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算法时代的自由和必然——从海德格尔的动物学研究入手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赵卫国，男，山西大同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翻译与研究”（13XZX017）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西方哲学研究”

摘 要：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在大数据算法时代呈现岀新的表达方式，焦点集中在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统一与超越上。科学家否认意识的统一性甚至其存在，并由此质疑自由意志的存在。康德通过区分现象和本体，在论证“算法”的合理性并限制它的同时，为自由和道德保留了地盘。海德格尔通过人与动物行为的比较，表明人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的有限存在者，必须承受生存论层面上的自由和必然。两位哲学家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揭示出了“算法”的局限性及其“泛人本主义”本质，人因为能够建立客观意义世界并超越它，而拥有不同于动物、人工智能和神的自由和尊严。
关键词：海德格尔；大数据算法；动物学；自由；道德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可以衍生为种种不同的形式，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内涵，伊壁鸠鲁原子的偏斜，到中世纪的自由意志与恩典，再到近代明确提出这对范畴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表现为机械论与目的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之争。甚至生物学上不同形式的进化论，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波函数坍缩中的“意识怪兽”，与爱因斯坦坚持的“上帝不会掷骰子”等，都有这对哲学范畴的影子闪现其中。这对范畴有时被各自推到极端，比如17世纪提出的“拉普拉斯妖”以及莱布尼茨提出的没有窗户、与外界毫无交流的“单子”，有时以各种“辩证法”的形式被融合或消解。康德将自由与必然看做最重要的二律背反，将自由与道德、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近代哲学的最高主题。但是，人又通过自由建立起了一个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必然王国，即使在本体领域，至善理想的实现也不由自主。萨特说人的自由是被抛给的，海德格尔自由的此在所面对的，同样是被抛在面前的世界。随着大数据技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把人的活动，包括意识和无意识活动都理解为各种算法，与动物和人工智能的行为拉到同一层面，并且声称已经能够“预测”人的“自由”选择和倾向，进而怀疑人是否有自由意志，或是被必然的算法所左右。可见，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仍然会出现在未来哲学的讨论中，甚至较以前更加被重视。我们现在试图通过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不同思考，来探讨“自由”与“必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意识”，其根据何在。

