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聪，徐媛.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的法律激励问题及创新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1):134-147.作者简介胡元聪男，四川南江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摘

刘智英五、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以ChatGPT为例／

目录1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理性取向/程美东，张蓝天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国价值之多维阐释/李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进程中的“守正”与“创新”/马朝琦，黄翌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武沐，陈晓晓，王盼盼3红色经典与百年中国文艺研究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及当代意义/赵学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红色儿童形象的价值旨归/王晓翌4历史学研究中国百年考古学成就与中国古都学研究之思考/朱士光“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晁天义5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典对学生人格权的体系化保护/任海涛《学前教育法》调整范围论要/马雷军职业学校岗位实习学生的权利保障研究——基于573份裁判文书的考察/申素平,马钰,贾楠6法学研究加密资产司法救济的障碍与化解路径——以首例比特币仲裁撤销案为视角/邓建鹏，马文洁7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融通创新视角下央地联动共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的理论框架与长效机制/陈劲，李振东，张月遥8新闻与传播研究网络平台媒介逻辑及其制度化建构/陈龙，经羽伦媒介文化研究应关注的若干问题/鲍海波，赵亚强

白永秀，陈煦.有效衔接时期乡村振兴对脱贫攻坚资产的赋能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3)：35-44.作者简介：白永秀男，陕西清涧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摘

栗洪武教授与《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通览》栗洪武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教育史专业学科带头人，兼任第九届国家督学、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等。他笔耕不辍，长期致力于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学术研究，计3200万字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通览》和《延安时期红色教育档案》是他学术奋斗的集大成者，这牢牢确立了陕西师范大学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史研究的学科优势和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该校在创建的过程中就成立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室,后来改建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室，1981年完成并出版12卷本计300多万字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这是非常珍贵的教育史文献资料集。栗洪武教授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研究始于1985年，此后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未间断。2016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中心，新一代学者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从事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的整理与边区教育问题研究。一个有着共同学术信念的科研团队，70年连续做同一件事，为教育史学科建设

目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侯惠勤论新“历史决议”的三重维度：主题、主旨和方法论/杨凤城，梁腾论统筹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赵英臣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新发展格局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郭玉清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尹西明，陈泰伦，陈劲，苏雅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自我养老问题/睢党臣，程旭，李丹阳法学研究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属性与保护/蓝寿荣，罗静我国司法干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负面效应之纾解路径/郭华，王蕾蕾出版知识服务研究高质量发展主题下的用户贡献内容与出版知识服务/许洁，白一杨出版的本质功能与出版知识服务的范式重构/王勇安，鲍柳康哲学研究人工智能视野下的知识体系修正理论/任晓明，林艺霏技术话语的历史时空：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叙事之场/姜凯宜，于水文学研究秦藩宗室“青门社”与晚明诗坛的互动与融合/高益荣，刘爽清代徐燨戏曲版本与副文本的互文性阐释/杜桂萍，孙蒙蒙自体、客体与文学形象——从心理发展视角重读莎士比亚《李尔王》/贺心悦，冷霜时间与空间：托卡尔丘克小说精神家园的意义同构/韩伟，李若碧

引用格式：王宁.中国古代烹饪饮食文化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6):48-56.作者简介王宁，女，浙江海宁人，

引用格式：鲁西奇.古代中国烹饪饮食文化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6):82-104.作者简介鲁西奇，

