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伊犁行记》之价值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张积玉，男，陕西陇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部数字出版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张仲实文集》(12卷本)副主编。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张仲实文集(12卷本)“(基金办[2014]1号)；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张仲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2020DS013)。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文学研究”。

摘要：抗战期间，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率领的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伊犁之行，是新疆学院及新疆现代史上一次壮举，是边疆各族民众在中国抗战史和文化教育史上书写的光辉一页。因此次活动与杜重远在新疆惨遭杀害冤案关联，曾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张仲实写作于1939年的《伊犁行记》，完整、真实地记录了工作团赴伊犁进行抗战宣传和社会考察活动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呈现了1930年代末伊犁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现状和民风民俗。探析《伊犁行记》，不仅可以从中全面了解工作团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工作、活动及其成员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精神状貌，而且也可以看到边疆各族民众辛勤建设新疆、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作者作为著名学者独有的写作特色。《伊犁行记》作为目前已见唯一一篇当年即时完稿的叙写工作团活动的文本，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伊犁行记》；张仲实；杜重远；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新疆大学校史；新疆抗战史

—、引言 行记是一种介于地方志、日记、传记之间的纪实类文学体裁。它源于西汉，经魏晋隋唐，至两宋臻于成熟。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行记类创作曾一度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以叙写陕、甘、宁、青、新以及四川、西藏、内蒙等西部地区的作品最具标志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大规模开发、建设西北的舆论背景下，一时各种名目的西北考察团、访问团以及诸多知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群起纷至，投身“到西北去”的行列中，于是叙写西北社会情状的行记作品不断得以涌现。 杜重远、萨空了与张仲实、茅盾等一批著名文化人1930年代先后到新疆去，也正是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一民族救亡、西北开发，尤其是新新疆开发建设的大背景下成行的。1930年代的新疆，由于时任督办盛世才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制定了以反帝亲苏为主要内容的施政方针，实行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清廉、民族平等六大政策，接待了西征部分西路军落脚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中共中央请求派遣干部到新疆帮助建设。自1938年初起，党中央曾选派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其中如邓发、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孟一鸣等都担任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共产党人的努力推动下，一时间新疆形成了生机蓬勃的大好形势。尤其是杜重远应邀三渡天山，写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新疆》，敲响了“轰动一时的‘到西北去’的鼓声”。1939年1月，杜重远应聘担任新疆学院院长，一心将新疆学院扩充为新疆大学，决心把新疆建设成为可靠的抗日大后方。为此，他先后动员聘请生活书店总编辑、著名社会科学家、翻译家张仲实，大文学家茅盾担任学院教职。在新疆学院，茅盾和张仲实分别担任教育系、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并包揽了两系主要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张仲实主讲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等4门课程。结合教学工作，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罗森塔尔的《新哲学读本》，并针对新疆典型民族的问题，翻译出版了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在《新芒》月刊、《反帝战线》等撰著、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及其特征》《八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二十二年的苏联》等多篇重要论文。此外，应盛世才的邀请，茅盾和张仲实还分别担任了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副委员长，茅盾兼艺术部部长，张仲实兼研究部部长。