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述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王蓓，女，陕西西安市人，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2020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关中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研究”（2020ZD29）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摘 要：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有关论述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不是出自朴素的、自发的问题关注，而是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认知，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的战略眼光和底线思维，基于在这些基础上对新时代一系列问题构成的问题逻辑的自觉把握。凝心聚力论指向总的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这３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向度。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是，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其中涉及两个层次的关键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求；二是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其关键是如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而提供“强基固本”“持久深层”的精神力量。新的战略问题是，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去思考建设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它才能与这一时代主题相适应，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在新时代涉及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全面理解这一问题体系和相关论述，可为当今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为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提供根本遵循。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凝心聚力

近年来，对习近平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重要论述的研究（以下简称凝心聚力论）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这些研究既涉及凝心聚力论的理论来源，也涉及其关于精神动力、理想培育、道德教育、软实力建设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并对凝心聚力作用得以实现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做细做实等方面的讲话做了具体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深入。但对凝心聚力论的问题自觉、问题指向和问题体系的研究还不多。凝心聚力论及其研究越是不断丰富和深入，就越需要不断回到凝心聚力论的起点、问题自觉和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研究上，不断回首和追问。如此，方能对凝心聚力论的科学体系、时代意义和价值指引给予更好的理解、阐释和践行。

本文拟从凝心聚力论指向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３个向度，其中也涉及宏观、中观、微观３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视域，涉及从系统性追问到具体挑战和困难等不同意义和方面的问题，分析凝心聚力论的问题自觉、问题指向的系统性及其相应的时代价值。

一、习近平凝心聚力论对问题体系的自觉把握及问题指向

习近平凝心聚力论理论创新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不是出自朴素的、自发的问题关注，而是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认知、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对问题系统的自觉把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理论创新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难在“问题的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的概念”“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等。而对于问题，习近平又强调要善于抓住总的、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这些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注意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也是纲举目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此，还要站在时代前沿提出新的战略问题，这是反映了国内和国际大局和“国内外发展的大势”一系列问题的总和。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对问题系统全面把握的３个重要向度。

从以上３个向度对问题系统地自觉把握，也具体表现在习近平对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指向和问题系统中。这也构成我们理解和研究习近平凝心聚力论问题指向及系统性的３个重要向度。从2014年２月习近平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作用表述为“凝魂聚气”，到2016年４月明确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和“强基固本”的一系列概念和判断，这里的凝心聚力、“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意味着，他不仅仅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着是一般的精神力量，而是看到其涉及一系列总的、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关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

这３个问题向度意味着３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问题层次和问题视域，构成了习近平凝心聚力论不同层次、不同视域的问题指向及系统性。首先，习近平针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出现的价值多样化、物质化、利己化和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党和国家需持续性关注的全局性的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其中涉及两个层次的关键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魂”“心”的根本价值依托和“强基固本”的“精神动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精神动力”；最后，一个新的战略问题是，为了解决好以上总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和关键问题，在当下就需站在时代前沿，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去思考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核心价值观才能与这一时代主题相适应。这一新的战略问题又具体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现代化，建设公民道德和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等体现了强烈时代诉求的文化建设的３个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在新时代涉及到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

在习近平看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指向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和围绕此形成的问题系统，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精神动力问题，而是如何指引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价值目标、回应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其事关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事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成为他关注的一种“有高度”“持久深层”“伟大的”的精神动力和精神力量。

他认为，精神作为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就不仅是一般的精神，这个精神还要达到一定高度，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和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曾结合红军长征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长征这些艰巨复杂事业所取得的胜利、开创性进展，指出正是由于坚持了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上可以看出，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指向总的根本问题及其围绕此形成的问题系统，不仅是针对价值多样化、物质化和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需要着力把握和不断思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问题的具体反映。这个全局性的、总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习近平始终萦绕于怀的即“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为了解决好这个总的根本性问题，需要站在时代前沿、着力推进的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新时代的战略问题构成了我党我国全局性的、需要持续关注的总问题中的阶段性问题和有机部分。

总之，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指向、问题系统和３个密不可分的问题向度，也是上述他始终关心的我党我国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及其体系的具体反映。这样的问题系统，是一个由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两类有机联系的问题构成的认识论体系，体现了习近平深层而系统的问题思维、底线思维、科学思维。离开了这种深刻系统的问题群和各问题束，也就不会有凝心聚力论深刻系统的思考、回答和创新。换言之，问题系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习近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自觉和问题系统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系统思考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及以此凝心聚力何以富于成效的基本经验的重要起点。

