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李琪，女，河北衡水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常务理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9ZDA130）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摘 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人文交流合作作为其建设发展的础石之一，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使一个由诸多国家、多样民族、多种宗教、繁多语言、多元文化群体共同参与建设的综合性、跨区域性合作组织砥砺前行，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成为国际秩序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构建人文共同体凝练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之一，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涵。“一带一路”建设为之提供了更为务实的实践路径。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与全球性疫情相叠加，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内部机制建设和抵御外部渗透干预，应对“文明霸权”的挑战。我们应在回眸上合组织人文交流历史成就的基础上，针对现存问题，就如何通过文明交往互鉴，协调成员国分歧差异，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能力进行预应思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共同体
人文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涵盖人类创造所产生出的各种成品在空间及时间上的总和。人文交流即文化交流，是人类不同主体之间文化领域核心元素和精华部分的碰撞汇融、有无相通。狭义而言，也指人员、产品的文化性交流和民心沟通。文化交流自古有之。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堪称全球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跨区域性合作组织；凝聚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18个国家；所覆盖的广袤地带曾处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和文化的发祥地或摇篮；是世界上文明最丰富多元的区域。自古，其先民就取道漫长的“丝绸之路”进行物贸和文化的交流，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尤其是，上合组织８个成员国山水相连、国土毗邻；许多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为交流合作，共建命运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底蕴。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安全合作始终是其建设和运作的重要指向，经贸合作是其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动力，而人文合作则是其组织发展和事业兴盛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人文交流、和谐共生已成为上合组织国家间互联互通、凝聚力量和维系发展的精神纽带。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国际格局调整，许多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国家如何命运与共、砥砺前行，开启未来新篇章？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在2020年11月10日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0次会议上提出“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维护安全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同体”“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从多维度把握了世界大变局走势下，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历史进路。
“构建人文共同体”是在科学总结国际和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概念的生成逻辑是以秉持“尊重多元文明”为基本原则，以“新文明观”为全球治理模式的致思路径，以构筑“文明之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为实践指向；彰显了中华文明“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历史价值观；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凝练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之一，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涵。
一、“尊重多样文明”：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本质内涵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确立，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联系为本，尊重多样文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商、共建、共享，谋求共同发展为宗旨和准则。1996年“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五国，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安全问题之后，逐渐发展到地区安全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2001年６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并继承和恪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上海精神”，将其作为指导该组织建设发展的灵魂。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长壮大，以尊重多样文明为立论的“上海精神”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基于历史基础，承载与时俱进的新使命，建设人文共同体更为深广的发展空间文明在碰撞交融中发展，民族在开放包容中共存。俯瞰上合组织涵盖的区域版图，占据了亚欧大陆的3/4；覆盖的国家居民数量达到世界人口的将近一半。回眸历史，现今上合组织国家所在的广袤空间承载着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浩瀚文明。其辽阔的地理范围，地缘关系独特，众多族群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多源文化荟萃；是连接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友好通途。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源远流长。早在二千多年前，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族群就扮演着文明传播者和融通者的重要角色。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欧亚陆路交通，为众多民族的迁徙、接触，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使“草原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连通，促进了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样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奠定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文明对话的优良传统。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中国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等东西方文明，沿着伟大的“丝绸之路”，在这一地域范围相连接而交流，相比较而共存，相涵化而发展，相混融而创新。“文明交往，包容互鉴”是现今上合组织国家所在地域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和鲜明特征。这一历史取向传承至今，将亚欧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大多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拓展国际合作、深化和衷共济的外交政策。2013年３月，习近平于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同年９月和10月他又在中亚和东南亚访问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５月14日，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强调，“一带一路”构筑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方案。同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６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是上合组织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在会上，他提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开创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早在175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普遍交往”的学说。其中论证，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两位伟人在《共产党宣言》中诠释，“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因是由于人类生产活动的不断扩大和新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马、恩提出的“普遍交往”学说的概念，是以大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之世界性，同“交往发展”之必要性的相互统一为立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国际形势走向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和文明精髓“和合观”，以新的视阈，提出了一系列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他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他还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主张。