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
1998年，永济寨子村的一场农民技术培训拉开了蒲韩社区探索农民合作的序幕。18年间几经波折，凭着不懈的执着和探索，蒲韩团队把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变成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尝试、变成拓展团队服务的契机。
今天的蒲韩社区覆盖了两个乡镇的43个自然村，其联合社包含了28个合作社，3865个农户会员在8万亩土地上转向多元生态种植，对接了永济和运城的8100个消费者家庭。经过18年的努力，蒲韩团队目前有113个全职工作人员，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团队核心坚守着社区和生活第一、经济提升第二的原则。现在，蒲韩社区的农户会员把三分之一的产品用于社区内部的互换消费，三分之一直接提供给城市消费会员，三分之一出售给经过培训的经纪人。
蒲韩社区如何起步，又怎么一步一步地成长？它另辟了哪些蹊径，突破了哪些主流的农村发展思路，才造就了今天的蒲韩社区？2016年7月13日-15日，我们参访了蒲韩社区，下面请听社区带头人郑冰和团队成员们讲述蒲韩的成长故事。
昨天的推送（《【连载一】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介绍了蒲韩社区从起步到从组织妇女跳舞中发现骨干、凝聚群众，再到发动村民自力更生清理垃圾等等，这些活动为后来合作社的发展积累了群众基础和组织经验。今天的推送继续为您讲述蒲韩故事，包括他们如何组织生产合作，如何在失败和挫折中不断反思、调整，他们发现，做农村的事应该把农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同时，农村的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参与，蒲韩社区想方设法地吸收和锻炼着年轻人，让他们融入到社区的发展和服务中去。
正文
（四）
年年去这样搞也不行，很多人说咱们能不能搞生产？正好2005年的下半年，谢丽华老师介绍我到乡建的温铁军老师那儿，在河北的晏阳初乡建学院参加合作社的培训。一培训不得了，回来以后，记得是2005年的下半年，我们一下子成立了七个合作组织，而且是非常规范的合作组织。但我们发现其实在农村做事，有时候一规范就很不容易做起来。那时候，我们把7户妇女组织成手工艺合作社，把175户的八百多亩地合到一块，号称千亩生态园，我们又把75户合作起来搞涂料厂，我们还有12户入股来参与做的蒸馍做法，我们还把一个农资店发展到四个农资店，都是大家入股，入股的场景也非常感人，大家有多少钱出多少钱。
这些动作惊动了我们市长，尤其是把八百多亩地合在一起，惊动了我们农业局的分管领导。那时候不得了，我们局长来了，市长来了，一把手都来了。来了之后我记得我们那市长说得非常中肯，说郑冰啊，这个土地是高压线，你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块呢？我说不是我合在一块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合的。市长说，你这事万一要弄砸了，那老百姓会吃掉你的！我发现，我们政府领导对于老百姓有一些担心。我们那时候市长、市委书记分别都来，那时候八百多亩地我们规划的是八个农作物的品种，但是我们市长说全部把这弄成核桃，而我们市委书记说把它全部弄成葡萄，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一千亩这就成规模了。
今天说句实话，我们那时候没听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他当时一说我们也答应着，然后我们一讨论，我们有二十个种庄稼能手，作为管理委员会，大家觉着说适合种啥咱们就种啥，用一种农作物容易出危险，因为之前芦笋的风险，苹果的风险。所以我们弄了八个品种，政府也没强迫，只是我发现政府跟我们那时候参与多了，2005年、2007年、2008年来的时间可多了，他一来就说给钱，其实我们2007年就解散了870亩，那是个惨重的教训。
失败在哪儿？没把土地合在一块的时候，就感觉大家合在一块可能是省人力省财力，什么都可以统一来进行。其实合在一块以后，最重要的农民种地的这个环节，自己耕种的这个环节由我们统一来耕种，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还发现，原来老百姓那种积极性就没了。尽管树种我们统一来买，农资统一来配，结果发现在地里干活的那一帮子，刚开始热情蛮高的，后来发现那一堆人坐在地上。我说天都大亮了怎么还不干活，生态园的理事长说还差两个人，我说老天爷，是你家的地，你也等人齐吗，你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一年的管理成本大概就二十多万，收的不够你支出，所以我们2005年下半年成立的合作社，到2007年的时候把那175户的土地又还给农民了，这个失败，现在说起来轻松，那时候不好过，那时候在村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感觉村里人看你的眼光都像针扎一样。
让我感动的是那175户里面只有两个人问，郑冰，三年的地不给我们钱怎么办，除了这个，其余没有一个人找你说不行，你又感觉到老百姓其实他有非常憨厚的一块，他其实看得到你们这一帮人是用心在做，但没做好。那时候就说怎么办，在2008年，我们所有的涂料厂、手工艺，所有几乎全都失败了，然后全散了。散的原因，我们是严格按照合作社发起的规范走，但是管理上光热情还真的不够。那时候热情你做起来呼啦啦就起来了，管理的时候，我们发现合作社和一些企业管理是有相似之处，它一定有企业管理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标准。但是合作社还不能不讲人情，它和企业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它里边一定又必须把人情这个度掌握好，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在这里。
