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跟垃圾死磕:拾荒者贡献城市却受尽歧视,该还给他们尊严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一席 Author 张劼颖

文章来源:一席


作者︱张劼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废品生活》作者。


食物主权按: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没能建立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但中国的废品回收率仍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靠的是什么?全国三至五百万拾荒人员。他们“辛苦受累都不怕,只要能挣到钱就行”。在北京有15-30万人回收废品,每一位废品回收者平均服务近100位北京居民。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不仅夺走了19条生命,还引燃了全市范围内驱逐“Di端人口”的行动。北京日产垃圾2.3万吨左右,正是这群“Di端人口”的日夜操劳,使得北京生活垃圾中近三成的可回收物免于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这条废品回收链条曾经高效且有序。一个个废品回收站承上启下,千人劳作其中,上游从社区直接回收废品,靠人力精细分类后卖到下游再生产企业。拾荒者虽文化不高,但各个是垃圾分类专家。他们不怕肮脏和辛苦,日夜劳作在垃圾堆上,却从未赢得尊重和爱护。


我们习惯给“拾荒”打上“Di端”“可悲”“肮脏”的标签,是时候认识到他们对城市和居民的贡献,并且像巴西组织Pimp my carroça[1] 那样,用行动赞扬拾荒者为环保和城市清洁所付出的辛勤,并在政府和民间制定出改善措施前,致力给予他们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以及一份尊严。 


视频:一席  张劼颖  跟垃圾死磕


大家好,我叫张劼颖,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做过一个研究,是跟垃圾有关的。这个研究的开始是因为我研究的拾荒者这群人。

 

拾荒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捡破烂的。人们会觉得这个群体很底层,很边缘,在城市中似乎随处可见,看到垃圾堆你就可以找到他们,想卖废品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可是不卖废品的时候他们到哪去了?

 

这个是十二年前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拾荒者住的地方。第一次去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酸臭直冲到脑门。而且味道好像是有记忆的,我就在那待了一个下午,回家后的三天都一直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他们大概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后面那一排小房子里住着五六家人。每个家庭住一个很小的屋子,外面是非常大的空地,这样他们可以把捡回来的垃圾放在这里。 



这种地方在哪儿呢?实际上拾荒者聚居和活动的地方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个图来自王久良的《垃圾围城》,这些黄色的点点就是垃圾场。我认识一个大姐,她九十年代前后就来到北京捡垃圾。她当时在北京的二环三环附近活动,也就是这个图上的红五角星区域。 



有一次在一个小区,突然有人从窗户里扔出一把吉他,她很高兴,把吉他捡回家了。后来她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一个明星,发现这不是扔吉他的那个人吗?这个故事其实说明拾荒者们当时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市中心的地方,现在这个大姐已经搬到了北京的五环外。

 

这还是十几年前的我,你们可以看到拾荒者们在我旁边的状态已经很放松了,已经可以打牌了。这个状态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群体非常封闭,非常难打交道。你想去研究他们,他们其实是拒绝的。 



有一个夏天我消失了,朋友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这个夏天扎在垃圾堆里。人类学做参与观察,是一定要介入他们的生活的,跟着他们一起生活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捡垃圾。第一次分垃圾还是挺刺激的,他们捡垃圾不戴手套,因为这样比较快,而且他们要用手去感觉垃圾里面的不同材料,方便分拣。所以垃圾里面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和脏的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避开的。

 

手第一次伸进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哦,原来垃圾摸起来是这样的。它是一团的,粘乎乎的,是剩菜剩饭、油污、泡软的纸、塑料包装、瓶瓶罐罐全部混在一起的那种触感。

 

他们都很迅速地打开一个一个垃圾袋,我也跟着打开了一个。这个袋子是普通家庭卫生间里的厕纸袋,我看到了一个用过的卫生巾。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一个陌生人的卫生巾,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

 

我得到他们信任的过程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候我跟一些拾荒者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我看到他们有些人家里有小孩子,我就送给他们一些二手书、笔记本。

 

但是有一天我走进这个院子,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把所有的书本和文具推在我身上,我抱不下那些书,书就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她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我不跟你说话,你走吧。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是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他们听到一些风声说要把他们赶走,他们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们非常害怕。

 

其实他们之前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上。九十年代有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制度,在座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叫收容遣送制度:你如果户口不在这个地方,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你就会被遣送回老家。

 

