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变革中“羞”内涵之演变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宋子昕，男，北京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同乐，男，赵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华北蝗灾危机与对策研究”(09BZS042)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历史学研究”。

摘 要：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羞”感的内涵发生了语义上的几次转移，这是当时观念与社会变化的折射。“羞”经历了由个体内心感觉逐渐转变为一种群体情感之“羞愧”，再由群体而及国家之情感的“羞耻”。当时“去羞化”的社会取向，是社会变革中职业化的需求，也是对生产力自身的关注及社会交往方式的要求。

关键词：“羞”感；社会现代化；集体主义

从清末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形成，个体解放的要求日渐强烈。五四前后，人们开始重新估量一切社会价值，这加速了传统社会体系的崩解及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皆有不同程度的演进。“羞”因近世对社会进步的强烈渴望而被重提，并成为进步人士改造个人与社会的一种社会观念。这体现在对“羞”感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的阐释及界定上。以进化论角度而言，“羞”被认为是与“脑”和“手”并列的人类进化的原动力。人有竞争，才能进步，社会上之所有人都有进步，社会才有进化，社会之进化，“宁非是羞耻心使然”。以社会学为聚焦点，“羞”虽然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情感，但又涉及到自制力的增进，社会秩序的推广，社会关系的改进等。正因如此，“羞”的涵义出现多重性，并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本文主要分析20世纪上半叶在社会规则和思想观念巨变的语境下，“羞”内涵之变迁及社会上的去羞化取向。 一、“羞”之多重内涵 在20世纪上半叶，持不同立场的群体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定义“羞”的内涵，规定世人须因何而“羞”，因此对“羞”的阐释在这种纠葛的张力下形成多种不同的义涵和判断。如下： 首先，“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感知，此种感知受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也是人们认识和研究“羞”的基础。“如果不想到它是有生理基础在支持着，我们不能十成的认定它是一种本能，我们简直就无从下手去研究它。”但人类羞感的“禀性与需用相持”“有着产生于外在的成分”。社会学家许仕廉认为，人的本性需要相应于社会，而“羞”正是本性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人的本能反应。张东荪从伦理学角度阐明，人所残存的兽性应受文化浸染，受教化转移。在此，“羞”虽被视为一种人类天性，但也被视为化除人类野性的一种文化途径。 其次，“羞”是与个人心理活动相关联的一种情感，但“羞”亦可以扩大为社会的普遍价值。《羞之一般定义》写道：“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有着不同的羞，偷窃是羞，荒淫是羞，假冒是羞，吃了反而不做事是羞，甚至于不爱国，无学问，没有家产，不穿西装等等都是羞，羞之种类繁矣哉，盛矣哉……社会渐渐地进步了，复化了，于是羞因而变杂，是以今日大部分的羞都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在强调“羞”的情感属性的同时，又不仅限于表征个体天性和情感，“羞”被当成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复化而扩大，成为对违反社会价值的恐惧。“羞”进而又被导入一个新的维度——社会的期望与要求，或者说社会的普遍价值，即某种确定的行为规范，它规定了哪些行为是社会所不赞成、道德所不允许的。当这些规范沉淀为人们的习惯，无论做与不做，即便是起念乃至有起念之可能都能引起人们的“羞”感。 再次，“羞”是违反道德标准和社会价值时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这点不仅针对传统道德规范，对于晚近社会进步人士所倡导的现代观念也同样适用。在社会意识剧变之际，“羞”往往成为新旧思想冲突与取舍的具体体现。周建人在论及生物进化时曾驳斥人们羞于承认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观念，他说：“以民间宗教为枝语，以传统信仰为巧言，不尊重科学的说辞更应觉得可羞”。