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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夫奈勒的故事：廉价玉米的灾难
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美国农夫奈勒的故事》的第三篇。本文力图展现奈勒等农人是如何被绑到美国的工业化食物链条之上的，并且陷入到“越生产，越贫困；越贫困，越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的。这对于中国农业生产者而言，无疑是一个警醒。 加上今天的推送，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已经接连推出三篇《美国农夫奈勒的故事》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农业所存在的问题。那农夫奈勒的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否可以作为代表来揭示美国工业化农业所存在的问题的呢？我们可以一组数据来予以说明。 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2007年出版之Family Farm Report，2004年美国农场数计211万家，其中206万家为家庭农场，占总农场数之98％，包括以独资、合伙或家族公司等型态经营，且未雇用农场经营管理者（Farm manager）之农场；非家庭农场仅占2％。家庭农场之农业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85％，经营面积占农业总经营面积之94％，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83公顷。其中家庭农场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即“大规模家庭农场”和“小规模家庭农场”。具体而言，1、大规模家庭农场：为年销售额在25万美元以上之家庭农场，占2004年总农场数之7.5％，其经营面积占总农场经营面积之37％，农业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60％；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952公顷。大规模家庭农场与非家庭农场合计，其农业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75％。2、小规模家庭农场：为年销售额低于25万美元之家庭农场，占2004年总农场数之90％，其经营面积占总农场经营面积之57％，但农业生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之25％；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19公顷。
上述数据揭示出，农夫奈勒的农场（190公顷）代表的是众多“小规模家庭农场”。而我们连续三篇文章展现出来的也正是美国这些众多“小规模家庭农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生产下面的处境和无奈。这也说明，美国农业并非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的那样光鲜亮丽，其背后恰恰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主”的无奈与破产、消费者的没有选择和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为代价的。
正文
那天我和奈勒种完玉米之后，下雨了，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几乎都坐在厨房里喝咖啡，聊着农人最爱谈论的话题：糟糕的收购价格、愚昧的农业政策，以及如何在失常的农业经济中维持收支平衡。奈勒回到农场生活的时期，正好是美国农业史上所谓的“往日美好时光”。当时玉米价格长期居于史上高点，似乎真能以此维生。但是等到奈勒准备把首次收成的玉米送进仓库时，却因为大丰收导致价格大幅滑落，从每公斤十二美分降成八美分。所以他撤回玉米，储存起来，打算等价格回升后再出售。然而价格却持续滑落，而且从冬天一路滑落到来年春天，如果把通货膨胀算进来，玉米价格可说是自此一路下滑。到现在，一公斤玉米大约只能卖四美分，比栽种成本还低——这对玉米农之外的其他人倒是好消息。我想从奈勒这里知道的是，如果目前美国种了那么多玉米，多到连市场价格都不能反应成本，脑筋正常的农夫怎么还会继续种玉米？ 后来我得到的答案颇为复杂，而这与反常的农业经济有关。这种经济违反了供需平衡的古典法则，也稍微牵渉到农民的心理状态，而牵连最深的则是农业政策。在奈勒买下第一部曳引机之时，美国的农业政策正进行一项重大变革。