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基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视角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齐爱军，女，山东德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19BXW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研究”（17CHLJ37）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

摘 要：理解并阐释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基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视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创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落地形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理解这种理论话语的生成逻辑及其历史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政治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和新闻实践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自延安整风开始不断建构的一种不同于西方“客观新闻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言说体系。对于这套理论言说体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增强理论自信的前提下，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对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跨学科的、更深度的阐释和理解；另一方面，则需要在与世界对话、与新技术沟通过程中，不断生产中外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寻求理论范式的自我完善和迭代升级。

对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视角——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的政治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同时还可以在历史演进的维度上发现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范式转换和话语变迁轨迹。

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政治逻辑

（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表述的历史演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党性、人民性的话语起源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屡屡讨论的问题。比如有学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行统计，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中，至少有６次提到“党性”，６次提到“人民性”；在《列宁全集》（第２版）中至少有262次提到“党性”，有９次提到“人民性”。而陈力丹通过比较德文、英文等日耳曼族文字的构词法与斯拉夫族俄文的差异，再结合对马克思、恩格斯特定文本语境的分析，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列宁和中国意义上的“党性”概念，只各自使用过一次“党的精神”的概念；“报刊的人民性”概念，其词性也与我国政治话语中的“××性”存在较大差异。列宁在1905年《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问题，但没有使用过“党报的人民性”的概念。尹韵公也持同样的看法。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两个互不搭界、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

真正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政治概念来使用，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报刊的“党性原则”的思想，并经过不同时期的革命实践，发展出党性、人民性（群众性）作为一对概念的话语再造。首先，190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同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陈力丹认为，“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证，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观念上，应把党报党刊视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第二，在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列宁没有使用过‘党报的人民性’这个概念”，“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他把党的出版物与人民的关系概括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其次，根据陈力丹的梳理，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强调了党性这一原则。到1941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给出了“党性”的权威表述：“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1943年６月，任弼时《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在中央层面较早提出了“群众性”的问题。1942年３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概括《解放日报》改版的要点是“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较早将党性和群众性并提。此后，毛泽东在他修订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1942年４月１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1948年４月２日）中，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２日）中，都反复强调了党性和群众性的问题。最后，最早使用“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的是胡乔木。1945年８月至10月间，胡乔木随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到新华日报社发表了对编辑部人员的讲话（后来发表出来的标题是《人民的报纸》），其中谈到：“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1947年１月11日，《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起草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至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党建理论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响到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文化理论层面“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意识“一以贯之，从无疑议”。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重申了这种精神。20世纪80年代前后，基于反思“文革”的背景，出现了“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向芬认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党性与独立性问题’不知不觉被置换成‘党性与人民性之争’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文化领导权的危机”。2013年８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16年２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郑保卫教授指出，习近平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论述，“从根本和源头上解决了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误区，阐明了正确认识两者关系的理论前提，创新和发展了‘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人民话语”政治逻辑建构的中国特色

政治学者杨光斌指出，中西方有不同的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西方是市场经济—社会分层—资本权力主导—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体性即寡头政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分层—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主体性。“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最大分叉在于第三个环节，即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通过党的领导来整合社会利益，最终实现不同于资本主体性的人民主体性。”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在“人民话语的建构”这个研究议题下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学术共识。

首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林尚立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和转型背景，是“在中华传统千年帝国政治体系崩解之后，要避免大型国家分裂与分散，并迅速转型，就必须迅速重建现代政治体系”。孙中山提出“实现以人民为本、政党为核、军力为靠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体系”，其中，政党是核心，是“中心势力”。“这与西方基于代议民主和普选而产生的政党完全不同。”而现代国家的建构，需要有现代国民的支撑，需要构建政党和社会的共同体；“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近代历史之痛，需要政党进行政治动员以“唤醒国民”，政党与人民的勾连由此产生。政党必须通过打造自己的人民话语体系，来建立自己与社会的联系方式，承担起宣传主义、凝聚人民的使命。

