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告诉你：吃什么，这是个阶级问题

· 导语 ·

大部分人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马克思不关心粮食问题，他在其政治经济学讨论中很少涉及到对食物的剖析。其实不然，本文的作者贝拉米·福斯特就为我们详细讲述了马克思作为食物理论家所做出的贡献。他从食物消费、食物体制和代谢断裂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马克思实际上发展了一套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食品体系详细而复杂的批判。

原作者：John BellamyFoster

译者：侯农、苜蓿、秋雁、胡子

校对/责编：花生、岑风、秋雁、侯苗、苜蓿

排版丨海娄

变迁中的食物体制

当代食物体制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理论传统，尤其得益于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著作。从一开始，该领域基于对权力和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关注，以全球食物“体制”（regime）概念为中心，与主流分析框架——视食物体系的发展为线性、持续且不断扩展的过程——区别开来。因此，食物体制的概念强调的是特定情境下的食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彰显出的历史的特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弗里德曼和麦克迈克尔聚焦于两种食物体制：第一种体制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它依赖于欧洲对被殖民热带地区和其他被殖民国家粮食谷物和牲畜的进口；换言之，这是一个由大都市帝国的需求来决定的全球食物体系。第二代食物体制，是随着二战之后美国霸权的崛起和后殖民时代（仍旧带有帝国主义特征）的转向而出现的，这一体系围绕美国对本国剩余粮食（主要是谷物）的出口以及以综合性农业大企业为主导的“绿色革命”而建立起来。在第二代全球粮食政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第三世界国家向富裕国家出口热带水果（特别是香蕉），到后来的浓缩橙汁（主要来自巴西）、咖啡、制作巧克力的可可以及香料等等。此后，一些学者试图对当下的第三代全球粮体制进行界定，他们认为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theory of metabolic rift）已被整合进既有的理论中，作为解释食物体制分裂的一个论据。

食物体制分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的分析，包括其对马克思观点的回应。 1996年，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加拿大学者科林邓肯（Colin Duncan）发表了名为《农业中心性》（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基本上是“前工业化的”（或至多称得上是“轻工业化”），他还认为根源于著名的诺福克（Norfolk）四区轮作制（four-course system of crop rotation）的英国农业代表了农业的一个“生态平衡时代”（ecologically balanced age）。邓肯强烈反对马克思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批判性分析，声称他只看到了当时英国农业的缺陷，尚未认清其前工业化、自给自足和生态平衡的特征。在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邓肯不仅否定了马克思，而且也忽视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马克思观点的当代经济和农业史学家的研究。

邓肯在其书开篇就指出，马克思对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对生态影响是“危言耸听”。他特别提到，马克思采纳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关于“掠夺土地”的观点，“总体上来说是非常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英格兰进行这一资本的研究可能极不合适。”邓肯坚持认为，基于新的科学种植方法，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高耕农业（high farming）模式是“世界上所有高产农业系统中最具生态良性的”。在他看来，英国高耕农业的创新，由于较少地依赖机械化和人造化学品，专注于生物或生态技术的发展，因而保留了前工业的或原始工业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邓肯试图撇开其他不列颠群岛（包括殖民地爱尔兰）的农业不谈，来美化这一时期的英国农业。此外，他也没有真正关注到英国的畜牧业或肥料供给，以及油饼制造的神秘工业方面。邓肯认为农业技术的机械化“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如此有明显缺陷的分析似乎已经被后来的学者无视了。但邓肯对于英国农业“生态良性”特征的观点，包括他对马克思观点的批判，却被马克思主义的食品体制分析学者和世界体系理论家（如弗里德曼和麦克迈克尔）热情而不加批判地采纳了。弗里德曼延续邓肯的观点，在她2000年发表的文章《现代世界体系究竟是什么？》（What on Earth is 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提出，“英国高耕农业的实践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农业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在能源方面，她认为英国高耕农业“实现了迄今为止最具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小麦种植。”（然而，该观点的论据来源是一篇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农业研究，这一研究出现的时间居然是在高耕农业推出之前）她认为，摧毁英国高耕农业的并非其内部的生态矛盾，而是它在世界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尤其是随着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季度欧洲大萧条的到来。这种“外来生态系统”的暴露，即来自英格兰以外的生态系统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体系的侵入，意味着“高耕农业农户无法继续维持他们具有生态良性的家庭物种组合的种植方式”。

