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三重逻辑考察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刘立云，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安财经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明清时期川西藏区陕商研究”(18XZS040)；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清代川西藏区民族融合的多维度历史考察”(2019-GMH-006)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就其历史逻辑而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源自“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背景；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就其实践逻辑而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通过加快构建国内循环体系与国外循环体系，可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竞争力，体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创新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拟定出我国“十四五”时期“六个新”的5年近期目标、到2035年“九个方面”的十五年远景目标，明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原则。“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党中央根据我国所处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对我国实现高质量、自主性、开放性发展以及促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体现大国担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回答了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蕴涵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文献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2020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国内外大势、深刻把握中国经济运行及客观形势予以论述阐释，明确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背景的理解阐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疫情之后的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将加深世界经济本土化、区域化总体走向；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自变量与因变量，“双循环”是我国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重大战略部署，需要从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理解；“以内循环为主”是当前我国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适时的战略转向；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将促进中国由国际循环为主的旧分工体系向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分工体系转化，独立自主办好自己的事，兼顾国际经济循环，避免“修斯底德陷阱”预言，确保实现国内“六稳”“六保”目标；促成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世界大发展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其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内涵的分析判断。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而非“体系导向”，新发展格局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深刻内在逻辑；“双循环”作为导向问题，涉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关注效率、增长与安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循环的社会再生产视角、《资本论》空间生产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周转的基本理论模型，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与分析工具。

最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践路径的对策建议。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为抓手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于供需两端同步启动自我强化“内循环”、重塑“外循环”；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消费体系四个完整内需体系；打通供需两端、耦合三个链条、推动四大要素循环、练好五项内功；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法治化环境、严格保护市场主体产权、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国内有效需求五点方案；拓展科技创新、供需引领、金融服务、城乡协调、增收扩大就业、更高水平开放六个层次的构建路径；增强新型举国体制效能、扩大内需提振战略功效、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共同富裕分配体系。

上述学者的有益探讨及理论成果对我们的研究颇具启发。一是新发展格局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科学认识，对标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由量态释放向质态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顶层设计与微观实践。二是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辩证把握，兼顾短期落实、中期谋划、长期布局，以及正确认识处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是新发展格局是对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规律性研判，以“脱虚向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解决国际贸易涉及的质量、结构、效率，以及发展、安全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双循环”的历史研究，脱离了历史与经济、政治之间背景、制度和理念等的有机联系，容易陷入先验论导向与模型导向的窠臼，缺乏历史视角的中国当代经济转向过程动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长期发展道路审视。第二，对“双循环”的理论研究，缺乏对“双循环”问题导向的、紧扣马克思理论的系统性、整体化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所涉宏观、微观的经济运行分析及其当代价值，关注不够。第三，对“双循环”的实践研究，面向略显单一，注重片面流通现象而忽略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广阔的大国经济循环场景与中国特色的“十四五”国情民意解读，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似乎有限。因此，笔者基于“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背景，追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地，从战略价值与战略任务归纳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以便求真、求解、求用于现实。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历史逻辑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逻辑作为思维的产物，与历史是相互印证的统一，从历史脉络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发展轨迹来研判现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建设发展轨迹体现于历史跨度的演进，反映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情境及其趋向。

(一)相对封闭环境下自力更生战略的建设发展阶段(1949-1978)

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美苏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交织的局面。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先后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取消中国大陆所有的外国军事、经济特权。1952年，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43.1%，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5.5%。1954年，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时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期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争，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日关系改善，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

