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绿色革命遇到农村分化：解构印尼“小农”社会 | 亚洲农政读书
食物主权按
亚洲小农社会，因为小农数量众多，往往被想象成为一个平等的、同质的社会。这个想象成为很多政策和政治判断的基础。然而，这样的想象毕竟是“浮云遮望眼”，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亚洲20世纪各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土改。然而，关于小农社会的想象却如浮云一样，还在飘荡。本次推送是对印尼农村从殖民到80年代长时段的梳理和剖析，指出小农社会的阶级分化不仅在殖民时期就存在，不仅构成了印尼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和政治屠杀的背景，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此后农业绿色革命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拿国外经验作为参考，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更是指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土地产权归私有是主流，也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那么，我们以印尼爪哇为例，来验证一下韩主任的判断。
正文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讨论的一部分。本次读书会的全部阅读文献见文末。本文主要介绍和讨论下面这篇出版于1989年的论文。
Frans Husken and Benjamin White (1989) Jav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ontrol, in Hart, Turton, White e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5-265.
Frans Husken：荷兰拉德堡德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教授，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研究。
Benjamin White：荷兰海牙国际社会研究院农村社会学教授（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长期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农政变迁，他发起的“土地交易政治研究”关注全球圈地运动。
爪哇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西北
人口压力异常严峻的爪哇农村中，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经济分化的模式？社会分化和水稻种植的“绿色革命”又有什么关联？
一般认为，爪哇农村一直是一个平等、同质的社会，而水稻生产的商业化和技术创新（绿色革命），导致了农村社会分化的产生、内卷化[1]的结束，甚至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本文两位作者认为，这样理解“传统”爪哇社会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对于爪哇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发生的变化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农村社会的分化和商品化绝不只是最近才发生的。爪哇社会原本就分化为不同的农村阶级（主要是基于土地数量多少），并且商品化也是早就参差不齐地发展着了。所以，和近期绿色革命相关的那些变迁最好被视为是早前趋势的延续、结晶或者重现。下面就来详细分析不同时期爪哇农民社会的变迁。
一、从殖民到独立：
爪哇农民社会的阶级分化在荷兰殖民者和后来的研究者眼中，爪哇农民社会一直都是被认为是未有分化的、有数百万小型家庭农场构成的一个平等和停滞的农民社会。例如，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认为爪哇农村是停滞的，维生型的、均贫的、同质的，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
但本文作者认为，有大量证据表明基于对土地占有的差别而形成的社会阶级早就在爪哇农村存在了。证据指出爪哇农村早就存在三大农村阶级：首先，大量的无地农民；第二，一大群有地的但也承担沉重纳贡和强制劳役的农民；第三，村庄官员，他们控制着大量村庄土地，并有权获得无偿的劳动力。此外，雇佣劳动、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分成制[2]也都是十分普遍的。
农业商品化也存在同样的分化状况。早在18世纪早期，爪哇许多种植水稻的地区就已经被纳入为国外市场生产的商品经济之中了，当时主要生产的是糖、水稻和靛蓝。商品生产也已经扩展到了主要种植甘蔗的平原和种植咖啡的山地。接下来的几十年，新的商品作物如大豆和花生也开始成为农民稻田中新的兼种农作物。而在北部沿海地区，也有研究表明那里存在活跃的土地市场、产品市场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力。
众多研究者也发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爪哇农民社会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以及无地者不断增加的趋势。事实上，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爪哇的商品性农业和各类相关企业遭到沉重打击，这也直接体现了爪哇农村经济货币化的程度。