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尊重多元文明”是上合组织建设的基本要素，是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原则。这些理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交往理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核心理念均体现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模式之上；为上合组织的建设提供了更为系统、更深广的发展空间和设计蓝图。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人文交流合作作为其建设发展的三大础石之一，从实践成果到理论提炼，逐渐形成构建人文共同体的观念体系，使一个由诸多国家、多样民族、多种宗教、繁多语言、不同价值观选择的多元文化群体，共同参与建设的综合性、跨区域性合作组织，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成为国际秩序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在数千年的欧亚交往历史中，文明交流是基石。源远流长的文明交往史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育了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共通理念，并成为相互之间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天长地久的历史积淀和基础保障。面对当今世界的变革和挑战，上合组织国家从历史沉淀中汲取经验智慧，在维护文化多元，精诚合作、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凝聚力量、筑牢基石、打造平台、拓展空间，共享和平、共谋发展、共求繁荣。（二）“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对接，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涵的“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的精髓。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务实的实践路径。上合组织国家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是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支持者和践行者。“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项目不仅途经和惠及上合组织各国，而且诸多计划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实施的，许多问题和风险也须在上合组织相关机制的协调下解决。上合组织作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关键平台，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一带一路”与“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为相关国家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多样化途径；将促使沿线国家推动区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量和质的飞跃。上海合作组织的灵魂“上海精神”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均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文明交往维度为首要条件，认真对待不同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及其政策，推动沿线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营造多元文化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建设一条人类文明和合共济之路。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上海精神”的确立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基础；鉴于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自然联系，二者的对接已成为成员国许多领导人的热门话题和关键词语。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而做出的努力不谋而合；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可以带来良好的结果。一项倡议和一个国际组织两者虽属性类别不同，但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却异曲同工，具有相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遵循“尊重多样文明”“和而不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追求多极世界，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宗旨与所谓“文明”西方大国坚持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文明中心”等主张完全不同。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文化形态，包容互鉴、文明交往、民心相通，是上合组织国家破解当今世界面临格局重组、秩序调整、情势复杂的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深化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惠、安全合作的前提，是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基本。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上合组织不仅发展成为稳定的综合性多边合作机制，而且成为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构建和推动欧亚区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二、“新文明观”：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
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意旨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以“以史鉴今”的深邃视野，思考和把握新时代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与时俱进而做出的理论概括和凝练。面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上合组织国家亟待回答如何打造命运共同体，如何协调区域职责与全球治理使命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坚持以多元文明，多元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特征的新文明观，成为上合组织建设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新文明观”是构筑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进入复杂与多样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６个国土毗连的地区性国家面临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以及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彼此之间的发展共感性、安全共鸣性、命运共同性和利益共识性日益加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个别强势主体却极力推崇“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在文化方面表现为“文明冲突论”“文化优越论”和超越了一切文明差异的“普世价值观”，积极扩张西方文明，将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和文化载体输入世界各国，认为“自我文化”是世上最优质的文化，是衡量一切“他文化”的标准，进而鄙视、排斥、打击、污名和抹杀所有“异己文化”，以文化主宰心理，进行“文化力量”和“话语权利”的角逐和交锋，推进其所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直接导致了“文明霸权”的产生。然而，文明交流始终与世界历史的演进相伴而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欧亚大陆不同文明、区域、国家、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不断增强，各国的共同利益陆续增多，合作意愿日趋强烈。上合组织亟待营造有益的安全环境，提升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鉴于南亚联通中亚，两个地区之间密切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关系，南亚日趋恶化的安全形势直接关涉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过慎重抉择，于2017年实现首次扩员，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正式成员国。2018年６月９日，习近平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上提出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上合组织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深刻内蕴。2019年６月12日，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再次强调“新五观”。这五大观念概括总结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丰富了上合组织国家团结互信、安危与共、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合作理念，有助于推动该组织应对时代变局，在新起点上行稳致远。“新文明观”意指上合组织国家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自主选择，推进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谐发展。“新文明观”是构筑“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奠定民意基础的关键。基于“新文明观”，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本着相互尊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原则，进行广泛的人文交流合作。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人文交流已成为各国磨合、凝聚、发展的粘合剂。