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批判哲学的“直观”与“直觉”解读——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分析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陆杰荣，男，辽宁大连人，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文博，男，辽宁抚顺人，辽宁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研究”(19AKS003)；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再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LDQN2019006)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专题“哲学研究”。

摘 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表示“直观”相关的意思时，使用了两种不同表达，即“Anschauung”和“intuitiv”，部分学者在理解上将二者理解为同义，即“intuitiv”作为“Anschauung”的形容词形式，表示“直观的”。从历史思想逻辑角度，并结合文本和词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的(intuitiv)”是有明确的区别和指向的，前者指代先验哲学的“感性直观”，后者指向未经批判的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只有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中，康德的“直观”概念的思想内涵才能得以理解，从而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康德；批判哲学；《纯粹理性批判》；直观；感性；直觉；理智

在前康德时期，唯理论和经验论都讨论了关于“直观”的问题，如，笛卡尔提出的直观(intuitus)演绎方法、斯宾诺莎的直观(intuitive)的知识、洛克的直观(intuitivie)知识等等。然而我们在理解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通常所说的直观指涉的是“Anschauung”，而不是近代认识论中的“intuitus”“intuitiva”“intuitivie”。“Anschauung”在德语中意为“观察、观点、见解”，源自动词“Anschauen”，“an-”意为“依靠在……上面”，“shuaen”意为“看”，“-ung”是动名词后缀。康德使用“Anschauung”表达与对象直接相关的表象，他指出：“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还是直观”。直观是思维的手段，直观为一切认识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知性离不开“直观”提供的杂多材料，然而“Anschauung”的“直观”本身是感性的、被动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出现“直觉的(intuitiv)”这一表达，它内含着“活动”和“主动”，并具有创造性。康德认为，“直觉”就是不依赖于感性而直接产生表象的能力，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有可能。因此在康德这里，“直观”与“直觉”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呈现了“二元化”特征：“Anschauung”指涉人的直观，即，感性直观(包括想象力直观)，“Intuition”指涉神的直观，即，理智直观(包括直观的知性、狭义理性直观)，而康德站在人本学立场上在使用“Intuition”时往往表达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 肇始于康德这种“直观二元论”(暂且这样称呼)，直接导致了近代德国形而上学的两个趋势：一个是直观的理智化，也就是“理智直观(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是否可能的问题，费希特的行动主观主义和谢林的自然客观主义体系基于此得以建立，胡塞尔的现象学将“直观”本身赋予前意识的“自给予”特征，本质直观成为可能；另一个要素是直观的“非理性化”(为方便理解而用此称谓，实质上，“非理性化”本身也是理性的流露，该称谓本身便存在内在的矛盾)，也就是“直觉（Intuition)”在人本身内的思考，特别是谢林的思想本身为这种所谓“非理性化”对德国浪漫派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影响，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一批浪漫派诗人、作家发展了这一思想，而最终，叔本华用一种悲情主义的方式揭露了人的内在“直觉”中“意志”和“欲望”的本质性。因此，理解德国形而上学的基础便在于理解自康德哲学而发起的直观二元性问题。 一、“直观”与“直觉”之为问题 在国内康德研究中，就批判哲学的原点问题，即“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的问题至今并未达成一致，这就为我们深入研究康德批判哲学、进而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时代精神与现实价值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问题的解读，国内学者的观点大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对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问题不关注，进行同一性理解。