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二〇一八这一年所过的似乎是我人生中的第二种生活。这第二种生活出现在我面前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子是平板流畅地过下去的,而且变化的内容也并不特别:每个月去几次北京,在堵车与雾霾的背景前,我和一些影视公司的人、负责投资的人站到了一起。飞机、火车、高跟鞋、西装,容易产生一种职场化的情调,清晨的第一班飞机与夜晚的最后一班飞机也有一种间接的诗意。某个茶馆或咖啡馆。一个或几个男人或女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而我是那个约好来谈事的。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那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轻轻飘浮在面前饮料的热气上面——我会跟他们讲我代理的故事,他们会出钱买我代理的故事。我经常会讲起一个发生在大学男生宿舍的故事。我的叙事是很朴素明白的。主人公发现他的学霸同学因为一次失恋沉迷进了游戏,他想帮助他摆脱出来。他想证明那个女孩并不值得。他是无意中发现一些古怪之处的,女孩因为接到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提出分手,但她却在出发的机场不知所踪,从未抵达彼岸。同学的父母也已双双失踪多年。他打开同学的电脑,在GTA游戏里,一个漂亮的NPC用一种凄凉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开始疯狂地跑,违反程序设定地跑。他操控角色开车追上了她,她无路可走却仍在疯狂地跑。他慢慢看出她跑的路线。SOS。她想要逃跑,想从游戏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他想给她找出一扇门,但是他的背后,传来了他的学霸同学微笑的声音:还是被发现了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被邪恶男友囚禁在游戏世界的故事很有吸引力。一个发生在美丽校园的危险故事(两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把它卖出去)。过去我曾经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已婚的催眠大师想摆脱纠缠自己的婚外情人,为她做了一次催眠,唤醒的口令就是:醒不来。“她在稠雾中寻找一扇能让她离开的门。她打开一道又一道门,发现自己总在一道门后。在那些门的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稠雾已经消逝,她将在这片空无里,过完她的一生。”我极力推荐这个故事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这一次,我对面的两个男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恐惧而沉默了。第三个男人早已提前离开。沉默笼罩着我们。我有一点恍惚,我可以源源不断讲述故事,而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想遇到山鲁亚尔,他会购买我代理的一千零一个故事,把我从资金匮乏中解救出来。为什么我愿意离开我写作者的书桌,出来兜售故事呢?我已经写了很多,有些完成得相当困难。从上学的日子起,我就一直在写。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有过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三十岁后我才发现,作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出过多少书,有过怎样的名声,都没法帮助一个写作者固定在作家的位置上,一直待在那里。那种特殊的焦虑就是我这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自重太大,总是把我从山顶一路带到山脚。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石头上附着所有我已经完成的东西,一起嘲弄着我。必须再一次去开始另一次写作,再一次开始上山下山那折磨人的过程。我出来兜售故事之前,写作的意志已经崩溃。有几年时间,我一直想写几个知识分子。构思已经成熟,却因为史料庞杂极为劳人,比如我想用鬼故事的写法写写胡风,鬼魂是方孝孺的,他一再讲述自己的故事,想阻止胡风写下三十万言书。一开始,我被自己的构思弄得十分兴奋,我想像个历史学家那样,从各种类似的事件中抽象出某种原则。我的努力是白费的,虽然有整整一年时间我生活在我找来的那些文献之中。鬼魂们袖手旁观,不愿帮我重构自己的命运。幸好,一场疾病让我顺理成章抛下这些,让我变成一个对自己没有负疚感的自由人。我把那些从“孔夫子”网上买来的旧书放到了我母亲家。我开始康复,接受了一份需要经常来往于北京和上海的代理人的工作。而后,我又从代理人变成了拥有一个小公司的小老板。这个曾经的写作者想通过一次一次出差成为一个商人。她没有任何金融知识,对将自己的小公司做成又有着很高的期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遇到了很多很多人。在他们眼里,她应该是天真而无知的。比如一个投资人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发现了她的紧张。