拾荒者就是这样的,一次一次地被丢到火车上,发一个干裂的馒头,他们就拿着那个馒头坐火车回家。但他们通常在下了火车后,一转身又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其实捡垃圾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有门道、有学问的生意。这个群体里面至少有两种人,一种是做废品回收的,北京的废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来的。还有一种是捡垃圾的,他们不是花钱买垃圾,是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仪陇来的。

 

我问四川人:你们怎么不去收垃圾,你们怎么就捡呀?他们说:嗨,河南人懒呗,我们勤快。我又去问河南人,他们就说:四川人太脏了,我们不脏。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老乡帮带。一个行业是一个地方的人来做的,有时候一行就是一个村子的人做的。

 

捡垃圾其实也有很多门道。有一种叫包小区,他承包我们一个住宅小区的垃圾。还有一种是包楼子,他承包一个大厦、写字楼。

 

这个钱是怎么挣到的呢?我们扔掉垃圾是因为它是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怎么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首先是量要足够大,他们做非常密集的劳动,大量的分拣工作,才可以把垃圾中非常微小和混合的东西,变成真正有用的原材料。 



所以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垃圾分类,拾荒者在替我们的城市做垃圾分类,或者说是替我们在做垃圾分类。他们分拣得到的原材料,支撑了我们国家废品回收再造这个产业。 



这个小朋友叫小熊,我跟他感情非常好。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触的几年,是他的零到三岁。我看着他长大,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当时的想法是: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育养儿女? 



垃圾堆里的东西都是他的玩具。还有一只小狗叫小白,是他的好朋友,他还经常模仿小白。夏天的时候,这些垃圾会腐烂,流出来一些渗滤的液体,下过雨后地面上是泥泞的,漂着油,他就和小白在地上摸爬滚打,沾一身泥。

 

我问他的妈妈:孩子有打疫苗吗?没有。体检过吗?没有。她不知道怎么去医院,也不知道怎么坐公共交通,她生活的区域就是附近那一片。其实十年以后我回过头想,当时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城市,非常中产式的问题。

 

其实这个垃圾场里,十几二十户人家,这么大的孩子有两三个。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在垃圾场上育养儿女呢?因为他们至少可以一家人在一起,孩子不会变成留守儿童。如果是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工地工作,孩子只能被放在老家。他们有些人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

 

后来那个小白吃了垃圾里有毒的东西,死掉了。这个孩子的身体倒是挺好的,这三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病。不过他最后也被送回老家了,因为他妈妈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办法再照顾他。

 

他爸爸是很木讷的一个人,平时就低着头捡垃圾,不太说话。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送孩子回老家,要离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我的孩子坐在家里,他像个孤儿一样。

 

拾荒者们不仅是一家人在一起,实际上是共同聚居在一起,用他们的话说是“老乡连老乡,亲戚连亲戚”。他们组成了一个邻里社区,在大院里可以一起讲家乡话,打牌的时候甚至都不用对规则,一个地方的人共享同一套规则,而且他们还可以互相帮助。

 

有一次他们卖货,一个大卡车来收,给了其中一个人一百块钱。那个人不知道钱是真还是假,于是所有人都围上来帮他一起看这个钱。后来他确定那一百块钱是真的,大家也不再说什么,各自散开,那个大卡车才开走了。由于他们处在这种很脆弱的位置,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帮衬。

 

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觉得拾荒者是底层,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算太低。大家可以认真注意下这个数字,因为问出这个实在太不容易了。你跟他们聊天,可以去问你老公的爷爷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个朋友几个女儿,他都会告诉你。但是你要是问:大哥,你赚多少钱?他们都不说。

 

问到这个得发挥侦探的精神,这个人说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一个数字,互相交互印证。还有他们有时在聊天中带出来的数字,那个无意中说出来的,一般是最准确的,我就大脑作飞速运算连接,最后得出了这个数字。

 

刚入行,或者比较不景气的时候,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一千多。好一点的时候是两三千,最高的可以达到五六千,这个数字是2008年的。


这个行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其实有技巧,需要经验,做得好的和不好的,收入差别很大。

我认识一个赚得很好的大哥,他非常聪明,每个月都赚五六千块钱,2008年的时候他就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不过他回老家的时候,别人问他在哪发财,在干什么,他就说在北京给人打工。

 

