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苏畅，女，黑龙江拜泉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亚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挑战研究”（20BGJ079）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摘 要：在中亚激进主义以政治伊斯兰势力为载体向极端主义演变中，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中亚伊斯兰文化断层”是中亚激进主义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是中亚传统社会对外部极端思潮缺乏辨识能力的历史原因之一，中亚激进主义与中亚极端主义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中亚极端主义是在激进主义的巨大影响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今天在中亚各类社会思潮中，中亚激进主义与中亚极端主义仍然同时并存，相互作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反恐合作，重视新出现的安全隐患，加强人文沟通。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中亚地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
中亚激进主义是在世界伊斯兰复兴以及中亚伊斯兰复兴背景下，与中亚极端主义有直接关联的激进主义。中亚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密切相关，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对进一步研究去极端化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极端主义在中亚兴起之后，与这一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带有中亚地区独特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和普遍性特征，对于中亚的政治进程、社会变迁、安全格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在新形势的变化下中亚极端主义结合社会矛盾而衍生出新的威胁。在国内中亚极端主义的文献中，鲜有对“中亚激进主义”内涵、演变的研究，关于中亚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关联的思考也不多。笔者挖掘到一些俄罗斯和中亚学者关于中亚激进主义问题的文献史料，对其进行仔细梳理与甄别，发现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亚激进主义在中亚极端主义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试图探讨中亚激进主义从高涨到演变的历史条件和变化要素，分析中亚激进主义以政治伊斯兰势力为载体演变为极端主义的逻辑可能性，考察政治伊斯兰势力蜕变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努力探寻中亚极端主义由何而来，如何而变，以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对于“激进”一词，在《社会科学新辞典》中有如下解释：“激进”渊源于英国，后来又首先为法国所采用。在19世纪上半叶，“激进主义”多用于说明当时在英法两国主张实行男子普选权或要求实行共和制的观点。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西方所说的激进主义又多指马克思主义以及声明拥护或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左翼”党派或组织的理论见解与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的含义又有所扩大，不仅指一切与现在政治秩序相对的个人和集团的议价和行动，就是一党一派或某组织中违背多数人普遍意见的相对“左”的观点也往往被戴上激进主义的帽子。所以在今天的欧美各国，既有所谓“左派”的激进主义，亦有“右派”的激进主义，还有“保守派”的激进主义。至于自称或被称为“激进主义”的党派和集团，更是遍地丛生，俯拾即是。金宜久把“极端主义群体”包含在“激进主义群体”之内：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含义相近而又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是形式、程度、手段、方法上的，而在本质上都不是常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他进一步阐述二者的区别：抱有一定政治目的、其主张超出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在行为上采取激烈手段的个人、群体或团伙，被称为激进分子、激进势力或激进派。其中，那些在主张上和行为上更为偏激、过火，乃至达到极点的，甚至好走极端者，则被称为极端分子、极端势力或极端派。方金英对“穆斯林激进主义”的定义有较为清晰的阐述：穆斯林中的“激进主义”是在伊斯兰教名义下的激进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它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或组织为基础，以极端手段达到其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信及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行为。从上述对伊斯兰背景下“激进主义”的概念阐释看，“激进主义”涵义的关键词包括“激进行为”“政治特征”“社会思潮”等要素。中亚的激进主义同样具有上述特点，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它以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和演变，并形成了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激进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谋求在中亚建立以伊斯兰价值观为主要治国思想的政权。本文认为，在伊斯兰复兴背景下的激进主义并不等同于极端主义，二者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在一些地区，前者是后者的某一发展阶段；而在另一些地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在中亚表现得尤为突出。中亚激进主义与中亚极端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也具有本质的区别。二者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思想上，中亚激进主义奉行原教旨主义思想，同时接受了一些瓦哈比极端思想；中亚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主要来自伊斯兰复兴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激进思潮与中东、南亚极端组织的思想理论，融合了中亚伊斯兰教在本土化历程中形成的一些思想特质，其核心是瓦哈比极端主义和圣战思想。