一、伏笔：海德格尔对动物行为的描画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非常罕见地花了大量的篇幅探讨器官、有机体、生物或动物的行为活动，构成了其独特的“自然哲学”。那么，这样一个以追问存在的意义为己任的思想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来探究这样的话题？而且，作为生物学的讨论，其结论是否正确？即使当时正确，现在是否过时了呢？从该书整体来看，他的讨论显然并非旨在动物学本身，而是想通过对比研究，抛出他的“世界”理论。石头、动物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之差别，或许就是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石头是无世界的(weltlos)，动物是缺乏世界的(weltarm)，人是建立着或形成着世界的(weltbildend)。丢在地上的一块石头，虽说也“触及”了大地，但与一只狗趴在地上不一样，更与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手不同，它根本不能意识到“它在地上”这件事本身，它与其他存在者保持着“不可通达性”，因此无世界。动物缺乏世界，这并不是说在范围上动物不如人的生活领域那么宽广，比如，蜜蜂仅局限在蜂巢和花朵之间，而人能登月。动物的活动被称为“Benehmen”，可翻译为“行为”，指动物行为。而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其动词形式“benehmen”又有“夺取”的意思，动物行为本身就是在“夺取”。夺取是在“夺取自己”(Sichbenehmen)，这就意味着，动物本身不“完整”，动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我”的意识；作为一个个体，不是像人那样行动(Verhalten)，对另一个东西或人或物采取行动。虽然动物行为在人看来也有所“指向”，比如，蚯蚓躲避鼹鼠，鼹鼠追捕蚯蚓，但实际上“逃避着的蚯蚓不是简单地出现在活动的某序列关系中——这一序列从鼹鼠开始，而是说，它在后者面前逃避。发生在这里的不是某种简单的事件，而是逃避着的蚯蚓作为逃避者以特定的方式针对后者而夺取自己（benimmt sich）；而后者，鼹鼠，以追捕蚯蚓的方式针对它而夺取自己。因此，我们将看、听等活动，同样也将供养、繁殖等描画为某种行为，描画为一种夺取自己”。动物不完整，因此不断将自己的“缺失”补齐，就构成它们一生的行为。当然，它们也“意识”不到自己不完整，像人那样去“完善”自己，其行为完全是本能性的被驱使活动。而正是在这种本能性的夺取自己的过程中，动物与“环境”发生了关联，其中有猎物、天敌、配偶、同伴或巢穴，但动物并非有意识地明确针对这些“对象”，而是处于一种迷醉状态(Benommenheit)，它们迷迷糊糊地被吸引向这些关联者，处于被吸引状态(Eingenommenheit)，是不清醒的，不是将对象作为一个对象，将某物作为某物来看待。蜜蜂采蜜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并不是因为它意识到前面的那朵花的蜜被采完了，中止了吸吮，转向另一朵花，它意识不到这朵与那朵，蜂蜜的量有多少，而是简单地受本能驱使，被吸引向这里或那里。海德格尔引用实验来说明这种情况，当蜜蜂吸吮蜂蜜时，切掉它的后腹，它就会不停地保持吸吮，蜂蜜从后面流出来也无所察觉。这就表明，它并未意识到面前的对象，即蜂蜜的多与少，不是因为吸完了而转向他处。还有蜜蜂归巢的本能、飞蛾的趋光性，都不是对蜂巢或光的“认识”，它们只是被从一个冲动驱向另一个冲动。有些动物在交配之后，雄性动物的性欲特性消失，就会转化成猎物特性而被雌性吃掉。动物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跳出的环(Ring)中，在这个环中，各种东西对动物敞开，其范围与广度都并不亚于人所处的“环境”，动物与之相关，但并不真正面对作为某物的某物，本质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动物缺乏世界，就是说，它们无法面对一个与自己区分开来的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某物。没有了“意识”或“自我”意识，这些处于迷醉状态的存在物，能够意识到“死”吗？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总是“自己”的死，是“世界”的“无”，这就达到了人之存在或“意识”的极限，这些对于动物有意义吗？对于我们当前的话题而言，动物的这种行为是自由的，还是被本能必然地驱使呢？

二、自我意识的分裂

人与动物的区别，看来就在于能否区分自我和他物、自己与世界，或者说，人具有面对他物的“意识”以及作为诸意识之统一的“自我意识”。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德国哲学传统中似乎不证自明，但自我意识的存在遭受怀疑和挑战，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彻底贯彻英国经验论传统，就会导致这种推论。贝克莱说，存在即被感知，物是感觉的综合体。但作为主教的他并不敢否认作为诸观念之统一的灵魂，因为这灵魂是用来感知上帝的。而休谟就没那么客气了，他顺着贝克莱的思路，将心灵变成了一系列“观念”的接续。“存在即被感知”这个命题为从不同方面研究物体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无法知道事物的本质，但可以研究其不同方面的性质，将这些性质加起来就是那个事物的存在。同样，灵魂的碎片化为心理学研究前后观念接续的因果关系开辟道路，人的行为如果受观念驱使，通过考查诸观念先后的作用关系，就可以像考查物体运动的因果关系那样，发现人的观念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掌握其行为的接续关系，进而掌握行为规律，预测他将怎样行动。现代脑科学发展也表明，人的大脑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分工，左脑在逻辑推理、语言方面功能强，右脑在处理空间信息时有优势；在阻断左右脑之间的神经联络时，科学家发现，人对同样的对象会做出不同的判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统一意识所做出的选择，其实是诸多分散的意识相互冲突的结果，科学家们对于是否有统一的自我意识持怀疑态度。