他绝对不会说他是做废品回收的。他说: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人瞧不起我,那女的缩着肩膀,捂着嘴和鼻子从我身边走过。你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这是他面对歧视的反应,干这行虽然收入不低,但是用一定程度的尊严去换取的。


还有一个大姐,刚刚去她家的时候我很震惊,她的垃圾实在是太整洁了,收纳得井井有条。她一定是处女座,我觉得她的垃圾场比我的卧室还干净。

 

她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老家的姐妹们一吵架就回娘家,她跟她老公吵架的时候从来不走。她说:我为什么要走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建立起来的生意,要走也是你走,你给我滚蛋。

 

她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也非常要强的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垃圾都收拾得非常整洁。她的生意做得很好,一开始是底层的收垃圾的人,后来开起了废品收购站,赚得也不少。她的孩子在老家上的是一年一万多块钱的学校。

 

有一年大姐的孩子到北京来了。那天她用塑料瓶子堆的那个山突然塌了,瓶子全都掉下来了。她老公就让儿子帮忙捡一下瓶子。

 

这个大姐勃然大怒,她指着她老公和孩子说:你们给我记着,孩子一下也不许碰这个瓶子,太脏了。所以实际上她非常清楚,废品回收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但她是被歧视的,她的尊严是受到了损伤的。



我问过很多拾荒者,为什么选择捡垃圾。他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很多人都说:我是为了自由。我之前提到过,有些拾荒者以前是在工厂或工地打过工的,这些人常常面临被欠薪的问题。

 

可能农民工讨薪,爬塔吊,跳楼,是一个已经老套到不能成为新闻的事情了,但它每天都在真实且持续地发生,这些事件背后是真实的人和家庭。

 

但是,他们做垃圾的生意,每天赚的钱是可以拿到自己手里的,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感觉。我认识一个老大爷,四川人,他用非常优哉游哉的语气跟我说:我今天想不出门就不出门,想早去就早去,想晚去就晚去,这就是自由哇。

 

但是在我跟他们密切接触的这三年,没见过这个大爷哪天不去干的,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几度刮着大风的凌晨。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在大城市的边缘,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用尊严换取生计。


而这个生计靠的是我们扔掉的垃圾。每天在北京的二环我点外卖,扔掉一个饭盒,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个饭盒就会跑到北京的五环外,跑到另外一个叫小张的年轻的拾荒者手里。

 

做这个研究后有一个问题持续刺激着我:我们为什么觉得垃圾是脏污的,恶臭的?我们厌恶它,想把它踢到看不见的地方,由一些看不见的人去处理。垃圾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后来和我的合作者写了一本书,是讲拾荒者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书评,把我们的书和《北京折叠》这个科幻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北京折叠》的大意就是讲未来是阶层社会,最底层的那群人是垃圾工。其实我看到这个联系,不能说是特别愉快,心里稍微有点五味杂陈。

 

我不是说这个小说不好,而是它刺激了我去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想去表现一个是最卑微、低贱,最被侮辱与损害的群体时,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和垃圾打交道的?

 

垃圾到底是什么?人类学有一个祖师爷叫Mary Douglas,她有一个论点: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是本质上就干净或者脏的,干净和脏污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它和我们的生活、概念认知的分类系统相关。脏污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这是艺术家宋冬的作品,他展示了他妈妈这一辈子收集到的所有东西。其实他妈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有点囤积癖。她不扔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攒着,几十个、上百个地攒,他妈妈是比较极端的案例。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中并不陌生。至少在我家,我和我妈就经常有这样的冲突。老人们就是不喜欢扔东西,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垃圾,什么都要留下来,可我觉得放在那好脏啊。

 

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社会文化一个悄悄的转变。上一代人还在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而我们也不是不讲,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相信的是另外一套东西。

 

垃圾其实是和历史、生活变迁有关的。在人类历史上,垃圾有两次大爆炸,第一次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我们从循环的生产变成了单向度的生产,有大量的无机物被制造出来,比如塑料,同时还伴随着城市化。

 

第二次垃圾大爆炸就是消费社会。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一种买买买的文化,我们习惯喜新厌旧,习惯一次性,习惯丢弃。很多时候丢弃是为了购买新东西,不是因为它坏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垃圾桶之后,垃圾去哪儿了?其实我跟拾荒者打交道之前,我是没想过的。我后来用了好多年来追溯这个问题。 