其次，“人民话语”的中国共产党建构。周建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话语，是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由一系列关于人民的陈述构成的整体，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正当性论证，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概念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通用的概念，但人民话语的创立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话语不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有，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探索得到的成果。”“中共的人民话语建构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李建军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各种符号、意义、修辞等构成的巨大网络系统，是一个由各种话语陈述、符号序列构成的整体。吴永认为“人民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的分析而建构的一个特殊话语符号，用以指代所有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总和”。

再次，“人民话语”是对臣民话语、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的批判、扬弃和超越。对臣民话语的批判主要体现在“赋予中下层民众历史主体地位，肯定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蒋介石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复古主义臣民思想进行直接的批判；对国民性改造话语的扬弃主要体现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上，不承认抽象的国民性的存在，用具体的阶级分析取代抽象的人性分析，对中国民众持肯定而非否定的态度；对机械的阶级话语的超越主要体现在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中国复杂的阶级结构，用“包容性、开放性、统合性”更强的人民概念超越阶级概念，进行方法上的创新，从而找到中国革命真正依靠的力量。

最后，“人民话语”的政治逻辑。李冉指出，通过“人民话语”的再造，通过“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样一个“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实现了政党与社会的连接，即３个共同体的打造：“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政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政党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比如‘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革命的宏观视角和政治逻辑提出的一对颇具中国化特色的政治概念。它勾连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认同、社会动员和人的解放与发展三大价值目标与三大共同体的打造，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完成“民族—国家”解放使命的政治路径的必然结果。这一政治逻辑必然要求落实于新闻宣传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再建构。

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制度逻辑建构

政治学者郭为桂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崇高的组织使命、严密的组织体系、严肃的组织纪律的高度“组织化”政党。“组织一体化权威——既不是多元竞争式权威，也不是个人独裁式权威——引领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经验，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新闻学者向芬强调，“1936年到1945年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再造主义的十年。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方针组织起党的文化系统，并以此为契机更新党的整个组织”。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延安整风所确立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民话语”，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就是这种“组织一体化权威”诉求的一个政治化表述，是一个整体性的政治概念。也就是说，“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党性、人民性相统一”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然而，在职业化的机构生产中，对党性、人民性认知和把握上的不到位是常见的情况。一方面，党的媒体的负责人都是个体的人，他们的认知高度存在差异，战略格局也不相同，他们在组织体系内部位置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信息掌握层级。此外，他们也很容易把个人意志和思想作为编辑方针；另一方面，作为职业机构内部的新闻记者很容易科层化和阶层化，归属于某一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小组习气”在所难免。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把“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真正贯彻到新闻传播中去呢？打破新闻传播的职业生产性，建构一个职业生产和非职业生产相结合的新闻生产制度，同时把这种新闻生产制度深深嵌入组织传播体系中，使其承担起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统一的学习通道的任务——这就是延安整风所建构起来的“完全党报”的制度逻辑。

“完全党报”的制度设计，在延安时期鲜明地体现为自上而下的自觉安排，即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用理论化的语言对此进行的阐述。以往我们的研究较少关注到这一点。在陆文中，他自问自答：“要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呢？”“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的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们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书面或口头报告的事实，制成为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种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显然，从陆定一的论述逻辑里我们可以看到，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嵌入组织＝党报制度设计。