他们面对面坐在星巴克里,他善意地提醒她错拿了他的杯子。一年过去,她只卖出三个故事,需要借钱才能让公司活下去。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我坐在十五分钟后要启动的列车里。一条微信消息跳了出来:林杨的春天很硬朗,风也是硬的。眼下还是冬天,雾蒙蒙的天气格外使人犯困。我蜷缩在椅子里,座椅靠背收到最平,车厢里一股泡面气息,经过我的那些脚步都拖沓、迟疑。我想了想硬朗这个词,觉得这样的春天应该匹配一个金属色的玻璃穹顶。不需要花,没什么红的绿的发光的颜色。如此一来,姑娘们也没必要费心打扮。没什么好庆祝的。就在这时,第二条微信消息跳了出来:林杨的春天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季节,绷着,没有春天的痕迹。风还是硬的。晒太阳的狗和树洞里的熊,觉察到稍稍不同,但都以为只是冬天要歇一下。可能是节育的缘故,猫也不怎么叫春。总之春天,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突然,突然就初夏了。这谁啊我想。我看了看我们的聊天记录,一片空白。我们都没打过招呼。“那你做做看。”想了想,我补了一句,“比如熊就是主角,或者这个城市是虚构的。”“林杨不是虚构的。在林杨,你只需考虑两件事,怎么打发时间,以及,怎么离开。”打发时间还不容易?吃饭、聊天、阅读、刷剧。打出这条消息后我发现,我被那人拉黑了。我上网搜了搜,林杨是八月长安小说《你好,旧时光》中的男主角,“人称‘小太阳’,一直喜欢女主角余周周。”网上有人问:余淮林杨江辰同时追你,你选谁?网上还有人问:林杨同学为什么一直是年级第二?确切地说,百度为我找到相关结果约2130000个,没有一个是关于地名的。这让我想起读中学时常玩的一个游戏。上地理课时我们打开地图册,一个人报出一个地名,其他人必须尽快找到。前后左右四个人,眼睛从这里跳到那里。做这游戏我聚精会神,压根不去听老师在讲什么。对国家的轮廓、物产乃至洋流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对找出某个地名感兴趣。眼下林杨这个地名就像当年的黑色小字,隐在半明半暗里。我下意识地坐直了。然而杭州东站已经到了。站在漫长的打车队伍中,我渐渐忘记了林杨这个词。每次出差路上,我都满怀期待。有段日子我穿高跟鞋,前进路上会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受了几次挫折后我觉得这嗒嗒声似乎变成了啪啪声,一个劲地打脸。嗯,就是打耳光般告诉自己,你看你准备得如此充分,最后又能怎样呢。此后我明智地选择了球鞋。低调得让自己做好一无所得的心理准备,好几次人们告诉我,你看你真直接,你一上来得呵呵呵哈哈哈先和别人聊会儿天。废话就能让那些精明的投资人麻木迟钝?我想起健身教练上拳击课时的教导:出拳,飞快地出拳,迅速移动步子。没错,对创业者来说,每天都是在和无形的对手搏击。打开电脑,目光扫过在座的人,一边说话一边迅速地调试软件。我想象自己如老练的拳击手般敏捷,可我从来没学会虚晃一拳。有次我和我的技术合伙人应邀去北京做路演。不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他们看起来略微有些疑惑,似乎是被各自部门的领导临时喊来的。我希望自己热情,脸上挂满亲切的笑,但我被一些玩手机的手感染了,于是语速越来越快。我和我的合伙人在那天收获了一些微笑、一些点头。可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一个没笑,连假装都不。虽然礼貌地互相加了微信,六个月后我却发现,我想礼貌地致以谢意时,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我还不是他好友。创业鸡汤文怎么说的?你得向前看才能熬过去。我的理解,向前看约等于麻木些,有时甚至需要局麻。那天晚上,请我们去北京路演的投资人请我们吃了一顿韩国料理。“给你们讲讲我年轻时的荒唐事。有一年放假,我决定不吃不喝不起床。我真的睡着了,睡了很久很久,梦里我躺在深深的地下,足有几百米深,黑暗,梦里我是清醒的,这种清醒像一道光绕着我照着我”,他大声说着。确实有道光照着他,我看着桌面上那道阴影的颤动。那阴影还挺怪异。“梦里后来出现了很多很多人,他们从更深的地里浮起来,他们围绕在我周围,都把手举到脸上,遮住眼睛,他们说,我发出的光使他们昏眩。原来我真的发出了光,”他停了下来,眼睛朝我看。“你们想不想继续听下去?”他带来的朋友这时意见有了分歧,有几个起劲地撞起啤酒杯喝彩,有几个则朝他嚷着,说那些事有什么好听的。也许他们只是在渲染气氛。我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真的吗?你真的不想听?”他露出怀疑的眼神。“你肯定自己醒了,要不然你今天也不会这样坐在这里。”他把眼睛睁大了,好一会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突然他笑了起来,他的朋友们也朝我笑起来。他给自己倒了杯酒,“我爸后来打了我几耳光,我就醒过来了。”“你丫就是装睡。”他的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帮腔。有些什么慢慢浮出记忆。二十二岁时交往的前男友,几周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记得自己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晚上八点三十分,我刚吃完晚饭。他介绍自己时声音紧张,有一种局促尴尬的意味,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他一向是个充满自信的人。