政府的农业计划本应控制产量以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农民的生计），结果竟悄悄地把目标调整成增加产量以压低价格。换句话说，在尼克松主政时期，政府不但没有支持农民，反而开始牺牲农民以维持玉米的供应量。此时，玉米不仅在生物上得到合成氮肥的恩惠，在经济上又受到补助，在土地与食物体系上可谓大获全胜。 奈勒对于农业政策的看法，来自父亲曾告诉他的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冬天，那是农业大萧条时期的谷底。奈勒说：“当时父亲拖着玉米到城里去，发现玉米价格在前天已跌到每公斤0.4美分，而谷仓也不再收购玉米了。”最后，玉米的价格跌到零。“每当他数算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多少邻居失去了农场，眼中总是泛着泪。”美国在大萧条时代制订的农业政策，并非如大家所想地去鼓励农民为这个饥饿的国家生产更多粮食，反而是得把农民从食物生产过剩的灾难中解救岀来。因为食物供应量远超过美国人所需。 自从人类开始耕种，丰年造成的挑战和荒年一样严峻。如果食物过剩，作物的价格就会下跌，使农夫破产，但在荒年来临时，又需要农夫来耕种。就食物而言，大自然可是嘲弄了古典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天气好坏会影响收成，但不论供应量有多少，人体所能消耗的食物都是固定的，而人性和气候都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在旧约《圣经》中，当时的社会就设计了许多策略来打平农业生产的上下波动。《圣经》建议的农业政策是储藏谷物。这不但能确保在干旱或传染病摧毁庄稼时，依然有食物可以吃，丰收时农人把谷物储存起来也能避免损失。 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的农业计划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于玉米这类能够储藏的作物，政府依照耕作成本订定收购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政府的收购价格，农民可以自行选择，看是要把玉米投入价格疲软的市场（这样会让价格更疲软），还是以玉米作为抵押品向政府贷款，然后等到价格回升时再出售，出售所得则足以清偿贷款；倘若玉米价格持续低迷，农民也可以选择用玉米偿抵贷款。这种做法有个古雅的名称：“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新政其他内容，还有由土壤保育署所推动，鼓励农民停止在脆弱的土地上耕种，以避免生产过剩和土壤流失。 在二十世纪70年代奈勒回归农村前不久，这个系统多少还在运作着，并在二十世纪玉米产量大增时，也有效地让玉米价格免于崩溃。由于这些“农产品抵押贷款”，过剩的玉米不会流入市场，而且最后贷款大多会偿清，所以政府几乎没有损失。如果玉米价格上扬（例如气候不准而歉收），政府就出售常平仓储存的玉米，换得的钱不但能继续用于农业计划，还可让震荡的价格趋于平稳。 我说这个系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少”还运作着，是因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废止新政农业计划的运动就开始生根了，而且，每当有新的农业法案出现，就是从原来的支持系统中去除一根支柱。几乎打从一开始，这种维持价格与限制产量的政策就树立了许多强敌：自由放任经济的倡导者（他们看不出政府为何要特别照顾农业），食品加工业者和谷物出口商（生产过量和廉价作物对他们有利），还有政商团体的领袖，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美国的农人过多，这样有损美国（或至少这些领袖）的利益。 长久以来，美国农民在政治上就一直给华尔街和华盛顿带来麻烦。套句历史学家华尔特·卡普（Walter Karp）的话：“至少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公民中最不守规矩、最独行独断，又最拥护共和政体的，就是那些小农。”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发起的农村本位运动，他们就与劳工运动具有共通的动机，一起监视企业的力量。现在，农产品产量増加，这让农民的宿敌有了绝佳的反击机会。由于现在只需一小撮农民就足以喂饱全美国，是该让农业“合理化”、回归市场价格机制，并要农民让出土地的时候了。华尔街和华盛顿企图改变农业政策，结果导致“廉价玉米灾难”（这是奈勒的说法，他是典型的旧式农村本位主义者），殃及全国，影响了我们周遭的事物，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脑残”布兹(Earl Rusty Butz)是尼克松主政时代的农业部副部长。