除了将自我意识之“一”转化为前后接续或相互冲突的观念之“多”外，近来有些科学家还从另外的角度探究意识的分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引用最新研究成果，将“自我”分为“叙事自我”和“体验自我”。体验自我有点类似弗洛伊德的“本我”，它支配着人秉承动物性的本能行为，以前人们看不上这个低级自我，它随着时间而进展，对于每时每刻的体验没有记忆能力，不会综合、整理材料，只是体验这些原初材料。如，在我们年初制定了理性的健身计划，几个星期之后就不再执行的时候，我们听从的恰恰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有时是强大的，而且这种行为占日常行为的大部分，据说是人类亿万年进化的结果。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它反而越来越被认为是真实的、不受欺骗的、快捷有效的，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其实只有少数行为需要进行理性的推理和计算，大多只要受体验自我的控制就足够了。走路、咀嚼、举手投足、躲避对面的来车、眼睛屏蔽飞来的蚊蝇等，这些活动很难想象是我们先精心计算然后才做出决定的。对于某项技能的熟练掌握，比如驾车或庖丁解牛，无非就是从有意识的操控，越来越转向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达到了这种状态，才叫做“熟练”。我们这样的行为，与无意识的自动机、动物行为没什么区别。

体验自我虽然真实，但常常受“叙事自我”的压制。叙事就是讲故事。故事不是简单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讲故事的本质是对发生过事情的整理和加工。即时的体验虽然在当下的真实性方面占优，但其特点是杂乱、随机并且转瞬即逝。在这些即时的体验中找到规律，寻求某种秩序，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赋予其在某个框架中特定的意义，这就是叙事自我的功能。叙事自我本质上不随时间瞬间而波动，它也会谈及“现在”“将来”和“过去”，但这些时间概念是经过当前化的，叙事自我记得已经过去的“现在”，预期尚未发生的“现在”。由于有记忆，善于总结过去，有远见，可以指导未来，于是就赢得优势，尽管其记忆忽略了体验自我的感受，其规划只选择自己认为最优的、深思熟虑过的。甚至有些实验，如心理学上的诸多实验表明，叙事自我可以强行掩盖甚至扭曲体验自我的判断，仅仅提交符合“逻辑”的“说得通”的报告。叙事自我主宰的行动即有意识的行动，一向被说成是人的“理性”活动，是超越于动物的本质标志。我们有意识，然后根据意识做判断，理性地去行动和选择，不受体验或本能的支配，正因为如此，人才是自由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说的正是伴随着一切意识的先验自我意识，借助12个范畴和先天直观形式，主动地综合、整理感性材料，从而形成知识。康德的这个自我类似于叙事自我，对所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整理，给予理论解释或说明，理性的行动就是依从因果律的行动，尽管屏蔽掉大量的体验的丰富性，但赢得了逻辑性和必然性。两个自我之间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相互压制，共同支配我们的行动，并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自我。

三、无意识与有意识行为的算法化

自我或意识的分裂，在哲学上会带来诸多根本性的难题，人的自由会受到威胁。然而，科学家正是要怀疑灵魂、自我、人格、自由意志等诸如此类的存在。分裂开来失去统一性的自我，完全不妨碍，甚至促成了一种新的统一性，这种将无意识行为和有意识行为甚至和人工智能行为重新统一起来的东西，就是算法（Algorithm）。现代生命科学、脑科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渐渐地集中到算法上。所谓“算法”，就是“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所必须遵守的一系列规则”，是用系统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代表一个系统在限定的时间内，如何应对外界输入而产生输出，通俗地讲，就是某个系统在遇到刺激之后的应对方式，而这个系统可以是动物、人或其他任何事物。通俗地讲，算法就是某系统遇到刺激后的应对方式，而这个系统可以是动物、人或其他任何事物。在算法这个概念下，动物行为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人的行动，被统一地说成是生命自我保存、自我更新、自我繁殖，即某系统“新陈代谢”的不同算法。甚至植物的应激性、更加低等的细胞活动也被归结于某种算法。或许这个词的流行与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更加有关，计算机就是要计算，就要有算法，人工智能就是试图要模仿人，至少首先在行为层面上模仿人的应激反应，进而模仿人的意识，以至于当阿尔法围棋（AlphaGo）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击败围棋高手之后，人们越来越相信，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依靠算法上的优势将最终取代人类。