(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改革发展阶段(1979—201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行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新的科学判断，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个转变是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公司急剧增多，从1980年15000家已升至2005年63459家，且日益扮演了世界经济发展重要角色，提供了全球工业总产值的60%、国际贸易的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国际技术转让的90%。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中的制造组装部分分解到发展中国家，使国际分工演进至全球价值链。1980—1988年，我国先后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7年我国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确立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等地，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沿岸港口工业城市和内地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及沿内陆边境若干城镇的开放，使全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部分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全球化经济，实施了较长时期“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生产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据2019年按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的外向度显示，上海为89%，广东为66%，浙江为49%，江苏为44%。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整体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有了重大改变，生产体系循环不畅与供需脱钩矛盾突出，“卡脖子”引发的结构转换问题亟待解决，大国经济发展面临重要关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三）“双循环”战略的创新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下降0.1%（世界商品出口按美元计算下降3%。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严重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格局将面临深度整体演变。2020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汇丰银行（HSBC）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9年开始实施并在当前仍然有效的贸易进口限制措施对20国集团（G20）约10.3%的进口量（约1.6万亿美元）产生影响；除非政府取消或降低关税，否则全球GDP将在2025年损失高达10万亿美元。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逐步完善。从需求潜力角度，2019年我国GDP 9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24万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60万元，平均3.07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趋近美国总消费水平；出口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7.4%，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达到31.2%，合计89%，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助力。从供给能力角度，我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人，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61万人/年。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改变，我国有能力、有把握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规模集聚优势，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以便更高水平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推动全球开放型经济建设，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因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由盛而衰再转盛的伟大复兴进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伟大精神元素的基础上，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两步走”战略、十三大“三步走”战略、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具体化为3个阶段性目标、十六大新“三步走”战略、十九大“两个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发展全局深刻变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完善提升，针对性更强、指向更明确、要求更高，必将引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念担负历史重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的创新性贡献。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理论逻辑

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可以更好地科学指导发展的实践，实现向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转型。

（一） 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层面阐释：基于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重要任务在于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资本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核心在于加速实体经济的循环流转。广义流通资本循环理论分析范式“G—W（A+Pm）⋯P⋯W'（W+w）—G'（G+g）”，揭示了产业资本的企业生产活动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价值运动与物质转换运动规律。产业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先后继起、空间上的同时并存的“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因此，非但不能使其停滞，还要通过加强对劳动力及资源自然力的利用、技术进步与由此带来的劳动组织改进和生产经营制度优化、甚至借助资本积聚和集中等方式手段，提高生产率；同时，工人工资随着生产率的进步而上升。资本周转理论揭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及二者之和的产业资本周转时间与资本运动速度、资本增值效率的价值运动与物质转换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的“内循环”就是生产率、企业盈利能力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动态的物质生产力量更新成为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源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源于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导致出现实体经济不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不平衡、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不平衡发展的三大失衡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和克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需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升供给质量，实现经济的“脱虚向实”。该调整不仅来自脱钩倒逼或产业链困局倒逼，而且来自提振国内市场需求、提升供给能力、提供持续循环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稳定制造业比重，优化产业链与供应链，打造助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协同融合，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二） 新发展格局的分配层面阐释：基于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规定劳动仅指排除了任何物化劳动影响的“活劳动”，只来自劳动者个人体力、脑力的付出；单纯聚焦“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同质化劳动；无需通过交换的产品价值实现环节，默认所有产品均能及时出售换回货币。但是，此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被社会认可的劳动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具有量化边界。相对于全社会可供使用的劳动总量（TR）、边际收益（MR）、平均收益（AR），具有以下变化：当MR>0，且MR=AR时，TR增长最快，该阶段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为正数，总收益不断增加；当MR=0，TR已经达到顶点，该阶段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总收益保持不变；当MR<0，TR开始下降，该阶段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为负数，总收益不升反降。所以，劳动投入量存在绝对界限，在生产资料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多劳未必会增加社会总收益。二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质量不同，也会影响同质等量劳动所创造的收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3个基本特征，且各自代表经济基础、运行方式、实现形式3个关键指征。“按劳分配”要求各个劳动者集体，将由于使用较优等的生产资料而获得的级差收益全部交给社会、再由社会经必要扣除后，按照每个社会成员提供的劳动数量分配给全体劳动者。实际执行时并未严格按照各公有制单位等量劳动所拥有的不同等级生产资料的质量进行级差收益分配。马克思明确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经济增长要依靠劳动要素和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非劳动要素驱动，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把单一的按劳分配逐步转变为按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表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分配制度，目前正在持续深化推进中。