在以科学新思想为时尚的语境下，“羞”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两种不同价值的取舍。可见不断走向文明社会的浪潮，也是“羞”之情感、观念不断变迁的浪潮。 二、“羞”之价值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个体解放以及集体主义发展的过程。如胡适在日记中认为，1923年后，无论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共产革命运动，都标志着中国思潮已从维多利亚式的侧重于个人解放一变而为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从这样的社会语境看“羞”，先是脱离于传统道德体系的窠臼聚焦于个人，后又措置于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语境之下，它经历了由个体解放到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过程中的由己及国。 1. 个体解放视角下自我之“羞”。从清末至五四，个体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其间塑造了一种超乎现实的理想之“我”。基于进化论，人们认为不完善的我终将会进化为更为完善的我。这一时期的社会精英常常反省自我，以期明乎现实之“我”与理想之“我”的距离。对如何实现理想之“我”，常令一些有识之士彷徨不已，对于完善自我的欲速不达又令不少人感到困顿。如柔石在日记中写道，“所以‘我’的现象，常有两种变态∶有时呢，觉得自己渺不可言，在轻尘中飞荡，实在毫无意义……我之为我，实也如无！有时呢，则扩张到无限大，穷宇宙所不能盈，所以又处处时时似宇宙不能容我，而我竟无容身之地……但我常被进一层的思想所侵蚀，有时则失之过大，有时则失之过小，真正的我，又恍恍惚惚不知何年实现。” 不少人又认为，处于较低层级的本能知觉与处于较高等级的意识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矛盾，产生了“羞”。梁启超在评述费希特思想时，从理性与感觉分野的角度，阐述了“我”与“非我”的关系，“所谓我者，有理性之我，有感觉之我，理性为人类所独有，感觉则与其他生物同之。名为真我者，惟此理性而已”。在他们看来，理性所反映的是本真之“我”，而感性所反映的并非本真之“我”，理性是区分人与其他生物的一个根本尺度。理性是“圆融无碍”，而感性是“复杂矛盾”的。同时，由身体躯壳产生的欲望，“常诱我以纳于邪，然则使我之行为于我之理性相矛盾”，因而产生感觉的身体并非真我。强调身与心，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羞”的根源。 可以说，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进步人士曾经对科学和理性有过较多的提倡。欧战之后，国人逐渐展开了对理性的反思，伯格森的直觉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加速了这一过程，使人们逐渐对感性和直觉多有肯定。“羞”在此又被反思理性的学人借用为改良社会的重要元素。张君劢以内心修养为支点，将其作为“治乱之真理”。他说∶“故管仲所言，乃就多数人言之也。若夫国事鼎沸纲纪陵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 2. 集体主义背景下的集体之“羞”。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社会开始转向于集体主义，此时自我意识消融在群体之中，“羞”因此经历了“由己及群”乃至“及国”的过程。在内忧外患，国力羸弱，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进步人士亟须寻求一方刺激国民中流击楫的特效药，他们发现其药引正是羞耻。于是羞耻观被广为提倡，羞耻被认为可以改革政治上的腐败，改良日常生活中的陋习，刷新社会交往中的规则，“知耻近乎勇”已成为当时社会进步分子的口头禅。因受辱以为耻，因耻而奋，则“蔑我者正所以益我矣”。 不仅如此，在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向过程中，“羞”亦成为个人与集体象征体系的连接纽带。《少年中国》载李璜之文提出，羞耻之心乃人类习性之一。他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耻之心应当“扩而充之”，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生气”。此外他还认为“羞”起到调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矛盾的作用，他说∶“今日不只是要求中国人有消极的廉耻心，凡事不贪不苟便算得当，我们还要求他怀着廉耻心，而能积极有为，以国报复前日的羞耻而求谋来日的光荣。大家都本着同样的这种心情以积极趋赴一种理想，这样看来，国家主义的道德又何当与个人道德有冲突呢!”在此逻辑下，个人的“羞”与集体及国家之“羞”实为一体，个人可以感知一国之羞，而一国之耻也理应是个人的“羞”。 3. 国家观念之下的国家之耻。在社会进步人士的极力呼吁下，个人的“羞”逐步上升至国家层面。