施耐德（Mindi Schneider）和麦克迈克尔继承了邓肯对马克思关于英国高耕农业观点的批判。他们重申，高耕农业是历史上最为生态永续的高产农业形式，它的四区轮作制有效地循环了土地中的养分。诺福克(Norfolk)轮作制规定，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萝卜，第三年种大麦（同时套种三叶草和黑麦草），第四年收获三叶草和黑麦草当牧草用；萝卜冬天能喂牛，三叶草能固氮。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用作物轮换制，来证明英国高耕农业具有生态良性。

依照邓肯、弗里德曼的观点，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同样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农业分析，即使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同样存在缺陷和扭曲。他们提出，马克思错误地将土壤问题视为一个普遍条件，并且“没有理解土壤形成的历史过程”。他们无视了马克思是土壤地质学的密切关注者，并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土壤是历史的产物”这一事实贯穿论述的始末——这与大多数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由此，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驳斥了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历史意义。这个理论来自于利比希的作品，解释当食物和纤维被送到城市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会被耗尽。正如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所说的那样：“英格兰的成功和相对的生态可持续性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指责马克思“忽视了把农业作为新陈代谢断裂机制的主要驱动力。”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错误地将农业工业化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且邓肯还指责马克思对这个时期“农业中心性” 及其几乎完全独立于工业的地位视而不见。

值得一提的是，诺福克四年轮作制确实具有一些优势，但它仍然存在问题，而且它只是当时众多农业耕种方式之一，并未被普遍推广应用。首先，这种耕种方法具有以下三个优势：（1）只需要四年中的两年（在种植小麦和大麦的情况下）就可以收获大量的作物（包括养分）；（2）轮作有利于控制虫害（包括杂草，疾病和昆虫）；（3）豆科植物固氮作用使得这个耕作系统可持续，否则，低含量的有效氮会降低其他作物的产量。果不其然，种养结合比单纯的种植更具生态良性。但诺福克轮作制也有缺点:（1）四年中每两年，营养仍从农场流失，需要补充。当然， 系统内每公顷因养殖流失的营养物质并不多，因为大部分营养流入动物粪便和尿液。只要农民收集粪便和尿液并送回田间，就能显著减少营养损耗。（2）整个系统的运行动力不是可持续性，而是提高产量，完成资本积累。因此，在废除了《谷物法》之后，这种方法被大量投入化肥的高耕制度取代。正如经济史学家马克·奥弗顿所写，“化肥和投入品的发展”削弱了这一体系，造就了一种“依赖高能耗投入品”的农业。

事实上，与其把存在已久的诺福克轮作制视为19世纪中期的高耕农业，还不如把高耕农业看作轮作制度基础上集约能源的运用，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正如农业历史学家琼斯（E. L. Jones）解释的那样，高耕农业或者更准确地说，“高饲”（high feeding）畜牧业的主要创新，是操作强度提高，即大量购买油饼喂养牲畜，生产肉类和粪便；后者同买来的农业肥料一起，大量施加在耕地上，增强粮食产量和饲料储备。自产和外置的饲料投喂规模越大、自产和外购肥料施用越重，就能收获更多可以销售的农产品和供下轮收获的肥料，就越接近“高耕”。这就是约翰·约瑟夫·梅奇（John Joseph Mechi）（最著名的高耕农业倡导者）所提倡的“扩张循环”。

1846年以后，粮食自给率等概念淡出人们的视野，侧面说明了人们更重视肉类和奶制品而非粮食生产。这导致以苏格兰和爱尔兰为首出现的“去耕增牧”趋势，同时可持续的种养结合体系也日渐衰落。虽然牧场增长和肉类生产主导的农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土壤养分流失的问题（因为以反刍动物为主的粮食生产可以更有效地回收营养物质），这也需要小麦和其他粮食从国内生产转向国外进口。事实上，英国的代谢断痕的大部分转移到国外后，流向英国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德国、俄罗斯和美国）以牺牲自己国家土壤的肥力为代价，才让英国人得以专注养殖牛羊。

