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断、舍、离” (二) 人为什么会抑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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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充分让我做自己，并发现了我的潜能；他鼓励我尝试，耐心等待我自己爬起来，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让我感觉自己受尊重而不是被怜悯。

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男神，一个有良知的人让我的童年里有了歌声和希望；最主要他让我有了那种站在台上的勇气，虽然我仍然孤独和恐惧，但是站在台上，它帮助我建立起信心，学习战胜及超越自己的恐惧。

精神上的“断、舍、离” 

(二) 人为什么会抑郁？(8-9)

（8）

自责和恐惧它们像一对魔鬼一样如影随形，一方面我自责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虽然父亲和哥哥都回去上班了，秋收实在缺人手他们都是壮劳力，即使父亲的检查不合格，哥哥最终也没写；一方面实在恐惧回学校去上学，那是一种不能形容的似乎吞噬生命的怕。

这一对恶魔都使我无法呼吸。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经常失眠，止痛药已经吃到极限量，我始终不知道，这种不人道的疼痛是因为我的精神因素造成的神经过度紧张，还是原发的病理性疼痛。

总之，妈妈陪着我住在医院里很长时间。当地医院都是些儿童常见病，这么小年纪得这种怪病，着实让医生头疼，也更让父母着急。

我做了各种身体检查，没有查出头疼的原因，不过倒是检查出一些异常指数，比如：体温偏低，但是任何紧张情况都会很快就发高烧，心跳过缓或突然速度加快等。总之父母果断决定让我休学，重新回到反锁的家里。药物方面，妈妈担心过量的止痛药会加重心脏负担，同时伤害我的大脑发育或记忆力，只允许我吃谷维素，那当时治疗神经官能症的主要药物。我头疼难忍时，妈妈会给我一点零食，比如糖果。至今，我都认为糖果有缓解疼痛的作用。

当时休学的决定，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它缓解了来自去“上学”和对“接触外界”的恐惧。实际上，我的功课并没有落下。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完成了相当于小三的数学，认字程度也基本上能阅读大部分的小画书。同时，我父亲以一个“银行家”的资历教导一个小一孩子“投资”和“借贷”的概念；我父母分别给我设计的功课我都喜欢，包括自制寒暑表格和日历月历，记简单的日记：比如家里十几只鸡的下蛋情况，日常开销的流水账，开药方，绘画和练习书法等。

我最喜欢开药方，住在医院一段时间，对医生开药方充满好奇。我用姐姐玩儿剩下的两个娃娃表演各种角色，他们可能是医生和病人；或者他们是姐姐和弟弟；爸爸妈妈等。我自编自导自演各种类型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天马行空，剧情丰富，演绎精彩。所幸，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分别有自己的忙，并没有人打扰一个自闭的小孩，她的世界虽然不为大人所了解，然而那曾经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自闭症的孩子，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通常都情绪正常，他们只是自我绝缘屏蔽于那个他们不想接触的外部世界而已；那些表现为狂躁的自闭症小孩，多数因为被不了解他们的大人，强迫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当然，此处自闭症不是我要讲述的重点，然而让孩子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换种时髦的说法就是尊重自闭症小孩本真的需要，而且要接受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小孩在大人或老师眼里都“不正常”，其实他们仅仅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一些时间徜徉在他们那个充满故事和想象的世界里；那些“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他们还通常都具有某种特别的灵性，由于有超强的专注能力，他们都能进入“唯我空间”而拥有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特殊技能”，比如记忆力和某种艺术方面的天赋。他们是把对全世界的注意力用在一个点上的人，因此只要不去打扰他们，他们都可能是牛顿或爱因斯坦。

这些自闭和抑郁的孩子，有一个方面完全一致；最怕和最憎恨被逼迫去做任何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只有“被逼迫”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实质性的问题，比如恐惧或由此引发而来的“狂躁”、“注意力分散”等。

即使在课堂学习上，他们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只要他们充分被理解和找到与他们沟通的渠道，他们都和其他孩子一样优秀。任何强硬的逼迫都会适得其反，把他们推向更令人担忧的境地，包括自杀。