第二，在行为方式上，中亚激进主义以社团、宗教政党的方式呈现，谋求参与中亚国家的政治活动，试图进入中亚国家的政治主流，以左右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中亚极端主义通过建立恐怖组织，实施恐怖袭击，破坏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最终目标是颠覆中亚国家的政权。第三，在产生与发展历程上，二者并非同期出现，中亚激进主义萌发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亚极端主义出现在苏联解体、中亚各国建立了主权国家之后，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激化演变而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进入21世纪初，随着中东极端主义高潮蔓延到中南亚地区，中亚国家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激进主义的影响又开始加强。二者的联系在于：第一，这两种思潮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以伊斯兰为旗号建立组织、吸纳支持者，把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作为最终目标。第二，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交互影响。在中亚极端主义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激进主义的思想主张为极端主义者采纳，建立了一些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组织，意图分享新独立国家政治权力。在遭到打压后，这些组织的骨干成员逃到阿富汗分化重组，建立了以暴力为主要活动特征的极端组织。可以说，中亚激进主义对中亚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极端主义是在中亚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极端主义思潮严重泛滥，刺激中亚极端主义再度兴起，中亚的极端主义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穆斯林传统社会，催生出一批新的激进主义者。在近年全球极端主义泛滥、“伊斯兰国”起落浮沉之际，中亚极端主义受到刺激开始活跃，地区内的穆斯林激进群体向极端主义演变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令人忧虑的新现象。中亚的激进主义在中亚极端主义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联早期，中亚激进主义缺乏向极端主义演变的条件，整个地区的伊斯兰社会思潮是受到巨大压制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亚社会受到地区内部的社会思潮推动、外部伊斯兰复兴的影响，激进主义思想开始萌生；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亚五国独立、中东伊斯兰思潮的输入，中亚激进主义得到极大促动，激进势力向政治伊斯兰势力转变的条件逐渐成熟。政治伊斯兰势力既是中亚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过渡时的一种呈现形式，也是二者的载体。中亚激进主义由思潮演变成运动，其中的参与要素就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中亚国家独立前后的一些激进的、有强烈参政意图的宗教政党和社团。宗教政治组织在受到中亚各国政府的控制后，与政府的冲突升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具有极端主义性质的组织，并且打着“纯正伊斯兰”的旗号，蜕变成极端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交易、民族宗教冲突、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加剧，并对一国、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伊斯兰复兴是指从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现向伊斯兰原旨教义复归的社会现象。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伊斯兰复兴思潮兴起，泛伊斯兰思想广泛传播，有组织的伊斯兰教活动逐渐增多，关于“民族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体之争，即“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伊斯兰体制的、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等问题在伊斯兰世界广泛讨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期，伊斯兰运动风起云涌，伊斯兰世界推动着伊斯兰复兴，民间伊斯兰复兴热情高涨，伊斯兰教以及具有明显伊斯兰特征的民族、政治、社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复兴和发展。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对伊斯兰复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鼓励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深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纵深发展，伊斯兰复兴的政治化特征更加明显，一些伊斯兰政党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苏丹、阿富汗实现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在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中，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中亚的邻国或邻近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这块亚洲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朗通过向境外宣传伊斯兰革命思想、提供援助等方式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朗的一些宗教组织还支持伊斯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煽动和资助他们从事反政府活动。在这种变化下，伊斯兰教本身（而非伊斯兰复兴运动）被西方国家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土耳其受到伊斯兰复兴浪潮影响，伊斯兰政治势力增强，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冲突激烈。