到了19世纪70年代，鸟粪石和硝酸盐的进口开始下滑，而用于国内油饼生产的骨头、油饼和种子的进口不断飙升。对鸟粪石和硝酸盐依赖下降，反映出英格兰从粮食自给自足的 “黄金时代”向粮食进口过渡。然而，骨头的进口持续上升，主要被用于过磷酸钙产业（过磷酸钙是最早的化肥）。同样地，油饼和用于生产油饼的种子进口不断走高，作为高能量饲料被用来喂牛，以刺激牛的生长提高粪肥量。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逻辑，英国为供给供工人阶级，提高了小麦进口量。

由此，历史脉络变得清晰。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小麦进口激增，到19世纪末，英国小麦自给率从90%下降到不足25%。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1861-67年间，英国小麦进口就已经上升到国内消费总量的40%。因为畜牧业的过度投入，大量的土地改用放牧，以及大量谷物、肥料和能源进口，英国农业出现式微的征兆。梳理完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肯、施耐德和麦克迈克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不仅忽略了马克思分析的广阔历史背景，而且忽视了有关英国农业历史更广泛的研究。尽管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史学家常用“黄金时代”描述19世纪后半叶初期的英国农业形态，后继研究早在邓肯写书前就推翻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非但没有忽视食物体制的问题，而且他还是把工业资本主义粮食生产“新体制”的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初创者，他用“新体制”形容1846年后废除《谷物法》和自由贸易胜利的影响，还将“新体制”与“英国耕地大规模“的转换联系起来。英国耕地的转换使粮食生产“重组”，转换动力来源于畜牧养殖、管理发展和作物轮载，以及基于粪便的肥料化学发展。在1850年代中期,这些趋势日渐明显: 接近25%的英国小麦消费来自进口，其中60%来自德国,俄罗斯和美国。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农业就遭遇了土壤肥力的危机，原因是食品和纤维被运往城市，土壤的营养物质大量流失，同时缺少补充土壤肥力的化肥。因此，在新的库存管理，育种和轮作之外，“新体制”的特点是加强肥料使用。加强方式一是靠化学合成，以及进口鸟粪石和其他自然肥料。从秘鲁进口的鸟粪石不仅富含磷酸盐，而且氮含量是大多数粪肥的30倍。二是将豆类作为轮作系统的一部分，至少为谷物和萝卜提供必需的氮。此外，最重要的是农业机械的普及。马克思还强调，英国的农业，即使是在不列颠群岛以内，也保留了帝国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农业的控制是突出的例证；他指出，爱尔兰的“粪肥出口到英国”，然而爱尔兰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是一种早期形式的生态不对等交换。在马克思看来，农业的工业化最初带来了进步，但进步伴随了深刻的生态和经济矛盾，为英国农业的未来埋下隐患。

马克思当然没有否认高耕农业新体制取得的初步经济成就。他在《资本论》中写道:

谷物法的废除给英国农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大规模的排水系统、畜圈饲养的新方法和绿色作物的人工栽培,机械施肥装置的引进，新的粘土土壤处理方法,矿物粪肥使用的增加,蒸汽机和各式各样的新机器使用的增加,更多的精耕细作,都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土壤的实际生产回报率迅速上升。每英亩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农场的迅速集中，是这种新方法得以实行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从1846年到1856年，耕种面积也在增加。

