑四舅你们闭嘴吧,我的美梦即将成真,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然而,没有哪匹马能一步跨过大草原。在自家的药田里,郝彦波的机器开始操作,挖药的叉子插入了泥土,第一次挖出了几棵断根的药材,第二下机器发出了异样的响声,接着,力臂失控,车身散架。这个完全没有参照物,全凭一个青年的想象力设计、使用废铜烂铁制造的器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倒了下去。
失败难道就不是财富吗?此后,郝彦波废寝忘食,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因子。这台雏鸟般的机器,幼稚的地方太多,他一丝不苟,一一打磨,慢慢地找到了主要矛盾——液压油缸不过关,他换材料,换油封,经过上百次试验,改进了液压油缸的结构性能。就这样,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前行,到了二〇〇五年,郝彦波的挖药机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知识产权专利。
故事到了这里,不是结尾而是开始。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手攥着宝贝,却不能进入市场,就像一只没有帆的船。一贫如洗的郝彦波,在院子里久久地坐着,天上的小雨什么时候下的,他不知道,母亲叫了几次,他也不想去吃饭。机器的性能可以了,下一步该如何批量生产、推广使用呢?郝彦波需要很多钱。
别无他路可走,郝彦波把研制成功的挖药机放在仓房里,向亲戚借了三百块钱,出发了。他要到城市里去打工,然后把梦想进行到底。西沟村离赤峰四十公里左右,他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的。一路上他默默祈祷,愿这是自己和父母的人生中,最后一次借钱。
他需要找一个住的地方,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尽快找到工作,找一个工资高又能学到技术的工作。他走遍了当时赤峰市内的二十多个职业中介,兜里的三百元钱,就像手掌上的一块冰,分分秒秒在缩小。
他小心翼翼地问中介经理,有没有工资高一点儿的工作。中介经理一伸手,有,中介费五十元。他的手在兜里把几张钞票攥出了汗,舍不得拿出来,中介经理便把他当作了空气,视而不见。他第二天又来到中介,和中介经理搭讪,结果又当了一天空气。第三天,他还来,往前凑了凑,经理不耐烦了,他依旧赔着笑脸。
他说,到底哪里招工?经理说,中介费。他说,我就问问干啥活儿还不行吗?
经理说不行。他说我不问清楚干什么活儿,交了钱干不了怎么办?
经理说,你真磨叽。就是电焊工。
郝彦波心里一喜,忙稳稳神,做失望状说,电焊,技术活儿,干不了。抬脚走人。
他在又小又冷的出租屋里,把一本厚厚的赤峰黄页早已翻得烂熟。他知道,整个赤峰只有三家电焊厂。
他来到邮电局,花了不到一块钱,分别给这三家电焊厂打了电话。其中最大的一家正在招电焊工,工资八百元到三千元,真是太诱人了。
厂里的老总和副总一起面试。郝彦波不敢夸大自己的电焊技术,他说自己在家里焊过一般的小机器,没敢说也就焊过一台挖药机。老总绷着脸说,我们不收学徒。副总倒是和颜悦色,他说,小伙子找个小厂子练几年再来吧。郝彦波说,我不要工资,也不吃厂里的伙食还不行吗?两位老总摆摆手,把郝彦波扔在了接待室里。
临走,郝彦波拿了副总的一张名片。第二天他给那位副总打电话:我没别的优点,就是认学,我觉得到你们企业很正规,有前途。我不要工资,只要个机会,领导就给年轻人的上进心一点儿厚爱吧……
副总说,那你就来试试吧。是郝彦波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动了恻隐之心。
这家电焊厂主要生产变压器,订单多得做不过来。电焊车间有五个技工,干了十八年了,技术水平相当可以,他们抱团取利,平分项目工资。对郝彦波,他们一开始没当回事儿,用赤峰话说,这孩子你是不是有点儿潮?分文不取你图个啥呢?学徒?没师傅十八年你也学不成。
时间过去两个月,他们发现这手脚勤快、闷声不语的小伙子不可小觑。因为他交出的零活儿小活儿,十分像样,结结实实、板板正正,不亚于成手的水平。
只有郝彦波自己知道,这两个月自己是怎么过来的。白天,师傅们干活不许他掺和,他在一边干零活儿,远远地偷艺。到了午休和下班之后,他就拿起焊钳,捡来些下脚料,分秒必争地苦练。至于吃饭,就是两个馒头、一杯白开水,盒饭是买不起的,包子是当节日大餐来享受的。
郝彦波想请教五个师傅,自己不抽烟,买了盒烟给师傅点着,被师傅们一横胳膊拨拉开了;他说师傅们赏个面子喝顿小酒吧,师傅们连头都没抬。
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这话果然不假。三个月以后,郝彦波靠远观勤练,可以独立完成小型变压器的焊接组装了!他焊好的机器往那里一摆,美观、牢固、严丝合缝,五个师傅也只能啧啧赞叹。这时候,工厂接到一个大订单,焊接一个两千五百千瓦的大变压器,相当于一间小房子大,要求工艺水平高,要求时间短。五个师傅和老板谈工资,没谈拢,撂挑子不干了。
