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陕西新兴农田水利的系统建设与灌区新经济体构建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刘景纯，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7JJD770011）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专题“中国史研究”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是陕西现代农田水利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10年，其发展的客观原因是当时陕西大饥荒所造成的经济凋敝。新兴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核心是科学方法和系统建设。系统建设包括水利工程、水政以及灌区发展多个方面。在工程方面，全省统一计划，并以关中为核心，以大河流为先导，陕南、陕北全面进行，然后又对各旧式渠道工程进行系统整治。水政方面，首次建立健全现代工程建设、工程管理、灌溉渠道管理及其相关的各种机构。其成绩无论在全国还是陕西都是第一次。陕西水利人对灌区新经济体的构建和意欲形成灌区新型经济、社会共同体的理想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虽然在现实中没能实现，但其谋求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

关键词：农田水利建设；灌区新经济体；李仪祉；水利工程；水政建设 

引言
20世纪30年代是陕西新兴农田水利建设开端的10年，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所谓“新兴”，是指“以科学方法，作系统之建设。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为“近代水利”，含义与此略有不同。那么，这一时期陕西新兴农田水利建设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事业？从现有的研究看，通史性质的若干“中国水利史”或“中国农田水利史”著述涉及的相关内容较为简略；一些与此密切相关的专论性著述，如尹北直《李仪祉与中国近代水利事业发展研究》（2010），邬婷《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研究》（2017），重点对水利工程和管理相关事实加以整理和论述（石涛《抗战时期农贷与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国家行局为中心》，则从农业贷款角度，重点论述了国家农贷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或者涉及水利工程地位及其影响，或者涉及部分管理及水利纠纷。总体来看，此类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还有一些值得发掘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20世纪30年代陕西农田水利建设是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重点建设期，“以科学方法，作系统之建设”是其核心精神，实际上也是新兴农田水利建设区别于传统建设的根本所在。正是因为有“系统建设”的精神与理念，才会延伸至灌区新经济体的构建，并因此向灌区新型社会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一、 陕西新兴农田水利系统建设的背景
首先，也是最为基础的因素，乃是民国初年以来旱灾不时发生，特别是1928—1930年发生的特大旱灾，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广大，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这一点，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妨再来申述一下它的巨大社会影响。据当时人说：
十八年大旱后，据陕西赈务会报告，举行灾后三十七县妇女调查，被卖者有三十余万，死亡者有九十余万，流离逃散者，有一百九十余万。又举行五十七县人口统计，灾前为七二一二七六四人，灾后为六二六八○四五人，共减少九四四七一九人……大灾之后，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流为盗匪，其死于饥荒者，则尸骨任其狼藉，无人掩埋，肉臭血腥，酿为大疫；其流为匪者，则杀人越货，凶残暴戾，愈趋愈烈，故西北每经一次大旱之后，千人中仅获一二孑遗，而此一二孑遗，不死于疫，即死于匪，此吾人今日所以对我民族发祥地之西北各省，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等前途皆深为危惧而应急亟谋补救者也。