早在17世纪，人们就提出了“拉普拉斯妖”的理想，只要搜集某个系统当下的全部数据，再掌握这个系统的应激算法，就可以预见其未来任何时刻的某种确定状态。当然，那时的算法是牛顿的机械力学，或者说是原子之间相互碰撞的规律，显得过于简单；其次，对于系统当下数据的“全面”搜集，以及数据的计算都存在难度。随着各种技术的最新进展，这些瓶颈似乎可以突破，无论人的行动还是动物行为都可以外在化，都可以通过脑电波的变化加以描述甚至预测，或者说，可以人工智能化或算法化。首先，有意识的行为似乎更容易算法化，因为算法本身就是计算和算计的方法或程序。叙事自我主导的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显然是人工智能最先要模仿的。叙事自我的长处就是对已发生事件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秩序化，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路径，预见将来要发生的或规划将来要做的事情。由于去除掉了大量体验自我的即时感受，复杂的过程其实是被简单化了，用康德的话来说，先验自我意识通过范畴对直观对象进行整理和加工，使现象界中的对象运动有了规律。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有意识的、推理性的算法，服从规范或规律的行为，不正是人工智能甚至只是弱人工智能的强项吗？就连康德也认为，现象界中没有自由，尽管现象界是人“自由”地通过“叙事”建构起来的。

有意识的行为简单易控，无意识的世界似乎变化莫测、难以预料。但在大数据支持下的算法时代，动物和人的本能行为——那个体验自我的一举一动——据说也能够通过观察脑电波活动，被纳入预测和控制之中。在诸多动物实验中，科学家已经可以准确地预测动物看似“自由”的行为，这种实验也在人身上取到了证据，最著名的实验叫李贝特实验，通过对人的大脑神经活动的监测，科学家可以提前几百毫秒，在一个人还没有行动之前，甚至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行动之前，就预测到他将要做的“随机”选择。而更进一步，科学家们现在可以通过支配动物神经活动，让动物接受对其行为的控制，一些动物保护者认为这样做侵害了动物的权利，但研究者声称，动物完全不会有被强迫感，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非常主动、“自愿”而快乐地做出这些活动的。这种技术如果运用到人，后果会如何呢？可见，无论是有意识的自我还是无意识的自我，现在的科学家们其实都将其看做是多余之物，如果单一“灵魂”或“自我”主宰我们的行为，而且据说还是自由的，事情就难办得多；而如果将其还原成“意识流”并算法化，事情就简化了，只要通过观察脑电波，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等物理、化学过程，抓住其变化规律，找到其前因后果关系的“算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四、康德的反驳：算法的限度

问题的焦点渐渐凸显出来，那就是，科学家试图否认意识或“自我”的存在，就算存在，在决定人的行动方面也是多余的。他们倾向于认为，意识顶多不过是一种类似电脑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比如点击上网图标，计算机就启动一系列的链接网络的程序。意识就是人脑亿万年进化形成的指导行动的快捷应激标志。比如，恐惧的意识触发逃跑的行动反应，道德意识使人中止某种危害他人的行为，对杯子的意识让我启动杯子的使用程序。但如果意识仅仅具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还是一个累赘，一是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无意识进行，二是意识行为大多不如无意识行为那么快捷。更重要的是，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维特根斯坦说没有私人语言。如果人类社会的公共事务确实更多着眼于行为和结果，而不是内心和意图来评判；如果在人工智能愿景的诱导下，加上大数据和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的外在行动完全能够和动物行为一样被算法化，并且能够被计算和掌控的话，那么，为什么非要假设内在意识的存在呢？虽然没有了“自我”，自由会随之消失。