相关国家不断提升各自的软实力水平，开展文化外交，推进人文交流，在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媒体、环保、卫生、旅游、青年、民间组织、体育等领域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多边和双边合作；为确保区域和国别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文化外交”是实践“新文明观”，运用于现当代国际关系范畴的重要路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公共外交的基础，体现为一个国家通过文化、科学、教育、语言等多领域、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和信息项目，与区域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人民建立、保持、促进和发展外交关系，以提高本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概言之，“文化外交”就是通过与文化有关的外向型交际活动，扩大域外影响，建立互利、互信的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种外交形式。其目的是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塑造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文化外交”的基本原则是正义平等，尊重和承认文化的多样性，通过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维持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文化外交”一词始现于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历史学家A.B.戈鲁别夫（A.B.Голубев）将当时通过科学文化途径，促进国际交流，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改变国民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状况，在加快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特征，定义为“文化外交”。美国学者F.巴格霍恩（F.Barghorn）也将那个时期利用文化纽带，加强外向交往，促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情境，称之为“文化外交”。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们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标志，成为重要的外交资源，用于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增进不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认知。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和外向活动机制中最为灵活、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中。当今时代，“文化外交”、人文交流已成为国际行为主体外交事务范畴的重要因子。20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遵循“上海精神”，通过“文化外交”，秉持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原则，进行“新文明观”的实践，聚同化异，凝聚共识，推动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这种理念和实践路径与那些固守于特定文化或意识形态，坚持以对抗作为理念，以冷战思维作为范式，以强权政治作为原则的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具有实质性区别。上合组织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视野推动地区合作，成为向世界展示“新文明观”思想内涵的示范平台。三、“文明之路”：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的实践要求和有效途径
在新的历史时期，上合组织国家均处于发展振兴的紧要阶段，都冀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各国须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应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建成一条伟大的“文明之路”。这条多元包容、兼收并蓄、融通互济、民心相通、价值共识的“文明之路”旨在传承弘扬亚欧地区和人类世界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促进上合组织责任区各国人民的情感交流、理性认知和彼此文化认同，是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的实践要求和重要途径，是实现上合组织各国人民共发展、共繁荣目标的基础工程和精神支撑，是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必由之路。（一）筑“文明之路”，构建“人文共同体”，奠定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共识基础在现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人文交流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元素，也是上合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人文合作是该组织内部不断发展的互动领域之一。在当今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民族、宗教、文化多重矛盾激化累加，国际安全挑战复杂多样的大环境下，建设一条伟大的“文明之路”，进而构建更高层次的“人文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加强国别和区域间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而且具有维系和凝聚组织内部关系的桥梁作用，可以间接地促进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这对于上合组织国家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价值导向和塑造作用。中国有“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的箴言规谏，波斯有“人心之间，有路相通”的谚语韵句，均告知人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坚持交流互鉴、和谐共存。“唯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中亚国家的专家指出，“如果仅靠经济实力至上，抑或经济存在的扩大并不能保证民众的相知和认同”。2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道相通、心相知、力相合是新时代上合组织发展的根本保证。上合组织是新型国际组织，以包容开放、互利共赢为基本理念。人文交流合作同安全合作、经济合作是其组织发展的三大关键领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心相通”则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重要内容。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建构，均以尊重和挖掘不同民族国家文明的价值资源，而共谋发展为理念基础，超越和突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自我利益中心观”“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异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战争’”“文化接触产生摩擦”等“国家本位”和“西方文明特有论”的价值取向。20年来，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正是源自于尊重文明差异，多元文化平等共存，且秉要执本、固本开新。其创新模式已通过践行“上海精神”得到了最佳诠释。沟通、理解、认同与交融，需要滴水穿石之力。上合组织通过建立多层次包容互鉴的人文合作发展机制，搭建多层级的合作平台，开辟多样化的合作渠道，创新多元化的合作模式，打造多类型的智库形式，促进各国共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文明之路”，凝聚人脉资源和社会力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维护成员国良好关系，合力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二）通过“文明之路”，构建“人文共同体”，强化上合组织职能体系和协调机制建设上合组织涵盖的各个国家在政治文化、民族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我们将这些国家的关系，置于科学分析的框架中去解读，那么会发现：其中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还存在着各种分歧、矛盾与碰撞、摩擦；需要完善机制建设，进行不断的制度化协调、达成共识、促进互信，使各国间形成共同的目标，达成合作的默契。而通过“文明之路”，汇融多元文明，彼此增信释疑，构建“人文共同体”，则是上合组织发展中职能体系和协调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当今世界，新型国际关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进程的自然结果。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上合组织具有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三大目标。“上海精神”是衡量上合组织国家关系的标准。2015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指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社会，成员国重视维护国内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和谐，巩固各民族、宗教和谐共存的悠久传统，开展有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参与的跨文明对话”；“在成员国公民心目中，以及国际和本地区塑造良好的正面的形象。这有助于拉近成员国及其人民间距离，加强他们之间的睦邻与信任”;“成员国将在人权领域开展协作，采取共同步骤应对国际论坛上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和对抗气氛，遵循平等合作原则、尊重当代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社会同等重视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类人权”;“成员国尊重根据本国历史经验和国情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与进步，遵循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反对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边施压”。2013年中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上合组织民间外交中心”，2021年塔吉克斯坦成立了“上合组织友好合作中心”。20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虽然高度重视人文交流，深化国家间、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文化传统和习俗，但是在某些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文化上的隔膜和交往上的不畅，进而导致互信的缺失。这不仅影响到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而且还影响到组织发展潜力的挖掘和内部关系的和谐。这正是缘于彼此之间的不相知和不了解。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上合组织亟待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营造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人文环境，使上合组织在国际和地区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为建设民主的、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做出积极贡献。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共同体的实践推进状况与旨归