（三）新发展格局的交换层面阐释：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关系，“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交换和分配表现为中间环节”。“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主要体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内部与相互之间的促进贯通，目标在于实现资本与物质总流通。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生产总过程一方面是贯穿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的价值运动即资本流通过程；另一方面是贯穿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的原料、原材料、机器、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运动即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表明经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的资本大流通过程和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国内大循环以其自身的完整循环而“嵌入”国际大循环。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两者是统一体。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按照《资本论》的研究假设，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种出售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研究没有涉及国际贸易，即便涉及，也是假设各国供需条件不可改变、且各类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经济中，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融入生产力发展过程，经济国际大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以产业资本循环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总过程，而是包涵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生产要素世界市场的配置意味着“作为货币资本行为的基础，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内部与相互之间的促进贯通。中国以往国际贸易要素禀赋失衡，1980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资本形成总额、耕地、淡水、石油资源分别仅占世界市场22.4%、2%、1.5%、1.8%、7%、6%、1.5%，劳动力所占比重明显较高。2008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耕地、淡水、石油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2%、12.4%、7.6%、7%、6%、1.5%。2019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0%、26%、21.2%，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更为突出。相较40多年前，中国的国情国力已今非昔比，投资与研发的全球占比上升迅速。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优势蕴含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四)新发展格局的消费层面阐释：基于社会总产品实现理论

马克思《资本论》社会生产总过程理论，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与生活资料生产部类”两大部类内部与相互之间的衔接互补，关键在于产品有效需求助推的两大部类循环流转。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问题既包括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前提、也包括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结合、更包括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均要从社会总产品出发，两大部类均面临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只有经历了“W'(W+w)—G'(G+g)”的转换，才能满足下一轮社会化再生产条件。若是社会化简单再生产，分别表现为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v+m)，实现了第Ⅱ部类内部交换、第Ⅰ部类内部交换、两大部类之间交换Ⅰ(v+m)=Ⅱ(c)。若要实现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先行完成货币贮藏和实际的积累；第Ⅱ部类的积累，取决于第Ⅰ部类的积累，必须在第Ⅰ部类各种生产要素有了不同的组合时，即第Ⅰ部类为它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现实的积累才能发生，即Ⅰ(v+v+m/x)=Ⅱ(c+c)。两个部类的积累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否则，不仅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最终使得生产资料总需求Ⅰ(c+v+m)=Ⅰ(c+c)+Ⅱ(c+c)、消费资料总需求Ⅱ(c+v+m)=Ⅰ(v+v+m/x)+Ⅱ(v+v+m/x)均得以实现。现实经济运行分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供求结构变化经常使某些部门因产品需求量变大而扩张、或因产品需求量变小而收缩。当第Ⅰ部类资本家舍弃部分即时消费而选择货币贮藏时，负责消费资料生产的第Ⅱ部类再生产随之萎缩，第Ⅱ部类部分工人失业。第Ⅱ部类向第Ⅰ部类购买生产资料的规模萎缩，导致上游相关的生产资料的市场需求减少，第Ⅰ部类的部分产品供给过剩，第Ⅰ部类部分工人失业。而萎缩再生产导致的收入较少，又引起第Ⅱ部类再生产进一步萎缩，如此社会生产萎缩性循环往复，带来整个经济的萎缩与萧条。二是社会新旧部门变化亦经常使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动。当第Ⅱ部类对某些生活资料的巨大需求(如奢侈品等)发生时，负责消费资料生产的第Ⅱ部类再生产随之扩张，第Ⅱ部类工人就业增加。第Ⅱ部类向第Ⅰ部类购买生产资料的规模提升，导致上游相关的生产资料的市场需求增加，第Ⅰ部类的部分产品供给不足，第Ⅰ部类工人就业增加。而扩大再生产导致的收入增加，又引起第Ⅱ部类再生产进一步扩张，如此社会生产扩张性循环往复，带来整个经济的扩张与繁荣。马克思“乘数效应原理”描述了该传导机制，为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大致平衡，就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信贷规模，处理好产品价格、工人工资、企业税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从我国20余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沿革可以看到，消费地位经历迂回上升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扩大内需最终成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指出，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这4个环节的循环就形成国民经济循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可见，习近平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界定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脉相承、有科学依据的。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于以“经济循环”为全景视角和描述维度，而非“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意味着理解新发展格局要借助协同性、动态性的思维方式，进行大国经济循环场景与中国特色的“十四五”国情民意解读，形成新发展格局系统性、综合性的战略举措。