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巨大社会变革，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在外部伊斯兰复兴的历史背景下，中亚激进主义开始萌生，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迅速发展。中亚激进主义虽然有着深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记，但是其“政治内涵”才是这一思潮的实质，它更多谋求政治目标而非宗教意义。同时，苏联政府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长期实行限制伊斯兰教的政策，造成“中亚伊斯兰文化断层”现象也是中亚激进主义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所谓“中亚伊斯兰文化断层”是指由于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原因，近现代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没有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同步，对近现代伊斯兰文化发展中的一些大问题缺乏思考，导致的伊斯兰文化发展缓慢、接受外部伊斯兰世界影响滞后的现象。这个“文化断层”不仅是中亚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断裂，还包括中亚地区内部伊斯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缓慢发展，尤其在长达70年的苏联统治时期，中亚的伊斯兰教几乎停滞不前。由于中亚地理位置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相对隔绝，以及近现代沙俄和苏联统治导致中亚伊斯兰文化缓慢发展，中亚伊斯兰传统社会始终位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很难受到伊斯兰世界巨变直接的、即时的影响。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期，伊斯兰世界发生如火如荼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对中亚伊斯兰社会的波及却十分有限。具体来讲，18—20世纪中东的伊斯兰社会思潮涌现出伊斯兰复古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流派，各类伊斯兰社会运动也较为频繁，例如瓦哈比教派运动、赛努西运动、马赫迪运动、巴布教派运动。伊斯兰教界人士对伊斯兰传统价值观、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统一帝国论、伊斯兰教的现代化改革、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精神关系等问题有深入而持久的讨论。这些思考对于推动伊斯兰文明继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是伊斯兰教界对哲学、政治学，对国家、民族等重大问题的深刻思索。然而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到16世纪完成本土化之后虽然一度兴盛，但在19世纪以后的发展却是十分平缓的，除了少量城市建有大清真寺和大经学院以外，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文化鲜有显著建树。苏联时期伊斯兰教发展缓慢，与外部伊斯兰世界联系稀疏，中亚在苏联时期只有一所官方伊斯兰学校，即1948年至1989年设在布哈拉的“米尔—伊·阿拉卜”伊斯兰学校。总体看，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中亚的穆斯林较少受到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影响，对于一些重大伊斯兰问题的思考不多。中亚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存留也是“伊斯兰文化断层”形成的因素之一。在中亚国家，人们对身份的认同首先是民族而非宗教。2016年10月，哈萨克斯坦学者康斯坦丁·瑟罗耶什金在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对笔者表示，中亚人对宗教的意识总体上是淡薄的，“人们首先（从民族角度）区分哈萨克人还是乌兹别克人，然后（从地域部落角度）区分比什凯克人还是奥什人，之后才会是穆斯林、非穆斯林”。关于“中亚伊斯兰文化断层”问题需要从历史视角客观评价。一方面，“伊斯兰文化断层”是中亚穆斯林社会对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本原等问题的关系缺乏辨识能力的历史原因之一。中亚传统社会对一些重大宗教问题，例如对中亚伊斯兰的性质、影响、发展道路缺乏充分的思考与讨论，伊斯兰文明被长期削弱。由于存在这种“文明的断裂”，伊斯兰在中亚的发展是缓慢的，并且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俄罗斯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亚穆斯林传统文化中融合了过多的妥协性，对历史大变革时期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难以做出正确理性的判断（如塔吉克斯坦内战双方的国家发展道路之争）；对伊斯兰复兴浪潮中被裹挟而起的极端思想缺乏辨识，难以判断伊斯兰正信与极端主义，在极端势力的蛊惑下，中亚激进穆斯林认为瓦哈比极端思想、圣战思想是新时代伊斯兰复兴的核心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断层”为中亚穆斯林传统社会的世俗化提供了历史条件，相对于中东的伊斯兰发展状况来说，中亚的伊斯兰印记要淡一些，1998年无神论者在哈萨克人中占32.8％，伊斯兰传统习俗在中亚各地区的保持深浅不一，教派矛盾也并不突出。在当代，中亚虽然容易受到外部伊斯兰世界各种思潮的影响，但由于具有良好的世俗社会基础，抵御和治理极端主义相对容易。三、20世纪70—80年代中亚激进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受中东伊斯兰复兴浪潮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亚出现伊斯兰复兴的萌芽，产生了一些微弱的激进力量。当时中亚的激进分子主要斗争目标是苏联政府，其活动的重点也放在复兴伊斯兰教、活跃穆斯林思想、抵御无神论等思潮的宣传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思想体系。同期，中东伊斯兰复兴浪潮激情燃烧，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也受到影响，同时由于苏联政府长期对宗教的压制政策遇到一些反弹，中亚激进主义最先在费尔干纳谷地萌生勃发。20世纪70年代末，安集延人拉赫马图拉·阿洛玛（Ｐахматулла－аллома）和阿卜杜瓦里·科里（Абдували–кори）秘密建立了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革命”组织（Муджаддидийа，以西里尔字母表现的阿拉伯语，意为“革命”）。“革命”组织的大部分支持者在费尔干纳谷地，其中很多激进分子在费尔干纳著名伊斯兰学者哈基姆贾纳·科里（Хакимджана－кори，1896—？）和穆哈麦贾纳·赫杜斯塔尼（Мухаммаджана Хиндустани，1894—1989）举办的地下经文学校学习。