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促使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急亟谋补救”，而补救的根本办法之一便是发展农田水利。1930年国家建设委员会提出“开发西北水利计划”，“提出由中央与地方建设机关合资开发泾、渭、洮、黄、洛、汾、颍等河水利”，即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西安作为“陪都”的确立和筹建。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三月五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筹建西京。西京筹备委员会存在13年时间（1945年3月裁撤），在此期间，中央政府筹措人力、物力以谋求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建设，渭河工程的启动就直接与此相关。李仪祉说：“嗣西安议设陪都，中央亦鉴于渭域关系之钜，特拨巨款，以为导渭之用。旋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秉中央政府之意，设立导渭工程处。于是中央地方合力为之。该事件有力地促进了“西京”腹地建设的积极开展，而水利开发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最后，是西北开发事业的开展，为陕西优先发展水利事业提供了政策支持。1932年底，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边疆建设决议案》，决定成立西北拓殖委员会，领导并推动西北大开发战略的执行。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西北水利便利计，决组水利委员会，负责办理水利，款项收支及水利管理渠道养护等事，并拟先从陕省着手，次及西北其他各省”。兴办水利事业，本着“先从陕省着手，，的策略方针，赋予了陕西优先发展水利建设事业的机遇。
应该说，在上述3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陕西新兴农田水利的系统性建设快速兴起和发展，并在一较长时期内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二、 陕西新兴农田水利工程的系统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的重心是水利工程，20世纪30年代陕西新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方法”，目标是“系统建设”。1932年，李仪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德人方修斯说：中国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论到水利，却还是一个新造之邦，差不多什么事都要从新做起。这话讲的实在不错。再论到我们陕西，更是生新的了不得。水利的历史，要算陕西最古，然而到现在，古代的工程连踪迹也没有了……再要讲到其他科学方法的设施，完全还没有动手。
就是说，截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几乎还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意义上的水利工程，陕西更是完全没有。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首先就是要立足科学，用科学方法兴修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用科学方法整治旧的传统的农田水利工程。
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批懂得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先是蒲城人李仪祉，1915年自德国学习水利工程回国后，任教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2年他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1925年又兼职国立西北大学校务，并在该校兴办“水工讲习班”，培养水利建设人才。到30年代，陕西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人物，如刘辑五、胡竹铭、须君悌、蔡亮工、顾子廉，以及陕西测量界人才，如李寿亭、张子灵、袁敬亭、王南轩、胡润民等，都是李仪祉在上述两校的学生。如这样，在李仪祉的领导下，有这些专门人才的共同参与，从而保障了新兴水利工程的科学建设。
事实上，就科学方法而言，每一项个体水利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是科学方法自身的必然要求。拿“引泾工程”来说，早在1922年和1924年，李仪祉就对“引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准备。他先后撰写《再论引泾》(1922)、《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1923)、《考察龙洞渠报告》(1923)、《我之引泾水利工程进行计划》(1924)、《勘察泾谷报告书》(1924)、《陕西渭北水利工程第二期报告书》(1924)、《引泾第一期工程计划大纲》(1924)。从关中气候、历史饥荒、引泾历史、引泾范围、引泾预备工程、引泾方法、测量队组织、工费测算、测量成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