在牛顿经典力学描画的机械论盛行直至提出“拉普拉斯妖”的时代，人们就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拯救自由，比如莱布尼兹，为了让单子自己决定自己而不被他物所决定，宁可假设单子没有窗户，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单子的活动仅由自身的欲望或意志所驱使。弘扬主体的自由，对抗神的意志或机械必然性的控制，几乎是那个时代每个哲学家都要涉及的话题。康德视道德为哲学第一要义，道德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而道德的前提就是自由。康德做出现象与本体或物自体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如果我们把人的行动分为本能性的、知识性的和道德性的3个层面，人的类似动物的本能活动、科学家说的由体验自我支配的活动，基本上在康德的视野之外。而一般有意识的、知识层面上的实践活动，叙事自我支配的行动，被康德称为技术性实践，关于这些活动的规则“为的是产生按照因果的自然概念所可能有的结果，由于自然概念只属于理论哲学，这些东西所服从的只是作为出自理论哲学（自然科学）的补充的那些规范，所以不能要求在一个被称为实践性的特殊哲学中有任何位置”。切简单而言，一切现象界中有前因后果的、在时间中发生的人的行动，或者说有意识、有规划的行动及貌似自由的行动，都算不上康德心目中的纯粹实践活动，都是不自由的。对于这个“结论”，主张将人的行动完全算法化的科学家可能最兴奋，他们正是在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两个层面上，都反对人有自由意志。而在这一点上，康德是辩证的，“人为自然立法”说的本是人的自由，人可以通过范畴整理、解释世界，并通过理论规划过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然而，这种理论解释和实践框架，反过来又将自由的主体规范或束缚在自己建构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之内，人必须服从时间中的客观因果性法则，只能依照自然概念做技术性实践，从而不是真正的自由活动。

科学家赞成康德的结论，人的理性行为是不自由的。但康德本人却是要维护人的自由，其方式恰恰是指出算法的限度，这正是“批判”的功能。技术性实践是理论哲学的补充，就是说，“算法”概念本身就是基于前件与后件的因果关系，对某个事件或自然规律的推测性建构，无论所计算的是人的理性推理所指导的行动，还是利用脑电波观测来推断的前后关联的无意识行动，抑或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人工智能，能够算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必然行动。康德说，没错，这些都可以促发关于不自由的联想，但这仅限于现象界！人作为本体层面的道德主体，因其能遵守道德法则，本质上是自由的。当然，我们这里撇开道德，也照顾科学家的反驳，实证科学要反对的就是“本体”“主体”“自由”这些形而上的幻觉。康德说的按照道德法则行事，中性地理解，就是超越时间中因果系列的建构与规划，就是要超越“算法思维”及其造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超越“拉普拉斯妖”和“全知全能神”的现代版，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在当代取得了统治地位。人的自由实则是人的超越性，人可以不按已知的规律或规则行事，“以前”的一切都不能完全预见“以后”的不确定性。李贝特脑实验声称可以预测到人的“自由”选择，但那只是在特定的规则、特定的选择之下做特定的活动。脑电波是否真能捕捉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人下一时刻的整体行动，比如，突然拒绝实验甚至砸毁设备，或突然干了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这恐怕不是实验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算法能计算出来的。无论模仿意识还是通过脑电波做推断，都得基于世界是有规律的、前因导致后果这样的理性建构，都要经过“人为自然立法”，这其实恰恰是人的自由的一面。但这种“算法”自由又是有限度的，人总是能超越算法而真正自由地行动，在康德看来，自由不仅是假设，而更是事实。