“革命”组织最初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攻击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此带有政治色彩的思潮推动中亚激进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激进分子开始公开从事呼图白等宗教活动，出版宗教著作，吸引了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的许多伊斯兰神学家。这些神学家认为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伊斯兰传统社会受到威胁，甚至需要拿起“萨拉菲思想武器”进行对抗。在这一时期，中东瓦哈比主义开始被中亚伊斯兰教界一些人士接受，“革命”组织吸纳了瓦哈比派的部分主张，随着中亚激进主义的发展，瓦哈比主义成为“革命”组织主要奉行的宗旨。相关宗教著作开始在中亚国家用当地民族语言传播。“革命”组织的宗教思想对中亚地区影响很大，成为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大部分宗教组织以及宗教政党的主要思想。“革命”组织领导人阿洛玛和科里力求进行一场宗教改革，为中亚伊斯兰社会赋予新的活力。原有的中亚传统伊斯兰社会特别是安集延和浩罕的穆斯林思想极其保守，其宗教思想与瓦哈比主义者大不相同。虽然在当时进入中亚的瓦哈比思想与传统的伊斯兰保守思想相比力量微弱，但瓦哈比主义中的政治特征与“革命”组织的政治诉求不谋而合，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革命”组织汲取瓦哈比主义，并融合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希望能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亚激进主义的思想源头部分来自中东瓦哈比主义。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亚激进主义的微弱发生如同压抑的火苗，那么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便是星火蔓延的助推剂。阿富汗战争对中亚激进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在战争中激进主义成为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思想旗帜，同时也对中亚各族的穆斯林产生了重要的同化作用，处于萌芽中的中亚激进主义被进一步催发，阿富汗抵抗组织培育了第一批中亚激进主义骨干。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期间（1979—1989年），阿富汗全国有70多个抵抗组织展开游击战争，它们主要分为３个部分：一是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白沙瓦的抵抗组织，它们在1985年联合成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简称“七党联盟”）；二是在伊朗、阿富汗边境一带的抵抗组织，联合组成了“阿富汗伊斯兰统一党”（简称“八党联盟”）；三是部族或地区性组织。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和派别之间爆发了激烈内战，抵抗苏联入侵的各游击队组织转而进攻依旧控制首都的纳吉布拉政权。在此期间沙特的一些政治势力抓住时机向阿富汗输出瓦哈比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政权扶持的什叶派力量在阿拉伯世界增强。为遏制伊朗，沙特一些政治势力一方面在中东和巴基斯坦挑起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另一方面与美国、巴基斯坦结盟，全力支援阿富汗战争中从中东远赴阿富汗的5000余名穆斯林“圣战者”，瓦哈比思想在阿富汗更加流行。当时在阿富汗南部由普什图人组成的“古兰经与圣训宣教组织”对瓦哈比思想进行极端化阐释，目的是吸纳更多成员加入。他们与几百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一道作战，被称作“阿富汗瓦哈比派”。但是，当时的阿富汗还没有被瓦哈比极端主义（瓦哈比主义与瓦哈比极端主义具有本质区别）覆盖，抵抗苏军的“圣战”行动、“对异教徒的圣战”思想是当时阿富汗各派穆斯林的主流思想。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令阿富汗民族与宗教的力量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阿富汗的中亚部族武装发展壮大。虽然阿富汗传统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是普什图族，阿富汗抵抗苏军的主要武装也由普什图人构成，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塔吉克族阿赫迈德·沙·马苏德部队在阿富汗的反抗力量配置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马苏德武装驻扎在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临近的阿富汗北部潘杰希尔峡谷。在阿富汗北方诸省还有乌兹别克族杜斯塔姆将军指挥的民兵部队。这些少数民族武装的抵抗运动令马苏德、杜斯塔姆等人在阿富汗的政治阶层地位上升，这一因素对中亚各族伊斯兰意识的觉醒产生着重要作用。在战争开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军的主体是由中亚各民族士兵组成的。苏联政府想通过与阿富汗在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很相近的中亚士兵来同化阿富汗人，以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形势的变化恰恰与苏联政府的期望相反：战争爆发后，阿富汗各阶层迅速团结起来，原先涣散的各政治派别、部族、部落一致宣称要进行“对异教徒的圣战”。这种同仇敌忾的决心加上宗教的凝聚力产生了巨大的感染作用，唤起了苏军中亚士兵伊斯兰情感的复苏。这些中亚穆斯林士兵开始偷听阿富汗的伊斯兰宣传广播、圣战号召，继而开始开小差，有的还反戈投奔阿富汗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一道对抗异教徒军队”。尽管苏联政府后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此进行了调整，调回了大部分中亚士兵，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组成新的军队，但是已经被阿富汗伊斯兰抵抗组织同化的中亚穆斯林士兵把激进思想带回家乡，成为后来中亚伊斯兰复兴和极端主义萌芽思想的本土最初传播者。1970—1980年代，是中亚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产生萌芽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亚周边发生的实践对伊斯兰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全球伊斯兰复兴浪潮兴起的背景下，中东瓦哈比主义者到达封闭的费尔干纳谷地进行传播；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也有一定的空间。哈萨克斯坦学者苏·马·阿基姆别科夫认为，对苏联来讲，中亚地区的安全体系是建立在下述一系列关键因素之上的：第一，苏联中亚穆斯林社会在南线同外部世界保持着彻底隔绝；第二，阿富汗缓冲国可以使苏联中亚免受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第三，同印度保持着同盟关系；第四，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复杂。