阅读·拾间作者简介：段妍，女，吉林长春人，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推进研究”(20BKS15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专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筑梦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从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到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卓越贡献。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纵观中华民族复兴史，三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线。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与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奋斗迎来了三次伟大飞跃。01领导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华民族历经农业社会的耕耘，积淀了深沉厚重的文明财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然而，近代以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华民族，逐渐丧失了独立地位，开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和权利不断丧失，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首先，实现民族复兴要解决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站起来”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近代中国之所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摆脱封建专制压迫，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和设计救国救民的道路，尽管每一次这样的探索和设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一定影响，但终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在为接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革命新道路的奋斗过程中，中国迫切需要新的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新的革命，也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产生。20世纪初，中国经济、政治和阶级结构的变革，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新思想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希望。于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深入结合，中国人民找到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摆脱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有了先进政党的领导。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综合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基础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等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在艰难的探索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内战和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倡导、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华北事变”后，党提出，“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统一起来一致抗日，“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主张“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民族抗战的力量。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在这场历史变革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实现了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美好愿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根基。其次，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站在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起点，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系统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49-1952年，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巩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基础与群众基础。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巨大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因此，中国共产党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提上日程。1956年，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党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与实际相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22年的探索，尽管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科学技术及外交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1953-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4%、2.7%，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与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界认同度，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基础。纵观1921-1978年这长达57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的过程中对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做出的伟大贡献体现在如下6个方面：（1)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把为民族谋复兴始终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定不移，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民族复兴的坚强主心骨；（3)始终能够清醒地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能够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亿万群众凝结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4)形成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从焦裕禄精神到雷锋精神，从“好八连”精神到大庆精神，基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这些精神形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5)独立自主地探索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开始以“四个现代化”为主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光明之路；（6)确立并不断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前提和制度基础。02领导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觉醒，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沿着这条道路出发，“站起来”的中国开始迈向“富起来”的历史新征程。实现“富起来”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主线。“富起来”既是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首先，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同富裕的科学理论体系。确立实现“富”的发展目标并付诸实践，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要厘清“富”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政策和分配方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四人帮”鼓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荒谬理论，这种“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述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式，促进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解放。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的现实问题，对于如何尽快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逐渐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先富政策及其后果引发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有人质疑：这是否会造成“两极分化”，中国是否因此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邓小平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把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当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为共同富裕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做出了科学解释。由此，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推动中国人民走向实现“富起来”的新进程。其次，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共同富裕继续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保持相对快速和稳定的发展态势，同时国内又面临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不断探索，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突出强调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来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最终达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党提出了一系列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举措：一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贫困问题。1994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通过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扶贫开发做出了宏观规划与设计，围绕农村贫困问题和地区差距集中力量加大扶贫投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们在“富起来”的建设征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二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渐深入，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大，严重影响了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地区差距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1999年，江泽民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这是立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作出的战略设计，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期，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活力，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第三，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在居民收入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难题。如何处理好、解决好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大考验。2003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仅仅意味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还包括共享社会成果、政治成果和文化成果等，从一定意义上扩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满足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完善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着力解决当前发展的突出短板，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而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纵观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44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一系列新的重大风险考验的过程中对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6个方面∶（1)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命题有了全新认识，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3)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使这一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4)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破除了“左”和“右”的束缚，走上并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5)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造就了女排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伟大抗洪精神、伟大抗震精神等一系列新的精神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奠定深厚的文化和精神基础﹔（6)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积极性，经过从小康、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逐步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03领导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创造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新生活。在“富起来”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走向“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其本质上都是使中华民族真正“强起来”，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的本质性发展内涵。第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强党是“强起来”的前提与保障，实现强国必先强党。从战略逻辑来看，强党是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强国以强党为基础和保证，强党以强国为目标和支撑，二者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强党的问题，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而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与使命。聚焦“强起来”的战略目标，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突出强调了党的建设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战略要求。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实现治党与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我们党以坚定的战略决心、顽强的战略意志把管党治党战略要求落细落实。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凸显了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作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第二，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强国是“强起来”的根本。强国既是对内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断迈向现代化；同时也是对外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整个人类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从强国的价值内涵来看，实现强起来必须具备高瞻远瞩的宏观战略安排与实践路径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强国目标，正确判断当代中国发展方位，科学谋划、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强国”的内涵逐渐丰富，“强国”的目标也日益接近。首先，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顶层设计对内构建战略布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更为复杂。面对新变化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坚持总体谋划又关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顶层设计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增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为实现强国目标提供了战略支撑。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落地可行，党的十九大在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具体划分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两个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强国目标提供了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为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行动指南。其次，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时度势对外推动战略合作。实现强国不能将眼光局限于内部，世界整体性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与外部的联系更为密切，必须构建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加紧密的全球战略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的战略思维坚持战略谋划，顺应中国需要与世界期待，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向全世界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角色由积极参与转向积极引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不断增强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为实现“强起来”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纵观十八大以来近1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一系列更加艰难的重大风险考验的过程中对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10个方面：（1)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2)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完成了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完成的宏伟大业——在根本上消除了中华大地上的绝对贫困，为强起来奠定了现实基础；（3)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等，使强起来具有法治保障；（4)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强调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就为实现强起来确定了历史方位；（5)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路径，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有亿万群众的强大基础；（7)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充满忧患意识地去考虑如何防止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危险，有效应对诸如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美国极限施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8)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思想制度，也发展了基本制度，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9)重新提炼或全新概括出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如中国人民精神、抗战精神、抗疫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夯实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10)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民族复兴得到全世界各种进步力量的支持，强起来的国际因素更加雄厚。04结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与进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领导人民不断奔向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历史。正是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党把实现伟大梦想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团结和依靠人民实现了“三次飞跃”，完成了“三件大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历史与实践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站在走向百年大党的历史关口，中华民族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圆满收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今天，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须跋山涉水。在前进路上，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会面临诸多艰难险阻，甚至是惊涛骇浪。越是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越需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以党的领导优势凝聚起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高举团结的旗帜、凝聚起同心筑梦的团结伟力，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部分参考文献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图源网络，侵权删●【历史学研究】“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文学研究】当代秦地作家与民俗文化●【法学研究】区块链的风险与防范●【法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的耦合关系研究扫码关注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赵学勇，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及研究”（16ZDA187）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文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晁天义，男，宁夏西吉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史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8FZS00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历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欧阳日辉，男，湖南宁远人，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金融学院双聘教授。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与多元化监管模式研究”（15JZD02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法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肖周录，男，陕西宝鸡人，法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17VHJ005）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法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张伟，男，河南上蔡人，管理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自然资源产业质量发展的精准、高效、可持续金融支持研究”(20BGL18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经济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睢博，男，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雷宏振，男，陕西渭南人，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制裁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效果及对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72074176)；陕西省2020年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陕西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研究”(2020KRM120)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经济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陆杰荣，男，辽宁大连人，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文博，男，辽宁抚顺人，辽宁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讲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研究”(19AKS003)；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再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LDQN201900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刘艳，女，北京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17BZW17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文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张积玉，男，陕西陇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部数字出版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张仲实文集》(12卷本)副主编。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张仲实文集(12卷本)“(基金办[2014]1号)；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张仲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2020DS013)。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文学研究”。摘要：抗战期间，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率领的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伊犁之行，是新疆学院及新疆现代史上一次壮举，是边疆各族民众在中国抗战史和文化教育史上书写的光辉一页。因此次活动与杜重远在新疆惨遭杀害冤案关联，曾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张仲实写作于1939年的《伊犁行记》，完整、真实地记录了工作团赴伊犁进行抗战宣传和社会考察活动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呈现了1930年代末伊犁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现状和民风民俗。探析《伊犁行记》，不仅可以从中全面了解工作团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工作、活动及其成员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精神状貌，而且也可以看到边疆各族民众辛勤建设新疆、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作者作为著名学者独有的写作特色。《伊犁行记》作为目前已见唯一一篇当年即时完稿的叙写工作团活动的文本，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关键词：《伊犁行记》；张仲实；杜重远；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新疆大学校史；新疆抗战史—、引言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宋子昕，男，北京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同乐，男，赵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华北蝗灾危机与对策研究”(09BZS04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历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赵世超，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历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刘立云，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安财经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明清时期川西藏区陕商研究”(18XZS040)；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清代川西藏区民族融合的多维度历史考察”(2019-GMH-00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孔祥利，男，陕西宝鸡人，管理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谌玲，女，河南信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金融效率视角下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路径设计”（2019TS02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李忠，男，陕西吴起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知识变迁背景下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GERP-20-2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会项目“不确定知识背景下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B-2017Y0902-15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教育·教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周洪宇，男，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训华，男，江苏滨海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百年留美生教育学博士论文的知识视域（1910—2010）”（BOA19003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教育·教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叶俊，男，江西玉山人，新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19BXW00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齐爱军，女，山东德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19BXW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研究”（17CHLJ37）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摘

