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100】恒瑞张连山VS百济吴晓滨：中国创新到底如何做到First-in-class？生物类似药“囚徒困境”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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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指导，赛默飞世尔科技、E药经理人共同主办的“2021中国医药创新100峰会”在上海隆重开幕。来自科学界、政策相关部门、协会、产业界的专家领导们就当前医药创新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质量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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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由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主持，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围绕“鼓励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需要营造怎样的政策环境”进行了对话。
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
为什么产业内如此频繁的提出实现“中美同步”？
“这个差距如果不存在的话，中国企业就真的可以做所谓的同步研发。”张连山坦言，时间上的延迟对新药研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医保支付能力的问题是国家层面必须要解决的，满足中国患者的临床需求也是中国企业的责任，但随着创新愈发前沿、更多企业追求First-in-class，风险也愈大，此时，国内外同步研发，海外市场的回报也投入企业创新研发，从而形成一个闭环，就可以有效分担新药研发的风险。“First-in-class药物研发，成功率肯定会降低，如果海外市场可以拿到，中国市场加上海外市场对一个企业研发的回报是非常大的。”
泽布替尼在美国的成功上市也给吴晓滨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快，真的快！”
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
吴晓滨介绍，泽布替尼在美国从申报到获批仅用了三个月。三个月间，多个审批环节都是同时进行的，“三个月审批下来我们大吃一惊，在这个方面美国很务实，他们看到好的，即使都是中国人的数据也一样批。”
据悉，2019年11月15日，泽布替尼获得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成为首个在美国获批上市的中国原创新药。并且，泽布替尼的获批主要基于其在澳大利亚进行的Ⅰ期临床试验和完全在国内进行的Ⅱ期临床试验，也就是说其临床试验则主要是中国的病人，中国的临床机构和中国的临床研究者完成。《Nature》杂志评论，“这是FDA首次根据主要来自中国患者的关键数据批准一个新药。”
吴晓滨在讨论中分享了一个百济在美国拓展海外市场的“小秘诀”，聘用美国当地人让百济神州更进一步走向国际。 “我们在JM摩根大会上和大湾区的Biotech公司没有任何区别，大家不会感觉这是来自北京昌平的公司，而是感到这是国际水平的公司，这点可以借鉴给其他的Biotech公司，聘用当地人是非常成功的因素。”
02 恒瑞的First in class如何走向国际化？
截至目前，包括阿帕替尼、卡瑞利珠单抗在内，恒瑞医药已经进行了多款创新药产品的出海，但如果要做全球的First-in-class，恒瑞的研发策略是从立项就开始国际化。
“中国的市场是固有的市场，肯定可以拿到，海外市场能拿到的才是创新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张连山坦言，因此，中国企业要做First-in-class，就需要同时考虑海内外政策。首先要保证的问题是分析西方与中国的共性与差异，他强调“所谓的First-in-class、Me-better，需要强调的是找到临床上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即使拿到海外也有它的优势，所以海外开发一定要有差异化。”
在开发过程中还需要了解自己的First-in-class产品，必要的时候寻求咨询公司的帮助，立项过程中的标准化流程也要严格遵守，减少盲目性。
03 生物药集采影响有多大？医保按照靶点谈判如何应对？
已经进行的4轮集采给仿制药企带来巨大压力，2021年1月2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基本已经确定生物药也即将进入集采，生物类似药或将面临“价格悬崖”。2020年12月进行的医保谈判后PD-1年治疗费用降至3万元/年，也展现了医保对Biotech的压力，而中国创新药行业2020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洪坦提出疑问，此种情境下，Biotech企业能否支撑今天的估值？