例如，牟中三译本将二者统一称之为“直觉”，并没有出现“直观”概念，二者未做区分；蓝公武译本和韦卓民译本是结合德文主要从英文版转译的，德文中的“Anschauung”已经被译成英文的“Intuition”了，故本身便存在一种混淆；在李秋零译本中虽然有些部分将“Intuitiv”译为“直觉的”，但是在多处仍将其译为“直观的”，二者存在交互翻译的情况。第二类，对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问题表现出关注，并做以内涵上的区分，其代表学者为邓晓芒，在邓晓芒译本中明确地将“Anschauung”译为“直观”，将“intuitiv”译为“直觉的”，并在《句读》中解释了这种区别，即，“所以，‘直觉’并不等同于‘直观’，它含有内心的主动性、能动性、自觉性的意思，‘直观’则是完全被动的，是直接的‘旁观’”。第三类，对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问题表现出关注，但在内涵上不做以区分，其代表学者是王建军。王建军认为，康德用来表达“直观”时同时使用“Anschauung”和“Intuition”，借助法肯施泰因（Lorne Falkenstein)的提示，他认为康德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德文作为哲学语言写作方兴未艾，这些词汇只是相对应的拉丁语的转译，“Anschauung”和“Intuition”均是从拉丁文词“intuitus”转译过来的德文词，康德在《道德哲学反思录》和《遗著》中也存在混合使用的情况，因此没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做重要的区分，“Anschauung”的含义就是“Intuition”的含义，反之亦然。王建军提供的解读思路为我们理解康德哲学提供了方便之处，康德本人的写作习惯也确实不经常对一些词汇给予严格的定义。但是我们认为，关键的不是要立足于“定义”与“概念”，而是要立足于理解康德在使用“Anschauung”和“Intuition”这两个词汇的历史内涵及其批判精神。正是由于康德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才急需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理智的无限扩展和无基础的僭越，“直观”理论就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可谓有破有立。“intuitus”的两个表达，即“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Intuition)”正是表达着这种“立”与“破”的内涵，二者协调发挥着不同的理论作用，并表达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邓晓芒的译文和《句读》中已经提示我们的，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和康德本人的表述中去理解这一区分要表达的思想，特别是在使用“直觉的（intuitiv)”时所表达的内涵。这样对于“直观”的把握和对“直观”概念的澄明才具有“客观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同时批判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和时代性才得以更清楚的展现。 二、康德批判哲学中“直观”问题的历史背景 在康德之前，“直观”与“直觉”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虽然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划分，但就“直观”问题而言，并没有区分“感性直观”与“理性直观”。就近代唯理论而言，“直观”便意味着“明见性（evidente)”“清楚性（clair)”与精神、理智相通，在笛卡尔看来，“直观”作为“第一原则”总是明见的，甚至是理智的。直观“指的不是感觉的变易表象，也不是进行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而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这种构想容易而独特，使我们不致对我们所领悟的事情产生任何怀疑”。斯宾诺莎在其早期作品《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就将“理智”分成了3类，其中通过“清晰而明见的知识而获得概念”的人“他无需任何传闻或经验或推理的技术，因为他通过直观径直的窥察在一切计算中的比例”。他在《伦理学》中将此种理智获得的知识称为“直观的知识（scientia intuitiva)”，“这种知识是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形式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当从这种“理智直观”演绎而来的形而上学遭到怀疑时，唯理论者总会拿出“数学和几何”作为类比，并以此对自己理论的客观性给予证明(笛卡尔倾向于算术和几何，斯宾诺莎倾向于几何学)。在唯理论那里，“理智直观”与“算术和几何”二者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而这样的类比必然导致注重“形式”的“普遍逻辑”，形而上学没有质料，注定走向独断论。 经验论的反映论能否被称为“感性直观”呢？不能。经验论强调将“感觉”产生的观念和印象作为“确定性”的知识来源，其本质上仍然是“观念论”。这种经验的观念论以“人先天具有的认识能力”作为前提，知识仍是一种从主体到客体的“获取”，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但经验论者也不排斥“直观”作为人类“理智”的确定性。洛克便指出“直观知识”是最清楚的，他说：“人有时不借别的观念为媒介就能直接看到它的两个观念间的契合或相违的这种知识，我想可以叫直观的（intuitivie)知识”。洛克作为经验论者也将“直观”作为人类“理智”的重要部分，是人“心灵之眼”“瞥见真理”的能力，他认为，“人心并不用费心来证明，来考察，就能瞥见真理，正如眼只要朝向光明，就能瞥见光明似的，就如，人心认识，白非黑，圆非三角，三比二多，并等于一加二”。“我们一切知识的确定性，明白性，就依靠于这种直观”。 但唯理论与经验论都没有将这种“理智”本身的界限和可能性条件予以厘清。