除了在新疆学院协助杜重远倾心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外，他们还积极领导开展了各族文化建设工作，如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戏剧创作与演出，编写中小学课本，发表著、译文章，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抗战救国，推动抗日大后方的建设。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成立并展开工作的。 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由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一手策划组织，于1939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赴伊犁沿途各地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调查，受到各地各族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正是因为这次活动，却让曾一时伪装进步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十分忌恨，认为是杜重远在网络党羽，扩大个人影响，妄想取代他在新疆的地位。由此，他不惜伪造证据，精心构陷了一个“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其中也牵连进了张仲实、茅盾及至远在重庆的胡愈之、邹韬奋。就在伊犁工作团结束工作不久的10月上旬，杜重远即被迫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继之遭盛世才软禁。随后，新疆学院学生（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杜重远的秘书孙某等大批人员先后被捕。此时，盛世才即彻底撕破伪装，公开投靠蒋介石，抛弃了他一向鼓吹实行的以反帝亲苏为主要内容的“六大政策”。1943年，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杜重远，并向延安派来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举起了屠刀，先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对于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的伊犁之行，其时曾任新疆学院教授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评述道：“杜重远组织学生‘旅行’，纯出于对工作的热忱，然而这次旅行后来也成了杜的‘罪状’……去伊犁旅行，受到姚的（指伊犁行政长姚雄——笔者）热情招待，双方完全是无意的。然而盛世才却认为他们在趁机勾结，是杜在网罗党羽。后来，姚雄终于被诬为‘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的要犯，被盛世才抓起来杀了。”在茅盾看来，盛世才加害杜重远，赴伊工作团是起因，是肇始，是这次活动引起了盛对杜的猜疑、忌恨，进而才罗织罪名对他下手的。关于这一点，张仲实在其写作于1970年代的回忆录中亦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软禁杜的原因不清楚。据说盛怀疑到杜到新疆有野心：为什么他不愿担任别的工作，而要甘当新疆学院的院长？为什么在暑假中他带领新疆学院的学生到伊犁去？因此，就对杜怀疑起来，怀疑他对新疆有野心。我们离开新疆不久，更进一步把他关在狱中，以致害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杜重远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社会活动家。1935年发生的“新生事件”，一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蒋介石政府屈膝投降日寇、压制抗日言行的真面目，同时也使杜重远名声大噪。就在此时，一贯善观风向、见风使舵的盛世才看到了这位留日时的老同学、东北老同乡杜重远的“价值”，“热情”邀请他来新疆工作。然而杜重远携带家眷来迪化仅仅不到9个月的时间，“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特性”（毛泽民语）的盛世才“便把昔日的故人旧交当成最危险的敌人”，一手编导了骇人听闻的“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杜案的发生，引起全国震惊。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早在杜重远刚被软禁时（1939年11月28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就指出：盛世才捏造“杜案”，“显然是陷害阴谋”。我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曾在事发时先后打电报营救。一时各爱国团体领袖和社会名流宋庆龄、沈钧儒、孙科、冯玉祥、黄炎培、郭沫若、茅盾、邹韬奋、沈志远、高崇民等或以个人名义或联名纷纷致电致函为杜重远辩白、展开援救，或联名发电为杜作保、申辩，要求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然而，盛世才的回电只有一句话：“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案”。但是，事实表明：正是他残忍地制造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大冤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新疆社会历史波谲云诡、剧烈演变的重要节点，由杜重远亲率的新疆学院学生暑期赴伊工作团伊犁之行，在新疆大学校史乃至新疆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和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一页。 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张仲实于1939年8月创作的《伊犁行记》（以下简称《行记》；本文凡引《行记》，均不再注），逐日完整地记录了该工作团活动的详尽情况。