“很多Biotech公司已经证明了创新能力，对于他们而言，商业化和生产其实是一个大考。”吴晓滨指出，实际上，Me-too和Me-better药物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解决临床需求，比如将肿瘤的ORR大幅提升。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
“带量采购对Biotech影响有多大？企业要如何应对？”洪坦追问。
吴晓滨认为，生物药集采的“囚徒困境”在于一个品种的赛道过于拥挤，从医保层面而言，政策并没有要求让企业报出超低价，但在企业一端，价格不够低就无法中标。因此，“囚徒困境”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于赛道过于拥挤。
精彩对话整理：
洪坦：在中国做创新药，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支持？
张连山：一个政策的连续性，对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期望各级政府在支持创新、鼓励创新方面按照中央的意思执行下去。
洪坦：我知道现在恒瑞有很多新药在Global申报，国外审批和国内审批有什么差异性？在政策和审批方面，中国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张连山：中美之间，监管政策已经接轨，但还是有差距。首先是时间上的差距，如果想要缩短差距，就要从监管机构的人力方面考虑，人力问题不仅体现在人数方面，还体现在能力方面。
同步研发，会使企业很好的控制和减少研发成本。同时，随着创新前沿的风险越来越大，同步研发时，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在创新方面会形成一个闭环，对中国企业今后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
洪坦：中美两地申报创新药，在市场方面有什么好见解？
吴晓滨：中国大的监管条款和FDA差距已经很小，关键是落实。落实方面，2015年，国家药监局实行药审改革，对中国的创新药工业功不可没，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虽然条款政策差距缩小了很多，但有几点还是比较重要：其一，美国政策的灵活性比较高。泽布替尼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批准的创新药物，该药物临床数据都来自中国人，美国FDA检查后发现质量做的非常好，很快给予通过；其二，真的快。从申报到批准三个月，GMP检查、GCP检查、材料审查同时进行，三个月审批下来我们大吃一惊。
洪坦：今天中国很多biotech公司还没有走到像恒瑞用商业化去验证是否成功的阶段。这些biotech公司今天所讲的故事是，靶点很熟，临床一期、二期都不错，但能不能进入Global还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起今天的估值也是未知数，您怎么看？
吴晓滨：恒瑞是中国从传统企业转变成创新企业最成功的案例。恒瑞不需要证明它的商业化能力。而生物科技公司恰恰相反，能不能做好商业化？能不能做好制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大考。
洪坦：您觉得带量采购对biotech以后影响有多大？
吴晓滨：集采市场上有各种传说，生物药是不是真的就要集采，我相信这个过程肯定是循序渐进的。这里其实有一个“囚徒困境”。
医保局说，我来招标没有将药价降那么低，是你们自己降的，怨我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厂家说，我药价不低就无法中标，我先用一个产品进去，然后用其他产品回补，这其实就是不良循环。国家反垄断法又不能谈价格，谈价格又犯法。
所以，困境在那里？出路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可能还是生产同类药品的企业太多，三家很良性、五家也很良性，几十家就开始拼搏了，这可能会打破很多规矩。
洪坦：国际临床是有风险的，那么恒瑞的国际化立项是基于什么方法？未来的立项策略是怎么样的？
张连山：在做First-in-class的情况下肯定要考虑政策，实现海内外同步开发时，首先要保证海外，同时考虑西方和中国的共性问题。所谓的First-in-class、Me-better，要找到临床上存在的一些差异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差异化。
当然，海外开发也是一个非常昂贵和复杂的过程，我们在立项过程中必须是按照标准的流程来严格执行，尽量减少盲目性。我经常说中国的市场是固有的市场，肯定可以拿到，而拿到海外市场才能使创新的价值实现巨大化，这非常重要。
洪坦：中国的创新再往前走，技术学科有没有机会走到产学研高度结合的局面？比如有一些基于深刻的机制理解去做一个小的分子化合物，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做到真正的创新。
张连山：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国家从政策层面已经从过去应用研究推向基础研究，要支持强化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然后发现药物靶标，实现转化。
吴晓滨：这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已经有很多基金介入到了非常早期的阶段，有的甚至早期到了大学实验室、研究所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