（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价值

1. 畅通内循环：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品质、更高效率、更公平发展的需要。首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遵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转变社会生产方式、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旨在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其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高品质发展的需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目的是增进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与实物补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6000余字，出现“人民”的地方逾20次，在《建议》中，单独提出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高效率发展的需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动力是以自主创新提升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随着生产资料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全球正处于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期，蕴含其中的科技的要素贡献率日益增加。政府成为国民经济关键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支持者，需要打造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要勇于成为技术创新的组织者。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公平发展的需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方向是实现共同富裕。人们的消费力与分配相关，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一是社会生产成果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或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决定着消费力；二是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也决定着消费力。《公报》提到2035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提“平等发展权利”，是一个很新的表述。平等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强调“平等发展权利”，实际上就是体现我们的发展是平等的发展。

2. 贯通外循环：实现更安全、更开放、更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安全发展的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长期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准备，提升我国经济循环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耐受性。其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开放发展的需要。推进人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与精尖技术、移动数据、信息管理等新兴要素的世界市场配置；促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立足“两个大局”，以民族复兴、大国担当为己任，打造新时期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孕育的创新版图重构与经济结构重塑，实现国际市场供需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技化，拓展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经济内涵和外延。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1. 加快构建国内循环体系，提升国内循环的生产力和持续性。首先，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平衡产业链、供应链的外迁与内移的关系，部署重大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项目，解决市场准入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问题，重塑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其次，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积累消费关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关注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二次分配”，例如社会保障、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的有效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既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也要调整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使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一致；积极推动更为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改变过去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提高消费率，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再次，国民经济的循环实质上是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涉及在市场上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这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优化国内要素流动的空间布局，破除“区块”“省域”“城市群”“县乡村镇”等不同区域空间的经济循环壁垒，实现各类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循环畅通，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体系。最后，消费力的提高和消费的扩大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增加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以国内需求的增长来贴补国际出口增幅放缓的缺口；扩大居民消费有效需求，使广大人民包括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消费群体、农民消费群体等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得以提升，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2. 加快构建国外循环体系，提升国际循环的抗压力和稳定性。首先，积极营造国际公平的营商环境。推动由要素、商品的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促使国内外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相容。其次，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区域合作，推进经济循环、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巩固双边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紧抓“一带一路”机遇，加快内陆地区建设。最后，依托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进入以我为主的产业链的供应链导向是竞争优势，现在转向内循环同样关注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扭转过去低端环节存在的产品附加值低、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而削弱竞争力的不利局面，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干中学，从而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

五、结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且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立足国内经济循环系统，“嵌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助推“双循环”互动，在实践中积极提供对外高质量发展、对外高水平开放的“中国方案”，开拓了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系统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

第一，历史逻辑是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旨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面临的新国际环境、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直面21世纪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大调整，客观评价我国由国际循环为主的旧分工体系向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分工体系转化的适时战略决策，自力更生、顺势而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对接我国经济发展由量态释放向质态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化诉求，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模式，攻坚克难、化危为机，保证科技研发自主持续进步；正视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条件，以内循环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立足当前、着眼长期，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递进深化。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回溯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第二，理论逻辑是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依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面临的新竞争格局、新产业重心、新发展保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实施立足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双循环；坚持实施着眼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扩内需”，与脱虚向实、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战略重心的“增供给”相结合的双循环；坚持实施追求创新高效、公平共富的制度环境、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全面深化改革，以便形成规范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氛围。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具有深厚理论意义。

第三，现实逻辑是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面临的新发展瓶颈、新改革诉求、新提升领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先进实用科技产业化规模化孵化应用，从可用到好用，促进科技能力提升；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加快培育完整供需体系；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扩大人才就业，推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人才流通、区域流通的现代流通体系。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实践举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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