我们那时候全是跳舞和各种活动中脱颖出来的中老年，还没有年轻人。合作社一旦成立，尤其是合作社叫经济合作社，我们大家所有目标就奔着“经济”两个字。我们从2005年到2007年，几乎把所有的各个活动全停了，全集中去搞经济，但也没搞出来经济，还搞的人全散了。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经济这个目标一旦锁定，不见得是好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反倒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培训，妇女活动，所有这些，其实那时候把人都凝聚起来。2008年我们几乎反思了一年，失败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我们做农村的事不应该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应该把农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觉得生活第一。第二，做农村的事绝对不能急，一定得慢慢的做，因为农村人本来他在这儿活一辈子，我们一急就容易出错。因为那时候碰上政府一来，总是嫌我们弄得慢，总是觉着能不能快一点，这种期望快，加之我们团队内部也觉得要快快的发展，其实一快就容易出错，那我们觉着发展的一定要慢。
再一个，我们觉着发展农村不能没有年轻人，光靠中老年人还不行。我们发现这些，在2008年的下半年就完成了十年我们能做什么，前十年，从1998年做到2008年我们做了哪些事，一梳理，我们经济目标和公共服务的这些文化活动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青年人怎么办？但是那时候哪儿有青年人，都不在村里，我们就开始把自己的子女，凡是在这儿的中老年骨干，先把自己的子女先想办法往回引。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第二批是骨干成员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另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所以到现在，咱们这个团队113个全职人员里，80%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关系非常丰富，母女的、夫妻的、妯娌的，整个是一个八杆子不着边的，一绕绕到一个亲戚关系网去了，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特色。
到我们社区工的人外流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工作3年以上的。选择离开社区的年轻人很多是因为要结婚。我们每个部门对辅导员的要求都不同，联合社的18个辅导员都是家庭生活稳定的妇女，城乡互动组的辅导员要和外面的人，特别是男人打交道，因此辅导员就都是男性，消费店的辅导员需要入户，所以18个人都是女性。
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有两年时间想办法把青年人招回来。招回来他不种地不行。年轻人回来，年轻人和中年人搞不到一块去，总有一到两年磨合。我们那时候还是小教室，星期天是中年学习的空间，星期六是青年学习的空间，彼此在不同的空间学习理解对方，试图拉近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融合。这里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在家里，我们发现母子、母女，你在家里关系越来越好，也体现在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好。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好，我们发现把代沟怎么缩小，非常重要，到现在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家长总容易用家长的命令要求子女，但子女总容易叛逆，觉得你什么都不对，我们觉着要有一个中和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长，她儿子24岁了，她要给他儿子买皮鞋，他儿子不愿意他妈买，我们觉着是人家都24岁了，你还不相信他，在这种小事上，我们提倡彼此尊重，让你儿子买鞋去，买回来看你满意不满意。儿子买了鞋回来，她说你看那么难看，她立马就给出这样的看法。在这些细小事上怎么让家庭里面缩短代沟，团队里面中年和青年的合作也是这个过程。
慢慢地年轻人回来了。青年们干活也不是单干，而是天不亮一堆人去干活，这时候他们把干活作为游戏一样。《合作社法》正好在2007年出来。我们2008年注册了28个合作社，我们让回来的年轻人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又规定一人一亩地，一人跟一个村，我们那时候叫三个一，年轻人通过三个一来锻炼。因为如果不种地，他根本谈不上尊重农民，尊重农民不是客气的一句话，尊重农民是真正从心里觉着农民不容易，农民辛苦，不是说我多给农民点钱就叫尊重农民。对农民好，是要发自内心对农民的好，一种地就立马觉着农民有多不容易。
年轻人一做合作社都想做公司，做企业，我说你能做出一个合作社，20户到150户，我们规定三年做出一个合作社来，你要把20户到150户沟通个遍，沟通一次又一次，建立信任关系，你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但是百人百姓啊，假如你不能和这几十户的农户沟通顺畅，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所以我们就觉着历练年轻人和农民打交道的这个环节，重要的是在合作社和农户的沟通上。