在那时，“理智”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当宗教逐渐松绑的时候，人似乎可以分有上帝的角色了，因此“理智”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无基础的超越了。唯理论者把它寄希望于上帝，而经验论则寄希望于人“先天的（innate）”认识能力，心灵之眼能“瞥见真理”的能力，二者并没有对此说明任何关于“理智”的本质与基础，到“理智”部分便变得神秘且“不可说”了。正因为如此，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基础都是岌岌可危的，唯理论在现实中匮乏，而经验论在理念中迷失方向，不得不走向独断论与怀疑论。 为了避免独断论与怀疑论，康德要做的工作就是对“理智”的厘清，而对理智的厘清首先必须从“直观”问题入手，因为只有“直观”才能涉及表象，没有表象，理智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当人类“理智”的机能和可能性条件尚未厘清的时候，是不能轻易进入“形而上学”的，即使这种“人类理智”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康德曾明确地驳斥了笛卡尔的“精神直观”，认为这种“著名的心理学证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个对动词的人称方面加以指示的表象的不可分的统一性上的”（同义反复）。 在康德这里，近代认识论哲学所说的在“一般知性”意义上、“肆无忌惮”的“理智”概念被予以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的认识能力严格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后二者康德称之为理智）；而以往的“直观（intuitus意义上的，与理智相关的）”也被“Anschauung”取代，专指在“感性”意义上的“感性直观”。他指出：“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还是直观。”直观是思维的手段，直观为一切认识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知性离不开“直观”提供的杂多材料，然而“直观( Anschauung）”本身是感性的、被动的。康德“直观”概念提出的思想实质是为了完成对近代认识论哲学“一般知性”意义上的“理智”批判，将感性直观剥离“理智”，从而使“理智”有了人本学意义上的基础一直观，进而完成为未来科学形而上学奠基的任务。 三、“直觉”为何不是“直观”？ 在第二部分，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我们以一种外在性的视角分析了康德对“直观”和“直觉”区分的批判意义和时代价值。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中“直觉”的8次文本分析，切入康德的原文文本之中，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去把握“直觉”术语使用的历史内涵，从而证明“直觉”并不是“直观”，二者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康德第一次使用“直觉”是在“知性在逻辑上的一般运用”这一部分，康德说道：“因此，每种认知，至少是人类的认知，都是知性的、概念的认知，不是直觉性的，而是推论性的”。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无非两种：要么是通过直观，要么是通过概念。对于人类知性来说，只能通过范畴、概念（即思维的自发性）扩展性地形成知识。这里使用了否定的形式“nicht intuitiv”。如果单单按照邓晓芒从词源上解释为“内心的主动性、能动性、自觉性”似乎不能完全合理地理解康德的用意。我们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近代认识论未经批判的“理智”似乎有这种机能，即不通过严格的概念，直接地“专注心灵的构想获得知识，并将其赋予最高的确定性，那种“理智”分有“神性”，可以进行“理智直观”，而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intuitiv”与笛卡尔的“intuitus”、斯宾诺莎的“intuitiva”、洛克的“intuitivie”同源。我们可以设想康德使用“直觉的”就是指代那种与“感性直观”相对的、当作是近代认识论来批判的“理智直观”'我们将在下面逐一地印证这种理解的可能性。 康德在原理分析论的第3章“把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相和本体的理由”是这样使用“直觉”的，他说：“可是，对于我们的知性而言本体就不是一个理智的对象了，就连它本身所隶属的那种知性本身也成问题，因为这种知性不是通过范畴的推演，而是以直觉的、非感性的直观来认识对象，但我们却不能对此产生丝毫的表象”。康德认为，以往形而上学中通过“直观”的“明见性和确定性”达到获得本体的方式是我们“无权做的假设”，我们不能超出感性范围给我们提供对象，并使知性超出这一范围而作实然的运用的直观，哪怕有关这种直观的表象都没有。康德要说明的是，我们要从“消极意义”的角度来理解“本体”的限定作用。在这一部分，我们又看到“直觉地认识”与“推论式地认识”的对立，“直觉地认识”与“感性直观”的对立。如果按照王建军的观点，即，intuitiv与Anschauung表意相同的话，那么在这里，intuitiv如何能与nichtsinlichen Anschauung并列表意呢？显然二者在使用上是存在差异的。intuitiv表达的就是与sinnlichen Anschauung相对的、包含着批判意味的“理智直观”。因此，上面提到的“假设”在理解这一部分内容时是可行的。 我们再看一下“纯粹理性在独断运用中的训练”这一部分。康德说：“在我们所提到的例子中，我们只要弄清楚，概念的推论理性运用和概念的直觉构造之间存在着怎样巨大的差距……要么，无非就是没有先天给予的可能的直观的综合，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概念进行先天综合判断，但是只能根据概念进行推论地判断，而从不是通过概念的构造直觉地判断”。