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阶级：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的影响|亚洲农政读书

食物主权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高产种子、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为特征的绿色革命被引进印度，对印度农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绿色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农村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变革。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正是绿色革命开始后的第14个年头。作者Byres试图从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的视角，评估“新技术”对印度农村的影响。

分田到户之后，中国农民采用杂交种子、化肥、农药和大型农业机械等技术创新的程度逐渐加深，与此同时，农户间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这一过程与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阶级关系的影响类似，体现了技术和技术创新具有的政治性。因此，对技术和技术创新的评价不应只关注它们对生产力的影响，而需要结合技术创新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影响。在农村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应该引起注意。通过本文，编者希望反思，在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过程当中，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的采用对农户带来的不同影响——小农户如何被排挤出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的力量如何增强，以及，这种阶级分化对农民、农业、农村甚至整个食物体系和社会的意义。

Byres, T. J. (1981). The new technology,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action in the Indian countrysid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8(4), 405-454. (GR technology)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印度讨论记录的一部分。读书会关于印度农政变迁的部分文献见文末。本文主要介绍和讨论T. J. Byres的这篇文章。

作者介绍

T. J. Byres，1936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的工人阶级家庭，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也是享誉世界的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研究学者。上世纪60年代以政治经济学家Maurice Dobb、Ronald Meek以及经济社会史学家Eric Hobsbawm、Edward Thompson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圈构成了T.J. Byres成长、成熟的氛围。Byres从60年代起一直活跃于学界，也是著名期刊《发展研究》（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农民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农政变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的创刊人之一。Byres关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对印度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积累、增长问题带入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并结合自己经济历史学的专长做进一步推进。

在对印度的研究中，Byres特别关注农政结构和农政变迁对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的影响。他以比较的框架关注技术变迁、农政财产关系（agrarian property relations）、劳动制度（labor regime）、农业剩余、积累等主题以及形塑这些过程和影响其结果的阶级关系、政治和政策问题。

正文

一、绿色革命之前20年

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1]

除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外，当时的印度农村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 无地农业工人和 农村工匠、手艺人。 地主阶级分两类：

a. 土地面积大、通常不在地的地主，他们在多个村庄有土地，在zamindari和jagirdari地区更为普遍。

b. 土地面积较小、通常在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通常只在一个村庄有土地，在ryotwari和mahalwari地区最为普遍。

这两类地主都力图维持高地租，有些地主同时放债，在获得租金剩余价值之外还从农民身上抽取利息剩余价值。

在商品化进入的地区，农民之内的分化最为明显。划分标准包括：土地拥有情况，是否是佃农，生产是否是市场主导，是否雇佣劳动力。根据这些标准，Byres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

a. 富农：通常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佃农，他们拥有的土地通常是碎片化的，每亩土地的产出比贫农明显低。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资本积累，生产是市场主导的。他们会雇佣劳动，但与雇工的关系又是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在印度独立时，富农不是 “乡村的主人” ——地主阶级仍然是领导——并不是在印度所有地区都明显可见。他们远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农民阶级。但是他们具有某些占统治地位的特质。

b. 中农：同样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佃农，拥有的土地量比贫农多但是比富农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佃农，土地碎片化，生产并不是市场主导的，在用工高峰期少量雇工。

c. 贫农：既拥有土地又租赁土地，但是与其他农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承租人。他们更可能是分成制的佃农（特别是在印度东部）。在贫农中，土地碎片化很普遍，他们受高利贷的高额利率（大多数债务是 “重债” deadweight debt）所困，放债人可能是村内的地主。贫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必须为其他生产者提供劳动力才能生存。

无地农业工人分为长期或附庸劳动力（attached laborer）以及临时劳动力两种。前者被雇佣一年或更长时间。而后者一般只被雇佣一个栽培季节、某个生产环节或者按天雇佣。

农村无产阶级由完全无地的劳动力和贫农组成，但是后者拥有的土地实际上阻碍了二者利益一致性。

二、1950s初至1960s中土地改革

如何影响印度农村阶级结构

1950s初期到1960s中期，土地改革使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地主阶级来说，面积最大的半封建主义地主在土地改革中经历了动荡，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而资本主义农民开始在土地改革中形成。这类通常在地或者有时从事农业的中小地主在ryotwari地区更常见，这部分人并没有经历土地改革的动荡。但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些趋势不足以预示普遍的“自上而下资本化”。