在这一时期，阿富汗成为全球的伊斯兰圣战中心，它联结了中东极端势力与中亚的激进势力，促动了中亚民族主义的觉醒、极端主义的产生。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终结中亚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时代，令中亚传统穆斯林社会开始接触中东伊斯兰思潮。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伊斯兰复兴浪潮蔓延高涨，境外极端势力渗透，刺激中亚激进主义迅速发展，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形成，建立了不少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组织。从1993年起中亚各国政府开始治理这些激进倾向逐渐明显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大部分组织转入地下，逐渐形成地下秘密网络，一些极端组织开始与政府直接进行武装对抗；有的组织进入阿富汗，组合成新的极端—恐怖组织。在这一时期，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由穆斯林激进主义者转变为极端—恐怖组织，主要在中亚地区之外发展。中亚激进主义萌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从外部因素看，包括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背景下“圣战思想”开始传入中亚，中东伊斯兰复兴冲击中亚传统而古老的穆斯林社会；从内部因素看，面对苏联巨变前夕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来自苏联政府对各加盟共和国政策的变化，中亚的社会思潮更加混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1年中亚国家相继宣布独立。新独立的中亚各国面临很多选择，其中最重大的选择就是以什么样的模式建国、以什么样的模式推动民族与国家的振兴。中亚国家领导人在独立初期对这些重大问题还在摸索之中，甚至对伊斯兰因素在国家发展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政权与伊斯兰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也一度是模糊不清的。同时，独立之初中亚国家民族主义高涨，从政府到民众，都希望能够找到属于本国、本民族的核心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在独立初期所采取的伊斯兰政策颇为冒进，政治精英一度希望通过伊斯兰的复兴来巩固政权、重塑民族精神。这种政策上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对激进主义起到推动作用。四、20世纪90年代后中亚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和中亚地区周边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向“革命”组织领导人展示出在中亚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可能性”。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亚瓦哈比派和传统的哈乃斐派分歧扩大，对立加速激化，给当时的中亚社会带来一定危害。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瓦哈比派传教人士在中亚费尔干纳地区进行宣传，与当地伊斯兰传统教派发生教义方面的论战，继续刺激中亚伊斯兰势力出现分裂，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派对立发展到宗教组织之间、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冲突。中亚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逐渐由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转变。苏联解体后，大力传播伊斯兰复兴思想的中亚激进分子和传统宗教势力、中亚各国新政权的关系变得紧张。激进势力不仅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还反对伊斯兰的一些传统习俗，这种行为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在安集延、纳曼干、浩罕等费尔干纳谷地的一些城市，教派矛盾一度变得尖锐。在纳曼干和马尔吉兰，一些激进分子自称瓦哈比派，其主张得到传统社会的支持，而另一些在安集延、浩罕、费尔干纳的激进分子传统意识更加浓厚。两派在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派别的清真寺”，瓦哈比派坚决推动国家的伊斯兰化，追随伊朗伊斯兰革命。赫杜斯塔尼（Мухаммаджан Хиндустани）和尤素福（Мухаммад Содик Мухаммад Юсуф）等中亚伊斯兰教界重要人士出面调解但收效甚微。当时中亚国家面临经济衰退、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挑战，政府无暇顾及教派之争。由于中亚国家独立后仍保留有苏联时期的某些政治生态特征，中东伊斯兰复兴浪潮给中亚地区带来的一些新思想新主义并没有在这一地区实现“本土化”，反而由于复杂的原因没能被中亚传统穆斯林社会“消化吸收”，产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中亚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深层原因。其中有两对矛盾值得重视：一是中亚各国政权与瓦哈比派之间的矛盾，二是哈乃斐派与瓦哈比派之间的矛盾。１．关于国家政权和瓦哈比派之间的矛盾。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新政权强调国家走世俗发展的道路，但拒绝无神论，认可伊斯兰信仰。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穆斯林包括哈乃斐派对此高度赞同，支持新政权，这在国家独立初期对政权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费尔干纳地区，瓦哈比派的一些精神领袖强调：“伊斯兰的敌人是以色列人和无神论者，它们是阻碍穆斯林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障碍”，他们在清真寺呼图白活动中呼吁“要准备对抗伊斯兰的敌人”，这种具有激进主义情绪的煽动已经带有极端思想色彩。1989年来自苏联各地的瓦哈比派分子在阿斯特拉罕成立“伊斯兰复兴党”，费尔干纳的瓦哈比派代表人物参加了成立大会。瓦哈比派的政治倾向很明显，同时他们也接受苏联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伊斯兰的平均主义精神。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纳曼干的瓦哈比分子塔赫尔·尤尔达舍夫（Тахир Юлдашев）和朱马·纳曼干尼（Джума Намангани）在纳曼干的一座清真寺成立了“正义党”（Адолат）和“伊斯兰军”（Ислом лашкарлари）等伊斯兰激进组织，明确提出建立伊斯兰政权。