位于欧亚地区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大相径庭。文化交流、教育合作为上合组织责任区各国的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相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构建“人文共同体”正是用以维持、规范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依存关系，维护共同利益，引领欧亚人民，迈向更高目标“命运共同体”的活动载体之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上合组织国家和人民发掘睦邻、团结、协作的巨大潜力，在经济、贸易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人文交流方面，以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为指向，进行实践、运作和模式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教育资助、合作办学、学术交流、智库建设、信息共享、媒体互动、联合申遗、医疗旅游、互设文化中心、科技园区等方面，无论是文化产品的交流，还是人员的文化性交往，均开辟了项目对接、机制对话、教育开放、艺术互动等新的路径。互办文化年、语言年、旅游年、艺术节等创新形式不断拓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推进构建人文共同体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促进欧亚地区各国和人民的世代友好注入了强劲动力。（一）进行跨国教育合作，促进跨文化交流，为上合组织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奠定基础当今世界，跨国文化交流已成为国之外交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跨国教育合作以跨文化交流为本质属性，已成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用国际合作交流，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选择。通过跨国教育合作，不仅能够学习和吸纳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提高本国人才质量，而且能使受教育者掌握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普遍规律，引导青少年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人类社会诸多文化现象的交融与共生，培养和塑造新生代承认、了解、认知、欣赏和尊重异质文化的价值观念，淡化和消除“文化中心论”，实现文化平等，促进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的碰撞涵化、并尊交汇和存异并弘。20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倡导跨国教育合作和跨文化交流，使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人文交流合作呈上升趋势，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和俄罗斯积极提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以多边形式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合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和网络大学的活动提供联合支持。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在中国高校已经确立了重要的学科地位，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诸多大学亦纳入高校课程。2007年８月16日，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2008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诞生，建立了成员国“无国界教育”的创新模式，迈出了上合组织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为成员国新生代的继续教育创造了机遇和条件。2010年４月，上合组织成员国高校之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合作备忘录，形成了成员国高校间的非实体合作网络。“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由来自成员国近80所院校组成，设置有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纳米技术、IT技术、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按照商定联合培养方案培养高水平人才，其中包括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开办各类教师、科研和行政管理人员培训班；联合组织和开展科学研究项目；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建议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校长论坛”定期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建校10多年，培养了2000多名接受高等专业教育的大学生。中国和俄罗斯还提议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教育体系发展和现代化经验交流机制，扩大联合培训不同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的合作计划。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文交流合作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教育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领导人曾经拟定2020年双方学生交流人数达10万人的计划，2019年上半年双方交流学生人数已超出９万人，标志着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据俄罗斯联邦科技教育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已有200所俄罗斯高校和600所中国高校建立了伙伴关系，签署了2500份合作协议。至2018年，在俄罗斯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达39239人。据2019年９月俄罗斯的统计数据，中国留学生分布在俄罗斯85个城市中的305所大学学习。在中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俄国人有19239人，俄罗斯开办了22所孔子学院和中文课堂。中国建立了22个俄语中心作为双边合作研究彼此语言文化的重要平台，促进了俄文和中文的普及。2018—2019年，中国俄语大赛在上海、北京相继举行。2019年４月，第四届中国国家通用语言奥林匹克竞赛在莫斯科进行。2018年1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了以“俄罗斯和中国的语言政策”为主题的国际文化论坛。据俄罗斯统计，全俄参加中国国家通用语言奥林匹克竞赛的中小学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18—2019学年，参加中文奥林匹克竞赛的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到542人，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30个单位的57名儿童进入决赛。自2018—2019学年以来，俄罗斯设立了中学生中文水平统一测试系统，成绩计入高校录取总成绩。2019年，俄罗斯联邦33个教学单位的182人通过了考试。俄罗斯专家认为，这使“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在培训高素质人才方面成为可能。上合组织人文交流机制的形成为成员国加强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依托和保证。在上合组织人文交流机制的支持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与中亚地区山水相连，拥有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文化联系源远流长。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坚实的基础。人文交流、教育合作是深化双边或多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近30年，文化教育合作日益频繁、不断拓展；诸多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促进国别之间的友谊、加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高校以“2+2”模式合作办学、互认学历初具雏形。2019年在中国学习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达到2000多人。同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学龄前教育领域的合作有了重大突破。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开发和引进幼儿教师培训远程教育课程。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受欢迎的留学国家。目前在中国学习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近1.5万人。鉴于上海合作组织为成员国公民提供免费培训，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国家的教育补助金和奖学金数量逐年增加。在中国高校学习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99％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资助。2018年在中国学习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达到14224人，其中1300多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2500多名学生获得中国省（区）地方政府奖学金资助。与10年前比较，在中国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增加了14倍。