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万之争的结局：李涯和谢若林都死了

文/悦涛

前两天深圳开了首届中国深商大会。点挺多。

挂名深商会理事会主席的王石，在深商大会上没有提及宝万之争，而是继续他的商学院式话语。其中要点：

1、没有知识产权，不可能创新下去

2、改革：政府自上而下，社会自下而上

3、成熟城市凸捧文化，野蛮城市捧企业家

4、特区帮不靠地缘血缘，靠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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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王石往下撸

宝万之争，各种解读。其实没有理解王石的心。

潘石屹首先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别找我帮忙），其次纳闷王石为什么不在控制权上早点做些安排，冯仑回复他：许多朋友提过许多建议，但王石不采纳，他坚持他的“三观”。

随后冯仑在自媒体上给王石支招：像泼妇那样吵架才能赢。“一个衣冠楚楚的经理人站在那儿愤懑地讲道理”没有用，得把旗袍脱了，鞋脱了，穿个大裤衩子，拎着上衣抖着奶出去才能把对方干倒。

其实这二位都知道，王石已经失去了操弄控制权的最好时机，也没有做泼妇的潜质。（他们二位不会帮忙，王石也也不放心把控制权交给他们。）

乖孩子王石

乖孩子和熊孩子，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喻。套用在王石和姚振华身上。

从创业开始，王石走的就不是商人这条路。而是挂靠体制内，他需要体制带来的安全感。虽然他为打破体制内的弊端做了挺大努力。路径是体制内优化，不是商业生长。

这种出发点，一方面来自他的出身（官二代、官二婿），另一方面体现他对体制的信任，也体现他的路径依赖。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历史重演……）

“改革开放我到深圳想过渡一下。我从没想成为企业家。我当过兵、工人、政府公务人员，将来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到深圳就是个做生意机会，进去了，才发现最后自己的出路就是企业家。”

“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不仅仅提供产品、服务，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收入，还带来社会的进步，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

王石虽然强调企业家阶层的人格独立，但来深圳之后，他选择的是挂靠国企。

“我们当时在国内来讲，改革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一种是国营，一种是集体。我们到那里创业，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赚了300万，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

这话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基因取向。

1979年国家已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到王石创业时，有个体和外资两个选择。但是他选择了机制最僵化的国企。因为体制内可以给他安全感，有比个体户和外资更多的机会。

so，他最care的不是体制弊端，而是不安全感。

如果说在初期单挑创业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到80年代末股改时，国家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王石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创业路径，走一个真正的商人之路。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虽然通过优化能力将企业实际经营权掌握在手中，但归根结底王石是打工者，没有股权上的控制，就也没有作为股东的责任。想做的无非是借这个已有的平台，发挥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从商业角度，他落后于傻子年广九，华为任正非，甚至落后于把中兴私有化的候为贵。

这给王石的商业之旅定下基调：他是国企经营方式改革的探路者，不是社会格局的突破者。

他清晰看到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但作为商人，遵循这条路，无法跟监管体制擦出火花，促进市场体制的格局式演进，仅仅是企业的技术性改进。年广九几次以身犯险，惹来牢狱之灾，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观念转变，有历史意义。后者是真正的商人基因、企业家精神。

信奉政府，而不是市场

直到今天，王石的“三观”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他是在这自上而下的过程中把事情做好。

虽然他在深商大会上提到了“自下而上”，也仅仅是去迎合自上而下的路径。（心理旁白：现在做有些自下而上的事情是国家鼓励的、安全的。）

那个既束缚他又成就他的平台，那个从国有血脉里脱胎出来的平台，是王石这一生的皈依。

虽然后来有了股东，但他的方式是用分散融资将股东权力束之高阁，最后他视为“成功引进”的大股东，是正宗的央企。

从行为上看，王石认同的不是个体的力量，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政府的力量。并且相信政府会按照他的预期推进改革。

用“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来形容企业家，王石选择的是把事情做对，而真正的商人首先的选择是做对的事情：经商、挣钱。没有那么多依附、束缚、情怀、社会。

直到成为上市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心中的首要考量并不是股东，而是自我实现需求和国家在想什么。

在宝万之争中，他发声求助的实际上是政府（监管部门），而不是资本、同行和商帮。身为深商会理事会主席的他，并没有求助于实力强大的深圳商帮，而只是把深商会当成一个向政府和社会发声的平台。