就测量实践而言，至1923年，测量妙儿岭及由原点至赵家桥水准6处，道线长3.9公里；测量绘制仲山形势图；旧渠测量，包括广惠渠至石桥镇约17.5公里，分3段，有石渠、土渠各自的距离、水准、深浅及侵蚀破坏情况等；测量干渠路线、道路水准；水位测量，在泾河北屯、二龙王庙、龙洞渠小王桥设水则，测量水准；泾河流量和泾河水库水量测量；雨量测量，在岳家坡、三原设观测站，与西安水利分局所测数据制成表；龙洞渠未收泉水及漏失流量测量及龙洞渠流量测量；灌溉面积测量和相关地质测量。至于泾河水量的计算和渭北平原可灌溉田地面积用水量的计算，在此亦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测算。如李仪祉根据调查认为，“向来陕西农人未知量雨。其计雨之大小，以其渗入土之深浅，当农器入土之深浅论之。曰一锄，一構子，一犁。雨已沾足，深犁不见干土，则曰透了。”“一锄当雨量10—20公厘（即毫米——引者注），一犁当20—30公厘，透了当30—40公厘。”在此基础上，测算出“冬禾田、夏禾田、春禾田”的用水量。凡此，都为科学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详实的科学资料和数据支持。这是以往传统水利工程所难以做到，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基于科学方法的个体水利工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工作，表现在每一项水利工程建设中，此处无需赘谈。这一时期，陕西新兴农田水利系统性建设的核心尚不在此，而在它立足于陕西全省来全面计划和系统建设的问题。诚如李仪祉在《陕西之灌溉事业》一文中所讲：
第一步：先择收效最宏之水利计划做之，如泾、洛、渭三渠。第二步：一一去整理旧渠，以增加其效力。第三步：整理黄河及渭河，以保护滩地并施灌溉。第四步：清理土地作沟洫。第五步：设堰潴增蓄水量。此五事大概依此步骤，但先后不必完全依之。
这虽然不是一个详细的全省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但却是一个清晰的纲领性指导计划，清楚地反映了当时陕西水利人对陕西新兴农田水利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思考，即开发较大河流水利工程，整治传统小流域旧有灌溉渠道，扩大可用水资源，增强灌溉效益。计划中之所以选择较大河流如泾河、洛河、渭河开展先期建设，是因为这些工程建成后“收效最宏”，不但大规模地增加农田灌溉面积，而且有助于总体上改变关中旧有河流灌溉的分布格局。据调查资料显示，关中地区旧有河流灌溉面积的重心分布在诸小河流域，有灞河、沣河等25条河流，渠堰262处，灌溉总面积约2112383亩。过去大河流域没有或少有灌溉，或者在历史上不断废弃，主要是古代水利工程技术限制的原因造成的，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所谓18、19世纪中国水利经济陷入前现代的“技术锁定”模式，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此次立足于现代水利科学技术建设，突破了旧的技术限制，所以得以选择较大河流来建造水利工程。另外，传统旧式渠道多是建立在朴素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简易工程，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旧式渠道进行一轮全面系统的整治，以增强和扩大其灌溉效力，也是系统性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还根据省域河流水资源状况，开发并扩大新的有助于提高灌溉效力的各种辅助性工程，以期达到“使农田水利普及全省成一模范农田水利区，以为他省之倡”的建设目标，并以此为样板，推动全国其他省份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从这一点讲，这一时期陕西的新兴农田水利建设，不只是陕西一个省的问题，还带有全国“试验区建设”的特征。这种系统思想和建设在陕西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是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此系统思想和计划指导下，从1930年起，陕西省相继启动引泾工程第一期(1930)、引洛工程(1934)、引渭工程(1935)、梅惠渠(1936)、织女渠(1937)、黑惠渠(1938)、汉惠渠(1938)、褒惠渠(1939)等工程。20世纪40年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工程建设，相继启动定惠渠(1941)、沣惠渠(1941)、蔍惠渠(1941)、泔惠渠(1943)、涝惠渠(1943)的工程建设。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这项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拟修建的工程尚有冷惠渠、沣惠渠（二期）、党惠渠、清惠渠、宁惠渠、云惠渠；而蓄水工程则有禹门口蓄水库、泾河蓄水库和黑河蓄水库。
这些工程的启动和建设，总体上遵循了上述计划原则，既包括选择较大河流进行开发，也包括了系统整治传统旧式河渠的一系列工作，而进一步开发的诸蓄水工程也被列入随后的建设计划中。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陕西全省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当时科学技术条件下全域性引水工程的系统性开发和建设工作。因此，有人讲：“本省灌溉工程在过去15年间已完成泾渭梅黑汉褒泔沣涝湑洛诸渠，已将全省主要水系及较经济地区利用无余”。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降，陕西全省境内的诸大小重要灌溉工程和渠道，得到了一次系统的新建或重建，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河流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新格局。
三、新兴水政的系统性建设
新兴水政是较传统水利管理而言的一种新型水利行政管理。新兴水政建设是新兴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官方水政机构的设立与管理纲领的制定