农民阶级中的富农是所有变化和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阶级自为行动越来越有效。他们是稳定的独立所有者，在印度很多地区成为正在形成的农政结构当中的新支配阶级。法律并没有为所有的佃农提供保护，保护只限于佃农的上层。富农正在成为印度农村的主人，因为农村是市场剩余价值最集中的地区，富农在印度政体中的影响力也在提升。

再往下看，中农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但是贫农、无地农民和农村的工匠、手艺人在土地改革或正在进行的其他变化中基本上没有获得任何东西。

三、绿色革命的技术创新

印度学界认为，绿色革命包含的两类“新技术”对印度农村有不同的影响。以高产种子、化肥、除草剂、灌溉水管理等综合投入为代表的生物化学创新能够吸纳劳动力，节省耕地，而且任何规模的农户都能够采用，所以任何阶级的耕作者都能获益。而机械创新（包括拖拉机、打谷机、播种机、机械抽水机、机械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则是劳动力替代型的创新，占用耕地大，适用于规模农业，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只有大耕作者才可以采用获益。

但是，Byres从两种创新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出发，认为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放在印度农村资本主义侵入和发展的背景中考察。在这一背景下，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本质上是生物化学的生产力转型 。如果不仔细考察就可能陷入民粹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中，掩盖政治现实。

由于获得生物化学投入的能力不同，农户具有的资源大小不一，主导阶级获得有利的产出价格、补贴成本和廉价信贷的能力更强。而生物化学创新的两个特点又促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特点之一是生物化学投入自身的互补性，特别是灌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农业产出多少很大程度上依赖灌溉条件，因此，私人的、动力驱动的管道灌溉开始出现。管道灌溉的农户比其他渠道灌溉的农户能够获得更多的水源。

特点之二是新技术使耕作更有时限、轮作更紧凑。拖拉机、机械打谷机、收割机、联合收割机能够消除或者减少时间限制。只有能够购买这些机械的人才能使用机械。在适当的时间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力对自身利益的认知、阶级自为行为的程度和工资多少，影响利润多少，进而影响购买机械的决定。当机械比其他技术更能带来利润时，农户就会购买机械。其他因素无疑也会影响决定，但是利润是最主要的因素。

Punjab（印度西北部）进行的“对于小麦传统和机械收割、打谷技术研究”发现，根据已知数据，用联合收割机“比传统收割和打谷方法便宜”。但是，“人工收割和机械打谷相结合”是最便宜的方法。Byres指出这一研究的疏漏：

“以上的计算没有计入是否可以及时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也没有计入由于下雨导致的收割粮食的损失，因此，传统方法的事前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尽管人工收割连带机械打谷的方法相对便宜，而且人工打谷时收割粮食遭受损害的风险更小，但是大农户更倾向于使用联合收割机。”

Byres进一步指出，对收割和打谷技术的选择不能脱离对阶级关系和阶级行为的考量。是否可以“及时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和费用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

四、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

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的影响

1.富农阶级更加强大，

具有资本主义特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富农阶级已经形成，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作为强大的自在阶级，阶级自为行动的能力也非常强。“新科技”出现的初始阶段（1970s早期），他们有效地使用了生物化学和机械创新，并增强了实力。如果考虑土地之外的因素，1960s中期到1970s早期，规模大的农户更明显地采用新技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区别很小。富农在农场机械和灌溉资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绿色革命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强化了阶级自在的变化。它将富农塑造成一个强大的支配阶级：富农在经济上变得强大，并且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农民阶级的特点。

2. “新技术” 和农村无产化

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富农以收回土地和改变租佃的方式增加土地面积，贫农也越来越多地将土地出租给富农。Byres认为这个过程标志着农民的无产化，或者“去农化”（depeasantisation）。在这一过程中，贫农的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富农手中。不仅如此，贫农以不同方式成为农村无产者。印度就业资料显示，在1961到1971年之间，主要作为农业劳动力的工人数量大量增长，农业工人中工资就业的比例从1/5上涨到3/5。虽然贫农还有一小片土地，但他们越来越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贫农部分转化为农业工人的另一种方式是，从传统佃农转化为分摊成本的租赁：