跟进一个村，我们就觉着村与村也在变化，一个村每年都在变化，而且一个村和一个村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表象看都是相似的，但是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尤其是三年选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让年轻人全部放假，去跟进这个选举，那个故事精彩极了。选举的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发生的变化，其实是让年轻人成长的最好空间。
（问：你能不能稍微多讲一点当初怎么把年轻人吸引回来的，你刚才说到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人一亩地，一人一个村，又提到他们是早晨大家一起出去劳动的，这块一起出去劳动做什么，就把这个能详细讲吗？）
年轻人他刚回来不知道到农村干嘛，他认为回到农村就种地。我们说当然是种地，一说种地他就立马拒绝到农村这儿来，他会觉着到农村种地，我凭什么种地，我从小我妈都这样说，好好读书，出去干嘛回来，其实他非常抵触。我们当时也下了功夫，2009年开始，我们开始就弄了四十亩地，分了三块，天不亮，因为没太阳，他不种地的原因嫌那个太阳晒，我们觉着天不亮，七八个人相约出去锄草，目的不是锄草，可能目的就是建立和土地的情感，那锄草的这样过程，因为人多他才有乐趣，他锄草是一个。大家锄草过程中间你会有收获，这个收获在哪儿，就是对庄稼怎么认知，你不认识农作物你在农村混啥，就没法混，你对农作物的认知也不是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其实这个过程我们是用了一些聚堆热闹的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去锄地，比赛锄地，干谁锄得快，其实不经意之间其实把活干了，只是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热闹的办法。年轻人这个中间的情感也连接起来，每一次劳动回来都分享，大家觉着辛苦，真的辛苦，那老百姓辛苦吗，现在真的辛苦，这种感觉出来，这是到地里干活。我们光背“锄禾日当午”不管用，锄禾你背得再熟，没有那种情感在里面，只有干了活，才能体会到农民不容易。
当然和农民打交道，农民也非常精明，我自己是在这中间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我爱人经常笑我说你啥都不懂，你在农村瞎混啥呢。刚开始搞技术培训，刚开始搞活动，天天搞，涮了好多次，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农民跟不同的人，他谈话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一人跟一个村，一人做一个合作社，20户，你去走进20户里边回来就发现，20户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点在哪里，你经常会发现农民给你说的信息是假的。其实农民精明得很，他见你一面，他第一瞬间就判断你是干嘛的，你未必能判断他是干嘛，这就是农民表面看到很憨厚，他精明着呢。拿来的假信息你还不知道，那你怎么做事，他给假的信息原因就在提防，他非常防范外来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合作社的第一条就是要和农民建立朋友关系，现在有18个辅导员直接服务于农户的，他们的第一个职责就是和农民建立朋友关系，真不是谁骗谁，谁哄谁，一定是彼此信任，那怎么建立这个信任才最重要。
所以说到农户家里客客气气是要的，但光客客气气还不行，必要的时候农民一些错误的观点你也必须给他纠正。比如我们就从家庭卫生入手，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搞“我家最美”活动，我们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短短一星期1500户要跑一遍，1500户作为评比的总量，经过家庭卫生大检查，年年评比。只要走进家庭卫生大检查，你发现就触碰老百姓的那种尊严了，我家卫生管你屁事，检查啥。你要会沟通不会碰到这个，你要不会沟通的话，农民会觉得是我家卫生，他会抵触。面对这种抵触我们毫不客气，我们就不会客客气气说，你看大家都好了，你家卫生怎么了，你家卫生弄好了是你受益还是我受益，家庭卫生就是课堂，你家的孩子还需要给他拿那么多钱吗? 你厨房好了，你客厅好了，你院子好了，你厕所好了，一个一个空间去检查。这个要和农民辩个道理，非说清楚不可。然后开大会，发奖状。我们不发东西，一定注意，在农村不能发东西，只能发奖状。发奖状，发镜框，发锦旗都可以，但就是不发东西，奖状多多益善，这个花钱又不多，其实农民是有尊严需要的。你发东西，哪怕一块钱的东西，都会导致大家相互争抢。所以检查家庭卫生就会变成对我们一个青年人的绝对锻炼，但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客气，你客气你就下次进不了这个家了，你就当场和他吵，这个不含糊的。
2013年我亲自带的，那是15个年轻人，我说他要厉害你比他还厉害，你今天不搞卫生，我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就用这种办法。当然也有些巧办法，1500户我们选出300户，20%的比例选出300户发奖状。选300户的时候就选那些家庭脏的不成样子的对门做榜样，但这个对门选了之后，就把现场的小组会就开在对门，我就不说你，我就在这儿开，看你怎么了，这个其实都有尊严，都有自觉性的，软硬兼施，这是年轻人。你只要敢和这些人吵，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能锻炼出来，因为这是对他有益呀，你明明在这儿打麻将，干嘛不把家庭卫生搞好，你明明坐这儿聊东聊西，为什么不把家庭卫生搞好，我们政府都把村里卫生都搞了，你家里为什么不搞，这个和他说起来理直气壮。所以这是锻炼年轻人的这个。