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社会舆情与孔子学院研究所对在中国14个城市学习的400多名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的访谈样本和调研报告显示，被访谈者中哈萨克族的占97.1％，20岁左右的青少年占30.2％，首次出国留学的占85.3％；自费留学生占64.6％，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占32.7％，获得哈萨克斯坦奖学金的占2.7％；在专业选择方面，36.9％的人选择“中国语言和文化”专业，32.6％的人选择了经济学，其中包括国际贸易、公共管理、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等专业，10.7％的人选择法律专业，其他的人选择石油、建筑和工业设计等专业。受访者在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标国的理由方面，以中国签证方便、学费合理、住宿条件良好、紧急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援助为由的占49.6％，以教学质量具有保证为由的占41.8％；学习成绩良好的占65.8％，优秀的占21.2％。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已有数百名阿富汗留学生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高校学习。2018年１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在中国支持和参与之下，在阿姆河右岸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铁尔梅兹市建立了“阿富汗公民培训教育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目标是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签署的高等教育、中等专业和职业教育的合作计划，根据阿富汗经济发展需求，培训语言、能源、铁路运输和服务业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学制两年，授予学士学位，互认学历。至2019年底，已有100名学员在该中心接受培训并获得相应的学位。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与中国合作，将铁尔梅兹阿富汗培训中心学员数量增加到400人／学年；为阿富汗建设马扎里沙里夫—赫拉特铁路培训3000名技术工人，并在这个培训中心合作培训阿富汗农业专家。在上合组织的人文交流中，孔子学院曾为增进各国语言文化的相互沟通理解发挥了桥梁作用。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俄罗斯有21所孔子学院；中亚４个成员国共有12所孔子学院，其中哈萨克斯坦５所，吉尔吉斯斯坦３所，乌兹别克斯坦２所，塔吉克斯坦２所。哈萨克斯坦塞富林农业技术大学建立农业孔子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为正规本科院系。它们为上合组织国家的合作办学提供了示范。吉尔吉斯斯坦孔子学院和中文课堂在读的各类学员总数已突破1.6万人。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有10000多青少年通过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等形式学习中文。至2019年12月，塔吉克斯坦约有6700名公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为了推进新时代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人文交流合作，成员国的孔子学院在以往以语言教学型和文化传播型为主要特色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内涵建设和功能规模的转型，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和成员国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实际需要。跨国家、跨区域的教育合作是当代社会发展和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化要求的必然趋势。有中亚专家指出，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已成为上合组织融入欧亚地区和世界的主要形式之一，使上合组织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吸引力；如果上合组织不建立联合协调的教育计划，那么该组织将不会成长为“一个以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为宗旨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进“文明之路”建设；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教育影像和教育政策的认知和了解，拓展了人文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二）加强科学技术合作，为地区发展和应对公共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当今世界正在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加强科技创新和国别之间的交流合作，对于各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2018年６月９—10日，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发表了成员国领导人《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成员国首脑指出，积极开展卫生应急、居民卫生防疫保障、打击假冒医疗产品、防止传染病扩散、慢性病防控、传统医药、医学教育与科研、落实促进国际发展的合作纲要、医疗服务、医务人员交流、保障食品安全及质量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居民健康，促进卫生发展和创新合作。2018年10月11—12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2019—2020年科研机构合作务实措施计划（路线图）》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授权的主管部门间跨境动物疫病联合防控和检疫技术合作备忘录》。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服务是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合作的重点取向之一。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新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2019年６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9次会议上指出，“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是国务院批准的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农业自贸实验片区。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落地杨凌示范区，这里聚集了农、林、水、牧等领域64个学科的4000多名科技人才。目前，杨凌在小麦育种、旱作节水农业、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家畜生殖内分泌与胚胎工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沙漠化防治、森林培育、园林绿化、果树园艺木材加工与综合利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居全国领先水平，部分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是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平台，重点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交流；先后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塔坦、吉尔吉斯斯坦等20多个丝路沿线国家签订了相关协议，涉及农业节水灌溉、花卉苗木种植、畜牧养殖技术及管理等多个领域，先后开展了300多个国际农业交流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哈、中吉、中乌等８个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园区，为中亚国家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撑，主要实施节水农业、良种繁育生物工程等项目。“中国—哈萨克斯坦苹果友谊园”是其中项目之一。至2019年６月，杨凌示范区已经举办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及相关国家的农业技术研修班20多期，培训内容涉及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农业发展、山羊和肉牛养殖、节水灌溉技术、水土保持、农业生产环境调控等多个领域，已累计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400余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农业官员均参加了培训。农业技术的培训和农业技术设备的输出，扩大了上海合作组织人文交流的空间。“技术推广＋市场需求”相结合，成为上合组织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路径。2019年５月，上海合作组织医疗机构和企业在中国广西防城港市成功举办国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各方达成诸多合作共识。６月14日在上海合作组织第19次比什凯克峰会上，习近平提议，在中国防城港市建立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医学创新合作，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发挥传统医学优势，改善民众健康，提高医疗卫生水平。2020年，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集中签约、开工和竣工项目18个，总投资397.47亿元。20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向各国派遣医疗专家组，配备了医疗通讯设施，建立咨询诊断中心，举办了“上合组织组织国家卫生保健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传统医学：现状、前景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劳动力市场医生和药剂师的需求与流动性”“上合组织组织国家医学中的纳米生物技术：纳米诊断学和纳米医学”等一系列医学交流论坛。2020年爆发的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不仅给人类社会的公共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也是对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上合组织国家均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各国经济实力、资金状况和科技水平参差不齐。中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在中亚地区，由于医疗资源欠缺、医学专家匮乏，40％的人口难以得到医疗救助。面对百年来最为严重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分地区、国家、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2020年５月22日，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先生指出，“借鉴他国经验，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尤为重要。