“羞”不只与害羞者自身相关，也会因为他人或国家的行为而产生。当羞耻成为一种社会上的普遍情绪时，它也从个人的体验转为一种集体情绪。我们会替他人、替政府、替国家羞耻。“替”将附着在个人身上的情感消除了，使得人们会因为某件事、某些社会规则、某些社会价值而产生“羞”。于是羞耻从一种个人的情感表达转化为培养国家观念、增强民族意识、促进国家进步的重要媒介。 蕴有国耻意涵的“羞”，首先生发于国人对国力的认知中。胡适引美国人安立德所制的中美工业化比较数据，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交通、通讯、工业、商业、机械使用率上的全面差距，意图让国人“照照镜子”。他希望国人感谢安立德先生，”感谢他给我们几面好镜子，让我们找见自己的丑态，更感谢他肯对我们说许多老实话，教我们生点愧悔，引起我们一点向上的决心”。这里，“自己的丑态”实为国家的丑态，个体之羞与国族之耻被同一化了。中国与列强在工业文明上的差距常被时人归因于社会道德和习惯方面的差异，这也是引起国人羞耻之感的因素之一。如当时在日本举办的一次博览会上，人类馆展出了中国人吸烟、缠足等陋习的场景，这引发了国人深深的羞耻感。当时国人一向自视甚高，在其遭到美欧或日本的蔑视后，将国耻进一步放大，觉得自己的祖国不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哀祖国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这时，“羞”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同情绪。缺乏国家观念，没有承担起国民应有的义务，甚至没有参加过游行示威，都是被看作极为羞耻的事情。 在此社会环境之下，人们的欲望、个体行为均被带入到国家、集体的价值取向中加以考量，甚至出现了一些偏激人士将官员升迁、商人盈利、农民渴望丰收等不涉及国家、集体的个人行为，都认为是可羞的事情。孙福熙来北平画菊，被人谴责为“不知缓急、毫无心肝”。孙福熙急忙解释：“我自南而北跑一趟远路……只为了去画北平的菊花。画花是我的嗜好，是我的职务，菊花开了没有人画，是我的羞耻……到了要我执枪的时候，我是有预备的，倘若枪械不够，我还有我的拳头。”不仅如此，个人的基本感情也被带入到国家语境中进行价值判断。被视为羞耻的，首当其冲便是爱情。爱情在其时被认为是事业的绊脚石，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神秘而玄缈的可耻情绪。其次，悲伤的情绪也被视为一种可羞的情感，如《盛京时报》上刊载的诗文认为，“‘眼泪’已被看为羞耻，一如‘不抵抗’是羞耻一样，没有弱者的道德，更不会有人来赞美眼泪”。强弱差异产生羞感，而悲伤又等同于弱者，悲伤情绪也成为”羞”的理由之一。在国家、民族强大的话语体系中，一切个体的情感表达、生活欲望均被视为是不合乎社会价值的。可以说，“羞”因其自身属性，在被塑造成培养国家观念的“催化剂”的同时，也成了个人主义的“抑制剂”。 三、去羞化之社会取向去羞怯化是20世纪初期几十年重要的社会取向，这一取向，是当时社会结构变化对新职业之要求，也是人们尊重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也与人们不断进行的社会交往相联系。 1. 新职业要求去羞化。1915年，陈独秀在讨论当时社会形态时言：“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在中国的推进，新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组织日趋严密，社会分工日益完善。此过程中，社会劳动效率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多方肯定，也因之产生了对职业化的推崇。职业化注重秩序、效率和不同个体之间的有机协调与配合，在一个业缘群体中，置身其中的各个成员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是相对确定的，他们照章做事、服从安排、沟通交流、分工协作。然而羞怯心理和行为，却具有畏惧、封闭和协作精神缺失等特征，这与职业化的存续显然是相互抵牾的。于是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对羞怯情绪的稀释和消弭，“去羞怯化”成为当时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行为。 职业化的普及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因而，其所需要的“去羞怯化”不可能为人们猝然认同并接受于朝夕。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去羞怯化”在向大众层面渗透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迟滞、反复，乃至抵拒与退却。基于这一现实，社会舆论也倾向于引导人们将情感与职业两相剥离。梁启超就曾借朱子“主一无适便是敬”之语，呼吁人们无论所事何业，均当敬之乐之，隐含职业并无贵贱高低之分，故而无可傲人，无由为羞之意。这种将职业从世俗价值取向中分离出来的努力，有助于破除人们将职业优劣简单对应于人格高低的传统世俗观念，从而消除羞怯产生的社会根源。 