王石做大自己格局的“契约精神、家国情怀、社会进步”，是作为商业知识分子的延伸，而不是一个商人、企业家的格局体现。

也可以说王石更信奉政府，而不是市场。

潘石屹接受采访时形容王石的“三观很正”是这样说的：“不能为了生意不管不顾。”

小潘这个熊孩子，王石已经自顾不暇。

熊孩子姚振华

虽然姚否认了炸油条卖菜的说法，但从他对早期第一桶金的低调和后续打造地产、金融帝国的持续低调，可以知道他不愿提的东西有很多。

这不愿提的背后，有些财发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是“为了生意不管不顾”的摸爬滚打，那是真正的下海。对商人来说，在没有完善市场规则的市场里，他自己建立规则。

具体的隐私就不臆测。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姚振华的选择是个人创业，虽然他是华南理工的高材生。他不贪恋也不依附国资、外资以及其他人的平台。直接甩掉救生圈，成败两手创。

在和国企深业的合作中，他玩国资，而不是被国资玩。

外表谦和，内心凶猛、杀伐决断，寸土必争。

这是王石告诉我们的：

“当年为了迎接大运会，旁边建了一个新的海上运动中心，赛后没有运营方，万科想接手运营，最后拍卖这个中心的时候，没想到宝能以高于底价10倍的价格买下，这种冒险精神，实在是不可理解。这个海上运动中心现在处于基本闲置状态。

另外我比较了解的是宝能入股深业物流的过程，他们进入这家公司是2003年，一直控股到40%多，2006年进行分拆，分拆的结果是他们拿到深业物流品牌的使用权，“一进、一拆、一分”，这就是他们的发家史。”

在宝万之争的应对上，王石没法用这两条制约姚振华，而是讲融资风险（政府快看，熊孩子拿钱砸我）。

姚振华则是先干了再说，而且干的过程中可以骗你。直到今年8月，前海人寿对增持万科的回应还是：财务投资。

轻松做到兵不厌诈，诈了也不脸红。陪着笑脸来找王石谈的时候，已是兵临城下。手段老辣。

同样手段老辣的是整个潮汕商帮。他们在水面上波澜不惊，但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成长为深水大鳄。

本地媒体的报道中这样说：“在鼎盛时期，潮汕商帮垄断了七八成以上的深圳房地产、建筑业份额，尤其是建筑领域。无论是哪一个建筑公司，真正组织施工的往往就是潮汕人士。”

他们不是天生的大鳄，也不是智商最高的族群。成长的秘密就是“为了生意不管不顾”，敢拼敢搏。

深圳有300万潮汕人，100多万潮商。我们看得见的是目前浮出的大鳄，看不见的是城中村的水果摊、华强北的小商铺、东门的服装店。现在的大鳄，还真有不少就是当时在东门推小车拉货起家的。

媒体也不忘提及“在潮汕商帮分享中国市场改革红利、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根植于民营经济野蛮成长过程中的原罪追问，也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屡屡提及和讨论。”

这就是乖孩子和熊孩子的写照。

他们往往有以下特征：

①

乖孩子信奉规则，做事按规矩来，出事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商业规则。

熊孩子：能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实际的规则。

②

乖孩子信奉自上而下：听上面、信上面，征得上面同意。方向正，试错少。

熊孩子讲究自下而上：一个字：搞。搞不定的东西绕路去搞。何况在中国，搞定和搞不定的边界，不是泾渭分明。

③

乖孩子是技术型企业家，追求精细化、专业化、忠诚、信用……

熊孩子是资源型企业家，在他眼中所有的东西都是资源。不行就谈，谈不拢就干。干完了可以再谈。

《潜伏》里谢若林说：“你打我一枪我又活过来了，我们还能接着做生意，只要价钱合适。”

④

熊孩子有缝就钻，乖孩子说：不钻缝。同时告诉大家鸡蛋有缝，然后解释补这道缝的N种方法。

名词解释【缝】规制未明时的灰色地带，规制明了时的黑色地带。

⑤

乖孩子相信专注极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嘎嘣溜脆。

熊孩子吃着碗里盯着盆里，跑快了摔一跤，爬起来还可以炸油条。能屈能伸。

⑥

乖孩子说：“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好人’赚钱的时代正在到来！”