然而，马克思对新的粮食生产体制的矛盾和危险深感忧虑。在他的批判中，有两个中心论点（超越了代谢断裂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英国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向畜牧和饲料作物生产，以适应肉类和奶制品主导的农业。谷物生产显然是为了养活以面包为生的工人阶级;肉类及某种程度上奶制品的生产，主要服务上层阶级。即使在那时，在供人类消费的食品生产中，将土地用作谷物生长还是肉类和奶制品生产更高效，答案都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马克思还担心，罗伯特·贝克维尔(Robert Bakewell) 等人引进的新的产肉产脂肪的育种方法，还会有虐待动物的影响。绵羊和牛被培育成更圆、更宽的体型，在骨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携带更多肉和脂肪，以至于它们经常支撑不起自己的体重。培育的产肉动物生长加速，绵羊和牛屠宰周期从五年缩短到两年。为了增加乳制品工业的产量，小牛还会被提前断奶。在那个时期，英国的公牛越来越多被圈养在拥挤空间。为了加速牛的生长，牛的饲料改成混合饲料，加入了可以提高粪肥肥力的进口油饼。每只公牛每天吃10磅油饼，它们成年后就被宰杀。

高耕农业体系中，绵羊仍在牧场吃草，这构成诺福克轮作制的主要部分。同时豆科植物和覆盖作物也避免了土地放荒。豆科植物通过固定大气中的氮来滋养土壤（这一过程被发现是在马克思写作之前）。然而，这也导致了畜牧业超越粮食生产。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口不断被羊取代，后来这一现象逐渐成为了圈地运动的一部分（圈地现象当时在英格兰非常明显，并在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方不断扩张。）

马克思对新体制的分析聚焦于法国农业学家勒昂塞·德·拉维涅（Léonce de Lavergne）1854年的研究成果《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农村经济》。拉弗涅大力支持以肉奶为主的英国高耕模式，他也支持诺福克轮载制度、饲料作物以及加速强化的饲喂、育种和屠宰过程，所有这些话题在拉弗涅的著作中都有详细描述。马克思对拉弗涅的著作以及沃尔特·古德（Walter Good）1866年的《政治、商业和农业谬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弗涅认为，贝克韦尔因为解释了如何加速动物的肉和脂肪生长，从而成为与理查.阿克赖特（Richard Awkwright）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齐名的创新者。拉维涅写道，不列颠群岛的农业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自然的过程逐渐变为加工过程；“从那以后，每一片土地都将成为一种机器……蒸汽机在绿色环境中喷出一缕缕烟雾。”

然而，马克思驳斥了拉弗涅关于英国高耕农业优越性的许多主张。其中包括拉维涅对土壤营养的论断，以及他对肉类和乳制品生产优势的强调。马克思注意到，和面向普通大众的粮食生产对比，这种新体制造成了动物的极度畸形、马厩喂养、小牛提早断奶和大量放牧的种种问题。拉维涅认为法国应该效仿英国从谷物转向肉类主导农业，马克思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还强调了英国农业对国外高能耗投入品的依赖，并根据古德和拉弗涅的著作强调，英国的高耕作制度缩短了牛的生产周期，违反了自然过程。

马克思认为，新体制中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拉维涅观察到，“牛（通常是短角达勒姆牛）被锁在（牛舍里）的箱子，渡其一生直至屠宰。牛踩的地板打了洞，以便他们的排泄物落入下方的沟渠。1851年，《经济学人》大肆宣扬几乎完全把牛囚禁在牛箱里的“箱饲”公牛方式的优越性。马克思在一本未出版的笔记本中写道，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恶心”。他写道，这种圈养方式使动物们身处于 “监狱”中:

动物在监狱里出生，直至被宰杀。问题是这个系统最终是否会导致生命的衰落。这个系统对应了一种不正常的育种模式：一种仅为把动物们转化成肉和脂肪，而阻碍骨骼发育的模式（而1848年以前，动物可以在新鲜的空气中自由活动）。

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农业强调商品价值，带有纯粹的工具主义取向，因而无法回应这个问题。主流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对动物的同情，而只是把动物当作人类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