1904-1905年的数据也说明了土地的分配不均现象。无地农民占到了农村总人口的40%，而9%的人口占有超过1/3的土地，平均占有超过1.4公顷的土地。
在出口作物生产快速扩张和荷兰殖民政府实施所谓改善当地生计的“道德政策（ethical policy）”（1901年开始）的二十年后后，数据表明农村地区的经济不平等反而是加大了。那么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小部分独立的农民（富农和中农）被荷兰经济学家J.H.Boeke和殖民管理者视为爪哇经济自发发展的潜在动力。Boeke建议，殖民的福利政策不应该赋予全部人口，而应该针对土著居民中那部分“有实力的、有活力的和进步的农民”，而这一建议在印尼得以推进。政府扶持的对象变成那些拥有足够资源和技能、可以用好现代农业外延服务和新生产技术的农民。这一原则在40年后苏哈托掌权的“新秩序”国家实践中又重新出现。
一战后，形势较好，所以这些“进步的农民（progressive peasants）”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1930年代，这一发展过程因受到大萧条的冲击而中断。随即而来的日本占领和国内革命，出口业崩溃，非货币化加重，农业去商品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反转。
1945年印尼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受制于宏观经济背景，农村商品经济还是得到了一些发展。1957-1965年是苏加诺时期，印尼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既受国家控制但又相对民主化，被称为是“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加“指导式经济（guided economy）”时期。这一时期，出口作物经济的下降、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以及政治动乱影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1965年930事件[3]爆发印尼反共大屠杀之后，苏哈托上台，开始了所谓的“新秩序”政权时期。当权者开展了政治和经济重建项目，大量外部资金进入，农业政策和相应的结构变迁又开始延续1920年代的农村经济商品化进程。
作者指出，上面只是指出了爪哇农村变化的大致框架，但是由于殖民时代的资料没有关于实际耕地面积和分配的相关数据，所以一些具体的问题还无法具体说明，比如，土地集中是否伴随着规模农业的出现、资本主义雇工劳动农业的扩张的趋势，或者是出现收取地租的资本主义化的地主（rent-capitalistic gentry）的趋势。
对于一些存在的争论，作者指出，对殖民后期的农业生产关系的考察不能在一个对立的话语中打转：格尔茨意义上的“失去活力的乡绅”和小农、佃农，或者经营商业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和农业无产阶级。作者认为，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必须要有更为细致的历史工作。
最后，作者指出，近期爪哇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化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并非是因为突然的技术变迁，也并非是资本主义渗透到农村地区的一种现行发展趋势。与之相反，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变迁，是对于外在市场条件变化的一种循环反映。
二、政治控制和生产策略：
1966年至1980年代过去100年间，爪哇的水稻增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 在1900年以前，主要依靠灌溉面积的增加；
b. 1900-1960年间，主要是双季稻的扩展；
c. 在1960年之后，主要是因为新的生产资料的投入（如化肥、改良种子等）。
为了理解60-80年代间的农业增长策略和农政变迁，有一些因素必须要考虑。首先仍旧是要考虑早已极端不平等的土地、财富和权力，它们是苏加诺时期相对民主的农村政治环境中社会冲突的基础。爪哇之后的绿色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未改革”的农业结构基础上展开的。
其次，要知道印度尼西亚长期的粮食生产不足的状况。严重的粮食短缺而非1965年930大屠杀事件被认为是苏加诺政权崩溃的原因。随之而起的苏哈托为了维持其“新秩序”政权做了两件事情：一、实现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二、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
“新秩序”政权采取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策略可以被视为是自上而下路径的典型。为了控制印尼共产党被摧毁后农村地区的大量“流民（floating mass）”，国家用它支持的“印尼农民团结协会”来替代原先附属于政党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组织，其他独立的群体性组织也被类似的组织所取代。原先各类农村合作社组织被“农村联合合作社”取代，也不允许建立任何独立的农村合作社。苏加诺时期较为民主的村庄决策体制也被破坏了。（强迫接受单一的、自上而下形式的农村组织——这样的做法在近些年东南亚地区乃至其他亚洲国家、非洲或者拉美等地区都非常普遍。编者提醒：本文发表于1988年）
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确保了粮食和价格稳定。国际资金、石油价格的上涨等因素都使得国家财政充裕。1970年代，约20%的发展预算被安排给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因如此，印尼的绿色革命取得了成功，确保了粮食的生产。