《行记》既是工作团的工作日志，也是一篇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日记体行记文学作品，它多角度地反映了作为著名学者的张仲实以独特的眼光对1930年代新疆社会的观察和认识，是真实地反映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民俗风貌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该文完稿后一直未得公开发表，且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散佚状态。201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立项编辑《张仲实文集》，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散失多年的《伊犁行记》手稿的原稿。手稿虽写作于80多年前，但保存尚较完整。根据作者在手稿末页的附注，1959年他曾对原稿做过删节，原拟在《新华月报》发表，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刊出。现该文已收入中央编译局文库之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张仲实文集》（十二卷本）。长期以来，由于相关资料的阙如，有关新疆学院学生赴伊工作团活动的完整、全面、真实的情况一直鲜为人知。1980年代以来，仅有个别报刊文章及新疆大学《校史》等对此次活动有所介绍，但所述均过于简要，且说法不一，并存在不少史实上的错讹。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伊犁行记》文本作一初步探讨，重点分析其历史文献、经济社会价值和艺术特点，以从一侧面揭示《行记》的丰富内涵，以还原发生在8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的真貌，从而为更好地认识新疆的昨天、今天，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乃至西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二、历史文献价值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过，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在反映时代社会现实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功能。《伊犁行记》真实地记录、完整地展示了发生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岁月里的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的伊犁之行，其所提供的东西，是在相关的一般历史著作、经济学著作、教育学著作里难以读到的，因而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1. 真实、完整地记录了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的行程及其活动关于当年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行记》在一开头就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暑期工作团利用暑假由学院部分师生组建；团长为院长杜重远，副团长为张仲实；参加的各族学生共有120多人。工作区域为伊犁区，目的有二：一，推进抗战宣传工作；二，增加学生的实际工作知识……工作团的组织，计分话剧、讲演、壁报、漫画、运动、墙上标语、歌咏、音乐、社会经济调查、文化教育调查及总务等组，另设秘书处。每到一地，便按组分头工作。白天作街头演讲、书写墙上标语、粘贴壁报漫画；文化、经济两组，向各机关做调查工作。晚间则向民众晚会作长篇讲演，表演话剧、歌咏、音乐等。作者仅用短短200多字，既说明了组织工作团的时间、背景、目的及工作团的组织领导、学生人数、内部分工，也讲清了工作团工作的内容以及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对赴伊工作团基本情况的最准确也最全面的概括。部分记载如表1所示。
表1  1939年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行程表 
讲到工作团的行程，以往仅有一篇回忆及几篇相关研究文章提及。由于所述笼统、模糊，以致至今连工作团出发的日期、结束工作返回迪化的时间，尚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更难以找到对全部行程的完整、具体的文字记述。《行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了工作团从出发起每天的活动，准确、清楚地叙写了自迪化始各地启程的具体日期、时分，以及下一站的目的地及到达日期、时分；而对于路途发生过什么，经历了什么，到达目的地后的吃住行及其他活动事项，无不有详尽的记述甚至细节性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说，《行记》填补了新疆教育史、抗战史上有关这一重要活动研究的某些空白。 翻检以往有关专著及报刊文章，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如2004年版新疆大学《校史》就写道：“为了组织同学们走向社会，宣传抗战救国，1939年7月7日，以院长杜重远任团长的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由省城迪化出发……这次北疆的旅行，经盛世才同意，并拨经费3000元，派给车辆。全团共有各族学生二百多名，分乘十二辆卡车，来回历时一个月……走了八个县，行程1000多公里。杜重远、郭慎先、张仲实在群众大会上演说50多次。旅行团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团、宣传团，也是一个学习团……组织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农牧区去宣传，在新疆历史上、新疆学院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比对《行记》，上述文字明显在基本的史实上存在着5个方面的不准确：一是将“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的名称误为“新疆学院学生暑期旅行团”；二是说全团人员共有200多名，亦为123人之误；三是将工作团从迪化出发的时间1939年7月17日，误为1939年7月7日；四是将所乘10辆卡车误为12辆；五是关于杜重远、张仲实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的次数是43次，误为是50多次。