我发现,有一部分垃圾进入市政垃圾处理系统,到了垃圾填埋厂。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区一天的一部分垃圾,照片可能还不够震撼。实际站在那,你感觉垃圾就像海洋一样。这些铲车小得像玩具,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



还有大量的垃圾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的处理系统,它们就是被随意地扔掉了,尤其是在农村。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农村的消费和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他们也会吃塑料包装的零食,用牙膏,然后扔掉牙膏皮。但是农村在过去的很多年,都没有正式的垃圾处理系统。垃圾就被扔在河流、山川、路上、空地,或者露天焚烧。近几年我们国家才开始给农村建立一套垃圾处理系统。 


这个事情其实跟城市,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做了一个决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采取焚烧发电的方式来处理垃圾。

 

这是一个环保组织做的图,这些都是在建的,或者即将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它看起来很快捷,很有效,把我们最讨厌的垃圾一把火烧掉,瞬间消失。 



我很好奇,就决定去看看跟我息息相关的,处理垃圾的设施到底长什么样。它们的颜值都特别高,看起来非常高科技,非常洁净,完全不像是跟垃圾有关的设施,更像一个研究所。 



这个是台湾木栅的垃圾焚烧厂,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它的烟囱,被刷上了长颈鹿,非常可爱。前段时间这个长颈鹿没有了,市民还去呼吁:还我长颈鹿。 



这个是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很可爱,被称为北京的小蛮腰,那个烟囱像蘑菇一样。但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家周围,所以它被建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事实上当时是专门炸开了一座山,把它修在那里的。 



垃圾焚烧厂为什么要这么亲民,设计得这么可爱呢?我觉得可能其中有诈,我就走进去看一下。

 

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口齿伶俐的戴着扬声器的导游说:大家往这边走,大家往这边看。她带着你参观焚烧厂,里边有沙盘,有模型,给你演示焚烧厂是怎么运作的,还有真人互动区,你甚至可以直接和那些正在操作仪表键盘、锅炉抓手的工人互动。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这是在展示焚烧烧出来的炉渣。它被放在一个玻璃橱柜里面,上面有束光打下来,还有一个金属的名牌,旁边还有一些更详细的文字介绍。我觉得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历史博物馆吗?它好像一个文物一样。



实际上这个技术是有争议的,如果一个普通市民有天去参观垃圾焚烧厂,可能会被那个导游小姑娘说动,她会告诉大家这个技术是多么安全。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焚烧厂要建在你们家旁边,你可能就想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技术有哪些争议。你可能会知道这个垃圾焚烧其实会释放污染物,它可能会释放巨毒的二噁英。这个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风险的。

 

所以问题就在于没有人愿意要这个垃圾焚烧厂。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技术还不够先进,有人说可能是因为管理还不够好,可是你要怎么说服垃圾焚烧厂旁边的居民,这个垃圾焚烧厂它一定是没有风险的呢?

 

这个是技术升级解决不了的,也是这个垃圾焚烧厂为什么会被设计得那么亲民、可爱,为什么会致力于告诉你它是没有问题的原因。 


所以这件事好像没有出口,很令人沮丧,没有一个好的技术可以处理垃圾。有人说垃圾分类可能是一个出口,不管是政府还是环保者,好像没有人认为是不好的。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们在生活中一定会不停地听到垃圾分类这样的宣传和口号,但实际上你为什么不去做?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做?



在全中国的大街小巷,遍布中国各地,一定会有两个成对出现的垃圾桶,这个垃圾桶一边是可回收垃圾,一边是其它垃圾。然而这两个垃圾桶中的垃圾一定是一样的,没有人做分类。 



我前年的时候去调查一个扶贫的项目,去了基本上是中国最贫困的,在甘肃高海拔的山地里,有一个藏族的村子。那个村子刚刚通水,刚刚有硬化的路面。

 

作为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那个村子里也放上了垃圾桶,分类的,有两个桶的那种。为什么到处都是分类垃圾桶,但是没有人用呢?于是有一个夏天我又消失不见了。

 

我去蹲在垃圾桶旁边,跟一群环保组织的好朋友,来到一个写字楼里,我们来看看人们为什么不分类。不是都说人培养一个习惯需要二十八天吗?那我们就用一两个月来试试,有没有办法倡导垃圾分类。

 

这个项目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我站在桶旁边的时候,有一个白领走过来,他已经预言了这个项目的结局。他跟我说:你今天还在这儿啊,等你哪天不来了,我就不做了。结果我确实没有坚持下来。