在这一部分，康德对近代认识论中使用“数学”的方法予以了批判，如前所述，不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这样，就连洛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数学的直观确定性和必然性，我们从标题中的“独断运用”便可见一斑。“直觉性的运用”指涉数学方法中对概念的构造，即“先天的依据概念而表现的那些直观行事”，问题在于，我们是先用直觉前验地构造了三角形的概念之后，再在经验中使用这个指称，还是我们在经验中直观到了三角形的特征，进入知性阶段之后形成的三角形的概念。在康德看来显然是持后者直观的观点，而否定那种直觉地构造的观点，因此他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先天地提供实在对象的直观，因为这种直观一定必然是经验性的”。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直觉性（或直觉地）”与“推论性（推论性的）”的对立，潜在地还有“独断论”与“先验哲学”的对立、“感性直观”与“理智直观”的对立，同时，表达了对于直观（Anschauung）的“立”的态度和对于直觉（Intuition）“破”的态度。 通过这样的证明，我们似乎可以为上面的假设得出一种结论：只要出现“直觉”便指涉近代认识论的“直观”，表达与先验哲学的感性直观相对立的、非推论认识的、与数学构造方式相约通的“理智直观”，表达批判的意味，其实质意在说明“经验实在性”。 但是在“纯粹知性一切综合原理的系统展示”这一部分，康德表达了对“数学性”的直觉原理的赞同，并认为这些原理具有“直接的自明性”，这里似乎是有一种返回“唯理论式”的“直观”内涵。针对这些原理，康德说：“关于先天现象的确定性，根据量和质的范畴（如果只需要注意后者的形式），后者的原理就与其他两个明显不同。虽然双方都可以完全具有确定性，但，前者是直觉性的，而后者只是推论性的。因此，我将前两条原理称为数学性原理，将其后两条称为力学性原理”。与之表意相同的是紧接着的后面一次使用，他说道：“因为它们只是调节性的原理，与数学性的构造的原理的区别并不在于其确定性……也是在原理的直觉性（因此也是演证）”。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知识来源的问题了，而是在说明知性的运用，也就是判断力的问题。如果说在知识来源的问题上，康德坚定地站在经验实在论的立场上，即，知识必须是通过范畴对直观杂多的综合完成的，不能是直觉直接获得的；那么在知性运用的问题上，康德便转而用先验观念性的立场来说明这种知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这里的“直觉的确定性”也只是意在通过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先验观念性”的态度，也就是说，“量和质的原理”就像是“数学的公理”一样具有明见性和直接性，在我们的“应用”中直接发挥作用。但绝不是说，这些“原理”是可以脱离经验的（正如文本的前一部分所说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形法”所做的那样），因此在后文中康德特别插入一部分内容，即“驳斥唯心论”，特别指出“笛卡尔的存疑式唯心论”的错误，并在总注释的最后结论中指出：“纯粹知性的一切原理都无非是经验可能性的先天原则，一切先天综合命题也都只与经验的可能性相关，甚至这些命题的可能性本身都完全是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他在这里重申了自己经验实在论的立场。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晰的是，在这一部分，康德使用“直觉的”仍旧与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相关联，因为那种“理智直观”本身就意味着“数学和几何”的确定性和明见性。虽然康德没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却也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即那些关于“外延的量”和“内包的量（度）”的先天认识就“好像”是数学的“公理”那样在知性的运用中具有明见性。但哲学中并不存在什么“公理”，所谓“公理”只不过是那些“先天综合原理”罢了。 在“先验方法论”的第一章“关于公理”部分，康德对这个“比喻”进行了解释，同时也出现了对“直觉性的”词语的使用。康德认为“公理，就其是直接确定的而言，都是一些先天综合原理”。一个概念既然是综合的，就必然不能直接与另一个概念相联结，因为那种直接的联结只能在分析中存在，所以，“既然哲学知识按照概念的理性知识，那么在其中就不会有可能找到任何配得上公理之名的原理”。进而康德说道：“因此，推论的原理和直觉的原理（即公理）是决然不同的。前者无论何时都需要一个演证，后者则可以省略，而且正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后者的自明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哲学原理无论如何确定也决不能妄称的。”这段解释印证了上段中我们称之为“比喻”的说法，与此同时，再一次出现了“直觉的认识”与“推论的认识”的对立，表达了对“直觉性原理”（可理解为数学性公理）的批判，这进而也是对近代认识论“理智直观”的批判。 康德最后一次使用“直觉”，也是最精彩的一次，他用他少有的文学语言尖锐地批判了近代唯理论使用“数学”的、“直觉的”方式来建立形而上学的企图。他说：“演证。只有就直觉的而言是一种确定无疑地证明，才能叫作演证……只有数学是演证，因为它不是从概念本身之中，而是从对其的构造中引出知识的……我宁可把哲学的知识称之为讨论的证明（推论的证明），因为它只能通过纯粹的言辞（思维中的对象）来进行，而不称之为演证……在纯粹理性的领域中，就哲学的本质而言是根本不适合与以独断论为支撑并用数学的头衔和绶带来粉饰自己的，哪怕它拥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去与数学结成姊妹，哲学都不应该置身于数学的骑士团中。那些头衔是一些永不能兑现的虚荣地僭妄，它们必然会打消哲学想要揭穿因看错自己理性的界限的种种假象的念头，并依靠于对我们概念的充分澄清而把思辨的自负引回到谦虚的但却是彻底的自我认识上来的意向。”