他先是有些困惑地问,你的手机号码这么多年就没换过?这不是废话嘛。我说没换过。我等着他说话。听说你自己做老板了?刚开始,我回答。我感觉他在试探什么。“也没什么别的事,”他打起精神,用一种爽朗的口气说道,“我想问你借点钱,不多,就十万。”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你怎么了?我问。别担心,他说,就是画一直卖不掉,孩子还小。他沉默了。不借也没什么,就是你有闲钱的话……别为难,啊?不是什么大事。我当时站在厨房的水斗前,热水还开着。我还在出神,那边已经挂了,我想一定是我反应太慢了,他等不及了。他要十万,而我没钱。我的钱都在公司账户上。我还记得自己看了看余额宝。这个前男友做过很多行为艺术,比如他做过一把巨大的扶手椅,这把空空的椅子放在巨大的展厅里,人们经过时都显得心烦意乱。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座仓库里,他把自己的画作都搬去了那里,他拥抱了我,然后慢慢地走向那把扶手椅,坐进去,人就差不多被椅子吞没了。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已经有一年没能开自己的画展了。我有一点想哭。他画过一幅三维透视的田野。地下是一排一排沉睡的孩子,地上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老人,人群里的每个人都在放松地大笑。“我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巨大的睡梦里,眼前的这个世界,只是直觉、本能,虚构出来的梦中之梦。”他看着我慢慢说着,脸上露出令人意外的,温柔的表情。可是很快,他的嘴角和眼角又都耷拉了下来。这副苦相,这副厌烦了一切的表情,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一个沉睡的人,该不该叫醒呢。”我喃喃道。我对面的投资人又笑了。“他们告诉我,你是文艺女青年,果然,”他顿了顿,“反正,咱们骨子里是一样的人,我懂你。”他等着我点头。“听着,”他声音突然大起来,“我很看好你,也愿意投资你,给我四十,怎么样?五百万,投你子公司,给我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我想起了那个巨大的、四面透风的仓库,白天都需要开灯,否则就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我那神情阴郁的前男友,他又瘦又矮,已经开始驼背。而坐我对面的这位,他白皙、矮小却结实,梳着整齐的分头,虽然发际线已经开始明显后移。“对不起。”我说,“你要的太多了。”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把一切都弄砸了。我去杭州是见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投资人。他们全在会议室等着我。负责我这个项目的女投资经理把鞋跟踩得嗒嗒响。她一说“开始吧”,大家的脸就黑下来。“大环境太不乐观了,前几年人们对版权真是饥不择食,现在整个文娱行业融资都困难,据说是五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财务总监和女投资经理互相交换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至暗时刻。”他们也许听懂了,立刻冲我摇摇头,“就连我们上市公司,也得凑合着过。”“总之,你得学会如何应付所有这一切,你是创业者,你得习惯。”大老板把手指捏在一起,耸着肩,一副确实为难的样子。“有时候我真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么说吧,你还年轻,前面的路太顺了,所以现在遇到问题,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换上一副沉思的表情,“事实上,很多熬过来的成功人士都会告诉你,挫折、没钱、濒临破产,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老板。”“你会后悔的。”我想起那天晚上,那位问我要百分之四十股份的投资人看着我这么说。“不过我们还是朋友。”创业者和投资人短暂的友谊总是从朋友圈互相点赞开始。那之后他还热情地转了一些和行业相关的文章给我。“我们是朋友呀。”知道我开始捉襟见肘后,他提了好几次,在电话里他爽朗地笑着,“要不你并进我们公司吧,就相当于你的团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我给你两百万,你把之前的股东全清走,我再给你和技术统共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你看怎么样?这可是我想了好久想出来的好办法啊。”他继续说着,“我还真是挺欣赏你的,女人,可千万别让自己过得紧巴巴的啊,你别看很多文章写创业者卖房卖车、砸锅卖铁,四处借贷维系创业,不值当的。失败的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无法客观评估自己的现状,无法正确衡量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耐心听着,如果那次我没有拒绝他……可惜这世间只有因果没有如果。既然我想起了这些琐碎的事,我就把他说的一字不差地告诉了我的第一个投资人。“你想干什么?”我还没停下来喘口气他们就插话问道,“你想就这样贱卖了公司?”