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问题的断想
作者简介：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世界哲学》副主编。
原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期“哲学视域下的教与学”
一
教育问题一直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教育的不满和质疑也在不断加剧，与其重要程度恰成一种正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不满和质疑包含许多方面，涉及教育资源（也就是一般民众深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公正问题）、教育体制等等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属于社会公正和行政方面，不是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很多人深入讨论，有很多抱怨，也想了很多办法，但事情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至少现在还很难知道。这些问题太过复杂深奥，只能以观后效。实际上，影响教育的不仅仅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观念论的问题，比如说教育观念问题，或者说是哲学上的问题。这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从观念论上说，最大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教什么。教什么是根本性的，如何教是技术性的。“喜欢本体论的人”会把它说成教育本体论问题，把它哲学化。这样一来，事情就变糟了。哲学总是很麻烦。教什么本来很清楚，哲学一来就糊涂了。因为它非要搞什么是可教的什么是不可教的。通常的路数是，先设问，然后就说技艺是可教的，德性是不可教的，然后再把教育贬损一通。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找来希腊先贤，引经据典，壮其声威，既很哲学，又很学术。教育于是十分尴尬，或者被悄悄地干掉了。
这是不少职业哲学家的论证。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许多职业教育者也追随这种思想。这不是自己打脸吗？这些哲学或哲学家虽然振振有词，总是令人难以信服。德性真的不可教吗？如果说它是一种天赋或自然具有的能力，怎会有有德无德之别？又如何理解贼德？因此，所谓德性并不像有些哲学家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过程或选择。技艺与德性，或者技与道，也不是截然两分的，庄子早就讲过技与道，也讲过由技进道的事例。事实上，技艺与德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些职业哲学家总是把社会历史还原为一种自然现象，只按自己的想象设论，一旦触及社会生活或历史过程，那些看似高深的思想或困难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马克思曾经强烈而深刻地批评过这些人，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所以，教什么不是职业哲学家们头脑中的推论或智力游戏，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一个实践问题。这是必须明确的。
如果说把德性与技艺对立起来并以德性之不可教来否定教育是一种虚幻的有害观念，那么人文至上或所谓通识教育则是另一种虚幻的有害观念。在当代生活中，通识教育在大学和世俗层面都曾十分流行。从世俗生活层面看，通识教育激发了多少父母的幻想或梦想，当然也展现出某种程度的疯狂和愚蠢。一个孩子从幼儿开始就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在形形色色的辅导班中苦苦挣扎。这种状况毁坏了孩子的童年，也为某些行骗之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甚至还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上当受骗的孩子和父母真是不计其数，不管穷富，都前仆后继，心甘情愿，构成了当代生活的独特景观。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一些行政部门试图干预，但都收效甚微。从大学层面看，通识教育曾经刮起一阵强风，成效如何，不得而知。当代生活已经变化，不再可能出现康德、黑格尔那样的通才。通识教育的实质仍然是一种对立思维，认为科技压倒了人文，试图假通识之名，让所谓失落的人文重拾河山。这不过是德性与技艺对立的翻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认为德性等等人文精神是可教可学的。人文至上，贬毁技艺，这种虚幻的观念则需要反思。怀特海在伦敦大学做了10年校长，后来他写一本书论教育。在这本书中，怀特海说，10年的大学校长使他认识到，现代大学的重点必须是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活，至于古典教育、人文教育，弄几个人搞搞就行了。怀特海的忠告是发人深省的。
通识教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倡导者设立的目标看，或许有一种厚古薄今倾向。复古主义一直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情绪。在不少学者的口中笔下，那个含混的古代已经成为一个丰腴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王道乐土，不仅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痼疾，而且能够成为并真正是破碎、漂泊的现代灵魂的精神家园。古代世界真是如此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古典学者牟宗三先生研究了一通古代世界之后，有些痛心地说，它的弊端在于“陈义过高”，接下来他没说，但实际上人们不断看到，陈义过高产生的空缺在部分情况下都是以虚伪来填补的。复古主义从来都是一股顽强的思潮，或者说已经演化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进步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它几乎都起着相反的作用。
所有这些虚幻的观念都对教育产生了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些观念的破除。这就是说，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从观念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立足当代世界，着眼当代生活，才能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
立足当代世界，着眼当代生活，不是一个抽象的说词，其内容与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当代生活和问题。世界不断变化，本来是自然的，正常的。世界的变化常常使人不快，甚至使人不安与痛苦。但本雅明和威廉斯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20世纪30年代，照相技术和电影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本雅明是那种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他崇尚古典艺术，认为那是一个神韵闪耀的意义世界，照相只是单纯的复制，破坏了艺术本该具有的那种神韵，电影则更差，不仅不能深刻地表达，而且还具有强烈的铜臭气。这是他与其他人有些一致的地方。但是本雅明没有沉浸在现代的否定中，而是敏锐地研究照相、电影这些新兴艺术的特征，写下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认为照相的出现，标志着艺术出现了重大转型，进入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于是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到了威廉斯的时代，大众文化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而遭受重创。威廉斯也没有沉浸在现代的否定中，他通过对英国青年亚文化的观察，发现工业化、电视正是当代文化的代表，而文化恰恰就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一整套生活形式。文化研究由此出现了重大转型。这两位思想家都告诉我们，在变化来临之际，重要的不是拒绝，而是接受；重要的不是向后看，用过去的理论去否定它，而是向前看，用巨大的勇气去面对它。
▶ 德国思想家 本雅明