五、客观的意义世界及其统一性

有人还会反驳说，康德说的自由是先验自由或绝对自由，本来就无法用实验证明，现象和本体的区分也很成问题，道德主体乃至其道德行动超离现象界而如何落实，连康德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尴尬，这些正是科学所要批判的。由此，问题就导向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分歧，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算法”意味着什么？尤瓦尔·赫拉利从非哲学的甚至仅仅是生物学的角度，指出智人与动物的差别，那就是，经过亿万年的生物演化，智人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智人的高度组织与合作，而这种组织与合作的前提是，智人有想象的能力，但更重要的还不是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一种联合想象的能力。法老之所以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建造金字塔，就在于让诸多奴隶对某个神产生共同想象；谷歌公司的员工在对公司的共同想象中，高效地创造着巨大的价值。神、国家、公司乃至意识、灵魂等，都是人们共同想象的产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的赫拉利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彻底，他只认为“虚”的东西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尽管这些对象具有客观的意义。其实哲学家早就在思考这种共同想象，这就是客观意义世界的建构问题。而且，不光是“虚”的东西，如“神”“政治制度”“伦理习俗”是建构出来的，而且客观的对象，如杯子、氧气、狗，同样是通过意义建构才成为对象，同样是人们的“联合想象”。库恩探讨的范式革命，其实就是意义世界不断建构的问题。为什么说拉瓦锡“发现”了氧气，按照“自然”的想法，氧气客观存在着，只是被拉瓦锡“发现”了。但古人早就知道有一种气体可以使灰烬复燃，而这种气体和人呼吸所吸入的气体是一回事；持燃素说的人也发现“笑气”可以助燃，按照自然想法，这显然就是氧气，只是用了不同的名称，就像“水”“water”或“Wasser”。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在拉瓦锡氧化理论框架下，那种可助燃的气体才“是”氧气，是拉瓦锡的通过氧化理论“发明”了客观的氧气。从此，那种气体的客观意义是，它是参与了化学过程的元素，而在燃素说中，它仅仅是起催化剂作用的助燃气体，客观意义发生了完全的转变，因此，笑气和氧气不是同一种对象。而“水”“water”或“Wasser”指向同一种客观意义，它们是同样的对象。

拉瓦锡只是发明了氧气，而康德哲学的意义就远不止如此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在提出“数学何以可能”和“自然科学何以可能”之后，在提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之前，还有一个被人们不太提及的“自然界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是海德格尔为什么坚决否认康德哲学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在探讨形而上学的有力证据。科学家建构具体客观对象如“氧气”的存在，并发现具体的客观规律如“万有引力”，而哲学家要建构的是整个自然界的统一存在，并保障这个自然是“有”客观规律而不是混乱的。与之相对，哲学家还要论证把握自然规律的“自我”“心灵”或“算法”的存在，康德告诉我们，经过主体建构的自然界才有了统一性；有了这基础才有客观的规律，之后才有算法。因此，我们现在就清楚了，以脑科学、基因工程、大数据等技术为基础，将无意识和有意识或人工智能统一起来的“算法”，无非就是17世纪“拉普拉斯妖”理想的死灰复燃，而这种理想源于牛顿经典物理学对世界“统一性”的建构。“统一性”意识是“算法”意识的基础，而世界的统一性本身，是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相反相成的。算法之“算”本身就要求世界是统一的，有不变的普适性规律，这种世界的统一性意识，恰恰是由自我意识来保障的。在统一性意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对于“杯子”或“乌鸦”、对于“国家”或“公司”、对于“恐惧”或“愉悦”的具体意识，“意识”的内容是我们建构的各种客观意义，同样是某种或多种“统一”，而不是累赘。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是赫拉利说的主观想象，从哲学层面上看，智人实际上且只能生活在自己建构的客观意义世界中。意义世界的一个维度是貌似仅仅主观的观念，另一个维度是貌似仅仅客观的物体，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实体的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无论是生命“自身”的算法，还是“我们”把握到的他物的算法，都是意义世界的一体两面。

六、边界：海德格尔动物学研究的意义

如果智人生活在自己构建的意义世界中，那么这个世界有“边际”吗？这也是康德宇宙论的一个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的意义不在于康德的解决方式、世界之有限还是无限，实际上预示着自由与必然这个更为重要的二律背反。关于“必然”的意识，可以表现为逻各斯或“大道”的必然发生、神的目的论历史、永恒的机械运动等各种不同形式，就是受永恒不变法则的主宰，这其实仍然是统一性意识从时间维度的另一种表达。自我意识对这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的意识，这就是意义世界的边界；对边界之“内”的整体把握，就是统一性和必然性。然而，一旦探到边界，二律背反立刻出现了，即超越这个边界，这种越界意识就是自由的“意识”。康德害怕矛盾而试图消解二律背反，但他实际上揭示出了主体根本上的辩证性，一旦有了统一的意识，立刻就会形成超越的意识，于是作为另一组二律背反的必然和自由，就不仅作为理论认识而发生，而且作为更深层的现象和本体的矛盾出现。先验自我意识建构出统一的世界及其客观规律，有了它可以规划统一的算法，而自由的主体可以超越这个统一性，康德用道德法则来表达这种超越，遵循道德法则就是自由。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是主体或智人建构的意义世界之“边界”意识的产物。