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当时并不想与这些宗教政治组织发生正面冲突，但很快意识到它们对国家政权的严重威胁，即宣布宗教政治组织为非法组织，瓦哈比派被称为“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1991年在纳曼干发生了尤尔达舍夫（即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领导的针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权的暴乱，中亚各国政权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对立加剧，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政府对激进分子采取大规模的逮捕行动。２．关于哈乃斐派与瓦哈比派的矛盾。大部分哈乃斐传统人士反对瓦哈比派的主张，认为瓦哈比分子会挑起宗派矛盾。两派进行了教义的争论，主要焦点集中在是否建立宗教政党。当时瓦哈比派的主要主张是“净化伊斯兰”，反对中亚传统宗教教义，追求建立哈里发政权。具体来说又分为四类组织：（1）建立组织与政党，基本思想是拥护哈里发政权来管理国家，视以色列、美国为敌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世俗政权和世俗宪法。主要拥趸是年轻的失业者，支持塔利班，号召人们为伊斯兰而战，如伊斯兰解放党。（2）建立的组织以公平公正为基础，包括财产的平均，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此类组织有阿克拉米亚党，基本成员来自中小商人。（3）与境外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极端组织建立联系的组织，如“努尔西”（Нурчилар）组织，其大部分成员遵循创始者努尔西的激进主张，一些成员是知识分子。（4）极度激进组织，包括一些宗教政治反对派，如地下组织“正义党”和“伊斯兰军”，他们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再如“胜利党”（Хизбан－Нусра），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最初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不想合法化，但是他们的活动又是违反宪法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境外极端势力保持联系，散发使用当地语言印刷的传单和小册子。中亚国家独立的最初几年是伊斯兰激进主义高涨并发生演变的时期，上述对史料的梳理展现出这一时期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政权与伊斯兰教派的关系，以及哈乃斐派与瓦哈比派的对立争辩。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是对中亚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这一点是激进主义中的一部分势力向极端主义转变的关键因素。考察中亚激进主义的萌生、发展与演变，对研究中亚极端主义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以政治伊斯兰势力为载体，中亚激进主义变异为极端主义，是中亚国家在独立前后中亚极端主义的演变过程。中亚激进主义为极端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培育了第一代中亚极端势力。例如，费尔干纳地区著名的伊斯兰精神领袖穆哈麦詹在接受了瓦哈比思想之后，就带领学生在中亚建立传播瓦哈比思想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他的学生中最有名的就是尤尔达舍夫和纳曼干尼——中亚最大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两位创建人。（二）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推动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转变从苏联解体前夕到1992年是中亚激进主义的快速发展阶段，似乎这一时期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包括外部的形势变化，都为中亚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过渡提供了客观条件。其中，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载体的角色，在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的质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有了这些激进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宗教政党或组织，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中被赋予了暴力色彩，它们逐渐向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转变。不过，这些转变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演变的结局有３种：一是变成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二是成为相对温和的极端组织，如伊斯兰解放党；三是成为合法的、被纳入政党体制的组织，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当代中亚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思想萌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苏军中亚士兵从阿富汗带回的。当时的激进—极端主义思想浅层、表象、萌弱，并没有形成体系，也缺乏传播手段。20世纪80年代末，在历史大变动中，中亚激进主义开始蔓延，到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伊斯兰政党。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把原教旨主义等思潮演化成为激进的、极端的社会思潮，并作为招募成员、对抗政府的重要工具。当时的中亚传统社会是无序的，没有准备好迎接新时代：苏联后期政治多元化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枝节丛生，激进主义在中亚这样一个民族宗教问题较为集中的地区发展很快；中亚国家在独立后推行多党制，间接“鼓励”了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极端组织的产生；境外极端势力趁机向中亚地区渗透；苏联解体前后中亚地区局势一度失控，宗教政治势力为夺取政权做了一些尝试。在这一时期，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展很快。这些势力主要来自：（1）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反对派，借伊斯兰之名吸引支持者和境外援助，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2）地方宗教势力，如费尔干纳谷地的一些民间宗教领袖，借独立初期的信仰真空期扩大影响；（3）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形成的激进势力，他们依靠外部支持，引进境外极端思想，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组织的骨干分子。