二、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指向的价值观建设的关键问题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何处凝心聚力、在哪里强基固本呢？这是凝心聚力论面对的能不能、何以能凝心聚力总问题中，首先要面对的也是纲举目张的关键问题。对此，习近平一语中的地揭示道：“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在此，习近平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所向处，目的就在于为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政治方向、价值目标和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政治方向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本质的特征的战略高度去把握。这体现了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最新、最深的思考，深入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的问题认识中。

以往我们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大都是从经济基础、国体、政体等方面去揭示。或是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角度进行论述。相应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和特质的论述也主要是基于其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和谐社会形态的关联。由此揭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民主、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等要素，与资本主义讲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不同性质，指出前者的虚伪、狭隘和形式性，进而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和法治，是真实的、全面的、先进的。这些认识和论证无疑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和历史实践的佐证。

但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把握，就不再仅仅限于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中去透视。即不能满足于从外部视角去观察其与经济基础和国体政体的关系，而是还需进入这一制度的自身范畴、内部和深处，进一步认识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因为所谓本质属性是事物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此外，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以往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多方认识，还要进一步对多种本质属性中最本质的特质予以揭示。习近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生动又深刻地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走这条路，建党9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还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念呢？”

可见，在习近平这里，随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认识的深入，随着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下我们对前述“两个能不能”（即“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时，就不仅要坚持以往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体、政体、社会和谐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要突出强调和思考“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进而，更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要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如何体现这一要求、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呢？习近平对这一问题有大量思考和回答，其中最关键的思考显示他是围绕如何坚持和反映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的问题进行的。这也涉及我们的价值目标及其凝心聚力作用实现的方法论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等问题。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如此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并不意味着如有的人所想象的党有什么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于是就可以光明磊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于是就可以勇往直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强调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它本身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习近平则对这一特性做了信仰和指导思想方面的阐述，正是因为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

相应地，要解决好建设什么样的价值观、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等问题，就不是只讲党性，片面地、抽象地强调党的领导，而是要把党性、党的领导根植于人民性中，以人民为中心，正确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反反复复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他指出，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实际上系统强调了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价值标准和价值评价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实现保障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此，问题的针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的批判，又别于西方极端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和抽象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也是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作风甚至是口是心非的虚假人民观的警示和针砭。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一些已被问责的大小官员、工作人员和部门，若真的能像习近平所言，“真挚”“彻底”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价值观指导，或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在习近平的详细阐述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乃至其中的每个元素，都在传递和反映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即使是看上去物质性、社会性、共识性很强的“富强”的价值元素，都强烈地透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表现在“富强”这一价值元素具体的价值内容、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实现主体等方面。如同习近平详细解析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这里，如果没有“心入”“情入”（习近平语）的对人民的真爱，就不会有这种细微真诚、打动人心的细述和体察。进而，习近平高度概括了“富强”的价值目标内蕴的逻辑，包括了对富强是什么、如何实现等问题的思考：要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说，富强意味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意味着人民生活困难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物质基础。更意味着，即使是富强，也是坚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富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如何实现富强的问题上，也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坚守社会主义最本质要求的富强：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本部分开头呈现的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关键问题，做一个较为具体的表达。在习近平这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求？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也就是说，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如何使之坚持和反映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人民立场？这些问题构成了凝心聚力论建设的关键问题。这是习近平针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凝心聚力这一价值观建设的总问题中，需要牢牢把握和纲举目张的关键问题。也是在面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总的根本的问题时，核心价值观建设做出的最为关键的反映和回应。

三、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指向的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新战略问题

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价值观面临的各种问题面前，能不能、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呢？对这一凝心聚力论所面对的总问题的关注，使习近平不断思考和追问。他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自身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他也是如此身体力行地思考着价值观建设的问题。他进而结合中国历史和当今的正在进行的奋斗，并基于国内外民族强盛的历史规律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

由此不难看出，习近平以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的战略眼光和辩证思维，看到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是一个民族强盛的问题，也不仅是分散在国家、社会、公民等方面中去分别审视的问题。他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需要和战略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强盛的关系的全面把握中，提出了要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建设面临的新的战略问题。对此，他的一个基本的表达是“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结合他以上的论述和由此体现出的对该问题的具体揭示，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表达的更为具体：在当代中国，应该坚守和建设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核心价值观，才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适应？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问题并与前述凝心聚力论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问题，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问题系统，其新和其系统性在于：首先，从全局性的问题系统看，如果说“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习近平指出的“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的问题，也是对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那么，在当代，我党我国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此相应，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体系是这些全局性的总的根本问题及其战略问题体系在价值观建设方面的具体反映。在价值观建设方面，建设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核心价值观，才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适应，才能“在价值理念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就成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中所面临的新的战略问题。这构成了对该文第一部分所述能不能、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这一凝心聚力论所面对的总问题（下简称能不能、何以能总问题）在新时代下面对新的时代主题所进行的追问。

