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开——重蹈《玫瑰门》之径 (一) | 孙宽
1988年9月，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四季》创刊号上首发。1989年《玫瑰门》的第一个研讨会上，老作家汪曾祺曾说：“这本书的写法对我来说相当陌生，看了四分之三篇幅还感到把握不住，看来是'写人就是这样' 或者'女人就是这样'”。
Claude Oscar Monet: The path under the Rose Arches
莫奈：玫瑰门之径
洞开——重蹈《玫瑰门》之径
(一)
至今大多数文学批评就《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在文革中的各种表现，概括起来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阴险、狡诈、卑鄙、虚伪”，因此司猗纹这个文学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那个特定时期的书写已经是一个代名词。
回顾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次反右时期的历史，人们翻脸无情的互相揭发、批判已经相当普遍。这种冷酷惨剧不断发生在一般同事、同学之间，而且发生在朋友、亲戚之间，甚至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接踵而来的红色恐怖涌动的抄家狂潮中，更诱使、迫使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学生去斗争自己的父母亲，去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文革使中国人的人性遭到极度的扭曲毒化。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许多家庭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年无数家庭的子女为揭发父母的“反革命罪行”，引领着红卫兵的队伍来抄自己的家，那种大义灭亲的英雄壮举司空见惯。
评论界却将司猗纹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抄家批判成“自虐”。我并不想替司猗纹申冤，因为这是整个时代的冤屈和整个社会的惨剧，我只认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历史境况下的人和人性，而不能进行单纯为了批判所谓人性而进行的批判，或脱离人性观进行所谓的文学批判。
“司猗纹一边听着隔壁院里一位达先生的惨叫，一边魂不附体地从她那带着廊子的大北屋搬进南屋，等着小将们也来抄她的家然后也把她踏上一只脚呢？”
北京四合院中的南屋通常是不住人的，只用于堆放杂物或门房给下人居住的，为什么司猗纹自己要主动搬进终年不见阳光、不宜居住的南屋？原因是她仅仅想保住一家大小的性命，或者不必像达先生一样惨叫。当然在捐献家具和珍贵财物时，她故意“遗漏了一对很有分量的金如意”。但是，这是她有意的安排，“她遗漏它是为了让它更加出其不意地发光”。结果，当“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干部以及革命的大婶儿大妈”来抄她的家时，“她从心灵深处感到他们不是来造她反的，是来帮她造封资修的反，帮她摆脱封资修的束缚，帮她托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正是那埋藏的金子被挖掘出来的“革命收获”，使她在本来有可能性命不保的批斗会上受到了表扬。“表扬她对革命的赤诚和革命的彻底，她频频点着头，庆幸自己终于听到了这样的评语。”现在“她要求'站出来'革命的彻底性真实性到底一览无余了”。然而，司猗纹之所以如此谨小慎微，挖空心思的表现都只是为了在这场“足以让她恐惧万分的运动中”生存下来。当批斗会结束后，“小将们撤离了，她独自一人站在院子里觉得身子有些酥软，她的后背也湿了一大片。她不知道那是最初的冷汗还是后来的热汗，她觉出了疲惫”。
在几乎所有的评论文革中的司猗纹的文章中，都只强调其“阴险、狡诈，卑鄙，虚伪”，却没有看到所有这一切背后的残酷与生存的艰难，难道司猗纹非得被斗得如达先生一样惨叫着，或者像姑爸一样被剥光衣服侮辱着，甚至遭到性戕害，我们才能去同情这个只为了生存下来而充满智慧的女性吗？
然而，在《玫瑰门》发表至今二十多年后，当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甚至女性主义意气风发的今天，整个社会的集体的无意识还是只能同情弱者，或者听着些悲惨的故事，然后心满意足地叹息着，全社会的集体意识仍然没有把尊重强者当做一个社会的命题，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即使我们且视司猗纹为“阴险、狡诈、卑鄙、虚伪”的代名词，那么在当时又有哪一个受害者不是被全社会当作敌人而口诛笔伐的呢？而且人与人之间进行疯狂的相互攻击，落井下石早已成为斗争之间的惯用手法，有太多所谓的“罪证”，都是几个人甚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被其中某人揭发出来，就成了罪证，很多右派分子的帽子都是知识人扣在知识人头上的。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残杀，尽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出于自保的本能，但造成的迫害在结果上都是一样的。