熊孩子说：“今夜，我想给所有卖菜的一个拥抱！”

这种区别，不是谈婚论嫁就能解决的，是基因的差异。

之前写过一篇《一个杭州打败整个广东》，浙江的熊孩子基因高过广东。深圳民企的比例远低于广东平均水平，更低于浙江。是因为改革开放中，深圳被播种了国企、外资和民企三种基因。

深商下的蛋，既有乖孩子，又有熊孩子。

乖孩子琢磨的是怎么让这个蛋更漂亮、更好吃、更健康；熊孩子想的是钻出一条缝，破壳而出，蛋壳我去你妈的。

熊孩子的历史正义性

王姚的终极对比，有点辩证法的味道。

王石集道德正义和时代优势于一身，专业管理、契约精神、控风险、讲信用、重价值，包括郁亮成都讲话提到的“知识＞资本”。

万科“大道当然”的主题词，已把王石奉为商道化身。

姚振华则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从历史到现实。潮商风格也面临“原罪追问”，口碑难与王石并论。

参考一下长江商学院的项院长校训：“取势、明道、优术”。取势第一，优术最末。

乖孩子和熊孩子都没错，关键看在什么势里。商业文明高阶如美国，也有门口的野蛮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并行不悖。

但中国目前的阶段，并不具备鼓励王式商道的土壤。商业取向的决定权，在政府、民众和资本。

政府层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大人的指导意见：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今天依然适用。

民众层面，本身是功利短视的头脑水平，要的是快钱、现钱、不在乎哪根金条更有道德。

资本怎么走，看掌控资本的人。我们的富刚到2代，还没到3代。正处于2的时候。比较狂躁，不看重慢功夫、笨功夫。

即便资本成熟了，企业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阶层，也拗不过权力和资本。商业的道，是由后两者定的，加群众基础。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资本和企业。

在这样的阶段，国家需要懂企业管理的乖孩子，更需要姚振华这样的熊孩子。能左冲右突寻找机会，敢扛风险。

大家没有发现么？政府承受不了全民在股市上加杠杆，但乐见企业、机构在整个市场上加杠杆。客观上来说，他们是帮国家顶炸药包的。

无风不起浪，归根结底是国家需要他们。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年广九、姚振华这样的熊孩子，也有更强的历史正义性。

乖孩子站在口头正义一边，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

但时间和群众站在熊孩子一边，因为它释放人的野性、天性，也释放更多的可能和生产力，对社会的改进效果、历史推动作用，在更高的格局层面。

目前的中国经济也给了这种土壤：增量缺失，存量争夺。群雄逐鹿，才有交融。在各种跨界碰撞中寻找到新的增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目前的政府，没有能力建立一个适配未来的秩序，只能靠熊孩子释放欲望的过程中建立新秩序。

所以，这场年末的深商对决，王石注定要失败。

没有姚振华，还有其他资本大鳄，即使限制住这些资本大鳄，还有×家人。王的姿势已是砧板上的红烧肉。

在大势不具备的情况下，心怀执念，且自身留了bug，想主导商业生态，强人如王石，也是黄粱一梦。

李涯、谢若林和余则成

2009年以来，有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势：金权天下。在政治因素之外，资本运作是食物链的最顶层，企业经营，仅仅是资本眼中的配置角色。够强，就要从资本层面hold住。

有一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也是王石担心有道理的一点：资本方和经营者的理念契合，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资本一旦具备控制力，必然有其在经营上的诉求。仅仅是分红，根本不是中国目前资本玩家的所求。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熊孩子能在任何一种外部形态中生存。穷不独善其身而思变，达不兼济天下而收你。

不过，熊孩子的玩法总会有个极限。在物极必反的那个点到来后，一部分会迅速坍塌，一部分会转型成为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的乖孩子。潮汕人不光爱拼，也爱学习。

王石有点悲壮。一生努力，作茧自缚。不过从委身国家、委身资本那一刻起，他就该明白这个道理。国家需要资本来接盘，来盘活。

姚振华何尝不悲壮，风云雄霸给人看，风险自己扛。

在《潜伏》里，业务能力强的李涯，和富贵险中求的谢若林，最后都死了。

胜利者是余则成，不动声色两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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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谜

谁是余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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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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