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践行“乌玛”——即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伊斯兰国家是中亚原教旨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共同理想与终极目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精英阶层对国家走何种发展道路没有成熟的定论，激进势力认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期应抓住机会，促动国家建立政教合一体制；中亚各国政府在独立初期对伊斯兰复兴的积极态度也推动了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发展。由宗教政党和激进主义社团组成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是极端思想的主要承载者。它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极度的宗教狂热，大力传播原教旨主义思想、煽动人们反对国家政权，并得到外部极端势力的支持。仅在1991—1994年，中东地区的瓦哈比教派就向费尔干纳谷地投入约５亿卢布的资金，受其控制的宗教学校培养出大约1.5万名学生。他们鼓吹“只有笃信瓦哈比主义，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些说法对当地要求摆脱贫困、渴望民族复兴的部分穆斯林很有诱惑力。严格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还有别于极端势力。各类伊斯兰政治组织更多使用非暴力手段谋取利益，只有一少部分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因此并不能把当时所有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称之为极端势力，称其为政治伊斯兰势力或激进势力更为准确。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宗教传统较深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首先立住脚，以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逐步扩散到其他地区。当时较为活跃伊斯兰政党和组织主要有“正义党”（Adolat）、“伊斯兰军”（Islom Lashkarlari）、“忏悔组织”（Tauba）、“幸福党”（Baraka）等等。在苏联时期，这些组织没有公开活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政府放宽了对宗教的控制，宗教政党和各类组织开始活跃。此后，更多的组织不断涌现出来，如“劝教党”（Tablighi Jamaat）、“真主党”（Hizballah）和“阿克拉米亚党”（Akromiylar）以及“辅士党”（Hizb un-Nusrat）等。随着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组织力量的发展，其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与中亚国家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张，并最终于在1991年爆发了纳曼干暴乱。1991年12月，正义党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纳曼干市举行了有４万名穆斯林参加的群众集会，要求政府同意宣布乌兹别克斯坦为伊斯兰共和国，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在当局拒绝后发动暴乱。这是中亚国家独立后，激进的伊斯兰政治势力挑起的第１次大规模暴乱，最终暴乱被平息。在纳曼干暴乱之前，费尔干纳谷地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在纳曼干暴乱之后，这一地区仍危机四伏。由于几乎所有的激进组织目标都反对世俗制度，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一些组织还急于掌握城市的“行政管理权”，号称要在中亚的许多城市和村庄负责治安和惩治犯罪的“工作”。这些势力与政府的对抗越来越直接。1992年初，费尔干纳谷地一度失控，成为相对独立的自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宗教领导人甚至比国家领导人享有更大的权力。纳曼干暴乱是中亚极端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成规模地转变为极端组织的开端，自那以后各类政治伊斯兰组织更多使用暴力方式；极端组织与政权的对立开始表面化，冲突变得激烈，中亚各国政权意识到极端主义给国家稳定带来的威胁，从而加强管制、打击，许多政治伊斯兰组织头目逃往境外；暴乱中政治伊斯兰势力提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要求，令极端主义的政治诉求明确化，为此后的极端势力活动起到示范效应。中亚国家在独立后最初几年，各国政权更多关注的是伊斯兰复兴以及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泛滥等问题，而同一时期极端思想和极端势力悄然而生，却并未得到重视。不少研究者认为，原教旨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因果关系。从其思想产生的角度看，二者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从它们在中亚萌生的时间来看，极端主义却是与原教旨主义几乎同时并行的，极端主义具有更明确的政治特点，以宗教为名只是中亚国家的部分政治反对派、企图颠覆政权的好战分子打出的旗帜，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政治伊斯兰分子乘乱夺权的工具，其实质仍是政治冲突。中亚极端主义自激进主义发展而来。在地区复杂的内外形势变化中，在受到当局严厉打压的情况下，中亚激进组织的合法化和参政议政等诉求难以实现，逃往境外后主要在阿富汗形成极端势力。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等重要思潮进行辨析，既是极端主义问题中的难点，也应该是打击极端主义、遏制极端思想的重点。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一大问题还没有足够能力进行深入研究，在这里意图抛出问题，并尝试把这一问题放在中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考察。主要想阐述的观点是：当前极端主义之所以在中亚传播广泛，其原因之一是中亚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等问题还缺乏较深入的辨别能力。