空空荡荡的车间只剩一个瘦瘦小小的郝彦波在干活儿。老总来了,没有认出来他是谁,盯着看他操作,又用挑剔的眼光检查了他做出的成品。好半天,老总说,给你找几个工人,你带着他们把大变压器拿下来中不?郝彦波一听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镇定一下,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老板,小的中,大的没干过,但是我一定要干好,说什么也不能影响公司声誉。
老总果然目光如炬,又想到这个年轻人做事能为公司考虑,便给了郝彦波每月八百元的工资和几个帮手,把任务派给了他。郝彦波起五更爬半夜,把每天的生产流程设计到分秒精准,把人力调配到最合理。检查质量,一个焊接缝,牙签那么宽的误差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最终如期优质完成任务。这时,郝彦波的焊接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五位干了十八年的师傅,并且在制图设计和技术管理上可以独当一面了。他的工资因此三级跳,达到每月五千元。被聘为车间主任之后,老总交由他来统筹车间的薪酬分配。最高的时候,他手下的技工每月工资八千五百元。
一转眼要过年了,他给母亲打电话,妈我要回家了,你想吃什么,需要点儿什么,我给你买回去。母亲说,快别价孩子,咱们家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郝彦波说,我一个月挣快五千了呢,不差这点儿钱。他没敢说八千多,他怕母亲不相信。
母亲说,儿子,真的?
他说,妈,真的。
电话里传来了母亲掩抑着的啜泣,她勉强说出一句话,儿子啊,有个好工作不容易,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话里透露出一丝担心。
知儿莫如母。二〇〇七年,在打工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郝彦波以家里搬迁为理由,向老总请了长假,怀揣着积攒下来的不足八万块钱,回到了西沟村。他跟父母说,厂里的工作每天都一样,我要干点儿每天都有新意的事儿。父亲拿出钥匙,打开房门,他回到了梦中的挖药机跟前。
挖药机在库房里搁置了两年,但是在郝彦波的脑子里,一天都没有搁置,即使在打工最劳累的时刻,他只要一闲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琢磨起挖药机的改进。现在,他有钱了,到了第二次冲刺的时候。他买了一台拖拉机,更新了挖药机的设计,制造出一台完整的新型挖药机,到工商局正式注册了机械制造厂。这时候的郝彦波已经打开视野,学会了研究市场、关注社会需求,他认为,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中药的市场需求将会扩大,挖药机的使用势在必行。他鼓动父母,提前种下十亩药材。他经过测算,批量生产挖药机,尚需四十万左右的资金。一个老同学不怕担风险,要求参与,于是两个人分别贷款,生产出二十台挖药机,准备大干一场。
郝彦波开着拖拉机在药田里作业,引来了人们的围观。挖药机果然不错,虽说速度和精确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一台机器顶五六个人工已经没有问题了。附近的药农看了之后跃跃欲试,媒体也来凑热闹——中国第一台挖药机诞生了,从此改变中药种植的劳动方式。
很快,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出现了。可是,当客户把花了三万多元钱买来的机器往地里一开,没等挖完半亩地药材,挖药机就出现了故障。郝彦波赶紧派人修,当时是修理好了,可还没等修机器的师傅回到家,电话又来了,机器又出毛病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郝彦波整天在客户的药田里琢磨,他发现如果自己亲自操作挖药机,机器会很好用,一旦换个生手,就会故障频频。就这样,好歹挖完了客户地里的药材。这位客户是个厚道的老兄,没有让郝彦波退货,默默地把这台挖药机放在场院里,再也没动。
郝彦波把剩下的十九台挖药机放在自己院子里,不敢再销售了。这时候到了年底,银行的贷款利息将近四万。怎么办?郝彦波可以回电焊厂继续打工,挣得多一点儿,最终还上利息,可是这个项目就可能彻底夭折,自己的企业梦也就成了一枕黄粱。出路只有一个,就是继续改进机器,直至完全成功。
郝彦波开始疯狂地研究机器的改进。技术问题,国内没有同行,求教无门;投资问题,也走进了死胡同。现实瞬间回到了多年前,郝彦波整天在家里边学边干,父母出去给人家的耕地拔草,每天拿回来十块,郝彦波花十块,拿回来二十,郝彦波花二十。一家人除了吃饭,刮骨熬油一般节省出一点点钱,支撑着郝彦波最后的信念。
债务重,压力大,郝彦波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他昏倒在了机器旁边。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这个年轻人可惜了,得的是绝症。全家人不肯相信,换了一家医院重新检查,结论一样。最可怕的是,家里已经没有给郝彦波治病的钱了。母亲出去借钱,亲戚朋友的回答让人心凉——得了这种病,弄不好要人财两空啊……母亲借了一圈,只借到几百元钱。