经查考，新疆大学《校史》所说，基本史实似主要来源于《乌鲁木齐文史资料》创刊号上的一篇回忆文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该文写作、发表于1982年，作者苗广发、李如桢似为当年参加工作团的新疆学院学生。与《行记》相比，苗、李之文系事发43年后所写回忆文章，虽在某些方面可作《行记》补充，但总体来说，叙事稍嫌简略，尚不能具体、全面地反映工作团活动的完整情况，可以讨论。首先，《行记》写工作团行程，按日记的体式，逐日记录了每一天的活动，如写第1天从迪化出发，就不仅有明确的年月日——7月17日，而且还有具体的时间——上午11时；不仅写了动身的月日时，而且还写了当天的天气——“这一天是在大雨之后，天气倒很阴凉”。由此可以见出，《行记》所记出发时间应是准确的，而7月7日之说不准确。其次，《行记》写所乘汽车，“大小共有十辆，浩浩荡荡，排了一长串”，且具体说明了“工作团团员乘了八辆车，另有省立一中伊犁区暑假回家的学生二十余人，与我们同行，也乘了一辆车”。与新疆大学《校史》等12辆车的说法相比，张说十分具体，似更可信。第三，关于工作团学生的人数，新疆大学《校史》等说是参加暑期工作团的学生有200多人。但《行记》中所记为确数123人，其中对各族学生人数都有具体详尽地说明：“参加的学生共有一百二十三人，内中维族二十六人，塔塔尔族三人，回族三人，乌兹别克族两人，满族三人，其余为汉族。”另外，“有省立一中伊犁区暑假回家的学生二十余人”，也与工作团同行。由此看来，200多名学生参加了工作团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关于工作团学生的人数，时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的茅盾1939年9月1日致楼适夷（接替茅盾任《文艺阵地》主编）的信，亦可作为证明。在讲到新疆学院的工作时，茅盾在信中说：“新疆学院弟担任功课每周十七小时，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经系功课，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学生不多，约百二三十人，其中尚有五六十人为高中。”当时新疆学院在校学生总共只有一百二三十人，怎么可能有二百多人去伊犁？此外，茅盾发表在1984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新疆风雨》一文亦可佐证：“我们到迪化的第三天，杜重远就陪我们去学院与同学们见了面。真是耳闻不如目见，鼎鼎大名的新疆学院竟如此简陋，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初级师范。一个操场，几排平房，一间由学生兼管的小小的图书室，没有实验室。学生只有一百二三十人，还包括一个五六十人的高中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学院学生总计只有123人。第四，关于工作团的总结，新疆大学《校史》的说法是，“历时一月之久，走了八个县，行程1 000多公里”，“在群众大会上演讲50多次”。而按《行记》的总结，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50多次等说法亦是不准确的。按《行记》所记：这次暑期工作团的工作，从出发到结束，共在沿途各地组织举办民众晚会12次，参加其他欢迎和联欢晚会以及群众大会共9次，各族观众合计约有45 000余人；街头讲演15次，各族听众合计约有18 000余人；张贴民众壁报6期计920份，散发传单计2 200份，沿途散发告民众书350份，又油印时事小漫画3 000份，大幅漫画180张；沿途书写墙上标语共计280条；杜重远与张仲实发表长篇讲演共计43次，听众合计约有52 000人。如果把街头15次讲演与在民众大会上43次讲演加在一起，才可以说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演50多次。显然，《行记》的总结不仅详尽、准确，而且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数据资料，具有很高价值。 进行抗战宣传和社会调研是暑期工作团的主要任务、重点工作。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均未对此做过具体和全面的记述。有鉴于此，总结、梳理《行记》所述工作团的抗战宣传和社会调查活动，应为研究《行记》的基础性工作。按《行记》所述，赴伊工作团的抗战宣传，采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白天通过各小组街头讲演，书写宣传抗战的标语，张贴漫画、壁报，演唱歌曲、音乐等进行。《行记》写道：“到一地方，先展贴漫画、壁报、书写墙上标语，并唱歌一两首，把群众吸引来后，再作演说。演说时，也是先从解释漫画或标语起，然后再转到国家大事。”二是晚上通过举办民众晚会、联欢晚会等，由工作团学生表演文艺节目、工作团学生与各族民众开展文艺联欢，由工作团团长杜重远、副团长张仲实做大会演讲等，帮助民众了解抗战形势，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对此，《行记》以时间为线索，逐地逐日生动、具体地进行了叙写。工作团抗战宣传活动及调研考察整个工作是自7月20日到达伊宁的次日正式展开的，尔后逐地开展，至8月15日回到迪化后举办专场晚会结束，《行记》所记十分完整，可以说是对工作团活动的全面系统的记录和整体的反映。 2. 提供了了解工作团思想精神状貌的生动、鲜活的材料《行记》不仅具体、翔实地叙写了工作团的主要任务、组织机构、工作方式及活动内容等，而且也生动、真实地展示了工作团师生的思想精神状貌。概括起来说：一是生动、充分地展现了工作团团长杜重远等负责人吃苦在先、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从《行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杜重远等始终冒着酷暑，与同学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为了赶路，他们也同大家一样，常常夜间不休息，至深夜才赶到目的地；为了安排工作，有时凌晨3点起床开会，总结前一日工作、布置当天活动，5点即出发赶路；有时到达目的地时时间太晚，找不到住处，同学们只能露宿野外，而杜、张两先生则在无床无任何家具的房间地板上休息。根据工作团当时致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函中所说：院长杜重远冒着酷暑，每到一地首先想到的是工作，而顾不上休息，“其一月之中……每天未睡过五小时的觉”。杜重远等以身作则、忘我工作的精神为工作团全体成员树立了榜样。二是生动地反映了各族同学不怕苦累，满腔热情投身工作的精神。此次工作团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为避开暑热，大家经常利用夜间赶路，基本的休息常常得不到保证。