“嗯,主要是……你们给了我五百万,比起血本无归,不是还有两百万嘛……”我语无伦次起来,“我觉得比啥都没有直接破产强吧。”“你啊,你这样做,我们浙江地面所有投资人都不会再给你机会。”“你就算借钱,也得撑一段时间。口碑很重要。做人一定要有担当。”方才的僵局就此被打破。如果说我来之前还隐约希望他们能追加投资,或者借笔款子让我周转,此刻这绕着弯子隐而不发的希望已经消退。不过,这些人中头衔最低的那位财务开口了。“不能借款。再次增资,不能低于我们投资时的投后估值。”“您是公司的创始人,您都觉得不可能按这个估值来投资,那怎么去说服其他投资者投资呢?现在想要继续按目前的模式运作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公司进行增资。”我慢慢地说道:“我现在是要让公司活下去。活不下去,之前一年所做的就白费了。借款也是我拿房子抵押的事,我不会对外宣布借款。我借到钱,投进公司撑一年,撑不下去,是我丢了房子,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撑下去了,有了融资,有足够多的收入了,公司再还我借款。连利息都是我自己承担。”“那您是以什么名义把这笔钱给公司用呢,借给公司?从公司走账?”“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能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任何形式的借款。”我的女投资经理焦虑地看着我们。我们重复着上面的对话,重复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得了。我的财务截图告诉我,账面余额只剩十三万。很快就是十号,我得发工资。我必须坚持些什么。之前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号前发工资,大都是高大上的好公司;十至十五号发工资,是制度较为健全的公司;十五号后发工资,中小企业居多。我那时还得意了一番,并将这篇文章转发到了公司大群。不过当然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为自己的言语攻击开脱。(我的眼角余光一定是注意到了,大老板已经起身离开。)我开始指责坐在我斜对面的这位小财务,好像他代表了所有我将受的委屈。“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小公司会发生什么,你们无所谓我是死是活,是吧?”长久的沉默。我发烫的脑门慢慢冷下来。这样激动我自己都很吃惊。我听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呼吸声,财务总监、财务、女投资经理。你为什么那么愤怒?一个声音在我身体里问我。不,我无声地回答,我只是不想死,难道你们看不出来?他们要求先休会十五分钟。然后,还是那个小财务,拿出一份“股东借款承诺函”来让我签字。那张纸简而言之一句话:我的借款,他们没有任何还款义务。送我去大门口坐车的路上,财务总监突然讲起了他养的一只老狗。“它已经十四岁了,前肢瘫痪,因为长时间卧床,前肢已经生疮流血了,每天只要没睡着就不停在哼哼,需要人时不时根据它的叫声判断它要干什么。我劝孩子放弃它,让它安乐算了,孩子和他妈怎么都不愿意,其实明明是对它的解脱。终于熬到上个月才离世。执着的,想要成全的,从来都只有人。”我镇定地看着他,他觉得我也该给自己的公司实施安乐死?“听我一句,解散所有人,你账上还有十三万,自己省着点花,也可以撑一年了。等经济景气了,再出来融资。”这几句话他说得很轻柔,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得没错,可我做不到。做个光杆司令其实不简单,能跟所有人说再见,也挺了不得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擅长如何跟好朋友说再见,我在纪念册上写下感人的句子,却从来没去过车站送别。我甚至也不去朋友家串门,毕业时连地址也不留,完全断绝收信的念想。空气里萦绕着各种可能性,能送我去高铁站的公共汽车来了又走了两班。我不懂他为什么想坚持说服我,他一边坚持又一边烦躁地看了几次手表。我觉得自己还是得端着点儿可笑的坚韧的姿态,于是我说:“不了,我还是打算抵押房产。”他轻轻地点了点脑袋。我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在他暗淡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兴奋,激动,那时我从不这样和人聊天,我们不聊丧气的事,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他们眼里也有着同样的神采,盯着我,请我吃一碗他们食堂下的面,很信任我的样子,仿佛一切都能被我手到擒来。车来了,我们都得到了解脱。他用极其严肃,几乎有点谴责的口吻说:“快走吧。”下了车,我朝车站广场走去。广场上有人在扫地,还有人在浇花。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我看。这是被人偷了或抢了,陌生人会有的那种反应。于是我停下脚步,把双肩包卸下一边,转到前面看了看,拉链好好的。“就是你?”扫地的和浇花的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我,再看回彼此。“都什么时候了,林杨还去不去?”(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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