全家被阴云笼罩。母亲每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以泪洗面,回到家中看到儿子,又强颜欢笑。郝彦波想,我还这么年轻,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他不甘心,真是不甘心哪!他想不开,暗暗地哭了不知多少回。费用太大,他决定放弃治疗,顺其自然。父母、妻子和孩子,哭成了一团。
父亲拆了几台挖药机,把零件当废铜烂铁卖,去给儿子买药。郝彦波隔着窗户,看着父亲伛偻的身躯,心如刀绞。
医生要求他避免重体力劳动,保持好心情。他一想,对呀,生命不就是一种心情吗?心情好了,每一天都好。他站在深秋的寒风里,面对冷冷的太阳,做起了扩胸运动,身体里勃发出一团热量。他告诉自己,你要坚强,你青春的肌体、你昂扬的精神、你每天锲而不舍思索的大脑,都没有衰竭的迹象,只要不气馁,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郝彦波每天在家里看孩子,洗衣服,为全家人做饭。他原本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些家务事,此时,却做得全心全意。他在最不应该思考生与死的年纪里,体验到了,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值得万分珍惜。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继续改进挖药机。他每天强迫自己卧床休息几个钟头,待有了一点儿精神,再埋头于图纸上、机器上,一干几个小时,他就这样用一张一弛的方式和死神赛跑。许多年后,他对记者说:我当时想,看不到我的挖药机在一家家药田开着,后面有一堆堆白生生的药材,让药农们在一旁竖起大拇指,我就是闭上了眼睛也得睁开啊。
母亲说,儿啊,你不要命了吗?
他说,娘啊,你放心吧,儿子不仅要命,还要成功,还要让家里过上富裕的日子。你养育了儿子,吃了多少苦,儿子还没回报呢,怎么能丢下你呢?你不是说想去乌兰木统看草原吗?还想去北戴河看看海吗?儿子还要陪着你去呢,咱们坐火车、坐飞机,把梦想变成真的。
母亲说,那些个我都不想了,只要我儿子好起来,咱们把饥荒还清,我每天心里不总是沉沉的,就知足了。
心静自然少忧烦。郝彦波想开了,心火就退下去了,他不急不躁,每天敲敲打打、铣铣锯锯,把挖药机的每一个构件、零件重新研究一遍,还专门请了一个朋友开着挖药机,在各种不同的地里做破坏性试验,终于找到了机器故障的症结。原来是一些构件和零件用料质量较低,一些局部的配置不够精确,而机器的总体设计没有根本性问题。
从一个个坏消息里,病中的郝彦波汲取了正能量。
时间验证了郝彦波的眼光,当初让父母种下十亩中药材是对的,二〇一〇年中药材行情大涨。郝彦波也彻底解决了挖药机设计制造方面的问题,便操作机器在自己家的药田里工作。连续两年,他们家种药收入达到二十余万元,也让先前拒绝使用挖药机的乡亲们蜂拥而来,一时间买光了郝彦波的所有存货。从此小小西沟村洛阳纸贵,郝彦波的挖药机火了!一家忙得不亦乐乎,老人和妻子忙着打磨、喷漆、上螺丝,郝彦波全力以赴组织技术人才,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研制换代产品,陆续开发出深松(土)机、药材播种机、苗床起垄机、药材移栽机、挖药收获机、药材清洗机、药材烘干机等产品,为中药种植行业提供了一条龙机械。现在,郝彦波的中药种植机械,已经在内蒙古、吉林、辽宁、山东、山西、河北、四川、黑龙江、甘肃、新疆被广泛使用,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有了长期用户。可以这样说,自从郝彦波的挖药机率先走上市场,人工种植中药的历史渐渐一去不复返了。
这回郝彦波真的富了。看着父母脸上的笑容,看着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的产值,他的自豪感、成就感瞬间布满心头。
他先给家乡算了一笔账。目前喀喇沁旗还有三十万亩山坡干旱土地没有很好利用,如果种上中药材,按每亩最低收益一千元,就是三亿元,当地百姓足以富起来。第二笔账是目前国内有六千万亩的中草药种植基地,需要至少二十万台挖药机,他们可以提供其中的百分之十以上。那么,自己出售机器的收入可以投资家乡三十万亩山坡干旱土地的流转开发。
他建立了一个中药产业示范园,流转贫困户的土地,引进国内先进经验,种植中草药。成立了中药机械作业团队,租用贫困户的挖药机,组织贫困户劳动力到示范区劳动。一举三得,让贫困户从土地租金、机器租金、人工劳动三方面获得收益,摘掉贫困户帽子。
郝彦波说,他下一步的梦想,一个在窗外辽阔的原野上,他已经公开了中药产业机械的专利,正在把产业园区的种植经验向全国的同行推广;另一个在企业的实验室里,他要一改目前模仿人工的机械模式,引入电子化、智能化,让机器人入场,成为中药机械产业的新龙头。
三十六岁的郝彦波,那明亮的眼睛里充满愿景。
[责任编辑  李兰玉]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
梁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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