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刘大先：长丰的秘密（人民文学 2021-07）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卮言》《文学的共和》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胡绳青年学术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长丰的秘密（节选）

刘大先

人民文学 2021年07期

早上起来的时候，收到一个快递，拆开来看，是长丰县一家草莓园寄来的盆景草莓植株。我找个小瓦盆把草莓移植进去，洒点儿水，毛茸茸的叶茎很快就挺立起来，乳黄色的小花中间已经结出了几枚青涩的果子，显出亭亭的模样，给前几日尚在风沙中的华北仲春带来一丝生意。

长丰在安徽中部，居于合肥市的北郊，与我的老家六安市毗邻相接，地形地貌、风物气候与语言习俗基本上一样，让我有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在我乡的方言系统中，根据地表的凹凸起伏有着自成一体的表述体系：地势较高而干爽的土地叫作岗上；低洼之处则叫作湾里，因为它们通常与河水的冲刷关系密切，往往是河湾洄流处淤积下来的潮湿、肥沃而松软的沙土地；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开阔平地则叫作畈上，它们才是最优质的农田。岗上、湾里、畈上构成了丘陵地带彼此迥然有别而又连绵接续，难以判然划分的地形。长丰的地理覆盖淮河湖滩地、丘陵台地与阶地平原，农民既在水田中繁殖水稻，也在旱地上栽种麦子、花生、棉花与油菜，以及少量的芝麻、红薯与红麻，还会利用星罗棋布的水库与池塘散种莲藕、菱角，放养鱼虾蟹鳝之类水产。

作物上的兼容表明这确实是一块半干半湿、起伏不定的地方，土地的不平与零碎化也注定此地不会鱼米阜盛，必须要农林牧渔兼营，从而带来了生计与文化上的多样性。从大的地理区位来说，此地属于江淮之间分水岭地带，反倒旱涝不均，就原初的农业而言并无优势可言。这可能也是长丰为何曾经一度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原因——传统的种植与依托于农业的其他副业无法摆脱自然环境的局限，农民尽管竭尽心力，但贫瘠的土地无法产生更多的营养与乳汁。我童年时在外婆家还曾见到过因水灾离乡讨生活的长丰人，三十年过去，当我踏上长丰的土地的时候，它早已经是全国百强县之一了，这在全国范围内来看都是不多见的。从贫困到富强，这中间一定有秘密。这个秘密潜藏着中国农民由贫转富的普遍经验。

传统的农业严格受限于自然条件及最为基础的技术水平，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农民长久以来的基本形象。这个形象中蕴藏绵延不绝的无奈与迫不得已的艰辛。我读书时曾经在假期回乡收割稻谷，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累得都麻木了，躺在草垛中饭也不想吃。那个时候，我以切身的体会理解了鲁迅笔下中年闰土的那种麻木——仅仅是活着，就让闰土与闰土们筋疲力尽。这大约是乡村子弟的普遍感受。沉重的生活过早地让他们承担了生存的辛苦，消磨了生命中的幼稚与天真。记忆中，夏日水涝，乡民们抬着抽水机给秧田排水，顶着如麻的雨脚给河堤加固；逢到旱灾，又要连天接夜疏通田间水渠，抬着抽水机拖着长长的水管给玉米地灌浇。土地珍贵，见缝插针地在田边地头栽培豌豆、黄豆、荸荠等各种对家中略有裨补的五谷杂粮。但这一切尽心竭力的精耕细作其实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变农民的命运，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饥馑，所谓“内卷化”便是此意——当农业技术与生产理念拘囿于其内部，顶多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增加些许量的积累，而无法实现质的飞跃，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形态与文化形象。

斯宾格勒曾经以宏阔的语气说道，远古的人类是一种四处奔走的动物，那些采集者与渔猎者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不受地点或家庭的限制，自身构成了一个小宇宙，感觉敏锐但又充满不安，与自然之间显示出紧张而充满活力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由于农业的缘故而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获取什么，而是要去生产某些东西。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人们在乡村发现了一种心灵形态，而一种新的束缚于土地的存在，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农民与土地之间受限于自然地理与物候的生存关系，在农耕文化中往往被诗意化为一种和谐共生、温情脉脉的亲缘关系，想象的田园牧歌场景成为文人墨客歌咏与缅怀的对象。这里面的农民如同植物一样，沉默不语。

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差异，常常带有二元对立的想象。事实上中国的城乡情感结构在现代早期也确实呈现出这样的风貌：离乡进城的作家在回首自己的乡土经验时，总是会构建出农村与都市二元的关系，前者被视为人与土地之间血肉相连的关联与融洽温馨的共同体，只是在后者的突飞猛进、摧枯拉朽中逐渐被窒息了活力，成为凋敝而贫血的所在。城市及其所伴随的工业文明的产生改变了旧有的一切，使得人们重新变成了一种自由流动的游牧民。人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与经济形态的变化中，发现了从泥土中拔根而起、行走于广阔大地上的可能。