这种辨别能力是能够抵御极端思想、坚持正本清源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各种与极端思想有关的社会思潮混杂，使得中亚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对相关问题有不同的不解、误解：一些普通居民对极端主义缺乏思辨，在极端组织的鼓动下，认为伊斯兰教经典中的部分内容是极端主义的理论来源，认为极端主义并非是“坏的”，只是外部世界赋予的名词，而实际上“极端主义”就是“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复古思潮的一部分，不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一些国家官方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缺乏辨识，打击手段有限。这些情况加剧了中亚社会思潮的复杂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割裂甚至碎片化为极端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对激进的穆斯林进行思想同化，导致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外部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的煽动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亚各国社会内部对这些来自于外部的意识形态问题缺乏权威精神领袖进行应对和辨识。在漫长的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处于蛰伏发展状态。中亚国家的独立对于中亚各族人民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这一事件过程中，中亚国家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其中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如何选择的思考、在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本国及本民族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核心精神。原本封闭的中亚突然成为朝向四面八方通道的交汇点，中亚国家面对这些“通道”，在独立后30年间一直处于一个抉择及抉择后的调整适应过程之中；这些“通道”更具有向内传播的特征，即为外部极端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创造了条件。因而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社会思潮可能是多元的、努力与世界潮流接轨的，但同时也是混乱的、本国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对于外部极端主义的抵御能力还很有限。2017年10月，笔者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据哈方国家警备局官员介绍，目前哈萨克斯坦有大量青年人追逐伊斯兰极端思想，并且分辨不清这些极端思想中具体哪些属于萨拉菲极端主义、哪些属于瓦哈比极端主义。据笔者了解，在中亚其他国家，青年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也越来越突出。极端主义的产生与泛滥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恶果，在中东的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中已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战乱。同样，外部伊斯兰势力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大量涌入，这些势力包括伊斯兰复兴浪潮中的原教旨主义，并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伊斯兰复兴浪潮中不断涌现变异出的极端思想也进入中亚。面对这些深刻复杂的社会思潮，作者认为需要厘清以下问题：中亚传统社会对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思潮，其接纳程度如何？在哪类人群或族群中更容易被接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亚国家社会缺乏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的辨别能力？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中，又有哪些内容被极端势力利用，混杂进极端主义理论之中，并成为促使激进分子蜕变为极端分子的思想工具？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并不是宗教，它们都属于政治范畴，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潮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形成了一个“混杂的交界”，这正是研究者面对的难题：理清“混杂的交界”的清晰形态，以及提出应对这个“混杂的交界”措施。对“混杂的交界”中的激进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对于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的传播更为广泛，它往往不强调暴力，导致许多人对其合法性与道德问题的认识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法理上的界定，从而增加了对激进主义的治理难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不断深入与拓展，中国在中亚的海外利益风险也随之增多，主要包括中亚国家进入权力交接时期的政治风险，发展滞后、社会动荡和“中国威胁论”蔓延等社会风险，以及极端思想和恐怖活动带来的安全风险。其中，安全风险给中国在中亚的海外利益构成的威胁最为直接，如2016年８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自杀式袭击，近年来中亚国家污名化中国的“中国威胁论”支持者频频对中资企业发动暴力袭击。上述事件产生的背景与深刻原因，都与中亚国家的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密切相关。可以说，当前在中亚“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挑战，成为威胁中国在中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维护好中国海外利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尤其是要加强打击网络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需要重视新出现的安全隐患，如国际班列的恐怖风险、中亚地区恐毒合流的严重后果；需要大力推动人文领域的合作，在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设置项目，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往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增进民心沟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质升级。
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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