我们每个成人都曾经是孩子，但我们为什么要逼迫我们的孩子去做自己所憎恨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天使，最后多数人都成了平庸的人，一部分甚至被逼成了恶魔。

我感激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曾经次休学，而每次休学我所得到的一切，都不可能在学校教育里完成。无论是休学的决定还是休学后的家庭教学，我的父母为此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家庭教学，除了白天安排的各类功课，我的父母晚上也特别安排了活动。

我记得父母和哥哥晚上轮流读故事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了一些“禁书”，其中包括《水浒》《格林童话》等；同时父亲非常擅长讲故事，他讲的其中一个故事叫《九只大象》是个连载，我始终怀疑是他自己编的，一直没有讲完。这个神奇的故事发生在阴森而神秘的热带雨林，充满了各种探险和传奇，听的时候我们时常都要屏住呼吸。包括妈妈，她有时甚至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父亲那绘声绘色的讲法，比赵忠祥讲解动物世界的声音更动听，描绘得更生动。

每天一家人都盼着这个故事能再多讲一点儿，因此一盏油灯下，全家都聚精会神在这个故事里：“雨还在下着，只听见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漆黑的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突然远处亮起两个绿色的灯泡；那不是灯泡，是凶猛的野兽的两只眼睛在黑夜里发出幽灵一样的绿光，那是什么动物呢？......”父亲准准的在故事讲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大家听得入神且毛孔竖立的时候，留下一个“扣”，让孩子们带着无限的期待和想象去睡觉。

由于我的休学，家庭终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和温暖。

在“灾难”面前，恩爱的夫妻都具有本能的凝聚力。有时候，孩子也会本能的制造“灾难”来挽救濒临绝境的家庭，即使他们的初衷仅仅局限于恐惧失去父母或失去父母的爱；孩子的“寻求注意力法”和“注意力转移法”基本上就是针对不成熟的父母而制造的。某种意义上，孩子变成了父母的“父母”。

(9)

第二年，我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在我两岁时把我从托儿所救出来的那位老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有人记得我们》。这位老师在我的生命里意义重大，由于他的正义和支持，使欢笑和喜乐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

他不顾压力勇敢的让我参加了代表着革命的“宣传队”，尝试让我和其他的小孩儿一起跳舞或表演些小型舞台剧。他的尝试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的不逼迫和不强求，因为事实上我还真没有办法和任何其他孩子融合，最后只有独唱适合我。开始，我站在台上，唱不出来，惊慌失措或呆若木鸡。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犯错，谁知道让我搞砸过多少演出，我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但，他没有放弃过对我的鼓励，我想他甚至没有真正严厉的批评过我。

慢慢的我终于在走上舞台时能神情自然了。

我最感激他从来没有要求我必须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不喜欢说话，他从没有尝试让我必须和他人沟通，也没有把“不团结同学”写进年终评语。别人排练时，我静静观赏，渐渐的我可以给每个小朋友提台词，我可以将情景及对话“录像”记忆。有时，遇到其他的小朋友忘词时，大家就会一起看我。

他充分让我做自己，并发现了我的潜能；他鼓励我尝试，耐心等待我自己爬起来，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让我感觉自己受尊重而不是被怜悯。

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都具有以上这些特点。

然而好景不常，就在这时候，父亲遭迫害突然离世；突然到早上还在家里张罗我们上学的早晨，晚上已经生死两隔了。

由于震惊造成的刺激太大，我在瞬间丧失了父亲所有的记忆，就是想不起父亲的样貌了，医学上称之为“短暂记忆力丧失”，主要原因是患者不愿意接受某些事实，或大脑因为突然其来的巨大打击和伤害所做出的保护屏蔽——选择性失忆。如果及时得到治疗，有可能恢复；然而，我没有在父亲下葬以前再看他一眼，也没有和父亲的合影，或得到任何心理治疗方面的帮助，这样的“短暂记忆力丧失”，便成了永恒。

