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差异中的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贺雪峰，男，湖北荆门人，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激励计划”特聘教授。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精准扶贫研究”

摘 要：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理解中国区域差异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和提高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的南北差异,从经济社会分层角度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的东西差异，而从文化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行为模式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形成和影响、文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划分有助于深化对精准扶贫等政策实践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区域；文化核心区；文化边缘区；区域差异；国家治理；精准扶贫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如何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笔者曾重点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农村南、中、北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层角度讨论了中国农村东、中、西的区域差异。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当前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

一、文化区域差异的两个样本

2019年5月笔者到陕南秦岭山区调研，发现虽然这里基本上都是深山大川，耕地很少，陕南数县也皆为国定或省定贫困县,一般农户家庭收入却并不低，农民不穷。甚至，从饮食水平来看，陕南农民吃得比关中农民要好得多，农户也大都修建了比较宽敞的住房。笔者进入一条普通两山夹一川的村庄，一路向上走，路边几十户农户，家家都建有相当现代的住房，问：为什么在如此深山大川地区农户都有钱建这么好的住房？回答是:在农户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中老年农民靠山吃山，每年仅仅采中药材也可以有几万元的收入，何况满山都是板栗，都可以采集卖钱的。最让人诧异的是，调研县2018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接近100%，除上普通高中以外，其他初中毕业生都上了县职高。100%升学率除了因为地方重视教育、普及12年教育以外，当地农民普遍有较强的教育意识，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教育，以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更有在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依据笔者有限的调查，陕南诸县均被划为国定或省定贫困县，实际上陕南农村贫困程度并不高（当然也不能说很富裕）。陕南各县被划定为贫困县的一个外界的想当然是，深山大川地区，耕地很少，农民没有土地收入来源，当然会很贫困。不仅陕南的秦岭山区，而且当前中国有包括秦岭山区在内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都是当前中国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山区人多地少，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交通也不便利。不过，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山区情况也有差异，比如石漠化和高寒山区，就真的是自然条件恶劣；而秦岭山区、大别山区自然条件其实还是不错的，不仅有良好植被从而有良好的 自然资源，而且现在也有了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正是因此，笔者调研的陕南地区的农民家庭中，年轻人普遍进城务工经商，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取务工收入；年老父母则留村，通过采集中药材、种植板栗树等靠山吃山的途径获得农业收入；农户家庭通过合理分工及通过勤奋劳动，获得了相当不低的家庭收入。而之所以陕南诸县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也与当地农户家庭有着强烈的进城务工预期有关。只要能将农产品输送到全国农产品市场以及只要能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陕南农民就可以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变成家庭收入，农户家庭就不会贫困。

陕南农村，农民之所以要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在村庄建比较好的房子，甚至有越来越多农户进城买房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村庄存在着比较激烈的面子竞争。都是一样的条件，你家日子过得不好就会让人瞧不起。另外一个更紧迫的原因则是，由于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性别资源从山区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性别失衡，婚姻竞争变得激烈，农户家庭往往要通过代际合力来力争最好的婚姻条件，从而为儿子娶上媳妇。不能为儿子娶上媳妇，父母就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无脸死后去见祖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勤奋劳动来为子女争取婚姻条件。2017年5月笔者到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调研，发现滇东南农村农民确实很贫困，当然也都纳入全国贫困地区了。尽管调研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也是山区，自然条件却并不差，植被良好且物产丰富，进入21世纪交通条件也大幅 度改善了。可以说，在自然条件方面,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与陕南秦岭山区十分近似。不同的是，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显比陕南山区贫困得多：住房不好，家庭收入不高,积蓄就更少了。