上述党报制度建构涉及党组织、媒介领导、专业记者编辑、非专业记者４类主体。在党报制度逻辑建构的过程中，一些相关的具体理念又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首先是“全党办报”与“党媒姓党”。据黄旦考证，“全党办报”的提法最早出自1930年李立三的说法：“党报是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但毛泽东是“全党办报”理念的真正推动者。他于1944年和1948年两次提出“全党办报”的思想，两次表述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次侧重指各级党组织办报，第二次强调的是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来办。“全党办报”正是对党报制度逻辑的组织层面的建构。朱清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全党办报”“凸显的是一种新闻组织与管理形式，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种媒介制度化保障。”建国后，在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的过程中，“全党办报”的制度逻辑又衍化为“大党报”的城市党报新闻制度安排。“全党办报”作为我国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被历代党的领导人所继承，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党媒姓党”的思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其次是“政治家办报”和“调查研究”。“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成熟的一个概念。据沈正赋研究，“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之前，‘政治家办报’只能称之为一种报刊现象、一种报刊实践，只有到毛泽东时代才真正确立为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其后历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初次提出是1957年４月10日，其后经过1957—1966年间毛泽东的多次言说，内涵逐渐明确，主要是讲媒体人尤其是媒体老总要能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2016年，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判断标准的树立，进一步打通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进一步明晰了“政治家办报”的具体内涵。

另外，与“政治家办报”相辅相成的是“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推行和相应的编辑部门的设置。1948年４月２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调查研究方法是让专业记者和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的重要方式，也是保证新闻真实的重要方式。调查研究与采访有相同又不相同。穆青就认为采访应该是调查研究，但是又不能在采访和调查研究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他反对带着框框去填充材料的采访。《大众日报》总编辑赵念民指出：“对调查研究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不能为‘饭碗’意识所驱使。”所以说，“政治家办报”和“调查研究”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标准。

最后，群众办报与通讯员制度的完善。“群众办报”最早是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向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党报的群众参与的重要性问题。党报作为人民事业的一部分，鼓动群众积极参与和关注才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另一方面是媒介组织制度的创新问题。组织通讯员队伍，在编辑部常设群众工作部门。早在1926年７月，党的宣传议决案就提出了建设工农通讯员队伍的任务。到延安整风时期与“群众办报”思想相结合，通讯员队伍建设朝制度化、组织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网络逐渐健全。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就指出：“如果没有广大的群众通讯员作基础，这场改革是不会成功的。”研究者指出：通讯员网的建设与壮大，不仅仅保障了稿源，而且催生了一支党的新闻干部队伍，“促成了党报从‘记者办报’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转变”。

很显然，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建构的“完全党报”的中国特色新闻制度逻辑就是打破专业机构的“文人办报”和“商业办报”的媒介组织的封闭模式，通过“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共同生产的社会贯通机制，把最高的党的领导和最基层的真正的革命主体力量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并深度嵌入党的组织系统当中去，从而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的“下沉”。这一党报新闻制度安排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面临着“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移，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和中国社会从战争割据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三大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但是党报所代表的媒介认知观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在制度安排内容上仍然呈现出明显的既有延安党报模式影响下的新闻政策产出”。

改革开放后，在“边缘突破”的制度创新机制下，中国的新闻媒体在“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改革空间内释放了巨大的经济生产力，但造成“去组织化”的现象，加之新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党媒的边缘化和弱化，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新闻媒介体制创新问题再度摆上了改革日程。

宋建武指出：“在普遍信息化的环境里，依托互联网传播技术，社会的信息沟通出现了平台化趋势。信息的传播形态往往表现为：在一个互联网应用平台上，各类传播主体对信息的分享、互动和交流。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也即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结成了新的社会关系。”这表明过去垂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扁平的社会关系，非专业记者的信息生产也正从组织系统里分离出来，成为离散的、碎片的、大规模的社会供给状态。这样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以媒体机构为主导的新闻生态正在发生改变，专业内容生产与用户内容生产合作的融合新闻生产特征成为常态；一是以混合所有制为标志的传媒新体制形成。应该说，一方面这是技术赋权所带来的专业生产＋非专业生产的真正实现；但是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传媒新体制的出现则使原来的完全的党报传媒体制难以为继。面对时代的新课题，习近平提出了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的新闻制度逻辑再建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变化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文化领导权。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逻辑建构