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深刻却又片面的误解，斯宾格勒一百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过往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西方的历程，已经无法涵盖当下的全球变革，尤其是中国的现实。农民可能离开土地，奔赴想象的城市愿景之中，但也可能在土地上重新发明创造出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农民的兼业化在古代中国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出现了“离乡不离土”与“离土不离乡”的新生态，这种生态与商业与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密切相关，从而使得农民的形象得以呈现出与他们的祖辈全然不同的面孔。这是我在这几年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走访贵州、福建、河南、海南和安徽的一些市县乡村后所得出的感受。长丰县之旅，使得这种感受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如果将眼光放到一个宏阔的长时段之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朝代鼎革更迭、现代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的成功，农民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时候甚至是变革的开启者，比如众所周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最先由离长丰县不远的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在生活实践之中，农民并非文人与知识分子眼中颟顸或被动的存在，而是有着自主的意志和敏感的本能，凭借充盈的血气与源自大地的原初生命力，冲决凝滞与僵化的教条，谋求更具潜能的道路。这是一种来自人民的本真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屡次改变国家与民族的走向，使得历经忧患的中国尽管屡遭颠簸顿挫的命运，而终究能够英气凛然、声息强悍，焕发出熠熠的生机与光辉。

人民的本真力量就在于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在话语中，灵活、机动、因时因地制宜。他们顺乎天时、适应地利，同时也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内进行自然改造与自我改造。我想这可能就是长丰由贫转富的秘密。作为“草莓之都”的原住民，长丰的农民并没有像他们的先辈一样胼手胝足地埋首于垄亩之间，而是引入了新型的大棚种植技术，有土与无土相结合，销售也借助于网络与物流的发展，不再被地域所困囿，从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无常的自然所带来的风险。新一代的农民不再是依附于土地的植物性存在，但也并非工业时代漂泊无根的流动者，他们依然立足于乡村，这个乡村却已不再只是乡土，而是融合了科技与传媒力量的新的家园。

新的家园无论在生态环境，还是在人的精神风貌上都焕然一新。在义井乡的车王村，我看到了规划建造整饬清洁的一幢幢小楼，一问才知道都是农民的住宅。这个地方此前是寿县与长丰的交界处，交通不便，贫困不堪，如今公路纵横，蚌合高速与滁淮高速交叉通过，农民外出便捷，本土的果木种植也有了外销的渠道。村里自办的养老院，门前有一口池塘，一对戴胜鸟，羽冠如同花蒲扇，在垂柳清风中翻飞，水面吹来丁香的馥郁香气，让人心情舒爽。一个村干部告诉我，对于儿女在外务工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采取“五助”的方式，即助餐、助洁、助衣、助急、助学，解决了外出人员的后顾之忧。助餐是个人出八块，镇上补贴四块，村集体经济再补贴三块，每天十五块钱的餐费标准，就当地的物价水平来说，已经很不错了。留守妇女帮助洗涮衣物，儿童上学问题也有妥善安置，老人也满意。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早年无法想象。

经济的增长显然不仅仅是农业，事实上，双凤经济开发区才是长丰真正的实力所在。下塘工业园位于开发区的北部下塘镇，此地有一种驰名遐迩的特产——烧饼，发酵面加上肉馅，撒上芝麻用土炉烤制而成，喷香酥脆，同行的朋友吃了三块还意犹未尽。我感兴趣的倒是它的“产城融合”的模式，就是乡镇转型中将工业化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下塘工业园的特色产业是新材料、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和新型显示技术，这已经超出了此前关于乡土中国的刻板印象。工业尤其是富含科技创新能力的工业才是大国和平崛起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丰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一世纪新农村的缩影。

这种新农村既有樱桃花在春风中的摇曳，也有戴胜鸟在水面的飞舞，还有科技转化所带来的最前沿与时尚的生活方式。到荣事达集团参观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它的产业进化。记得小时候，最常在电视上见到的就是荣事达洗衣机和电冰箱广告，如今已经升级换代，主打智能全屋系统了。智能全屋包括远程控制家电、智能光伏与光热能源、智能马桶和顶墙集成建材，各种家用机器人，更是让人亲身感受到一个科技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种新的城市形象在乡镇与都市之间兴起，依凭科技与工业的力量改变了大地与大地上的人民生活。科技不仅赋予工业以极大的生产力，更是融合了农业，让农民不再是植物一样无法动弹，而能够不离根系而贴地飞行，就像那盆草莓，跨越接近一千公里的距离，来到北京，同它在水家湖的泥土里一样苍翠欲滴。

前两天看到一个数据统计，地铁是一八九〇年英国最早开始修建的，此后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全球城市地铁里程的前十名都是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城市，一九八二年中国香港才勉强挤进去，一九九九年上海进入。到了二〇二〇年，已经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南京、武汉七个城市进入全球前十名，全部是大陆城市，远远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抛在后面。这当然只是基建的一个侧面，但是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间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在这个宏阔的历史进程中，才能理解合肥下辖的长丰这样一个县的蜕变——整体的国力跃升离不开长丰这样数不清的县乡村镇的贡献，而不计其数的县乡村镇的新生也正在改变着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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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7期）

[责任编辑  李兰玉]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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