Historians）。这两个重要事件昭示出：新加坡想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雄心。1962年，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63年创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王琳，女，山西岢岚人，艺术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基金项目：第1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清代及民国西北方志中演剧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19T120875）；第6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民间演剧与清代及民国方志著录戏剧史料研究”（2017M620437）；2018年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民国前陕西方志演剧史料研究”（2018-11-14[No.173]）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世界史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易继明，男，湖北公安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胡小伟，男，湖北随县人，法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美网络空间治理比较研究”（18JZD040）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法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文雷，男，北京人，管理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重二元结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17BSH11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梁正，男，山西太原人，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新兴产业全球创新网络形成机制、演进特征及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71810107004）；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领军人才支持专项项目“新形势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研究”（2019THZW）；2020年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敏捷治理视角下数据治理的原则、框架与政策工具”（20200608CG080707）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任保平，男，陕西凤县人，经济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18ZDA03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经济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苏畅，女，黑龙江拜泉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亚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挑战研究”（20BGJ07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李琪，女，河北衡水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常务理事。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9ZDA130）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张俊列，男，甘肃天水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立美与成美：课程美学实践应用机制研究”（BAA19023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教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陈卓，男，湖南怀化人，教育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政课建设研究”（19VSZ123）；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20NDJC200YB）；2017年度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浙教办高科〔2017〕68号）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教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崔波，女，山西太原人，法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文化共识的中国版权输出供需错位矫正与绩效评价研究”(18BXW038)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新闻传播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王颖，女，山西阳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季为民，男，山东梁山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9ZDGH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19BXW00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新闻传播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徐建委，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史记》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赵望秦，男，陕西临潼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高文智，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D1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史记索隐集注集校”(17FZW005)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史记》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刘青海，女，湖南华容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诗词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机制研究”(18JZD02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王子今，男，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王蓓，女，陕西西安市人，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2020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关中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研究”（2020ZD2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仇华飞，男，江苏宝应人，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C00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刘景纯，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7JJD77001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中国史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杨迪，女，陕西西安人，美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师资博士后；邵军，男，湖北天门人，美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宋夏美术交流与中原风格的传播’（18BF091）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艺术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孙文忠，男，黑龙江佳木斯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美术设计学院教授。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当代山水画发展与创新研究”（08K007）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艺术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杨军，男，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汉唐东北边疆研究’（17VGB008）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中国史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赵卫国，男，山西大同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翻译与研究”（13XZX017）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西方哲学研究”摘

音乐·拾间作者简介：肖士英，男，陕西蓝田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多重内涵及其统一性研究”(18BZX002)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西方哲学研究”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