实际上，苏加诺时期已经发起了一场“初始绿色革命”（proto-green revolution），包括提供信贷、鼓励化肥和良种的使用、大学的“人民导向运动”（mass-guidance campaign）等，都促使了粮食亩产的提高。政变后的苏哈托政府刚开始并不注重农业生产问题，但在经过1967年的粮食歉收和短缺，以及城市暴动之后，也开始重视粮食的进口和本国粮食生产，展开了“新型粮食强化计划”（new-style rice intensification program）。
但是直到另一场粮食危机之后，苏哈托政府才改变策略，从命令型生产策略转向“命令+补贴”的策略。国家开始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包括：补贴化肥价格；农业信贷；粮食托底收购；兴修水利。结果就是，印尼的粮食产量大增，从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变成可以自给，甚至在正常年份还有少量节余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农业劳动过程开始广泛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和技术，以及农业雇佣的工资化。
上述政策除了对国家粮食生产发挥了作用，还影响到农村地区的政治结构。由于没有触动之前农村农业的结构，300万农村家庭即1/3的农业生产者和1/5的农村家庭耕种了4/5的灌溉农田，生产超过75%的粮食。这些大农是绿色革命的受益者。国家资助这些大农，也放松了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这些农村精英积极参与到农村地区的“自我管治”之中，原因有二：首先，他们获得了国家补贴；其次，当时的政治环境压制了任何有组织的抗争，特别是土地不平等引发的抗争。
这些改变对于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但对于无地和少地家庭的妇女的影响更大，因为她们的生活有赖于农业工资。此外，农业收入分配也发生重大变化。研究显示，雇工收入的下降和农场主收入的增加是成正比的。
三、结论
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印尼的农民都是“小农”范畴的，但是大规模的、村庄层面的数据显示，印尼的小农农业（peasantagriculture）仅由10%-20%的农户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农户控制着70%-80%的土地，并从中获利。尽管“小农”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大部分农业生产是在较大的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些大农在村庄的权力结构中也占据主导地位，获得国家补贴。对农业剩余和权力的掌握使得这些大农在非农领域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土地精英的积累策略不再仅仅限于土地，而是农业集约化和非农领域多元化的结合。
尽管有较为普遍的农业雇工和相对高比重的无地者，但是印尼没有一个纯粹的农业无产阶级。如果上述聚敛财富的多元化是农村精英的积累策略，那么对于无地者来说，“多元化”则是一种生存策略。除了在农村经济内部寻求多元化的生计来源，他们已经是越来越多地加入短期去城市务工的行列。对于半无产阶级的农村家庭来说，农业工资和农业产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已经是越来越低了。
在作者写就此文的1986年，爪哇农村正面临着和1880年类似的外部经济情况——油价下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工业衰退。发展性支出、城市发展都已经停滞，农业补贴也减少了，农田价格也开始下降。前面我们讨论了国家通过命令+补贴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这次紧缩对爪哇农村社会的社会分化模式和政治忠诚度影响将是值得继续探讨的方向。
印尼读书会阅读材料
1. Ben White (2016) Remembering the Indonesian Peasants’ Front and Plantation Workers’ Union (1945–1966),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1, 1-16.
2. Frans Husken and Benjamin White (1989) Jav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ontrol, in Hart, Turton, White e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5-265.
3. Ben White (2005) Java and social theory : agrarian debate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Java that never was : academic theories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Munster: Lit Verlag, pp. 157-185
注释
[1] 内卷化（involution），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学者黄宗智用此概念解释中国社会。
[2] 指佃农按收成的一定比率交付地主地租的租佃制度。
[3] 军事政变，随后发起以消灭共产党力量为目的的大屠杀，并使得独裁者苏哈托掌权。详情见上期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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