那么，必然与自由仅仅是一种统一与超越的边界“意识”，还是人类或智人建构意义世界本身活动的产物？其实，在康德那里，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理论理性领域而与实践相关。海德格尔探究动物学的意义现在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以追问存在意义为己任的哲学家，会突然对动物行为进行长篇大论呢？答案是：他在探究此在在世行动本身的边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讨论动物行为的前一章节，是海德格尔对无聊情绪的分析。他认为，此在最深层的无聊情绪，将此在抛到与之相对、但与之毫不相关的世界面前，抛到他自己的时间和存在面前。在这种极端的存在境域中，个体此在与世界摆脱掉关联或牵挂，从而领会到其真正的自由；与此同时，本真而统一的“自己”，又是被抛到与之相对的、统一的“世界”面前，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必然与自由的统一，是必然与自由的“意识”的根据，是统一与超越“意识”的根据。此在在实际生存中“面临”边界，而不仅是有边界“意识”。“自我”“灵魂”或“自由意志”和与之相对的“世界”，这些统一或“一”都不是多余的形而上假设，而是此在生存的实际境况，无需动用各种实验去寻找。

那么，界限的“那边”情况如何呢？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死”这个概念，表达的是此在面对的“无”，在这个边界上，此在被抛回它的“有”或“存在”，获得自己本真的“一”。自己作为个体，而世界作为世界显现。这种“有无相生”的描画略显空泛，动物行为考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与动物行为做对比，细化“人建立世界”这一主题。动物根本上是不完整的，没有“自己”与“他物”或“世界”的区分意识，不断需要夺取自己，而夺取活动虽然使之与环境发生关联，但不能将某物作为某物。这种“某物”或“这一个”“那一个”的意识，其实也是“统一性”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某物的统一或作为“一”的某物，这是人的特殊能力，至于完整的“自己”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一”，对动物来说更是奢望。但如果反过来看，人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界限，人能通过但也只能通过“算法”来把握世界，因为算法的基础就是世界的“一”及必然规律的统一。即使科学家主张把意识由“一”化解为“多”，也是要找到多个前后事件或行为的因果关系，这就涉及“前一个”和“后一个”“某物”和“他物”的区分，即使人和动物共有的无意识行为，人也是通过脑电波“前一刻”与“后一刻”的状态来观测的，而此时与彼时、此处与彼处、这一个与那一个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区分，恰恰是智人把握世界方式的界限；即使把意识或心灵的“一”还原为“多”的集合或相继，每个“多”也是“一个一个”的“多”。海德格尔的动物行为描画是否科学或过时，这毫不重要，他只是想借助对比、凸显这种界限罢了。人只能按照人的方式想象“人工智能”，人的必然与自由关系、统一与超越的矛盾，一定会在人工智能中出现或放大，对动物行为的最新实验研究，其实也是或只能是：按照人的理解方式进行。