马克思认为，以肉为本的农业比起粮食为本的农业减少了劳动力需求，所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的新体制加剧了对土地的进一步征用。爱尔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从1855年到1866年，“超过一百万爱尔兰人因约一百万头牛,猪,羊而被迫迁居 “，马克思指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格兰。废除《谷物法》后,爱尔兰失去了在英国殖民关税制度下对谷物的垄断地位,粮食从不列颠群岛之外进口,而爱尔兰的田地则荒废了。马克思冷冷地说，拉弗涅和他的资产阶级的农学家们突然表示，曾一度被认为只适合种植谷物的爱尔兰，实际上是由上天注定应当作为牧场的。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最关心的是在工业化农业新体制中工人阶级可得的粮食和营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既认识到，新的高耕农业体制早期特点是高速增长，也认识到它蕴含的内部矛盾终将导致它灭亡。这些见解与后来学者的分析相互呼应，英国农业经济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68年，汤普森（F. M. Thompson）在他的论文《第二次农业革命》（“The Second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中首次强调了高耕农业体制的矛盾。自此以后，历史学家基本上否定了19世纪第三季度是英国农业“黄金时代”的说法。正如E. J. T.柯林斯（E. J. T. Collins），多卷本《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七部分（1850-1914）的合编者，在1995年所写的那样：

到了20世纪初，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面包谷物和近一半的熟食来自进口，而一个世纪之前它几乎是自给自足。 在诸多重要的方面，19世纪的农业失败了。这不仅仅发生在大萧条[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季度的欧洲]时期，哪怕在之前“黄金时代”.....高耕农业时期（1850-73）也是如此，尽管传统意义上它被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时期......

最近的研究表明，推行《谷物法》后，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的农业增长率明显高于随后的二十五年，即所谓的黄金时代。这表明在一个强劲的开头之后，第二次农业革命及畜牧业的新技术很快失去了增长势头。这种走势和从全国数据推断的趋势相似。一项估计表明，19世纪30到50年代之间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5％，而接下来的20年中降至0.5-0.7％。另有最近的数据显示，1856年至1873年间农业增长率仅为0.2％，而同时期经济总体增长率为2.0％。

在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强劲表现之后，小麦产量从1850年代后期开始趋于稳定，并在1868年至1880年之间略有下降....... 不仅是种植业部分，而且......畜牧业似乎也表现不佳。 事实上，农业数据表明肉类产量只有适度的改善，每年最多只有1％增长，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之间只有一小部分.......

按照这种解读，“第二次农业革命” 在1873年“大萧条”之前很久就出现了。根据柯林斯的说法，1850年至1875年间的农业年平均增长率最多0.8％.54

柯林斯对英国高耕农业失败的解释与马克思分析相似：进口营养素的数量虽然不断增加，却无法迅速提高每公顷土壤的生产力，因为土壤生产力提高需要一个积累过程。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技术停滞期”问题。食品生产从谷物转向绵羊和牛，这看起来绕过了代谢断裂，实际上只是将其出口到其他用进口谷物喂养英国的国家。高能源投入无法扭转以肉类和乳制品为导向的新经济停滞不前的趋势。与此同时，尽管废除了《谷物法》，可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粮食价格持续高涨，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柯林斯表达了对“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粮食安全”的担忧加剧。“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谷物价格比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谷物价格仅比19世纪40年代低一点......”事实上，“黄金时代”就有食品骚乱出现。1855年2月，一群饥民抢劫了利物浦的面包店，随后在伦敦和利物浦爆发了骚乱。因此，声称英国高耕农业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生态上可持续的、高产量的、堪称世界领先水平的“黄金时代”，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代谢断裂与粮食生产新体制

马克思认为粮食生产的根本问题是土壤问题，即土壤化学，地质学，农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土壤的“营养方式”来判断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壤养分流失，从而引起代谢断裂。

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些左派人士质疑了马克思的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塔努罗认为马克思的分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用拉维尼的话来说，饲料植物生长所需的所有“主要元素”都可以从空气中获得。也就是说，塔努罗认为，尽管马克思对土壤化学有着密切的关注，但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马克思过度依赖李比希的科学知识而忽视传统常识。

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事实。在拉维尼看来，只有谷类作物会耗尽土壤中的营养，而饲喂牲畜的饲料作物会自我更新。但我们现在知道，对于几乎所有植物来说，只有碳元素（通过CO2）来自大气。 这意味着其他16种必需的化学元素必须由土壤提供，豆科植物（如三叶草，苜蓿，豌豆和豆类等）除外。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共生在它们的根瘤中的细菌获得它们所需的营养素之一的氮。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大气中吸取氮气（N2）并将其转化为植物可以使用的形式。但是，就像所有的植物一样，豆科植物也依赖于土壤中的其他十五种必需营养素。正如马克思和李比希所说的那样：它们掠夺了土壤中的营养。