其次，从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体系本身看，不仅这个价值观建设中的新战略问题是对该文第一部分前述能不能、何以能总问题在新时代下的关注和追问，以总问题中的阶段性的问题和动态关注构成问题系统的有机部分。它也是对第二部分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等关键问题的更全面的支撑和发问。没有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党的领导、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失去了来自最主要、最新的时代诉求的支撑。这个新战略问题是习近平站在新起点上，对当代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建设及其相应的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而做出的，既富于总体性、全局性又富于阶段性的价值观建设之问，体现了习近平在价值观建设上诉诸于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的战略思维，以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代问题所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理论思考。

最后，这一问题的系统全面性还体现在，这一新的战略问题本身也是由一系列宏观、中观、微观问题构成的系统，在这个问题系统中，又包含着对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追问解惑等意义上的问题以及具体挑战和困难等各种不同水平和意义的问题。

首先，从宏观上看，要进行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这一新的战略问题，在宏观上就意味着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如何为当前的国家现代化和实现中国梦，提供最持久、最深沉伟大的精神力量，如何面对文化竞争等形势实现文化自身的发展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习近平的许多讲话中。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共同规律中看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他进而结合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诉求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

习近平结合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史，指出了以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需要的是一种反映了优秀文化的价值观，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而不是一般的精神动力。这种伟大精神表现在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及自身的不断发展上。他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奋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之路上，离不开植根于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优秀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以及文化自身的不断丰富发展。“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困难和挑战意义上的问题角度来讨论，当前的国家现代化和实现中国梦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提供伟大的精神力量，之所以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长期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挑战”，因为我们当前面对“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既有多方面、深层次的联动关系，又在同一时空下相互作用、相互激荡，形成历史性交汇……两个大局前所未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

习近平不仅看到来自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我国带来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更从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多重视野中，指出了文化方面存在的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突出问题。他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事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

可以说，习近平正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需要和战略高度，从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宏阔视野，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持久不断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强烈时代诉求出发，提出了“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凝心聚力”等价值观建设新战略问题中的宏观性问题和其中涉及的一系列具体挑战和困难意义上的问题。

其次，相对于前述宏观性问题所关注的文化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的功能，以及在回应国内外全局问题中不断实现文化自身的全面发展而言，习近平还集中关注了其中服务和反映了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本文谓之为中观问题。

习近平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这里，习近平实则是从现代社会的政治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的关系的审视中，提出了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中观性问题。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层面的进程和变革。政治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文化等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后果。关于政治文化，王沪宁在分析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基础上，指出其是文化系统中划分出的一个独立系统，从各种角度界定的共同点在于，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阿尔蒙德则道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关联，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包括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

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表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其中的政治现代化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及价值观的现代化就变成日益重要的问题。现代化带来的市场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文化世俗化、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大众媒介即教育知识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以及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和动荡，都呼唤着政治体系从传统走向民主、法治和包括政党制度建立在内的一系列现代政体和政治治理。这种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规律，即使在后发外生现代化的我国也显示出来。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已得到普遍认同。

这些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的要求，反映在政治文化和价值理念上就是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政治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反映了国内外现代化显示出的这些共同规律，使用了共同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更能被人们理解的共同表达。

但同一个词反映的未必是同一个物。福柯曾从知识史、释义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角度，指出了词与物或说语言和事物的分离的过程，指出了同一符号所反映的物最多是有某种“相似性”，事物的性质，它们的共存，它们借以联系在一起和交流的方式只是它们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只有在从这个世界的一头贯穿到另一头的符号网络中才能看得见。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深刻的提示我们，虽然都表达为民主、法治、但什么样的民主、法治，怎么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却要依国情而定。没有什么完全相同的制度和价值，故“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早已对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了详细质疑，如詹姆斯·斯蒂芬在其著作《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第一章第一句开宗明义道：“本书旨在考察一些教义。它们与其说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口号所明示的，不如说是它暗示的”。