他对于奈勒口中的“廉价玉米灾难”居功至伟，无人能敌。这位态度狂妄、口无遮拦的农业经济学家来自普渡大学，且常被冠上“个性鲜明”四个字。布兹直言不讳的态度和粗俗的幽默感让许多人相信他一定是农民的朋友。不过当他现身在劳斯顿·普瑞纳公司[i] 的董事会时，或许更能点岀他对于农民的同情。 一九七六年选举期间，他因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下台，尽管这是农业圈外大家对他的主要印象，不过布兹的确大幅改造了美国农业，使得食物链扎根于廉价的玉米上。 布兹接掌农业部时，正逢美国史上最后一波粮食价格狂飙，高到足以引发政治危机，而他对后世的遗泽，就是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一九七二年秋天，连年歉收的苏联向美国购买了三千万公吨的谷物。布兹安排这项交易，以期粮食价格一飞冲天，好让想把票投给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的固执农民转投给共和党。这个计划的效果奇佳，突如其来的订单加上该年农业带天候不佳，谷物价格于是创下历史新高。就这样，奈勒回到了家族农场。 一九七二年的谷物交易，使得农民在那年秋天的收入暴増，也让尼克松在竞选连任中稳住了农民的票。然而到了来年，谷物价格飙涨的后果却贯穿整条食物链表现出来，从产地一路直抵超市。一九七三年，日常生活用品的通膨率写下新高，家庭主妇聚集在超市门前抗议，农夫因买不起饲料而杀死小鸡，至于牛肉价格则失控到连中产阶级也吃不起。有些食物开始缺货，某些超市甚至开始卖起马肉。该年夏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头条标题是“土地广大，粮食不足”。尼克松为了应付这些群起而攻的消费者，派出布兹来平息众怒。这位来自普渡大学的智者于是重新设计了美国的食物系统，让农夫的产量大辐增加以压低食物价格。这一直都是农业综合企业的梦想(低廉的原物料)，也是执政当局的梦想(减少固执的农民)，现在则成了政府的官方政策了。 布兹的方针很好懂：他鼓励耕种，希望农民“在篱笆之间种满作物”，并建议他们“扩大规模，不然就改行”。他认为农场规模越大产能就越高，所以推动农场合并(他另一句信条是“不适应就出局”)，并要农民把自己视为“农业综合企业家”。布兹另外也默默开始废除农业新政中维持农产品价格的制度。当时食物价格很高，因此这项工作推行起来也容易得多。他废除了“常平仓”，并且以一九七三年农业法案取代了农业新政，先前以借贷、政府收购谷物以及休耕来维持农产品价格的作法，现在则是直接把钱付给农民。 从贷款改为直接付款看似无足轻重，毕竟不论哪一种，即使玉米价格不振，政府都担保农民能拿到固定价格。然而支持者心里其实很清楚，这项改变事关重大，政府直接把玉米价差付给农人，就意味着移除了谷物价格的底线。在旧的贷款方案中，政府与常平仓会在价格跌落时，是力求避免玉米继续流入市场；但新的补助方案则鼓励农夫不管玉米价格如何都拿去出售，因为政府会补贴差额。这个方法的确也补贴了一些差额，只是每次农业法案都把目标价格适时调降，理由是为了让美国的谷物在世界市场更具竞争力[ii]。政府现在做的，不是维持玉米价格，而是补贴玉米的价差。如此一来，美国农民就卯起来种玉米了。
即使到现在，许多美国农民仍不了解真正打击他们的是什么。在竞争与自由贸易的旗号之下，许多农民认为廉价玉米是他们的救星，有些农民组织甚至完全相信廉价玉米会有好处。不过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玉米价格的高峰期过后，随着玉米价格下跌，农场收入也持续减少，数百万农民于是身陷债务，每周都有数千个农民破产。而且，即使玉米价格已大幅滑落，玉米出口占总收成的比率依然停滞在20％。爱荷华大学估计，在爱荷华生产一公斤玉米的成本大约是十美分，但爱荷华的谷仓收购价却是5.8美分(2005年十月价格)，所以基本上，爱荷华的农民每卖出1公斤玉米，就亏损4.2美分。但每年的玉米产量依旧持续增加。 这怎么可能呢？ 奈勒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得到让人信服的答案。他经常受邀到农业危机的会议中演说，也常出席农业政策的听证会作证。在这些场合中，他通常会拿出自绘的一幅图表“奈勒曲线”来解释这个神秘现象。基本上，这个曲线主旨是说明，为何农产品价格滑落，会导致农人做出增加产量这种违反理性的经济学行为。 “在农产品价格滑落时，农人若想维持生活水平、支付账单、偿还债务，唯一的选择就是增加产量。”每个农家每年都需要一定的现金流量才维持得住，而如果玉米的价格滑落，唯一能打平开销的作法就只有增加产量。奈勒说，农民情急之下大量增产，结果导致土壤退化，耕地周边的土地都拿来耕种，并且使用更多氮肥，总之想尽办法从土壤榨出更多玉米来。可是当农民生产越多玉米，玉米价格就越往下掉，于是情况重演，陷入产量过剩的恶性循环。即使如此，农民依然以每单位面积的产量来衡量成功与否，但这样的标准却加速他们破产。 “在农业中，自由市场的运作从来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家庭农场的经济运作模式，和一般企业大不相同。