“

在种植传统品种时，贫农将土地产出的2/3交由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如果佃农种植高产种子，地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占有2/3的产量。随着生产潜力的增加，租金也上涨，而租赁市场的变化使得农民不能自动获得技术改革的收益。同时，生产决策也逐渐控制在地主手中。他可以决定佃农种植的品种，为他们提供非传统投入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也为佃农提供资金。佃农和长工的区别不再明显，佃农制也成为方便大地主的安排。因为在这一安排下，地主既可以发挥企业的功能，同时可以避免管理工人的麻烦。

”

无产化的过程不是由“新科技”引起的，但是肯定是由其加剧的。完全无地劳动力的数量增加：有些是被掠夺的佃农，有些贫农出售了土地，还有生计被摧毁的农村工匠和手艺人。但是这一过程的规模并不大。它最重要的结果是让仍然拥有一些土地的贫农越来越多地从事雇佣劳动，使收益分成的佃农几乎成为完全的雇佣劳动力。

3.“新技术” 对农村无产者的影响

“新科技” 改变了长期劳动力和临时劳动力的比例。机械化导致长期劳动力比例上升，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包括大农场比例上升，他们需要在轮作的高峰时期保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需要熟悉机械和农耕的时间表。

在劳动过程的质变中，长期和附庸劳动力与富农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型。富农成功的阶级自为行动也导致农村无产者的阶级自在变化。新的长期劳动力（nauker）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劳动力（sanjhi）。nauker是现金支付，而且工资提前确定，和农业产出无关，数额也比sanjhi高。sanjhis的工资仍然是实物的，是一定比例的农业产出，但是这一比例不再固定，而是因一些因素而发生变化。雇佣本质上很正式，合同是在三个证人面前签订的，而且合同中包括提前支付工资的方式。长期雇工主要是男性，而临时雇工中女性的比例更高。

五、农村无产者、阶级意识

和阶级自为行动

作者以印度西北部为例，分析了无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行动。

1.长期劳动力

主要收入是农业收入的，无产阶级意识最低。即便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土地的长期劳动力，阶级意识也类似，不会有很大不同。剩下的完全无地的、附庸劳动力中的成员不受土地的约束。他们的阶级意识可能很高，但是受到附庸地位和附庸条件的约束，阶级意识也局限。

2. 临时劳动力

如果临时工人来自土地被剥夺的地区，部分无产阶级化的影响就会加强。如果临时劳动力来自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他们和长期劳动力的区别是拥有的土地低于2.5英亩。这类劳动力虽然有阶级意识，但是没有集体行动。

3. 富农

富农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农民，对农村受支配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采取阶级自为行动的技巧也很高。“新科技”的到来，增强了富农规避税收、维持农产品高价格、获得产业间贸易优惠条件的能力。这同样导致工业增长失利，阻碍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反映了印度城市中产阶级本质上的脆弱。虽然不能说富农掌握了印度的国家力量，但是这一阶级对印度国家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一影响被“新科技”放大。

20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面临资本积累的难题。国家必须通过掠夺农业剩余价值（通过税收或者改变贸易条件，或者两者兼有），投资到农业之外的产业。但是，印度政府既是城市资产阶级又是农村主导阶级的代理人。富农阶级力量的增强和行动有效性使政府不能完成这一积累。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只能打击有组织的劳动力，严格控制工人工资，将工人罢工降低的最低水平，以及消除不听话的劳动力。

注释

[1] Byres将土地规模作为划分阶级的变量。但是他同时提醒，当资本主义侵入农村时，这一标准的准确性会降低。当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则需要考虑这是否能够单独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列宁在研究美国农业时也提到，将土地规模作为区别农场实质时需要谨慎。在美国的情景下，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看产值，因为美国农业也会向欧洲农业一样集约化。在中国，棉花生产也经历了从规模化到集约化的转变。

印度农政变迁读书资料

a. Byres, T. J. (1981). The new technology,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action in the Indian countrysid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8(4), 405-454. (GR technology)

b. Harriss, John (1992). Does the ‘depressor’ still work? Agrarian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argumen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 (2): 189-227. (mode of production d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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