那么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一致的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究竟有什么中国特色？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价值观，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一致的价值观，我们的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要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总体指导和基本理念。这是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结，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政治价值观建设的根本遵循。因此，我们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观，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指引，更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贡献和价值实践。

至此，结合以上习近平的相关论析，我们可以对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战略新问题中的中观性的问题，做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达：那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反映了我国特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的问题。

最后，本文把焦点放在习近平对公民道德建设和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上。相对于前述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我国文化如何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并实现文化自身全面发展的宏观性问题，以及我国政治文化如何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并实现政治价值观自身的特色发展的中观性问题而言，这里的个体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建设，可称之为微观问题。这也与罗坎和坎贝尔把对个体的态度动机研究视为微观研究是一致的，他们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指出：社会系统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存在的特定态度和心理对整个社会系统及其输出的功能来讲非常重要。同样，习近平是站在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和时代新人培育视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着眼点，并使与此相关的问题成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要求这一新战略新问题中的微观性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３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入回答了包括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在内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要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可见，培养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代公民是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着眼点或说基点问题，这样的时代新人和现代公民，应当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风貌和基本道德。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现代公民又为何需具备这样的风貌？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因为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现代商品经济具有主体性、个体化、逐利性、交易地域扩大化乃至全球化等特点。注意，这是特点，还不是不足，成为不足取决于国内外环境的各种影响，也要看其是否过度、是否能自我颉颃。比如，商品经济的逐利性过度化会带来利己无良，所谓无奸不商，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又最需要诚信，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良性循环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长远化。以上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特点若不能自我颉颃又没有加以引导和控制，加之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就会带来价值观的利己化、多样化、物质化、世俗化和后发现代化国家常有的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还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指出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现代化需要对抗这种分散、多元、过度世俗化、去主流化、后发现代化国家常有的西方化等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尽举国之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排除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实现现代化这一全方位、多层次、分阶段不断推进的社会变革。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看，现代化正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统一市场、建立现代文化和新的核心价值实现文化引导和控制的种种努力而奋勇前行的。其中，人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看，既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更有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特定问题。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内环境和更为艰巨的困难。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在文化观念方面，注意洋为中用，注意解放思想，随着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也由相对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转向注重解决“思想分化”和凝聚共识。因为当代中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且是在习近平多次分析指出的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是在习近平直面和坦承的“现代社会存在多元价值观”复杂的文化背景中，这些就需要更大的热情和忠诚，勇气和担当，需要以“最大公约数”核心价值对现代公民道德加以凝聚和引导。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习近平说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需要。同时，也从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需对抗的困难和问题角度理解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何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的价值要求和道德风貌。

习近平对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新人和现代公民的关切思考，没有停留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８个字的基本价值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补充道：“这样的时代新人，应当在有自信、尊道德、讲奉献、重实干、求进取等方面，有新风貌、新姿态、新作为。”由此他要求要进一步探索把握时代新人的标准和要求，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怎么样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做到用现代价值观和公民道德凝聚人心、培养新人呢？习近平有大量论述，较为集中的表达是“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之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结合以上习近平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其中有他对包括道德多元在内的现代化中的挑战和困难上的认识等，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价值观凝心聚力论面对的新战略问题中的微观问题，较为完整地表达为：培养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培养现代公民和时代新人，怎样深化公民道德建设，以凝聚道德人心、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问题。

总之，习近平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需要和战略高度，从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宏阔视野，提出了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围绕此，他进而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指向的关键问题、新战略问题以及其中的宏观、中观、微观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既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体系化意义上的问题，也有对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追问解惑等意义上的问题，还有挑战、困难、不足等意义上的问题。而这一凝心聚力论的问题系统，又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这一全党全国持续关注的全局性的总的、根本的问题，在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的反映和系统追问。回答好凝心聚力论中的这些系统性问题，就是从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方面回答了这个全局性的总的根本问题。

从习近平关于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中的总问题、关键问题和新时代战略问题这３个问题向度，全面研究把握和贯彻实施习近平有关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论的问题体系和相关论述，可为当今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为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等主要目标提供根本遵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始终站稳和牢牢把握我们文化和价值观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政治方向性；对于提供中国式的伟大精神动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于提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政治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国式的价值指引和文化引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对于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于建设公民道德、培育现代公民和时代新人；最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可以说，明确和解决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前述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如何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出现的文化和价值观建设的新问题，对如何建设与新的国家发展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和价值观，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是反映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系统思考、理论创新和独特贡献的最新理论成果。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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