政治逻辑落地于制度逻辑，最终还要呈现在实践逻辑中。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为了贯彻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编辑部在其新闻实践的改革过程中存在被动和主动两种行为模式。被动行为模式主要表现在《解放日报》被毛泽东批评为对党的消息的报道不足，对党的精神宣传不够，博古经历了一个认识上逐渐改进的过程。以1942年３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为标志，《解放日报》拉开了改版的序幕。３月31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解放日报》改版前的座谈会。《解放日报》改版的结果就是在时政新闻方面，把党的会议、精神和政策放置在头版进行报道和宣传，改变了原来国际新闻放在头版的做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启了现在党报的主要报道类型——专题性政策报道模式。主动行为模式主要表现在记者莫艾的报道计划的实施。为了改变“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莫艾提出了“找一个斯达汉诺夫的典型来动员春耕”的采访计划。该计划的落实就是４月30日吴满有劳动英雄报道的出现。王润泽认为：“对吴满有报道的意义超过了报道本身，在缺乏‘党新闻’的特殊时期，能用这些既生动，又贴近现实，并有政治意义的报道充实报纸的版面，在业务上意义重大。”“莫艾的报道计划，从业务上拯救了《解放日报》，也从政治上提升了《解放日报》对党的事业的贡献。”这开启了中国特色新闻报道的另一个重要模式——典型人物报道。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典型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还能协助政治权力的延伸，在社会中形成一个非正式的、日常形态的权力网络。”“‘树立典型’就是中国共产党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以往我们认知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时候，往往习惯于从微观业务层面展开。实际上，理解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如专题式政策报道模式和典型人物报道模式，应该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进行深层结构的分析。据政治学者冯仕政的研究，中国国家的缔造过程是一个通过革命进行精神动员的过程，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动员倾向，并最终以“革命教化政体”的形式肯定下来。所谓“革命教化政体”即“国家对社会改造抱有强烈使命感，并把国家拥有符合社会改造需要的超凡禀赋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体”。专题式政策报道模式和典型人物报道模式都属于中国特色的“国家运动”方式在新闻报道中的反映，是党性和人民性的体现。即使是在灾难性报道中，也需要符合这种正向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要求。但是，由于“国家运动”功能性需要的制约，在党报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实践逻辑，依然会遵守这种正面报道为主的规约。当然，正面报道为主并不意味着隐瞒灾害信息，而是要在灾害报道中动员起社会救灾的力量来。1981年１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再次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习近平依然强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总之，专题式政策报道模式、典型人物报道模式和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逻辑建构，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制度逻辑的实践落地，其形成与变异都与国家运动的或激烈或舒缓的形式有关。因为存在一种国家运动与常规性治理交替发生的周期性现象。“随着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不断常规化，国家运动将越来越难以发动，效果也越来越差。面对这一困境，在改革以前，国家选择通过‘继续革命’对抗常规化，结果导致国家运动频繁发生，并且越来越激烈。1978年以后，国家逐渐接受被常规化的命运，国家运动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温和，发生频率越来越低。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由于造成国家运动的条件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因此国家运动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反复。尽管有这些历史插曲，但从长期来看，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趋势，因此，国家运动变得越来越温和，并最终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上述政治社会学所讨论的这种规律来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实践发生的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和“信息本位”的转向现象，就容易得多。“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运动是一枚有正反两面的硬币，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抛弃这枚硬币，而是怎样尽可能发扬其正面而抑制其反面。”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逻辑。当下，西方正在兴起一种新的新闻理念，即建设新闻学（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这种新闻理念与我国的“正面宣传为主”的内涵有其相通之处。吸收西方建设性新闻学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完善我们“正面宣传为主”的理论话语，将是需要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四、结 语

政治新闻学认为，新闻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存在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创新，我国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落地为中国特色新闻制度逻辑和新闻实践逻辑。深度理解这种理论话语的生成逻辑，理解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借助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理论成果，从政治社会的深层结构上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未来的可能走向和演进轨迹，也是本文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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