为什么几乎同样的条件，陕南农村农民家庭会有较高收入，而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贫困呢? 其中根本原因之一是，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了，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劳动力都没有进入到全国市场上获取利益。调研的一个村竟然没有一个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年轻人宁愿在家吃低保也不愿出去务工。当地引进一家大型外资企业，要招收2万名劳动力，待遇还是很不错的。首批招进来培训的2 000名年轻人，仅进入工厂生产线3个月就只剩下300人，其余的都忍受不了工厂生产线上的纪律约束。当地农民热衷于玩鸟、斗鸡、举办仪式，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而且，当地农民不重视教育，子女上不上学无所谓，学习成绩好不好也无所谓，甚至对于儿子能否娶上媳妇父母也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因此，在滇东南少数 民族地区调研，笔者感觉不到农民内在的发展动力。扶贫的结果是，既然政府给了我们资源，那就靠这个资源生活下去，还去生产干什么？还外出务工干什么？

显然，陕南山区农户收入与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存在着巨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不在于自然条件（两地自然条件没有本质差别），而在于农民本身及决定农民思想与行为模式的文化的差异。

二、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

笔者调研的陕南农民与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差异，最关键的表现似乎是陕南农民不计条件地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在某种意义上重视的是个人闲暇最大化。这里面有两对关键词：一是家庭与个人，二是收入与闲暇。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都是社会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每个人都脱离不开影响个人的文化的影响，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完全追求个人满足最大化的理性人，更非一个只按自己原始本能行为的人。文化和社会关系构成了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关系也是由文化来决定的。正是超越个人的文化，使个人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本能，成为文化所支配的行动者。文化越是强大，就能够给受到支配的行动者以越大的支配力，个人行为就越受到文化的支配，甚至成为了文化的奴隶。

当然，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往往越是长久而广泛的文明，就越有强大的文化涵化能力，越能支配其中的行动者，改变行动者的本能，使行动者追求超越个人身体欲望以外的目标。这种文化与文明之间相距不远，或就是文明了。还有一些地方性文化，文明程度不高，对个人行为涵化能力不强,缺少超越性的诉求。

就中国来讲，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家庭伦理与责任，尤其强调传宗接代的重要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文化是义务本位或伦理本位的文化。经过两千多年传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形成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很多方面已经深入民族骨髓，典型如对家庭的重视，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儒家文化远不是典籍，也非仅是上流社 会的文化，其中价值已深入和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几乎每一寸土地，变成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发生改朝换代、上层文化被摧毁时，“礼失而求诸野”，上流社会再到人民生活中寻找文化。

因此，对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农村来讲，农民就成为文化本能的表达者，每个农民的行为不过是影响他们的文化所要求他们的行为。具体来讲，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农民，他们判断自己人生价值时，最重要的一条是传宗接代以及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光宗耀祖。对于一个农民来讲，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庭伦理和人生任务规定，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否则就无脸去见祖宗。在他们的人生任务中，最大任务就是让儿子娶上媳妇，生下孙子，从而完成传宗接代任务。也是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是本位的,且家庭中更多的是责任与义务而非权利。中国文化中缺少个人直面上帝的这种超越性，个人属于家庭之中甚至属于家族之中的一份子。

除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义务本位以外，中国农民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自然会有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这种社会性竞争有时也是服务于传宗接代这样的人生任务，且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有更高的完成人生任务的可能性。社会竞争又与其经济实力有关，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何获得家庭财富，提高家庭收入，就成为中国农村每个家庭的追求。

在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核心地区，农民行为模式就会有以家庭为单位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表现。比如，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留村务农的父母不仅可以获得农业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而且留村务农父母往往还要帮进城子女照看孙子。农民通过家庭合力来获取最大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为儿子娶媳妇创造条件，为子女进城创造条件。

进入21世纪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传统通婚圈被打破，中西部地区性别资源大量流失，加剧了本已失衡的性别比，从而迅速提高了农村婚龄女性的婚姻要价，包括高额彩礼、县城买房甚至还要买车，仅靠婚龄男子肯定是不可能达到女方要求的条件的，因此，婚龄男子的家庭支持就成为能否娶到媳妇的前提。反过来，正是因为有家庭支持，婚龄女性就可以借性别失衡来提高婚姻要价且可以达到 目的。在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面，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农民家庭就会举全家之力，提前很多年进行储蓄，甚至父母以自己未来剩余劳动力为抵押借贷来完成儿子婚配、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这些靠借贷来完成人生任务的父母，他们来不及考虑自己未来养老，而指望子女养老。而实际上子女回馈很少，所以农村有“恩往下流”的说法。