我又重新回到了“游离状态”——隔绝自己和外面世界的状态，甚至丧失了用哭泣表达哀伤的能力；不能哀伤比哀伤本身更伤害身体和摧残心灵，使人丧失了一种类似愈合伤口的能力。

家长尊重孩子的正常情绪宣泄和了解情绪宣泄的必要性，是帮助孩子自我情绪认知的重要手段，一种必要的成长过程。如果孩子需要哭泣，就让孩子哭一会儿；不许哭和不能哭一样损伤身心健康。

佛洛伊德的精神病研究最早把“哀伤”和“抑郁”区分开，前者是正常情绪低落，人皆有之；唯有当丧失了正常情绪，或对正常情绪的宣泄，人才进入病理性状态的“抑郁”，眼泪能帮助排遣一部分情绪和体内淤积的毒素。

国外也采用适当的“眼泪治疗法”，就是通过唤起患者的一些哀伤记忆，让泪水冲洗这些哀伤的记忆，帮助患者寻找抑郁的真正根源以达到治疗作用。换句话说，能够充分哀伤的，就是那些还能哭泣的，若及时治疗都有机会挽救生命。

我相信妈妈当时一定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她很可能在短期内经历过重度抑郁的煎熬。父亲下葬的整个过程，她都没有哭过，她要求我们不许哭，当然即使允许我哭我也哭不出来。但是，在我父亲葬礼后的某日我放学回来，看到她对着墙大声哭诉，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言语中流露出活不下去的悲痛。

不久前我和她谈话得到证实，她当时确实常常想到死。可想而知对于我这样敏感的小孩，所有的这一切无非都加重了我的恐惧。

她当时所经受的痛苦，一些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在当地举目无亲，没有亲人可以依靠或安慰，甚至没有朋友，也没有人敢靠近我们；父亲的逝世使本已不宽裕的日常生活遁入困境；仨孩子俩未成年，她自己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完全没有收入；当地政府没有给予任何资助，国家没有给予对未成年子女的任何赡养费，靠哥哥一个成年人的收入，连买回一个成人的口粮都不够。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把一切推给那个时代。因为历史反革命本来就生存艰难，再加上父亲的突然离世，她想丢下我们一死了之是不难理解的。

即使她真得了抑郁症，甚至是重度抑郁，我们也可以说全都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那个时代谁不抑郁？

不过当时在一条绝路上，我们仍然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默默的帮助，特别是哥哥的几个知青朋友。他们每天悄悄轮流去食堂多买几个馒头偷偷送来，帮助妈妈和哥哥开辟菜地种些地瓜、土豆、南瓜等粮食作物，我们终于都吃饱了。

还有，那位勇敢的老师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让我参加宣传队。他是当时唯一关注我的心理健康的人，他怕我因为家庭的重大的变故而停止参与学校的课外活动，他甚至不允许别的孩子在背后议论我们家的事情。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男神，一个有良知的人让我的童年里有了歌声和希望；最主要他让我有了那种站在台上的勇气，虽然我仍然孤独和恐惧，但是站在台上，它帮助我建立起信心，学习战胜及超越自己的恐惧。

捎带着说些不着边儿的题外话，且看最近这个刚杀了四个孩子，然后再自杀的甘肃母亲，四十年后的今天她们仍然吃不饱，一个走头无路的母亲还能做什么？这是一位临死前还在担忧着别人的母亲：“阿奶我不能顾你了！”我不相信她是冷血的“杀手”，生无可恋和生无未来的人在极度的绝望中，死是唯一的解脱和逃离。

“此刻”又有何不同于“彼时”？

谁敢说看到这样的境况，在我们每个人深层的潜意识里，没有同样的绝望和恐惧？这是单单靠“修行”，或者“多出去晒晒太阳”、“做做瑜伽”就能缓解的吗？

我记得我常常夜里不敢睡得太实，我随时醒来伸手摸一摸妈妈的被子，看看她还在不在；然后再把手伸进她的被窝里，看她是否还活着？

(此文待续)

孙宽：原名孙宽余。做过播音主持，经商从教若干年；现在是全职主妇，自由写作者，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17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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