七、泛人本主义及其挑战

与据说是用遗传、基因、激素、脑电等技术把握了动物行为或者人的无意识行为的科学家不同，海德格尔对动物行为的现象学探究，不是为了说明动物实际的“客观”情况，他揭示的只是人与动物的差别和界限：真正作为“他者”、作为我们无法理解其行为方式的动物与我们相关。我们对动物以及我们自身的无意识行为都不能再用算法的思维、用控制的思路将其意识化。脑电波显示的无意识行为其实是被有意识化了，人工智能理想恰恰是要把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行为全都算法化或意识化。算法本身以必然性的统一的意识为基础，是人在把握自身之完整存在的极端境域中对于“一”的领会，这包括“多”之整体的“一”与每个“多”本身的“一”。人的根本性的生存辩证法在于，在这种呈现整体的境遇中，人同时又领会到自身的无限可能性，而可能性就是潜能和自由，孤独个体面对无关联的统一世界，可以自由地重新塑造自身，超越自身与世界。用《存在与时间》的术语来说，向死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的“生”；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术语来说，最深层的无聊将此在抛到自己的时间面前。超越了日常的公共时间而获得自由，自己的时间就是领会自己完整存在的完整视域，而“完整”又意味着被抛的必然性。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归根到底发源于人的有限性生存，人只能承受必然与自由的根本矛盾，也就只能以人的方式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一些矫情的环境与动物保护主义者，总想讨论猫狗或石头本身的价值问题，甚至有人要为小动物起诉虐待者，为小草起诉践踏者，为石头起诉把玩者，维护其法律权益。这些主张其实是中了“算法”的邪，是“以小人之心度动物之腹”，虽然他们往往声称自己是“反科学”的。

人只能从人的视角出发把握世界与自身，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天才地指出了人本主义作为近现代世界意义的建构基础。他认为，在近代之前人们依靠神来为世界安排秩序和赋予意义，人本主义兴起之后，人取代神而自身为世界赋予价值和意义，现代社会得以更加高效地继续运转。无论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还是种族至上的纳粹主义，都是以个人、集体或人类为中心，本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制度构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等的建构，更是人本主义的产物。近代之后的泛人本主义情形，他说对了。但是对于近代之前人依从神安排世界秩序，这件事的本质他没有说透，他预示人本主义因算法时代的到来即将面临崩溃，这一点他同样落入了“算法”的圈套。以前神的全知全能与以后算法或人工智能的全面统治本质上是一回事。不依赖于人的神和超越于人的算法，恰恰是人对照自身的有限性与时间性，进而产生的统一性、无限性和永恒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泛人本主义不会随着技术发展而崩溃，即使人可以因生物技术而获得永生，因大数据算法而无所不知，但他们仍将在时间中领会世界，而以时间作为视域，本身就是一种限度，他们不会成为神。人一方面与神同时无处不在的“超时间”永恒存在相差别，另一方面又与动物根本无世界、无某物，因而也无时间意识的存在完全不同，神与动物因为不在时间中存在，而不会面临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处境，不会衍生出必然与自由的意识，甚至根本也没有像电脑快捷方式图标那样，启动一系列算法的统一的具体“意识”。萨特说，自由是被抛给人的，“必然”早就让人感到烦恼，人们总想“把握必然而获得自由”，而如果自由也是被抛的，那只能说明，无论必然或自由都是人作为有限生存物必须要承受的。人类发展各种技术，总想要摆脱必然获得自由，但人能想象没有统一而仅有超越的情形吗？神的那种统一与超越无差别状态，人做不到。动物的那种不断夺取自身的行为，可算作超越吗?那种超越，是人想要的吗？人工智能是一种本身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智能，它能统治一切，还是说，连“统治一切”或“无法想象”也只是人的想象，自由本身就是面对无法想象的东西，或造就统治一切的统一并将自己也包括在内？究竟有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或算法，人可以发现或模仿？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结语：引发的思考

作为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最终也怀疑：生物是否完全能还原为算法，数据教是否能替代人文主义而成为现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还原真相，而是让人思考诸多未来的可能性，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被控制论代替了。“控制论”思维主宰着当今世界，“算法”其实就是换了另一个词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新技术更加飞速的发展，人的自由似乎受到了威胁。即使哲学上可以论证，人的自由不会从根本上消失，但如果新技术可以预测并掌控我们90%的人90%的生活和行为，那么现实或经验层面的自由、隐私、人格等问题，的确是未来哲学所要面对的。但即使强调人的有限性、被动性的海德格尔也说：“这个世界之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能做到的。”既然自由与必然源发于人根本的时间性和有限性，这对范畴在哲学层面上就会继续存在，在经验层面就会转化为其他新形式出现，除非智人真的由于某种突变不再作为一个个体面对世界，个体与普遍不再有任何差别，“天人合一”成为真实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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