当产品价格滑落，公司可以裁员、冻结生产线或减少产量，最后市场会找到新的供需平衡点。但是食物的需求量没有办法如此弹性，人们不会因为食物比较便宜就吃得多，而开除农人也无助于降低食物的供应量。你可以开除我，但无法开除我的土地，因为其他需要更大现金流量或是自认比我行的农人，会进驻这块土地然后开始耕种。所以就算我不耕种了，我的土地依然会持续生产玉米。” 但为何是玉米，而不是其他作物？奈勒说：“我们是工业化食物链的最底层，从土地生产能量和蛋白质，而且大多是拿来喂动物。制造能量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种玉米，而制造蛋白质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种大豆。”转作其他作物？奈勒粗声粗气地反驳：“那要种什么呢？青花菜？莴苣？我们长期投资的作物是玉米和大豆，镇上唯一的买家是仓库，他们只买玉米和大豆。市场告诉我要种玉米和大豆，完毕。”就连政府也一样，政府也是以玉米的收成量来计算各类补助金额。 所以廉价玉米的灾难持续蔓延，农民越来越穷(不管是美国农民，或是购买美国玉米的他国农民)，土地越来越贫瘠，水源饱受污染，还让国库失血不止。国库每年花费五十亿美元补贴廉价玉米，虽然这些支票都开给了农民(而且占了农场净收入的一半)，不过国库真正补贴的是那些廉价玉米的买家。奈勒说：“农业总是由政府统筹管理，但问题是，要为谁的利益而管理？现在是为了嘉吉和可口可乐，而不是为了农民。” 我和奈勒谈论农业政策的时间远超岀我预期，然后当天下午，电话响了，他邻居比利的玉米播种机突然停摆，要找人帮忙。在驱车前往比利农场的路上，奈勒告诉我一些比利的事情：“所有的新玩意他都有：十二行的播种机、抗除草剂种子，以及强鹿牌收割机。”奈勒眼睛转了一下，又说：“他已经负债累累了。”奈勒相信自己只要有计划地清理债务、好好保养他的老爷收割机和曳引机，然后避开扩张的陷阱，就能够靠着农场维生。 比利大约五十多岁，有些直头直脑，理着灰色平头，带棒球帽，念及他整个早上都耗在处理曳引机损坏的线路，目前看起来心情还算不错。当他和奈勒在处理曳引机时，我环顾仓库，摆满了最新的农业机具，于是问他对于抗虫玉米[i]的看法。比利认为这是最棒的种子，并夸耀道： “用这种种子，我每公顷可以收成一万六千公斤，你呢，奈勒？” 奈勒承认自己每公顷只能收成约一万两千三百五十公斤，但是他很客气，没把所知的事实说出来：他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每块地少种一点玉米，就能压低栽种成本而赚到较多钱。不过在爱荷华州，那些产量最高的农民才有资格自吹自擂，虽然这反而会让他们破产。 在路的另一旁，我注意到一部曳引机的鲜黄色拖车车头伸出车棚外。我问比利这部车的用途，他说，他得接一些长途托运的工作，才能维持农场开销。他咯咯笑道：“我得开着这部大机器，才养得起农场上这些玩意儿。” 奈勒朝我看一眼，彷佛在说：“很可悲，不是吗？”但想到这个农人为了维持这座农场做了多少付出，我更感到心酸。我想起鲁索的句子：“人类已经成了他工具的工具。”我很想知道，在那些奔驰于八十号州际公路的漫漫长夜，比利是否会想到自己为何会落到这种地步？是否想过自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银行？强鹿公司？孟山都？先锋种子？嘉吉？每公顷能产出一万六千公斤的玉米，的确值得骄傲，但这给比利带来的好处，却远不及给那些公司带来的利益。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玉米本身。如果玉米自己能够发表意见，一定会对自己所处的荒谬情境感到惊异，也会对这份天赐好运大为惊叹。因为玉米已经被排除在自然和经济规律之外，而这两种规律具有严苛的机制，能控制如玉米这般狂暴而不受控制的增殖。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如果不断扩张，等到所有食物消耗殆尽，整个族群就会崩溃。而在市场上，产品如果供给过剩，价格就会压低，直到过剩的物资消耗完毕，或是生产该产品不再有意义为止。在玉米这个例子中，人类想尽办法让它挣脱这两种限制，就算是破产也要种玉米，而且竭尽所能地去消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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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杂食者的两难：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The Om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的第二章，原标题为〈农场〉，此次刊载有删减，有些小标题有改动。Michael Pollan著的英文原书在2006年出版， 邓子衿翻译的繁体中文版2012年在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