早在“引泾工程”前期准备阶段，与此相关的一些新建置就开始设立。如事关工程“水事测量”中的雨量测量，就曾设立西安、三原和岳家坡3个雨量测量站，又在泾河上游的陕西淳化、醴泉、邠县、长武、旬邑和甘肃正宁、环县、庆阳、平凉、泾川、镇原，共设立了11个雨量站，以便准确掌握泾河各段水量及其变化，来进行科学的工程设计和建造。
“引泾”一期工程完成以后，伴随着其他各项引水工程的有序开展，在陕西省水利局的领导下，针对传统农田水利管理没有“正规水利机构”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新建设。陕西省水利局下设“水工”“水政”和“总务”3个科。按照李仪祉的意见，新兴水政具有以下8项职能，即草拟各项水利法规，调查及研究各项水利法规实施情况并条陈省政府修改，调查全省已有水利事业的利弊得失，举办全省用水权注册事宜，管理全省已有水利事业，作水利事业上的经济筹划及统计，管理航运，以及培植水利人才。1935年《陕西省水利行政大纲》出台，规定水利局的工作包括测量、设计、计划工程、筹措钱款，创造性地与大专院校和中央机关合作，测量气候，科学掌握气候与水文关系，防洪防灾，依法科学管理，等。这不但将全省的水利建设和防洪防灾统一纳入水利局管理，而且还赋予其一系列新的职能，这就为全面系统筹划、建设、整治全省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行政保障。至于其职能的变化，除了上述所谓制定水利法规、水利调查、水权确定、水利计划制定、经济筹划和统计，以及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等新内容外，还把水政管理延伸到灌区经济筹划和发展的指导、研究和管理中。1936年李仪祉在谈及陕西水利事业时，讲道：
余一年以前即主张农业与水利要并肩而进。但以政府实力，人民程度皆有所不及，尚未达所望。泾惠渠区域有两个农事试验场：一个是属于陕西棉产改进会的，一个是金陵大学的。前者专重于植棉之试验，后者注重于一般作物，正在试验时期，尚未能得到指导农民如何灌溉，如何施肥，如何治田之功用。所以泾惠渠的成效，如今只可说做到百分之三十。尚有百分之七十，一半要望于灌溉方法之改良，一半要望于农事之进步。渭惠渠适经西北农林专门学校之前面而过，将来需要担任起整个的使命来。所以余主张在农专之前，办一大规模之灌溉试验场。又思创设一西北水土经济研究所。总而言之，陕西农利，要达到百分之百的成效，恐尚须十年之努力。
就是说，水政建设的目标设立是围绕“要达到百分之百的成效”来进行。其职能的设定，不只在工程方面的管理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常规性管理上，还要在灌溉成效的实现上下功夫。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大水政”。他要求水政部门，不但要从事科学研究，改良灌溉方式和方法，还要在“农事之进步”方面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推广。为此，就要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设立灌溉试验场，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灌溉、科学施肥；创设专门的“水土经济研究所”，实现水土、农作物相互适应以实现最大经济成效的目标。这种建设理念，改变了传统管理主要着眼于工程自身建设和维护的不足，将其职能延伸至灌区经济成效根本问题的解决和管理中。这无疑是对传统水利管理乃至一般现代水利管理的实质性超越和发展，是以李仪祉为首的陕西水利人对水政建设事业的重要贡献。
（二）社会管理组织和专业机构的创建与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
1.社会管理组织的创设。李仪祉说：“本省各项水利事业，向乏管理团体，大半操诸豪绅之手，利己害众。”水利管理向管理组织方向的发展，是民国建立以来民权思想和观念的体现，也是新兴管理组织建设区别于传统管理的核心所在。为了实现这一转变，1930年以来，相继设立了陕西省水利协会、陕西省各河流水利分会、陕西省各河流堤防协会、陕西省农田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利经费保管委员会、陕西省民有渠堰款产保管委员会等团体组织。对组办水利协会和堤防协会时的情况，当时人记述说：
（当时水利管理）无公众之组织，规定之法律，则有各自为利害，旱时堵截用水，潦时以邻为壑，上下游因争水而酿斗讼，甚则戕伤性命，破产毁家者往往皆是，至各河渠堤防，民人应及时培修，顾无团体负责人之视察与率督，竟有损堤防以增益地亩，堤溃决而不急杜塞，种种弊害不可殚述，本局基于历年之经验，所为派委专员，会同各该县长，组办水利及堤防协会，使人民相互努力，实行规约，不恃官府，自动提倡，凡关于渠堰公益，各视为切身之责务，遵守毋怠，庶乎永享其利而不蒙其害也夫。
为此，1930年先后出台了《水利通则》《水利协会章程》，1934年省政府公布《陕西省水利协会暂行组织大纲》《陕西省各河堤防协会暂行组织大纲》，随后各县相继成立县级水利协会和县级堤防协会。1935年褒河水利协会成立，地点设在褒城县，有8处分会，分别在褒城县城和南郑县各相关乡镇；温泉河水利协会，地点在富平县龙王庙；浊峪河水利协会，地点在三原县西街，有4处分会，分别在大程镇、康马中堡、酉阳镇和楼底镇；石川河水利协会在富平县庄里镇。堤防协会则主要分布于秦岭诸峪口河流，各有协会和分会。截至1940年，渭河、泾河、汉江三大河系的25条河流，共设立水利协会25个，水利协会分会153处，其中汉南水利管理局所辖各河流水利分会达39处。与此相应，沣河、沪河、灞河、赤水、潏水、韩峪河、浊峪河，湭河、罗汶河、石堤河、遇仙河等相继组建堤防协会，下设河堤分会若干。其他如陕西省水利经费保管委员会(1933)、陕西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如、陕西省民有渠堰款产保管委员会等，也都按照“章程”或“规约”建立。