上合组织国家从高层到部门机构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分享防控经验，相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上合组织国家始终将合作抗疫视为基本原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艰难之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首批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中亚国家疫情蔓延时刻，中国提供多批次急需抗疫物资，派出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中亚各国，分享诊疗经验，进行医疗救治。2020年６月15日，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在塔什干市启动运营，以弘扬两国传统医学。这是中亚传统医学领域的首个重大联合项目。2020年７月30日，上合组织传统医学论坛视频会议以“发挥传统医学独特优势，团结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为主题，在中国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各分会场举行，旨在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携手打造上合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某些西方大国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沸沸扬扬谴责东亚、东欧和中亚国家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和隔离政策是“无视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上合组织及时启动了协调机制，提出加强生物科技合作和生物科技创新，联合开展疫苗研发，并在医疗卫生设备、医疗科学技术、医学防御经验和信息交流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成员国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本，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人类共同家园产生了有益影响。目前，上合组织正在积极推进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开展相关城市之间的旱作农业种植和育种合作，拓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生态、节水灌溉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合作。构建上合组织的科技创新载体，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促进上合组织科技成果的转化合作，提升科技孵化、技术开发、技术标准、工艺设计，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5G合作、信息通讯技术等，培育上海合作组织的增长点。（三）实施旅游合作和历史文化遗产的联合发掘，推进各国文化事业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不仅在于提升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合作层次，而且有助于我们抢救、挖掘和保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诸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恢复其真实面貌，弘扬其优秀传统，这对于加强上合组织各国共同利用和继承“丝绸之路”承载的历史文化资源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记载的1092个遗址中，有135个（占12.4％）遗址位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的科学考察和文物古迹保护与修复项目中，1/9位于上合组织涵盖国家和地区。上合组织地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见证了古代亚欧大陆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多元文化特征。2000多年来，欧亚地区众多文化异源或异质族群，通过伟大的“丝绸之路”进行文明交往，多元文化差异包容，互动杂糅，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促进了沿线各国的发展。巍峨的天山山脉连接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千山万水，古老的“丝绸之路”融汇了彼此之间的历史文化，共同享有多项历史文化遗产。各国协力做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2016年由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陕西省文物局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体育部共同主办的“丝路之都——陕西省文物精华图片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丰富的展品展示着中—哈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和独特魅力，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2017年５月12日，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联名发表了《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为“丝绸之路”文明古国，将共同致力于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传承创新，让中—乌文明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家在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地区和苏尔汉河流域开展的联合发掘和遗址保护的合作工作已近10年，成果斐然，两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从宛都到长安”的联合展览。2018年，中国政府以无偿援助的形式向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拨款4.5亿元人民币，用于历史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古迹遗址的研究和修复。两国考古学专家首次进行了吉尔吉斯斯坦红河谷古城遗址联合考古发掘和佛教寺院的遗址勘探。2018—2019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举办了丝绸展、艺术品展、博物馆互展等活动。目前，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联合考古卓有成效。广袤的中亚大地既是人类社会诸多文化现象的发源，也是世界文明中心交流的媒介。古老的“丝绸之路”融汇了欧亚各国人民的历史文化。那些人类文明宝库中丰富灿烂的珍贵遗产，既有深厚的本土根源，也有众多外来文化基因的借鉴和融通，显示出不同历史文化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扩大丰富和彼此关联，促发了相关国家间新的文化共有性因素的共享。上合组织国家深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联合发掘、研究和保护，不仅加强了双边或多边的传统友谊，增进人民对文明交流史的认知和了解，而且这种历史和现实的默契与关联，将成为上合组织国家和平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纽带，为各国互利合作带来更大动力。旅游是增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沟通情感的有效方式。上合组织所在地区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大多数国家都将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领域。国家间、地区间旅游业的协作对于推进上合组织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举措，俄罗斯放宽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旅游规定。近年来中国赴俄罗斯的游客每年以15％—20％的增长率提升。根据俄罗斯旅游署统计，2017年俄入境游客数量同比增长14％，达近８年峰值，其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接近100万人。2018年中国赴俄罗斯的游客总数超过150万人，比2017年增长约20％。据世界无国界旅行协会的数据，2015年有53.7万中国游客赴俄，2018年中国赴俄游客人数达110万人。2015—2018年每年增长约20万人，通过免签证赴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2018年比2015年翻了一番。2019年赴俄罗斯的中国游客达到200万人，形成中国人赴俄旅游潮。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内旅游事业发展，加强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乌兹别克斯坦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大学。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首个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游的目的地，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游客实行电子签和简化签证手续，2017—2019年中国赴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增加了两倍。2017年为2.2万人，2018年3.4万人，2019年１—９月3.3万人。从2020年１月１日起，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人实施７日免签，将进一步扩大游客量。一些跟进项目的签订促进了景区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环境的提档升级。“丝绸之路游”“历史文化游”“民俗风情游”“养生健康游”“生态游”等目标定位展现了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综上所述，旅游合作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各国旅游和文化遗产项目的对接，不仅可以改善旅游景点和遗产所在地的生态和人文坏境，而且可以拉动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当地群众的就业，为加强国家、区域乃至世界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实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和谐共处，提供了新的、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契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途径。（四）智库、媒体合作，艺术、体育互动，青年、妇女和民间组织论坛拓宽文明对话之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人文合作领域逐年扩大，国家间文明对话不断加强，各国和各族人民相知相近日益深化。