以8月10日、11日两天的安排为例：8月10日，早晨8时从乌苏出发，9时到达独山子，稍事休息后即开始对独山子石油厂展开考察。至下午5时，紧接着参加该厂全体工人讲演会，晚饭后又接着举行民众晚会。在民众晚会上，除讲演外，同学们还表演了话剧《飘扬》《政府的警察》《民族魂》及其他节目，该矿工人亦表演了8幕话剧《游击队在东北》。晚会直至次日——8月11日凌晨3点才告结束。8月11日早7时，又自独山子出发，午12时到达绥来。可以看出，从11日凌晨3点晚会结束，到当日早7时自独山子出发，工作团睡觉和吃早饭的时间总计只有4小时。而到绥来，这一天又“天气炎热异常”，但下午同学们仍顾不上休息，即又分队出发开展街头工作；晚间再连轴转举办民众晚会。《行记》写道：“因连日工作紧张或睡眠不足，同学们都疲倦不堪，话剧中当汉奸的，表演时被枪决倒地就睡着了；歌咏队20余人，都躺在地下，唱不出声来。”此处作者以十分朴实的语言，生动的画面，表达了对同学们深情的疼爱与褒扬。 写到工作团旅途的艰辛，作者在《行记》中有多处描叙。譬如写从乌苏到精河一段： 听说乌苏至精河，有一段路程，要经过一个沙窝，白天行走，炎热异常，于是为了避免炎热，我们决定下午八时由乌苏出发，预定当晚十二时前即可到达精河。……但是这一夜我们却吃了苦头。走了没有好多的路，内中有几辆车子又坏了，修了又坏，坏了又修，一直弄到午夜，还没有走到一半路。同学疲倦的不得了，要求休息，都睡在戈壁中。杜先生和记者先行，四时半才抵达该县，这时天已破晓；同学则于早晨十时才赶来。 “这一夜我们可吃了苦头”一句，生动、典型，道尽了工作团伊犁之行一路的艰辛历程，是《行记》作者发自肺腑之慨叹。再如，写精河至三台，工作团从领导到学生，所经艰难困苦亦令人难以想象。 下午五时半，我们由精河出发，继续西行。距县城附近，树木较多，田禾茂盛。较西一段为砂磧地，芦苇和红柳丛生。过此即五台，入山峡，天已黑暗。这一段路程，全为沙窝，夏热冬冷，为旅行者最感觉头痛的地方。因车辆又坏，延误两小时，至午夜十二时半抵三台，住在此地。因在深夜，看不到住户，同学仍露宿在大地上。杜先生与记者（指作者张仲实——笔者注），则找到公路局的一间房子，内无桌凳和睡具，仅有看门者一人，睡在地板上。此人是维族，不通汉语，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在地板上铺了一条单子，连衣睡下。 同学们露宿大地，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和衣睡地板，这是对暑期工作团师生伊犁之行所展现的思想精神面貌的最生动真实的描写和最好赞美。 3. 生动地叙写了边疆各族人民对工作团及其抗战宣传工作的欢迎和支持工作团充满热情的工作，深受边疆各族人民的认同和喜爱。按《行记》所写，工作团每到一地，均得到县长、各机关、各法团负责人以及各族学生等排队迎接。尤其是到伊宁时，伊犁区警备司令兼行政长提前5小时到达距伊宁90里路的地方，“率伊宁各机关法团代表20余人……等候迎接工作团的到来”。到达伊宁第二天，伊宁各界还举办了千人参加的欢迎会。在各地举办的民众晚会上，常常有许多住在偏远山区的各族群众远道而来参会，听演讲，看演出。如8月3日在绥定举办的民众晚会，计有一千五六百人参加，其中就包括由该县山中赶来的哈族头目40余人；8月11日在呼图壁，工作团本安排当天只在街头宣传几个钟头后即离开，但该县县长及各机关、法团负责人十分热情地挽留，只好在此留住一天。晚间举办民众晚会，杜重远、张仲实亦在会上发表演讲，同学们表演节目，“附近乡村老百姓闻风而来”，观众达千人以上。 在工作团的活动中，既有工作团举办的民众晚会，由杜、张两先生为各族群众做演讲，各族学生表演话剧、音乐等节目；也有当地机关、社团举办晚会或电影招待会，欢迎工作团，晚会均有各族民众表演话剧、舞蹈等。此外，也多次举办联欢会，由工作团学生与当地机关社团工作人员分别表演节目。在由民众表演的节目中，除少部分中国传统剧目外，多为《飘扬》《卢沟桥畔》《民族魂》《游击队》《胜利是我们的》《会合》《年头变了》等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话剧，另外，也还有独唱、合唱、游艺节目等。在工作团学生表演的剧作中，生动表现东北游击队抵抗日军侵略斗争生活的《游击队》、由维吾尔族学生自编自演的《我们的胜利》等话剧，尤受各族民众欢迎。 在联欢会上，各地各族文艺人才还为工作团热情表演了传统剧目以及新话剧，如在伊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举办的晚会上，就曾表演了《扫除法西斯蒂》《冲破专制》等剧目。前者《扫除法西斯蒂》系独幕剧，表现德、意、日三国商议瓜分世界、被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的主题。后者《冲破专制》系五幕话剧，表现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颇能抓住观众的情绪，具有很强的社会教育意义。在独山子石油厂的晚会上，除同学们表演《飘扬》等话剧外，该厂的工人还表演了《游击队在东北》等，表达了石油工人心系祖国前途命运、团结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 三、经济社会价值 《行记》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对1930年代新疆尤其是伊犁区各县地历史地理及经济社会状况作了细致而真实的记述。据《行记》所记，工作团每到一地，作者都以一个学者的独有眼光，或实地调查研究，或搜集官方资料，尽量将自己对伊犁各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其观察思考，原汁原味地记入《行记》，加以充分反映。这不仅为当时而且也可为今天更好地认识伊犁、了解新疆，推动边疆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真实、详尽地呈现了伊犁沿途各地历史地理及经济社会状况《行记》对工作团沿途所经各县（地）人口数量（包括县城居民、各民族人口分布、男女人口比例）、土地亩数（具体到水田及其水源，地主、佃农、自耕农、贫农土地占有比例及土壤质量等）、牲畜（如马、牛、羊等）各有多少头，农作物五谷（具体到某地产什么农作物，如小麦、豆子、胡麻、豌豆、高粱、芝麻、大麦、包谷、谷子等）、瓜果（如西瓜、葡萄、苹果等），以及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状况，甚至不少产品的价格状况均有具体的叙写。对文化教育状况（如初级小学的数量及学生数、男女生的比例，高级小学和民众学校的数量及男女生数，以及在省会迪化大、中学校上学人数等），各地建立各族文化促进会的情况等，均有十分精确、详尽的记述。如写绥来县： 绥来为一等县。县城附近，土地肥沃，出产繁多，五谷如小麦、稻子、胡麻、豌豆、高粱、芝麻、大麦、苞谷、谷子等；瓜菜如西瓜、葡萄、苹果等，通统都出产的。过去有“金绥来银奇台”之说，就可以想见此地的富庶。全县居民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五人，内中城市五千三百三十人。