从这里来看教育问题就清楚了。如果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所失，那它应当就在这个关节点上。有些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维基百科”的出现带来了知识生产场域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在维基百科出现之前，知识的生产在专家和知识精英手中。很难想象引车卖浆者流能够生产知识，即便他们的经验能够上升为知识，那也必须经过知识精英的提炼与加工，否则就不可能有知识的权威性与普遍性。维基百科打破了这种状况。谁都可以成为维基百科的编者，无论是大学者，还是市井常人，都可以编写维基词条。关键是规则，这是第一位的。这规则就是：无论什么词条，必须有征引，言之有据，必须有出处。只要遵守规则，谁都可以编写甚至修改词条。不仅如此，而且参与人数越多，其普遍性越高，确定性就越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将会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互联网技术带来了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比如远程教育，在它发展和普及之后，还能有多少大学存在？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关键词来看：一个是现代性。关于现代性已经有了诸多讨论。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吉登斯说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东方国家要进入现代性则面临着自身文化巨大的阻滞力；而詹姆逊则说，那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标志。现代性好像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了，为什么还要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人虽然说了现代性，但从来都没有或根本不想离开前现代的基地。海德格尔是批评现代性的人，按他的说法，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技术统治，是虚无主义问题。尼采比较早的谈到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在评论尼采时，大大发挥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原先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标准、价值、意义似乎都不存在了，总之虚无化了。海德格尔把目光投向过去，又拉上艺术和上帝，演奏了一曲悲歌。其实，事情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糟。虚无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过去那套东西失效了，人们再也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思想和生活了。怎么办？很简单，去寻找和锻造新的武器吧。本雅明和威廉斯给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个是大数据。关于大数据，国内有很多研究，例如有关信息化、信息沟通等等。有从文化的角度，有从技术的角度，有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还有从国家间竞争的维度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大数据概念出现不长，但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最一般的特征看，它展现了一种新思想方式。在大数据概念出现之前，人们的思想方式可以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线性结构，由原因到结果。这是一个
描述框架。不管休谟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因果关系都是人们一种重要的描述框架。大数据告诉人们，事物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们很难知道是什么因素和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状况改变了人们过去熟悉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线性思维的方式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因果关系，我们能够知道。（当然，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无论它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我们思想的主要的方式之一，大数据的来临，改变了线性的、这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相互作用成为当代信息时代必须关注的现象。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还有冗余，各种信息大量的产生，冗余成为了信息化时代的又一个特征。所有这些，使人们对于事实的认定和事物变化的原因的认识都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今天，人们就不能够用以前的方式对事实做出认定，事物本身是什么于是成为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数据给人们思想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成为人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新的基础。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强调，大数据和信息化产生了多样化、多元性，多中心、去中心以至无中心。这一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于主体的削弱或消解。在过去，康德的经典问题我是谁人们大致上能够知道，但现在变得困难起来，谁能清楚的说明我是谁吗？主体是什么？主体是谁？是理性呢？感性呢？浪漫的想象呢？还是乌托邦的虚构？如果在以前的时代，这些都是清晰的，但是在今天，这些都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主体的不确定性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主体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危机的产生。人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把握不到确定性（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同时也无法对未来形成判断，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大数据带来的这种主体的不确定性，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的。在主体不确定的状况下，人们所有的设计、选择、价值取向、精神诉求，包括政治的考虑，怎样加以安顿，变得尖锐起来。我们当今并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不够用了，过去那些基础性的观念不适应了。在当今时代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娱乐至死》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真相。人们一直进行思想的努力，就是要发现真相和理解真相。但对真相是什么，不会产生过多的怀疑。人们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智能够找到真相。然而现在却不那么自信了。真相是什么？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告诉人们，真相是一个产品，它是制造出来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后真相时代。很多人以为后真相时代是追寻真相，其实不是，后真相时代主要要表达的是没有真相。你能确定真相是什么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以前人们说，能够找到确定性，即使没有，也要给它一个确定性。这就是哲学所强调的从变中发现不变。从古希腊到整个20世纪大半个时期，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坚信。而且大家有一种很强烈的自信说要从变中发现不变，要找到不变的东西，这是哲学的一个梦想。找到了吗？至少学者们或者他们主张的理论确信能够找到。现在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来临这个状况下，你能说你找到了真相吗？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后真相时代留下的是什么呢？
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真相很难确立的时代，如何能在变异当中确定那个不变，如何对某个事件进行评估，以及如何行动，如何建构对于未来的想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人们再一次遭遇虚无主义的问题。教育如果是有效的，那它就必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它的前提，也是它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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