正是当前变得畸形的农村婚姻，通过极端形式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即为了家可以牺牲个人，为了子女婚姻可以牺牲父母。为了完成人生任务，农民可以无条件为家庭奉献。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农民家庭不仅要进行家庭分工，而且会提前谋划。不仅要开源以增加收入，而且要降低任何不必要的支出。也就是说，在受到儒家传统文化浸润的农村地区，文化改造了农民的利益计算方式和行为模式，造成了农民的理性和超越性。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赋予了农民家庭观念、责任本位、规划性和纪律性，正是文化本能使得农民脱离了他们的身体本能，他们不只是要个人利益最大化，更非个人身体欲望满足的最大化。他们变得吃苦耐劳，能够忍辱负重，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文化义务，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

与文化核心区不同的文化边缘区，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大传统的浸润，个人身体本能就较少受到文化义务的约束，也缺少为未来进行长期规划的意识，不能忍受为了未来回报而进行当下的长期投入，更缺少代际之间的无条件支持。在缺少大传统所赋予的强大文化本能的情况下面，身体本能变得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正常情况，农民所追求的生活很现实，就是闲暇最大化，而不是虚无飘渺的未来收入最大化以及必须完成人生任务。

实际上，前面讲的陕南农村，农民行为模式就十分接近文化核心区，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接近文化边缘区。正因为处在文化核心区，陕南农民只要具备条件就积极行动起来从市场获利，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而处在文化边缘区的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即使有市场机会，他们也不愿意及不善于抓住机会，所以他们仍然生活贫困。

文化核心区与文化边缘区是长久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在实行大一统体制二千多年的中国，中央权力大多数时候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这些地区因此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相对来讲，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陲，家文化对边陲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不足。经过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原地区，几乎所有农民的血脉里都有了儒家文化所赋予的“基因”，而云南等中国传统的边陲地带，农民依然保留了“自由”的基因。

三、文化区域的形成

中国大一统体制决定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自秦汉以来，中国疆域逐步扩展，中国文化核心区域也就逐步扩大。

总体来讲，中国大一统体制的主要权力中心大多数时候集中在中原地区，虽然历经天灾人祸、朝代变换，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发程度以及物产丰富程度，都使其具备成为集权中心的条件。中原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从地形来看，华北平原连贯，少山陵阻隔，且通过洛阳盆地和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可以与关中平原相联通。大片连接的平原不利于地方分裂割据，进而提高了中央凝聚力。北方中原地区几乎不可能封闭自守，因此成为中国历朝历代中央集权的重点统治地区和文化覆盖地区。

相对来讲，西南地区地处偏远，深山大川，交通不便，且产出有限，较晚才被纳入儒家文明的版图，西南地区很少成为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心和被中国文化强力覆盖，因此，西南地区农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小。

大致说来，当前中国文化核心区包括华北、西北、东南、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则为中国文化的相对边缘地区。尤其是以鲁豫皖为典型的中原地区，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陕南秦岭山区距中原地区很近，人口也大多是从中原迁入，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密切的商业与文化交换，所以陕南同样属于中国文化核心区，农民行为模式与中原农民没有本质差异。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是文化边缘地区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四、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角度的区域差异

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分别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两个维度讨论过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当前中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南、中、北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农村普遍存在聚族而居形成的宗族组织，宗族与村庄同构，村庄是团结型的；北方农村（华北和西北），村庄中往往存在着众多相互独立且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集团，村庄是分裂型的；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农村，村庄内缺少超出农户的血缘共同体，村民原子化程度很高，村庄是分散型的。因为村庄社会结构不同，村庄内集体行动模式和个人行为、心理模式就大为不同；又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村庄社会结构分布的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此处不展开。