因历史关系，居民当中以汉族为最多，计有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五人；其次哈族有七千四百二十一人，维族三千八百八十三人，回族八百八十九人，归化族二百八十九人，蒙族五十四人。汉族大半为军流后裔，故男多于女，平均三个男性，只有一个女性。因此之故，女性在这里，是很宝贵的。因女性太少的缘故，此地合伙娶妻之风，甚为流行。全县农田共一千三百一十二斛，内中水田一千一百八十二斛，灌田水源为雪水及泉水。土地分配，计地主约占百分之二，佃农约百分之一，自耕农约百分之七十八，贫农约百分之十。全县有马一万零九百六十六头，牛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头，羊十五万九千八百十二头。手工业有制席、打绳、做毡、做毡筒等业。有初级小学十二所，学生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内中女生三百零一人；高级小学一所，学生六十四名，内中女生八名。此外，有民众学校七所，学生三百九十四名，内中女性六十人。在省会留学者有一百多人。汉、维、哈、回四族，都已成立文化促进分会。 由迪化到此地，沿途渠道纵横，树木较多，时常可以看到茂盛的高粱和苞谷，向或也有荒地，但戈壁尚未看见。 再如，写乌苏县： 乌苏为交通要点，由省会迪化西至伊犁，北至塔城，乃至东北至阿山，都由这里分路。再加以独山子石油矿正在大量设厂开发，有工人一千余名，更使这里格外活跃起来。这里已有电灯和新式理发所。将来独山子石油厂工程完竣，大量出油时，这里大有成为新省重工业区的前途。 据县府资料，乌苏全县居民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七人，内中汉族五千七百二十六人，维族二千零二十九人，哈族六千一百六十五人，蒙族三千零七十五人，回族八百二十七人，归化族四十五人。城市居民四千八百四十五人。本县物产，计农业方面有米、麦、苞谷、高粱、苜蓿、胡麻、芝麻、黄豆等；矿产方面有石油、金沙及煤炭；此外，尚出鹿茸、狐皮、獭皮等。全县牲畜，计有马八千八百三十八匹，牛九千八百九九一头，羊七千四百四十八只；农田折成亩数，计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四亩，全为水田，水源为河水及泉水。可耕地尚有一万余亩，但因无水，无法开垦。农民十分之三为佃农。现有高小两处，学生五十九名；初小十处，学生一千二百四十三名，内女生三百五十八名。此外尚有民众学校一处，学生五百五十一名。汉、维、哈、回、蒙等族，都已成立文化促进分会。在迪化各大中学校留学者，共有四十二名。 《行记》还对各地历史地理情况作了叙写。如写呼图壁于1917年改升为县，“城市居民两千八百人，商业在南关，城内居民稀少，县城不大，城墙多亦倾颓。”“县城附近为黑土壤，田禾异常茂盛，本县有金、煤矿，但尚未开采。”再如写绥来县：“民国二十二年，马仲英部下一股，绕道攻陷此地，南城和中城房屋，十之八九，被其烧毁，故一进南城，满目瓦砾。县府当时亦被烧毁，现在借一小店办公，残破得实在可怜，新屋正在起造中，尚未竣工。” 以上《行记》所述，是已见此前有关回忆录等文献都没有写出的。 2. 对各地工商业、农牧业发展的关注与期待《行记》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对伊犁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商贸状况的高度关注。首先，文中凡写到工矿企业都要说到动力、发电厂或马达及有关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如写伊宁电灯厂和面粉厂，说明两厂共用两架发动机，每架动力为125启罗瓦特；而面粉厂有机器两座，从清洁麦粒起到制成面粉装袋，一切工序都是机械化的，每昼夜可磨麦30吨。写啤酒厂、锯板厂、独山子石油厂等，亦写明了其动力及机器设备状况。其次，重视产品的产量及销售价格等状况。如写精河特产食盐，说到该地盐池为新省最宝贵的天然富源之一，且盐质很好，但由于交通不便、运销地区有限，不能大量开发，年产量不过800—1 000石，尤其是盐的价格特低，每石750斤仅售4元，每斤的售价不到4厘；写啤酒厂每周出品12 000瓶，仅能满足伊犁区市场的需要，虽出品质量不错，但上等者每瓶仅售1角2分5厘；写伊宁出产的苹果，果实硕大，味极脆香，但因交通不便和不知新的收藏方法，成熟时期往往价格暴跌，批发价四五百个仅值1元，市场零售每个1分，而运抵迪化每个可售5角。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伊犁区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间的不匹配，有着深入的思考及高度关切。 3. 叙写厂矿企业特别关注其体制机制在经济社会调查中，作者十分注意对各地经济、社会现代化状况的考察。从《行记》中可知，伊宁作为紧邻苏联和伊犁区的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及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工矿企业数量较多且经营管理制度较为先进，社会生活的现代气息较浓。如写电灯厂和面粉厂，特别说明其为伊犁实业公司所办，系股份性质，资本为100万元；另外，也指出了该实业公司规模较大，所经营的企业还涉及皮毛、羊肠、转运、煤矿、牲畜、栈房、砖窑、商店及汽车部等多家。写啤酒厂，特别说明它为归国华侨所经营，也属于股份制，其资本千余元。写锯板厂，亦指出其为股份制性质之企业，由维吾尔族商人沙杜瓦拉第经营，等等。 4. 叙写了伊犁各地街道建筑和吃住行等生活习俗写伊宁的城市状貌，街道宽广、建筑整齐，尤其伊宁中学的西式建筑，宿舍和教室的楼房，宽敞宏丽。警备司令部及伊犁区行政长公署，占地广大，建筑富丽，院内杨树参天，花草遍地，有鱼池、有游泳池……而写位于赛里木湖东南角的三台，则描绘此地居民所住“土屋草舍矮小低下”；写新二台则房屋为“苏联式木屋”，“设备齐全，并有小规模水力发电站，俨然一小城市”，然而此地附近居民的住所，却为毡幕（即蒙古包），“有地洞，鄙陋不堪”。 《行记》还从不同视角记录、反映了1930年代伊犁的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如伊宁市除汉族外，这里各族居民都喜欢音乐，“晚上你去逛马路，便可听到差不多每家都有乐声”。因与苏联接近和居民中各少数民族众多的关系，生活方式如室内陈设、澡堂、待客以及建筑等大体都欧化了。妇女的装饰也很入时；各族居民，不论穷富，每年夏季都入山避暑，等等。关于饮食，其餐分三道：“初为马奶和烤羊肉，次为‘胡尔敦’，三为抓饭”；吃一餐饭常常花去三四个小时。其上品马奶，“比牛奶还有益人的身体”，“习惯的人一次可饮十几碗”，等等。作品还叙写了伊犁区有关地方的民族风俗，如“一等县”绥来，由于男多于女，平均3个男性只有一个女性，因此该地合伙娶妻之风甚为流行；精河有产量极丰、质量上乘的食盐特产，但该盐主要用途却是喂牲畜：因气候关系，此地的马牛羊，非喂食食盐不可，否则牲畜“不但不发肥”，而且在冬季会死掉，故农牧民“每隔两三周必须把盐撒在草地上，让牛、马、羊大吃一顿”。