批判、检讨和表态是中国千年帝制文化最丑陋的组织部分之一，这种被迫自阉灵魂的丑陋，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强大压力下，频繁的整人运动伴随着人人过关的表态，在恐吓、欺骗和收买的三种作用下，幸存者可以通过检讨和表态过关，但是有太多的人检讨就成为其罪证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残的表态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上的残废和自戕。司猗纹接下来不断的被调查组调查，调查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使她常常不得不编故事，甚至要编表情、编细节，调查组的人才能满意地离去。在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下，她出卖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因此，司猗纹又被冠以“邪恶、令人反胃、卑鄙”的评价。
诚然，这是卑鄙的，司猗纹是身为受害者的加害者；即使是权宜之计、明哲保身，甚至被逼无奈的出卖仍然是卑鄙的。然而《玫瑰门》中，文革时期的哪个人物不是卑鄙的呢？
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冠冕堂皇口号下，以猫偷吃了块肉为借口，将大黄大卸八块，并将姑爸置于小将的惨无人道的性虐待和性扼杀之中，以报“一骂”之仇的罗大妈不邪恶、不卑鄙吗？让罗大妈忍住“一骂”之恨，并示意老婆去招来大批红卫兵小将批斗姑爸，导致姑爸惨死的罗大爷不阴险、不卑鄙吗？一向正直爽快的竹西在夜晚被性冷落之后，不也要到医院狠狠地抽“反动学术权威”的嘴巴，一直抽到自己的手“发红”而且“生疼”吗？司猗纹的外甥不仅仅自己抄了自己的家，还带着红卫兵毒打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并当众裸跪在炉灰渣上；为了表示和母亲划清界限，将半锅滚烫的热油泼在亲生母亲的心口，烫掉了自己亲生母亲的乳头。这种兽行不令人发指吗？就连司猗纹一生挚爱着的初恋情人华志远，不也早就把他们之间的那一点故事供出去，并且要求反复调查司猗纹吗？反倒是司猗纹这一次面对“尖刻的带有审讯色彩和诱供意味的提问”表现出的“英勇和果敢”和“有所保留”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
这里有哪一个人的行为不比司猗纹更充满兽性的邪恶？又有哪一个人的灵魂不比司猗纹更卑鄙、更丑恶？“凡是经过文革的人们，心灵都是沾血的！即使你的手未沾血，你的灵魂也被那个血腥的时代所侵染。” (丁帆《沾血的灵魂——回眸共和国同龄人的心路历程》，《枕石头观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至少司猗纹的自我意识中是充满忏悔意识的，“一个纯净如洗的灵魂使她将一次次的接待外调作着回忆对比，她感到很对不起东城的妹妹司猗频”，同时在行动上也假借带宝妹看病的机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去看望了这个同父异母有着“国民党军官”的继父的妹妹。
我并不想在这里为这个“邪恶、卑鄙”，甚至“令人反胃”的司猗纹翻案，也不想就司猗纹对朱吉利开老母亲永不放弃的照顾与责任，以及他们之间无言的默契看其人性中的善；更不想就司猗纹对姑爸的赡养与陪伴，以及对其惨死忏悔，对于这个百无一用除了会“挖耳朵”的和“养猫”的小姑子亲人般的思念去说其人性中的真......
我只是想强调文学的评论，不能脱离历史的宏大背景，一切的人物分析都要以历史的进程为依据；文学批评首先要从人性出发，至少具有基本的人性观，而抛开人性去研究文学甚至做文学批评毫无意义也没有价值；我还想强调的是，铁凝以她独特的书写方式为我们叙述了一段历史，这是一段任何人都不会也不应该忘记的历史，任何抛开宏观历史单纯去批判某一个人或某一位女性所谓的“人性恶”都是片面的。
文化大革命人性“恶之花”的彻底释放，是一种完全没有人性的彻底崩溃，它以非人道的形式去嫁祸于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也都是羔羊；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可能成为施害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就可以解释的。如果我们姑且尚不能用一个“社会现象”去诠释或去搪塞的问题，又岂能用对一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批判来囊括对这样一段复杂历史的评判呢？
（本文待续）
孙宽：原名孙宽余。曾经做过播音主持，经过商并从教多年；现在是全职主妇，自由写作者，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14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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