鉴于这些土壤化学事实，通过减少每单位土地输出的营养，以反刍动物为中心建立的严格的草/豆类系统可以规避对土壤营养的掠夺。但这意味着需要进口谷物，因为该系统不再能够自给自足地生产食物，特别是用于养活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谷物。此外，在以畜牧为基础的系统内，在高耕农业时期，要想不断扩大生产就需要能源密集的肥料投入。当农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时，它需要像其他任何企业一样，不断努力提高产量和产值。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与生态自给自足的制度是矛盾的。

其他左派食物体制理论家对马克思代谢断裂分析的批评更广泛，更不精确，更加罔顾事实。邓肯写道：“马克思认为蝙蝠粪适用于英国土地，因为这片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了，却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观点。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英国农民热衷于从土地上获取更多”，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需要蝙蝠粪。

但事实是，土壤养分已经从其自然状态中耗尽。通常在森林转为农业后的最初几年，土壤中储存的足够多的养分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这大约只能持续二十年，”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因为英格兰东部各县的大片土地被清理；由于缺乏对腐殖质与土壤成分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人们一直没有耕种。”因此，农民通常只是“热情”地将土壤的肥力恢复到接近原始的水平。此外，邓肯的观点忽略了马克思正在关注由资本积累支配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如果不能扩张就将导致危机。当遭遇经济失败的痛苦后，农民不仅是主观上希望，同时也在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每个生产周期中从土壤中索取更多。这意味着，对营养物质的提取和繁荣—萧条循环所引起的代谢裂痕被纳入工业资本主义农业中。该系统的基本逻辑是从经济体外吸取越来越多的能源投入。唐卡斯特农业大会（Doncaster Agricultural Assembly）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个大会于1828年宣布“一吨德国骨粉可以少进口十吨德国玉米。”

现实情况是，英国在1847-50年间进口了88,540吨蝙蝠粪，1868-71年进口了209,460吨，显示出这种天然肥料施用强度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增长速度。骨头和油籽饼也是如此，其进口量也增加了相似的比例。这是从土壤中大量提取养分所催生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古德（Good）在1866年宣布：“我们已经在全球搜寻骨头原料”和蝙蝠粪。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理解支撑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批驳马克思的依据：“英国高耕农业是一种复杂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形式。”我们看到的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个需要大量肥料和来自国外原料投入的系统，其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率。即使在高耕农业的鼎盛时期，它也需要大规模进口小麦（民众的主要食物），并且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农业越来越多地侧重肉类生产。

对于马克思来说，新的粮食生产体制是工业化的，因为它严重依赖科学在农业中的应用（具体来说是地质学，化学和生理学），大量使用能源投入、工厂化生产，以及劳动和自然的简化，分工的退化。同时，机械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机器最初由农场动物而非化石燃料提供动力，后来蒸汽机在农业生产中也已经逐渐使用了。邓肯声称英国高耕农业是“前工业化”，但将其描述为一种自给自足和良性生态系统是没有依据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力量，它抓住了不断变化的食物体制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正如迈克尔-卡罗兰在“食品与农业社会学”中所论述的那样，“食物系统的生态足迹”的理论关键是马克思的“代谢断裂论”。切断人们和土地的联系导致土壤养分循环受到严重破坏，农村养分过少，城市中养分过多，这往往以污水形式呈现......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按照生态限制改良农业实践以修复断裂吗？不！这样的解决方案只会通过人工肥料加剧断裂。它可能在短期内缓解了某些紧张局势，但不能解决断裂的根源——即以无视生态限制的方式生产粮食。

因此，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中期工业英国新的粮食生产体制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辩证逻辑。通过考察食物营养素摄入所涉及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粮食生产的问题、土壤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异化所导致的社会新陈代谢的紊乱。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中组织的等级，而同时损害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壤和工人。”

文章来源：Monthly Review

原标题：作为食物理论家的马克思（Marx as a Food Theo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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