自2016年上合组织秘书处启动“上合组织——我们共同的家园”综合项目规划以来，各成员国文化日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相继举行。2020年12月４日以“弘扬上合文化，共筑上海精神”的为主题的上合组织国家儿童画展在上海开幕，来自上合组织18个国家的200余幅作品和儿童图书参展。另外，每年一度的“上海合作组织马拉松”赛事已成功举办四届。这项活动不仅是世界上首个以国际组织命名的体育赛事，而且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发展文化健康产业的官方认定重点项目。上合组织成员国艺术节是展示各国优秀文化、增进各国传统友谊、促进各国民心相通的重要艺术平台。2004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一意向，2005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峰会上正式通过每年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艺术节的决议。2019年５月，塔吉克斯坦文化节在北京、西安成功举办，６月中国歌剧院中文歌剧《玛纳斯》在吉尔吉斯斯坦上演。７月由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国、合作伙伴国等18个国家57名合唱队员组成的“上合组织国家青年合唱团”参加了在中国呼和浩特市举行的“2019国际合唱周”，共同唱响和平友谊之歌。12月，由上合组织秘书处、乌兹别克斯坦驻华使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联合举办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文化日——古丝路明珠巡礼”活动在北京举行。上合组织各国在电影艺术领域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具的鲜明特色。2018年６月13日，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电影节在中国山东青岛拉开帷幕，来自上合组织８个成员国、４个观察员国的23部参赛影片和55部参展电影与观众见面。在上合组织电影节上，中国与巴基斯坦合拍的电影《天路》发布。这部电影忠实地记录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国与俄罗斯达成合拍影片并在上合组织国家发行的意向。哈萨克斯坦电影公司与白俄罗斯国家电影制片厂就电影合作签署了协议。2019年５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部合拍影片《音乐家》上映，这部影片以第一手材料演绎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几经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他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得到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救助。在此期间，冼星海创作了《神圣之战》《阿曼盖尔达》等经典作品，并修改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这部电影以真实的历史片段和国际表达再现了冼星海炽热的家国情怀和中哈人民之间伟大真挚的友谊。上海合作组织电影节以“拉紧人文纽带”和“多样文明，同样精彩”为原则，推进上合组织国家电影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影片拍摄的艺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在上合组织电影节的推动下，“上合组织国家电影制作培训计划”“上合组织国家电影人研修班计划”等应运而生。这些文化活动以其独特魅力为各国人民搭建了心灵沟通之桥，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平台，具有传承历史文化、协调社会关系、传递新闻资讯、引导广大受众的功能，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之交、民相亲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媒体交流合作是凝聚组织内在力量，维护和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桥梁。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各国的媒体交流日趋活跃，各类媒体协议的签署、各种媒体资源的交流，形式多样的媒体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2018年６月１日，上合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在中国北京举行，来自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110多家媒体形成广泛共识，联合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关于加强媒体交流合作的倡议》。倡议呼吁各国积极支持上合组织人文交流与合作，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和特点，加强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厚植民意基础；共同构建跨国传播网络，加强国际新闻报道合作，努力排除意识形态等因素干扰，客观公正报道国际事务，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2020年５月26日，中国和俄罗斯成功举行“抗击疫情，提振经济——中俄媒体智库云论坛”。中俄两国专家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俄合作、疫情后的全球治理、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种智库论坛和国际会议吸引了各国学界、政界、业界和文化界的精英研讨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为构建政治多级、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和谐世界，上合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以“推动地区和平与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间组织的使命”为主题的首届上海合作组织人民论坛在西安举行。论坛认为，关注民生、消除贫困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合作方向，呼吁各国民间组织积极推进减贫项目合作和经验共享，构建上合组织社会扶贫体系。这折射出民间组织在上合组织国家反映民愿、凝聚力量、和谐共处等方面产生的特殊影响。2018年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机制的建立表达了广大妇女的政治诉求，标志着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真正走上合组织政治、经济和文明对话的舞台；推动了成员国妇女问题的解决和妇女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它凝聚了上合组织国家的女性力量，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影响力，必将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青年是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是各国友好交往事业薪火相传的承继者。2017年在俄罗斯举行了“上合组织青年论坛周”。2018年青岛峰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及其实施纲要。各成员国积极主张和支持开展针对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从“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的建立到“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从“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再到“上合组织青年论坛”，各国加强塑造新时代青年形象，传承“上海精神”，已形成多样化的机制创新，展现出青年一代为打造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实现世代友好、和衷共济，建设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2019年１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倡导的“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外交中心”正式运营。其主要职能是推动上合组织国家间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上合组织国家青年和妇女等民间组织机构之间的友好往来，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组织艺术节、交易会、民俗和民族工艺展等活动，深化欧亚区域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的发掘、修复和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实践。2019年６月吉尔吉斯斯坦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和‘丝绸之路’国家文化一体化中心”的倡议，时任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指出：“该中心的建立将为上海合作组织空间的文化和人文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高度关切。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在自身建设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人文功能不断提升。成员国更为关注与追求“上海精神”的培养化育、国家关系的交往涵容和民心相通的认知形成。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加强媒体合作的协议》等工作路线图合作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多边文化交流与务实合作，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上合组织美好家园。人文交流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范畴的重要因子之一。文明区隔、民心不通是阻塞国际交往主体双边和多边关系畅通发展的根本症结。文明认同差异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之一，折射出“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叠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及其社会民众层面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和文明对话，以及如何展现合作者、共建者的形象，如何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思考，并尽早做出应对。第一，西方大国将人文交流政治极化，调整区域性外交政策，试图疏离上合组织作组织国家关系。近年来，西方大国将一些历史文化、经济贸易、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政治化，调整了针对上合组织地区和国家的外交政策，试图疏离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削弱其组织凝聚力。