再如呼图壁的西瓜，大者一个40多斤重，味极甘甜；精河的香瓜因生长在戈壁，气候干燥炎热，十分香脆。 《行记》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对伊犁乃至全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深情关注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譬如：写到伊犁，该地“富于矿产，有钢铁、铅、锌等矿，将来极可成为新省的重工业区”。写到独山子石油厂，对苏联石油博士探察所得“石油藏量丰富，大可开发”的结论及可大量设厂的决定，极为赞赏，并充满期待：“将来工程完竣，大量出油时，这里大有成为新省重工业区的前途”。对于作为新省最宝贵的天然富源一精河特产食盐，尚未能大量开发，表达了深深的惋惜。杜重远、张仲实考察伊宁市苹果园，看到“每棵树下都落下果实一厚层，白白腐烂了”，十分心疼；考察伊犁河码头，看到沿途尽为荒地，两岸草滩尚未开垦成稻田而“被芦苇占据着”，深以为憾。对于新省政府1939年春季拨巨款重修全长180里的惠远“皇渠”，以增加十余万亩水田，从而实现惠远复兴，兴奋不已并满怀期冀。 作者在《行记》的结尾，根据自己1个月时间里在各地的考察、调研，对新疆经济社会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分析、提出了新疆当时经济建设尤其农业发展所要关注并切实加以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新省农业，主要仍为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尚低。“除瓜果以外，其他农产品商品化的成分并不怎样大，加以无对外出路，故一遇农收，即有‘谷贱伤农’的现象发生。”第二，劳动力极为缺乏。因为劳动力缺乏，雇人工极贵。一般日工每工钱要一元二角五分至一元半，即便如此在农忙时，人工还是难以找到。因人工太贵，田野工作不免受其影响。有些地方，如绥来县因人工太贵，农民宁愿将成熟的田禾丢掉，而不愿收割；因为收割的粮食，并不能一下变卖出去，而开销人工，则需要现款。第三，水利问题极为严重。广大的土地因无水而荒芜着，同时有水的地方依靠山上雪水，每年春季因气候关系，雪水总迟来二十几天，这样，农田下种就受影响。因下种太迟，到秋天便不能完全成熟。所以，新省如能把水利问题解决好，则不但耕地数量可以增加数十倍，而且因下种早二十余天，每亩地的收成亦可增加好多倍。作者在《行记》的这些设想和建议，完全实地调研、考察和分析，切实可行，具有重要意义，实为弥足珍贵。 四、艺术特点及文学价值 作为一篇出自著名学者之手的文学作品，《行记》也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文学价值。 1. 语言简洁、朴素、生动、自然在对新疆伊犁沿途政治经济、道路交通、物产风俗等物事的叙写中，作为学者、理论家，张仲实往往能删芜举要，抓住重点，用最简约的文字传达最大的信息量。 如写绥来、乌苏之历史地理状貌，就做到了举重若轻，显示了大家手笔： 绥来与乌苏之间又有大河两道。一为玛拉斯河，在绥来西五公里处；二为奎屯河，在乌苏东十五公里处。两河都是发源自南边的天山，夏季山上的积雪融消，河水暴涨，而且在沙滩上，水无固定流道，到处乱流，今天河道在这里，明日也许流到别的地方。故过去旅行者渡过这两条河，极为困难。现在玛拉斯河，已有新式桥梁可通，而奎屯河，因其乱流宽度竟达十里，在旧日渡口上，仍无法修桥。 再如写精河县城以及该县基本概况，文字亦十分简洁，表意却非常准确： 精河地势低下，四周都是戈壁，故白天酷热异常。县城很小，城内紧靠东门附近，有县立小学、民众俱乐部及县属三个机关，其余部分我们未去过，看去似乎很少居民，有无南、北、西三门，也成疑问。居民及商店，全在东关。全县居民共只八千二百八十一人，城中居民仅只有二千二百人。全县居民当中，计汉族一千九百三十六人，哈族三千二百七十五人，维族一千三百七十二人，蒙族一千七百二十九人，回族四十二人，归化族二十七人。哈、蒙两族，主要是在山中，以游牧为业。 另如，写伊犁的历史地理沿革，短短三四百字，即把从前清、辛亥革命至1930年代的演变过程书写得一清二楚： “伊犁”为一区域名称，因本区域内有伊犁河一条，故名。前清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部后，在伊犁河北岸，分建九城，设一将军管辖。九城系惠远、绥定、宁远（后改为伊宁）、拱宸、广仁、瞻德、塔勒奇、惠宁、熙春。那时的绥定为伊犁府的府郭首县，惠远为将军驻在地。辛亥革命后，裁撤伊犁府，改设绥定、伊宁（即旧时宁远城）、霍尔果斯（旧时拱宸城）三县。在军事方面，改设镇守使，仍驻惠远城。现在设伊犁区，共辖八县，即伊宁、绥定、霍尔果斯、巩留、巩哈、特克斯、博乐、精河；又三个设治局，即温泉、河南、昭苏。区设一行政长，管理本区行政事宜。在军事方面，设伊犁警备司令，管理本区国防和治安事宜。两年以前，伊犁区行政长公署虽已移设伊宁，但伊犁区警备司令部仍在惠远，现在连司令部也移至伊宁。故现今伊宁为伊犁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而惠远日益衰落了。惠远衰落的原因是因为水太缺乏，而伊宁的优点，则是水量充足，居民众多。 语言简洁、生动，充分地反映了作者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极强的思维能力以及娴熟的文字表达水平。 2. 叙事与议论有机融合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往往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发表评论，亮出自己的观点、见解。如写前清乾隆年间所筑之绥来城，分南、中、北三城，“三城连在一起，四周之大，在新省可说是第一。由城之大，就可以想见过去此地的重要。”赞绥来县“为一等县”：“县城附近，土地肥沃，出产繁多”，“过去有‘金绥来、银奇台’之说，就可以想见此地的富庶。” 写到独山子石油厂，知其“正在大量设厂开发，有工人一千余名，使这里格外活跃起来。”笔到此处，作者便禁不住下了判断：将来独山子石油厂，工程完竣，大量出油时，“大有成为新省重工业区的前途。” 写到在伊宁维族文化促进会招待晚会上演出的剧作《冲破专制》，作者在细述了新省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历经艰难曲折的剧情后，不禁感慨道：“新省各族风气闭塞，妇女仍受种种礼教的压迫，婚姻的自由，社交的公开，还根本谈不到。”表达了作者对新疆当时文化思想、社会风俗落后现状的极大不满，以及期冀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 3. 