这种颇具规模的系统建设，在陕西水利“水政”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主旨是让人民团体参与监督和管理新兴水利事业，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政府、专业组织和民众团体共同参与经营和管理新兴农田水利事业和河渠防护事业的精神，也是陕西近代水利事业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2.河流水文站、水标站的筹建。截至1933年，“本省河流之水文，向无研究、记载，不仅防灾或兴利之工程设计，无可依据之材料，且每年汛期，临时亦无防避之依据，时酿巨灾，损失匪浅”。为了适应新兴水利工程、防洪防灾和全面管理河流水利的需要，决定在黄河、汉江、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石川河、汧河、耀河、浐河、灞河、沣河、潏河等境内主要河流设立水文站15个、水标站35个。这些观测点每年定期上报河流水文、水位等观测数据，为水利管理局详细掌握各河流水量和从事相关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3. 测候所、雨量站、观测站的设立。测候，顾名思义是观测气候现象、降雨量和干旱情况，今天属于气象局的职能，但在当时水利事业者看来，这是与河流灌溉密切相关的事，它既关涉工程的设计、灌溉水量的分配问题，也关涉河流堤防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些机构的设置被视为水政的组成部分。如上文所提到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泾”工程的准备阶段，为了工程需要，就已经在泾河沿线设立了一些雨量观测站，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水利工程系统建设的开展和对于灌溉渠道和河渠的系统管理，就主要以县为单位来比较普遍地设立雨量站，以监测各县雨量，为防洪防灾、农田灌溉中的水量变化及其分配提供依据。西安测候所(1930)、南郑测候分所(1935)、榆林测候分所(1935)相继成立，附属于陕西省水利局，分别就关中、陕南和陕北的气候状况进行观测，以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分析相关天气现象对水利的影响。除了测候所，截至1933年，还在全省74个县设立了雨量观测站。除县级单位外，考虑到一些河流、山麓峪口的实际情况，还在一些关键点上设立观测站，如宝鸡大湾铺、周至富村窑、华阴华山庙、蓝田汤峪街都设有观测站。观测点均定期向陕西省水利局报告相关观测数据，详细情况见《陕西水利月刊》等刊登的各项相关报表，此处不再——列举。这种立足于科学的工程建设和灌溉、防洪管理需要的系统设置，在陕西省还是第一次。
4. “水老制度”在灌区各斗渠的实行。这一点，前人谈的较多，此处仅就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水老制度”是李仪祉借鉴古代基层农田水利灌溉并结合地方自治管理而设计的一项制度。早在唐代，地方水渠管理中就实行每渠和斗门设置吏民管理的办法，宋元以来或置“斗吏”，或置“吏夫”，所以，有人说：“此种组织为吾陕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就古代之制度，参考自治官制之规范所制定。有此制度可免除豪强霸水、截水之弊，并使管理者对于其应负责任划分清楚，无互相推诿之病”。“水老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在灌区内由民众推举德高望重的40岁以上且有相当田产的农民担任“水老”，负责一斗灌溉和处理相关纠纷，水老任期3年，然后重新推选。斗夫、渠保由水老就附渠居民中派充，负责斗门起闭、渠道保护和维修等事宜。为了保障这一制度的效用，特制定《泾惠渠水老会组织规程》，并创设“水老会”，附属于泾惠渠管理局。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民众团体组织。水老制度突显了灌区农民代表的性质和特征，是整个水政建设中民权思想和民众参与管理的表现，与上述各协会设立的精神是一致的。
四、灌区新经济体构建与水利共同体的新理想
灌区新经济体的构建是新兴农田水利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兴农田水利建设向深度发展的重要表现，实际上也是水政职能延伸发展的结果。
这种思想的萌芽，可能来自于李仪祉早期“引泾”工程的一些想法。1927年“引泾”工程准备前期，因工程款项筹措比较困难，李仪祉就曾提请政府在灌区设立水力纺织厂、兴办渭北水泥厂。以纺织厂每年盈利接济水利工费的不足，以水泥厂供给水利工程所需水泥。在水利工程修成后，以灌溉田亩所收水捐扩充纺织厂和水泥厂，并以其他营业的收入来发展当地教育，以此造成“全陕富利之基础”。此事虽然因为当时的政局动荡而没有实现，但这种依托水利工程或灌溉而发展灌区经济的思想似一直在影响着他。
1932年“引泾”工程一期建成放水后，李仪祉提出“使渭北成一整个的经济区域”的设想，就是对上述思想的发展。他说：
在第二次工程完备后，以水利收入，先立一经济基础，使渭北成一整个的经济区域。其计划：凡可灌溉之田亩，均须注册。以注册收入（约百万元），设一泾惠储蓄银行，以辅助农民经济之发展，渐次及于工商业为目的，每年按灌溉地亩，征收水利储金，约可得三四十万元，储之银行。此外，并无若何捐款或水费。此款仍作为人民所投之资，酌予微息，虽无抽回本金之权，而有借贷优惠之权。水利储金之外，自动储蓄者听，其利息较水利储金为厚，且可抽回本金。银行基金日厚，则以之为各种有利民生之建设事业，如开发水利，举办纺织、榨油、面粉等厂，以推广经济事业于全省。人民富裕，政府收入自然丰裕。（一）为水田赋税之增收，（二）为各工厂营业税之增收，（三）为商贩等营业税之收入。唯是第一经济基础，必须确立，绝对不可于瓜豆才发萌芽时期，便去摘刈，自趋死路。