从村庄社会分层来看，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东部沿海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沿海城市带的组成部分，农民基本上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村庄广泛存在的二三产业机会被一些人抓住，成为了企业家，变成了村庄高收入群体和老板阶层。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但他们可能就是在村庄中取得事业成功并且仍然住在村庄，他们就成了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强者，就会对村庄其他村民产生巨大压制和压力。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容易存在经济发展→经济分化→社会分层→政治排斥→边缘反抗→宗教救赎的机制。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几乎所有农户家庭都可以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从而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全国平均工资，留村的中老年人耕种自家承包地,耕地面积相差不多，农业收入也相差不多。因此，农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与家庭劳动力周期有关，村庄存在着农户收入去分化的机制。即使有村民在外务工经商发财了，这些村民也是在外面发财、在城市生活，一般不愿回到村庄生活，因此对村庄社会缺少影响。中西部农村去分化机制构成了中西部农村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巨大差异。这方面的讨论也不展开。本文从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构成了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第三种视角。

五、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拉平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农户家庭进城，市场经济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中国农村区域差异被削填拉平，并开始形成新的农村区域差异。

新的农村区域差异主要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工业化，从而产生了完全不同于中西部农村的村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也就是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的东、中、西差异。相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代表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地区农村地域面积不大，经济发展水平高，政策影响大，且聚集了与其地域面积不相称的大量人口，包括大量外来农民工。随着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进城，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变得越来越萧条。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越来越成为沿海城市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则衰落了。当前表现为东、中、西地区农村区域差异越来越类似城乡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中、西部农村区域差异将不复存在，因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已经城市化。

中国农村的南北差异，关键在于村庄内是否存在超出农户的血缘联合体。南方农村普遍存在聚族而居的与村庄同构的宗族，北方农村村庄内存在着众多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长江流域村庄则缺少超出农户的血缘联合体。在农民进城及市场经济强力作用下，全国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市场经济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民行为逻辑，刚开始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为了在村庄中获得竞争优势，后来他们不过是为了能进城安居;之前村庄内的血缘联合体认同降低了，行动力变弱了，甚至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正在原子化。当然，不同地区村庄内社会结构差异虽然被削平了，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底色的不同，因此，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南北区域差异仍然会对农民行为模式、家庭积累方式、代际关系以及城市化诸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文化区域的差异也受到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削平。一方面，即使在文化核心区，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冲击，传宗接代观念越来越淡薄了,农民进城也降低了村庄面子竞争的强度。父母为儿子娶媳妇而无限付出，子女却利用父母的责任心来无限制地剥削父代，终究会引起父代的反制。另一方面，在文化边缘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市场经济原则就会侵蚀地方小传统，逐步改变边缘区闲暇最大化的生活方式。经过多年改变，中国不同文化区域农民行为模式会共同向市场经济原则靠近，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在很短时期就可以将整个中国农村整合为一个越来越同质的整体。

六、简单的讨论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有5 000年文明。因为开发时期、地理区位、种植结构、地形地貌的差异以及距中央权力的远近等因素，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农村区域。不同区域农村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农民的行为模式及乡村治理状况。本文分析的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以及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来看的中国农村南北差异，从村庄社会分层角度来看的中国农村东西差异，都是中国农村区域 差异的重要分类特征。

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我们才能更加精准地理解中国农村，理解中国。也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我们才能更加精准地理解不同区域农民的行为模式与特征，从而才能更加精准地实施农村政策，比如精准扶贫政策。仅就文化核心区和文化边缘区的两分来反思精准扶贫政策，就至少有两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政策问题：第一，在文化核心区范围的秦岭、大别山等地区，随着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交通方面建设的大力推进，几乎所有农户家庭都可以对接到市场上并从中获利，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就不会很严重。在实践中有太多本来不贫困农户被误评为贫困户，徒增扶贫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扶贫政策的绩效。第二，对于文化边缘区的农村,如果当地农民闲暇最大化的目标没有改变，扶贫只可能制造出更多懒汉。文化的改变远非一代人的事情。因此，对于文化边缘区的扶贫，重点就不在生产生活上面而应在文化教育上面。

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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