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理论修养，又有十数年书报刊编辑工作经验的学者，张仲实在《行记》里的写景、议论和抒情，总能站得高、看得远，抒发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深刻的思想意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描写三台的景象时，作者触景生情，立刻激起了“心中无限的思绪”： 次日（二十日）五时起身，天已大明。出门一看，才把这里的形势弄清楚。此地正是亚洲的脊梁。过此西行，即下山直至霍尔果斯，约摸百余里出国境，至社会主义的园地——苏联；东望直至太平洋岸边，则为正与日寇搏斗着的祖国。这脊梁上有一湖（赛里木湖），俗名海海（一说净海——笔者注），周围约有二百多里，水色澄清，波纹不兴，东、西、北三面山上，苍松成林，倒映在水里，清清楚楚。这时太阳，又好像一个火球正从东方上升，红光四射，象征着祖国的兴起。此时，此地，此景，立刻激起了记者心中的无限思绪，觉得自己生逢这祖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正在汹涌澎湃而友邦新社会建设正向最高阶段迈进的伟大时代，何等幸运，总不应该辜负这大时代才对！ 这里以对三台清晨之景的描写，既抒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热切向往，又表达了对“正与日寇搏斗的祖国”的极大关注洞时亦以“正从东方上升，红光四射”的太阳为象征，表现出对“祖国的兴起”的无限憧憬，发出了深感自己生逢这祖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正在汹涌澎湃之伟大时代是“何等幸运”，“总不应该辜负这大时代才对”的感叹。 除了上述写日出，《行记》还以优美、抒情的文笔描绘了戈壁滩上迷人的日落景色： 离乌苏不久，太阳已经担在西边尽头上。在戈壁滩上，看太阳西落，景致极美。太阳像一颗鲜红鲜红的火球，放在地边上，慢慢地跌在黑云中，许久云的背后好像有熊熊大火在燃烧着。 再如，写独山子石油厂，亦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边疆经济开发和建设的深厚情愫。 油井在一山谷中，旧有六井……内中有一井，油自行喷出，去掉盖子，高达数丈，足证这里的油源旺盛！新打凿井架已有两座，都在旧井的上面，全是钢轨打成的，矗立云际，它们的雄姿，给戈壁的新疆增色不少。此种新式钢架，运用新式凿井机，可凿井至一千三四百尺深，而且所安置的油管口径有两公尺。所以，将来此种新式油井一天的出品，实在为数可观……这里石油富源的开发，是一件伟大而艰苦的工程。 写清水河的瞻德城：“为旧时伊犁九城之一。公路线未穿过城内，系从它的北面绕过，远望该城，四周颇大，每一城门上矗立着一座完整的门楼，它是中国文化在这里的唯一的象征”。在这里，作者深深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高度自信与民族自豪。 4. 比较手法的巧妙应用在《行纪》里，作者无论写伊犁各地自然风光还是城市景象，往往将之与相同相近的事物拿来作比较，从而凸显描写对象的特征。在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伊宁城市之兴起与惠远城市之衰落的原因分析，均在于水量的“充足”或水量的“缺乏”；伊宁啤酒厂附设门市部与上海的咖啡馆相类似的比对；伊宁维、哈两族女子装束的入时、舞术之好，比之“在迪化所见者要高明的多”；绥定一带“高达四五丈”的杨树，显示了伊犁区与“迪化尽是榆树”的不同；绥来与乌苏之间的戈壁，与哈密至迪化沿途所见者亦大不相同；伊宁“当地的烤羊肉比迪化的更好吃”；“伊宁果实巨大，味极脆香”的苹果与前苏联阿拉木图“苹果之父”的关联比对；精河香瓜的“极为香脆”“不下哈密、都善所产者”，等等。以比较的眼光观察、叙写物事，给读者留下了地域广阔之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饶的物产、多样的文化风貌及神奇的人文历史的深刻印象。 5. 对数字精确的敏感与大量运用阅读《行记》，我们可以看到，全文从前至后，多处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组组数据。从作品开头，写工作团学生人数，即一一对各族学生的数量作了介绍；之后，写各地县概况，对该地各族人口数、农田数、马牛羊各自头数、各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在省会迪化上学的人数等，均有精确的记述。另外，写工作团行程，自出发到目的地，均精确到月、日、时、分。写伊犁苹果的价格，说明“果园批发，大概四五百枚仅值一元；在市上零售，每枚一分；运到迪化，每枚可售五角”。写伊宁每天的气象，细分为上午七时、下午一时、下午七时的气温度数，以及当日平均温度和气压等。总结工作团的工作，亦对工作团活动的天数，举办民众晚会、参加其他欢迎和联欢晚会以及群众大会的合计场数，观众合计人数，沿途街头演讲合计次数、听众合计人数，张贴壁报的合计期数及份数、散发传单及告民众书的的合计份数，油印时事小漫画的合计张数，大幅漫画的合计幅数，书写墙上标语的合计条数，杜重远、张仲实长篇讲演次数及听众合计人数等，均以精确数字表示。大量数字的运用，不仅没有造成作品的枯燥无味，相反更引人注目，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有效提升了其文献知识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张仲实既是一位勤奋、高产的理论家、翻译家，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促进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是一个自学生时代就关注并参加五四文学运动，数十年笔耕不辍，在文学写作、文学翻译、文学编辑与文学出版诸多领域有所成就的学者型文人。张仲实的文学活动实践启示我们，文学的创造与理论的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即：理论的素养、功力，制约、影响着文学创造者的眼力、视野及观察、认识、表现生活的深度；而文学的素养、功力，亦可为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表达的支撑。研究、探讨张仲实的《伊犁行记》，很有必要将之与作者一生学术理论工作及其60余年间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综合加以考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伊犁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陈剑平教授、《伊犁师范大学学报》曹丽虹教授在有关资料的查核方面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图源网络，侵权则删
往期推荐

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