一些污名化的误导性舆论宣传，导致了个别国家部分民众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的过激。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玛利亚·希林娜指出：“随着上合组织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也不断增强。因此，美国密切注视上合组织的发展；尤其关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首先是对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上合组织国家倍感兴趣，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华盛顿在中亚、南亚特别是阿富汗的政策实施。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引起了美国的兴趣。因为美国要维持其亚太地区地位，所以视上合组织的不断加强是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势力影响的挑战。”目前，美国正在针对上合组织“特定的”成员国发动一场“信息战”和“争夺战”。第二，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责任区与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叠合，有对接机遇，也面临挑战。上合组织国家与欧亚经济联盟、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等欧亚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大都重叠，责任区也多有重合，且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和积极参与国。上合组织如何处理和协调与这些国际组织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其规划、目标和战略对接，涉及国家甚多，既蕴含着合作机遇，也存在着竞争和风险。诸如，上合组织一些成员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涉及历史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资源等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则强调“文化共源”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因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技术标准不同、政策法规不同，各国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都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形或无形的壁垒。但是这些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共同点是赞同上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俄罗斯倡导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点“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及一体化合作国家战略”“塔吉克斯坦2030国家发展战略”“吉尔吉斯斯坦2040国家发展战略”“白俄罗斯2030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等都积极推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程度的对接。鉴于此，上合组织应秉持求同存异，增进相互理解，密切合作关系，强化常态性和制度化协调机制，提升应对挑战和风险的能力，与地区各国际组织建立富有成效的协作关系，在互利合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三，高等教育实力不均衡，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成效不显著，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水平亟待提升。人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民心相通高素质人才的保障，就没有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民心相通，教育先行。教育政策的沟通是推动上合组织人文合作领域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基本保障。虽然上合组织人文交流合作取得发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实力和发展水平不均衡，与实际需求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各国之间对相互的宏观教育模式、教育政策及其信号变化的关注和研究，对彼此教育领域重大规划项目对接机制的认知都显薄弱。目前的合作大多处于初级阶段。“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建立12年来由于资金来源以及在成员国中的推动程度各有不同而成效不显著。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水平亟待提升。设立在上合组织各国高校的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民间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了中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办学模式，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但是随着“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各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孔子学院的功能、规模和内涵建设与实践需要具有一定的差距。孔子学院不仅要培养熟悉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民风社情的人才，更需要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并熟知彼此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以及能够针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提供智力支持的人才。第三，旅游业现状与发展需求不配，亟待强化设施建设，应由景点数量扩张转向服务质量提升。上合组织国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共同发展旅游业是各成员国最具共识的合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采取各种措施开发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在国际旅游领域呈现出积极态势。但是在旅游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协议、推介会等层面，旅游市场现状与发展需求不相匹配，突出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旅游运营能力不足，餐饮住宿接待能力有限，配套服务不周，灰色旅游业繁荣。双边或多边的旅游合作机制和服务体系亟待有效建立或完善。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流行，旅游业是经济领域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上合组织成员国需要审时度势，桑土绸缪，思考后疫情时期如何重振旅游业，使其成为各国经济复兴的动力；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设施、增加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各国尚需根据上合组织责任区的文化特性和实际需求，选择相关项目，挖掘产品内涵，打造品牌效益，将创意驱动、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政府驱动与市场驱动统筹安排，提高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的国际化水平，务实合作，确实惠及旅游合作国的利益和民生福祉。概而言之，上合组织面临着内部机制建设和抵御外部渗透干预的内外挑战。如何切实提高和发挥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能力，仍是成员国面对的重要问题。针对现实，上合组织在人文交流合作方面须做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媒体交流合作，弥补信息真空，营造客观真实的舆情环境，增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互通有无，彼此理解，建构和谐稳定的交际平台，在涉及国际关系重大问题和成员国核心利益等相关问题上，发出“上合组织之声”，提供“上合组织方案”。第二，加强互联网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网络安全流畅，确保上合组织成员国学术研究、教育合作、信息交流、成果共享的便利通道。第三，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区域历史和国别历史的研究，展开文明对话，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近、相知和相通。第四，加强青年交流，培育新生代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和平、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进步注入持久动力。第五，加强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智库研讨机制”，搭建不同层级、更加多元的对话平台，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和评估，集思广益、凝聚智慧，探索和创新合作模式，建构保障方案和长期战略，应对挑战，规避风险。上合组织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主体和建设性力量，经过20年的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国家间和区域间合作的样板和经验借鉴。综上可见，文明维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元合作的先决条件。2019年11月２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总理会议确定了《至2035年经济和人文合作战略》，旨在建立广泛的开放、互利的伙伴关系和平等、合作的交往空间，为未来1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做出了规划预览。上合组织国家均处于发展振兴的紧要阶段，面临新机遇、新形势、新挑战，须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树立命运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意识，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打造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上合组织贡献”。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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