这种思想，是要把渭北泾惠渠灌区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来经营。灌区内凡可灌溉的农田要统一注册，以所收注册费设立一个泾惠渠储蓄银行，用来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并逐渐发展工商业经济。然后每年根据灌溉地亩，征收水利储蓄金，水利储蓄金也存入泾惠渠储蓄银行。水利储蓄金是灌区农民的水利投资钱，他们可以从银行获取一些微弱的利润。但这笔钱不能够抽回本金，只可以享受优惠借贷。每年农民交了水利储蓄金后，就不再缴纳水费了。等到泾惠渠储蓄银行的钱积累多了，然后用它来从事各种有利于灌区民生的建设事业，如开发水利，兴办纺织、榨油、面粉厂，并以此为基础，将经济推广到全省各地。
这种经营形式，完全是把灌区视为一个整体，以泾惠渠管理局为领导，以水利为纽带，把整个灌区社会联为一体，灌区全体农民投资水利，并享受灌溉权利。灌区有自己的银行，经济自主，独立经营，以灌区投资钱为灌区全体挣钱。其经济形式，除了发展农业经济以外，还大力兴办各种工厂，形成农业、工业并行发展。灌区实行自负盈亏，自主性独立发展的道路，以整体推动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生改善。这样就形成一个与一般农村社会相区别，也是与传统灌区截然不同的新型灌区经济体。其最高领导机构是陕西省水利局，具体领导者是泾惠渠管理局。故李仪祉在1932年泾惠渠灌区设立纺织工厂时的讲话中说：“泾惠渠泾原高临醴五县灌溉区域以内，绝对不准种一苗鸦片烟，为增加农产收入，播种改良美棉，经试验，质良量丰，较原种无逊色，可供纺二十支纱之用，此后，泾惠渠灌区，须次第设立泾惠渠学校、农场、纱厂，繁荣农村，用作示范。”这些均与前文所述水政管理延伸至灌区经济筹划、指导并发展的职能是一致的。1932年李仪祉在《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中，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泾惠渠管理局的收入，包括灌溉田亩注册收入、水利储蓄金收入、官产收入和各种营业收入。各项收入俱存入泾惠渠储蓄银行，以为拓广水利、其他建设、扶持农民经济的发展。在扶持农民经济方面，泾惠渠储蓄银行的职责是：“指导敦劝人民储蓄，务使家家有储蓄，人人有储蓄”；“指导各斗人民设立合作社，以微利贷款于人民，令举办生利事业”；“代人民购办机器货品之有益于民生者”。在这一经济体构建中，泾惠渠管理局承担起4项任务：一是进行渭北灌溉用水方法之试验，指导农民科学灌溉；二是积极进行渭北农业及林业之试验与提倡，增进水源，推动农业科学发展；三是进行渭北农产工艺之研究与提倡，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四是设立泾惠农工专门学校及中心学校，造就农工业专门人才，发展当地教育，提高灌区民众文化素质。可见，在灌区经济体中，泾惠渠灌区从管理局、储蓄银行、灌区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到农工专门学校，是一个松散的但又相互依存的整体，各部分各自都为灌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在实践层面，如上文引文所述，泾惠渠区域有两个农事试验场：一个是属于陕西棉产改进会的，一个是金陵大学的。前者专重于植棉之试验，后者注重于一般作物的试验。在纺织工厂建设方面，水利局职员徐志远曾被派出学习纺织工程，并作为陕西省民生纺织厂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参与筹备工作。只是因为李仪祉去世，第一、第二纺织厂未能建成。就社会层面而言，随着新经济体的构建，过去那种因为水利灌溉而结成的共同体日渐呈现出新的形态。其基本特点是：它不仅是因为水利、水渠防护、水渠维修和用水分配、水费征收等关系而结成的共同体，而是要在谋求灌区经济发展，谋求社会经济繁荣，谋求民众生活改善，谋求灌溉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等方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共同体。这自然是一种共同体新理想，也是对传统水利共同体的新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构建以外，尚要在社会组织上有所改进，如上文所说：“指导各斗人民设立合作社，以微利贷款于人民，令举办生利事业”。共同投资水利事业，共同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教育，提高灌区民众文化素质。这些都是传统水利共同体难以做到并且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五、水利工程系统建设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陕西河流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着眼于陕西全省，立足科学方法，对传统农田水利灌溉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清理和整治；开发并新建了一批以大河流为主体的水利灌溉工程，使得农田灌溉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改变了传统农田水利，特别是关中地区灌溉面积分布的总格局。