 

我们倡导垃圾分类,为什么总是失败?你们可以看这两个图,这其实是环境教育里经常会用的图,它告诉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有很多生物在承受严重的创伤,而这个创伤是人类行为带来的。 



这是一种震撼教育,我们在写字楼做项目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用的这种方法。我们告诉大家垃圾现在有多可怕,垃圾围城、垃圾污染,大家来做分类吧。它一开始确实能调动起市民的内疚和责任感。

 

但问题是,在这个内疚和责任感之后呢?你会发现让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去做垃圾分类真的很难,因为他被卡在两个巨大的系统里,他的行为似乎不可以完全按照他想象的样子去行动。

 

第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系统,包括生产和消费系统。我们被提供这样的商品,我们被供给这样的生存方式,真的很难改变,减少垃圾的行为是很难做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可爱的环保者,她有一天说:我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我以后不用卫生巾了。对,我又跟卫生巾干上了。她找到了一种非一次性的卫生巾。

 

你买卫生巾的同时,还会拿到一套药,每一片用完后就放到一个锅里,倒药进去洗,再煮一下。

 

我是一个新妈妈,我的孩子每天都要用很多尿不湿,我自己是很内疚的,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尿不湿里又有吸水材料,又有塑料材料,而且一大包一大包的扔出去,我非常愧疚。

 

所以如果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尿不湿也不错,可是试了两天我就放弃了,实在是太累了。我要工作还要带孩子,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精力去洗,我就想用一次性的。

 

我想很多像我一样没有时间的人,是没有办法每天去践行环保者所倡导的,每天洗卫生巾的行动。

 

我们还会被一个系统卡住。我问过很多城市的市民:你为什么不做垃圾分类?得到的答案都惊人地相似。他们说:我分完了以后,一转眼清洁工又混到一起拉走了,这骗谁呢?我干吗要做呢?

 

所以第二个卡住消费者的系统,是城市的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如果在后端根本没有这样的分类处理方式,让消费者这么做不是欺骗他们吗?

 

我不是说每个人面对环保是没有责任的,或者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是环保教育先触动我们的内疚,再激发我们的责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后发现其实很难做到,最后只能摆烂: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后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信心,微小的行动是能给环境带来改变的,我们是有能动性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如果系统不跟着变,把垃圾分类的责任全部推给市民,推给消费者,注定是无效的。

 

最后给大家看两张图,左边是黑水虻,右边是蚯蚓,是很可爱的两种虫子。有一些科学家和民间企业家,想开发这种虫子处理厨余垃圾。虫子可以把厨余垃圾吃掉,然后它们就是蛋白质,还可以做鱼饲料,这样还不错。 



自然界如此,其实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一个有机体。我们自己、垃圾、拾荒者,都是这个有机体里的一部分,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了解了拾荒者的故事,了解了垃圾的故事,我会去重新想象垃圾。再次看到垃圾的时候,我不会只觉得它是肮脏的、恶臭的,或是想很快地把它踢得越远越好。我们是不得不跟它共存的。

 

我跟拾荒者再次交错而过的时候,我知道在我想象的人类和垃圾共存的图景里,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贡献。

 

我能做的,我希望的,是他们可以享受更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可以更有尊严地劳动。

 

谢谢大家。 


    责编︱Ripple

 排版︱童话   


注释:[1] 巴西组织Pimp my carroça利用城市空间引起民众关注社会问题,向民众说明拾荒者也是城市贡献者。他们为推车人士提供很多福利,包括为医疗服务和手推车维修服务,他们亦有多个城市干预(URBAN INTERVENTION)活动,以民间力量改善城市现状。 


原标题: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触的几年,是他的零到三岁,我当时想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育养儿女呢?| 张劼颖 一席第619位讲者 


推荐阅读


拿什么拯救你?被垃圾包围的中国农村


北京遭外卖垃圾“围城” 写字楼成“重灾区”


兄弟俩放牛不幸被垃圾掩埋双双送命:哥哥12岁,弟弟10岁

生 态 · 合 作 · 分 享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网站:www.shiwuzq.org

邮箱:shiwuzhuquan@126.com

小编微信:shiwuzhuquan2017


特别声明: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尊重劳动成果,转载请注明来源。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厨余垃圾怎么办?各国奇葩手艺有绝招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