年轻人一人包一个村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村里年年选举，我们镇政府领导那时候最头疼的一个阶段，各村选举的时候那真的是，那派系啊，政府领导真的都是人精，但那几大派你根本没办法弄，这一派那一派。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我们搞活动，村里就觉着你们想干吗嘛，他非常警觉。后来我们就规定，每一个村都不参加各派选举，谁选上我们都没意见，我们都说好，这是我们比较圆滑的一点。那派性真的没办法面对，而且不是一派两派，几大派，我都不知道咋面对，所以那个过程让我们年轻人去经历，他能看懂，表象看着很平静，其实村里它是有亲戚朋友的关系，有派系之间的关系，你不把那个看懂，你不知道哪一块就得罪谁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人跟一个村，要了解一个村深层次的一点点关系。当然还有这个村的传统文化什么，这个都是要了解，你对这个村的情感才会有。年轻人在这儿锻炼出来，绝对比在企业锻炼的更加有韧性。这是年轻人在这中间的一些经历，让你们见笑了。
返乡妈妈：我原来在广州打工，也开过饭店。干的时间长了，回到家发现小孩子都不认识我了，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看我，就不和我亲！我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在外面忙，也不远，一到礼拜天我就去见他们，每到礼拜天我就盼望着去看爸爸妈妈。现在我做父母了，我就希望能够陪在孩子身边，而且爸妈和公婆也都老了。在社区的生活也很好，老人有不倒翁照顾，小孩子有兴趣班。我希望能多为村里做点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就做起来。
返乡学生：我原来在青岛上学，毕业之后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但是适应不了工厂的生活。回到家后，我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出去工作了，父母说可以就近在永济找份工作。我和梁晓丽是同学，她告诉了我寨子村合作社的情况，在聊天时，我发现自己跟不上她说话的内容。想想也是，工厂的生活其实很单调、很封闭，让我对整个社会不了解。受到晓丽的影响，我来到社区应聘。在外面面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仪表，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穿着很“另类“，这里的人其实穿得和生活里一样，很朴实。来到部门之后，我发现这里装修得很好，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喜欢现在的工作。
那时候社区里在种植有机棉花，辅导员每天都要到地里查看棉花，我也跟着一起去。小时候我就感觉收获的时候特别累，当时机械化不发达，父母都要自己动手，自己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用机器收获。现在在社区里已经完全实现了。
城市女性：我是永济市里的人，从2010年开始在蒲韩农村社区工作。我读过一本书，书上说最好的工作是能让你赚两份工资，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既能挣到收入，又能够有精神收获。社区骨干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孩子回乡，所以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郑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在这里工作，之后是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我住在永济城里，是本村的人介绍到这里来的，自己也被郑老师和村里的环境所吸引。
我早上从永济坐车到这里，晚上还要回去。从永济来的路上我要转三次车，先让老公开车送我到车站，从公交车下车之后，还要坐同事的车来这里。虽然交通不太便利，但坐在公交车上我的心里是踏实的，觉得很开心。另外，社区为干事每月提供200元通讯补助和100元交通补助，每年还给工作人员两套工作服。
（问：这些年轻人怎么再进一步提升呢？能不能分享一下）
年轻人来到社区之后首先要经过一周的新人培训，然后由各部门的人手把手带，日常还要听课受教育。我们觉着有幸，很多老师到这儿来，凡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都请老师给我们上课，帮一点是一点，这是最好的一个我们求助的办法。我们觉着年轻人的实际锻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八个部门，八个不同的部门，我们年轻人轮岗，过上一段就会换，换了之后都会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锻炼，这是实际工作中间的锻炼。还有一个，我们的笨办法就是，逼着大家去看书，不管你大学没大学毕业，反正你天天得学习看书，大概有几年时间，要求你每天必须看，读书分享。我们规定3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个星期看一本书是必须的，一年你看不够书，要么重罚，要么就得淘汰，用了比较极端的办法。至于看什么书，比如说很多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好书我们就必看，有些书我们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