就灌溉面积提高而言，旧有泾河灌区，“迄民元之间，仅能溉田二万余亩”，泾惠渠通水后，实际灌溉面积为693 834亩。渭惠渠建成前，灌区的鄙县和武功县境内旧有河流灌溉田，分别有12 980亩、1500亩。而建成后，灌区内郿县、扶风、武功、兴平和咸阳5县，实际灌溉面积为303 882亩。洛河在大荔县和朝邑县境内过去几乎没有多少灌田，洛惠渠工程于1934年开工，计划灌溉2县田地50万亩。至于梅惠渠，建成后灌溉郿县境内44 925亩。陕南地区，汉惠渠建成以前，灌区内沔县、褒城2县旧有灌溉河流面积分别为17 890亩和18 200亩，建成后仅汉惠渠灌溉面积2县合计就达到62 354亩，较旧有几条河的灌溉面积增加了26 264亩。褒惠渠建成前，褒河水灌溉面积为42 750亩，建成后实际灌溉面积为132 400亩，是原来的3倍多。陕北地区数据不全，此处从略。由此可见，作为陕西省最为重要的河流水利灌溉区域，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诸河流经过这一轮开发和整治以后，灌溉面积得到大规模提升和扩大。就灌溉面积分布而言，根据民国时期的相关整理资料，关中地区的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沣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7个引水工程，计划灌溉面积为245.2万亩，其中三大河流新兴工程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共计计划灌溉面积为183万亩。笔者计算，后者占前者的近75%，可见，这三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完成后，彻底改变了关中地区旧有河流灌溉面积分布的总格局，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河流灌溉重心由传统小河流域向大河流域的转移。
新兴水利水政的系统建立，体现了科学精神和民权精神，特别是将水政管理延伸至领导和指导灌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灌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职能、新精神，为实现灌区新经济体构建和新型共同体发展创造了条件。水利管理机构和各相关团体组织的设立，标志着新兴陕西水利“水政”系统建设的初步完成。从此，陕西新兴农田水利事业在组织、管理和实施的各部门开始有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秩序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陕西水利建设事业的有序运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陕西水利人建设陕西新兴水利“模范省”的目标和愿望。这些机构、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建立，为进一步深度利用和开发水资源，探索和践行灌区“农业与水利要并肩而进”的发展理念创造了条件。
新型水利社会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灌区自治性特征，却又是在陕西省水利局和泾惠渠管理局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将政府部门和灌区地方社会密切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水利社会共同体模式。它是当时社会政治动荡、民生凋敝以及抗日战争背景下西北地方社会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战略大后方运动中的自主性探索成果。虽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有些内容如纺织厂的筹建才开始实施，就因为各种原因而流产了，但其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社会统一发展的目标和理想，却一直激励着后人的努力。所以陕西省水利局和泾惠渠管理局后来仍不同程度地推进了相关方面的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结果却没有明显的成绩。从表面上看，这与李仪祉去世的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但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允许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其中，“农本局”和各种国家银行参与主要农田水利工程贷款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泾惠渠灌区新经济体的构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理想，就只能成为一个新的乌托邦而渐渐逸出人们的视线。但其谋求灌区经济和社会深度发展的精神，以及旨在探索并创建新经济体发展的新模式，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总之，陕西新兴河流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系统建设及其成就，标志着传统河流水利灌溉事业的结束，奠定了现代陕西河流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新基础，为全国其他省份的河流农田水利建设树立了榜样，对于今天相关水利工程建设和灌区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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