2. 对个人生产力的尊重要求去羞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个人生产力被认为是谋求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这也使得社会的关注视域扩展到个人身体方面。此时，羞怯的情绪变得有悖于此进程。比如，旧派的女子有了身体隐患，因羞怯而讳疾不言，但又无法自行医治，因此“便是养痈贻患”，轻视自己的身体。羞怯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减弱，“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人们以“羞于求医”现象展开论述，认为应将“羞”做“体”与“用”的区分，人的生理状态为“体”的范畴，在此范畴中是应当避免羞怯的：将品行的方面视为“用”的范围，在其中是需要羞耻的。可见去“怯”而存“耻”，是“羞”在社会变迁中的一则发展脉络。 3. 社会交往要求去羞化。在社交情景中的不羞涩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自然得体成为一种被提倡的社会准则。于是，羞怯就成了违背社会准则、产生社会问题的负面情感。而当羞怯让人难以建立和维持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关系时，会转化为羞耻。 缺乏社交能力的人在社会中举步维艰几乎成为共识，羞怯正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质。他们与他人的边界就像一重“越不过的障碍，一道看不见的高墙”，无论身处何时何地，羞怯的高墙都会如影随形，欲罢不能。害羞甚至被视作一种疾病。有作者将饱受害羞病痛折磨之苦记录下来，称这种害羞的病无法预防，随时而至。在路上碰见陌生女子，会“走路摇摆不定”：因怕与别人不一致，永远不会“最先穿上时行的服装”；在集会中，怕去早了忍闷枯坐，又怕去迟了“所有的眼睛都将集中于我一身”；和别人交谈时，眼神总是“不安定的溜溜转转”，惧怕目光相遇，假如相遇，马上会“变得口吃，身体颤抖，血液沸腾，烧灼脖子，头皮和耳根”。这种害羞的病困扰着作者，剥夺掉其所有的享受，并使其失去了多次恋爱、升迁的机会。为此，作者万分痛恨这种疾病，如能医好它，甚至不惜“不用蒙药，不用局部的麻醉”，就算“医生的架子再大五十倍”“也愿意忍这一时的痛”去除之而后快。 当社交被认为是一种应提倡的社会规则时，打破这种规则即为一件羞耻的事情。在丰子恺一幅名为《邻人》的漫画中，有两间相邻的房间，由一具车轮状的铁制扇骨护栏相隔开来，铁扇骨两侧屋内各住着一个男子，隔着铁扇骨背向而坐。丰子恺看来，这铁扇骨是“人类罪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象征”，同时也是“人类羞耻的象征”。若“造物主……降临世间，一一地检点人类的建设，看到锁和那把铁扇骨而查问它们的用途，人类回答的时候一定会面红”。因为这铁扇骨阻碍了人类的社会交往，使人们互相戒备、提防、孤独、冷漠，“完全不符合今日自称进步的文明”。羞怯与戒备、冷漠、孤独一样，同为阻碍社会交往、发展的因子，是应当羞耻的对象。 四、结 语 近代以来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羞”是神经受到外界的触动而引起从心理到生理的一系列反应，是在人的主体与外部环境的张力中产生的情绪。具体而言，当社会的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而人们的思想言行与该认知相悖时，便会产生羞感。羞耻在培养个体的自我意识时亦有其功用，因为当人们感到羞耻时，其自我意识也会因之凸现。20世纪2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思潮逐渐被集体主义取而代之，经历了一个由个体而集体而国家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也是一种“去羞怯化”的过程，在群体中个人羞怯的情绪会快速消除，对职业化的强调以有利于避免羞怯，因职业化使得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变得清晰，社会分工降低了个体间情感的碰撞。但职业化中细密的劳动分工会造成个体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过分关注自身，缺乏对社会普遍的同情和理解，这与社会的预期是相悖的。同时，“原子化”的个体进入到社会中时，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越是封闭自己，越是害羞；越觉羞怯，越蜷缩自己。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在对社会交往的提倡中，羞怯又变成众矢之的，去羞化成为一种社会取向。可以说，“羞”内涵的多样化以及去羞化的过程，正是当时社会一系列变革的折射和反映。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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