在这里，将“直觉的”理解为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的”也是表意恰当的。 经过对“直觉”的梳理，我们清楚地看到，康德每次使用“直觉的（intuitiv）”这个术语均是指向近代认识论，特别是唯理论中的“直观”的。这种未经对“理智”批判的“直观”表示“直接地、非推论性”的认识，意指与“感性直观”相对立的、以数学为“头衔和绶带”的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对此，康德使用“直觉”均表达的是否定的、批判的态度。这样，“直观”与“直觉”的界限我们便得以清晰了。当康德使用“直观”时，表达为自己“先验哲学”的革命性；当使用“直觉”时，表达对近代认识论的批判与扬弃，二者分别在不同角度上发挥着理论作用。 四、结语 以上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直观二元性论述，但是针对自身体系的二元性，他本人也在不断地努力试图将二元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判断力批判》所要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就直观的二元性问题也是一样，《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直觉的知性（intuitiven Verstand）”概念，意在指出主体认识过程不仅要受有效因的因果联系（nexus effectivus）的影响，还要受目的因的因果联系（nexus finalis）的束缚，而这个目的性因果联系并不是机械性的、推理的因果链条，只有通过非推理、非逻辑的能力才能够予以认识。而如上所述，什么是“非推理、非逻辑”的呢？是直觉，也就是说直觉的认识能力才可以认识这个合目的性，而对于康德而言，人的认识能力就是知性。所以“直觉的知性”就是可以认识合目的性的那种非推理、非逻辑的认识能力，而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的，如果说这种能力存在，只能是所谓的“上帝”才具有。“对于人类的判断力来说也只能是个单纯的理念而已”，属于上帝的是“原型”，而属于人的只能是“模仿”。经过也必须经过神学目的论的环节，《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先验要素论中出现的“派生的直观(intuitus derivativus)”和“本源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才可予以理解，即“派生的直观”就是指感性直观、人的直观；“本源的直观”就是“直觉的知性”，是可能的“神”的直观。通过“本源”与“派生”“原型”与“模仿”，康德似乎将“直观”与“直觉”从两个并列的概念转变成了一个概念下的两个环节，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整合似乎完成了，这个整合之后的概念就是“直观”，其下分为作为本源的“神的直观”(即直觉，intuition)和作为派生的“人的直观”(即直观，Anschauung)。从康德的直观理论中，依稀渗透出的是他本人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倾向，二元性到一元性的统一也是康德毕生的理论诉求。 但是直观又是一种“活动”，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在进行直观时并不会先行思考“我”是要进行理论认识还是要进行道德实践，也就是说这个一元论下的具体的哪个环节是不会进行先行的区分的。如果进行的是理论认识，那就是直观，是感性认识，是杂多；如果是道德实践，那就可能是直觉，因为在实践领域我们可以通过自由概念而达到理性的上帝。也就是说，在进行“直观”时，可能是自由的、理性的，也可能是不自由的、感性的，这是一组“二律背反”。尝试破解这组“二律背反”的是费希特，在费希特这里，理论认识和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学。理论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活动，自我本身就处在一种“直观”的状态当中，同时“上帝本身就是人主观东西的外化”。因此，直觉不再是理性的、自由的、神的专属，而与“直观”殊途同归了。如果说康德的直观与纯质料关联、直觉与纯形式关联，那么费希特的“自我直观”便是完成了质料与形式的统一，所根据的是“哲学家揭示的‘理性的绝对命令’”。谢林的直观不仅具有一元性，而且完成了质料与形式的超越，成为哲学的一切官能。“世界灵魂”不是概念所能企及的，只有通过直观才能把握，因此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离不开“直观”。黑格尔一方面不同意谢林静观的“直观”的关照，认为应该是在“在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和确定性中达到‘概念’并推演概念”；另一方面，在逻辑学的起点“纯存在”和终点“绝对理念”中又蕴含了明确的“直接性”的直观，因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就是直观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正是在全部实践意义上的“直观”，因为无论是康德还是费希特都认为只有实践才可能是理性的，作为“实践的、理性的直观”就必须超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绝对”，而回到“类存在物”，必须“放弃自身、放弃绝对，达到自然界”。因此，马克思的“更高级的哲学直观”不仅包含了德国古典哲学直观中的能动性，而且完全摒弃了“想象力”和“绝对”，从“理想”走进了“现实”，完成了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直观理论的扬弃。 让我们回到康德。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提到对于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激进的费希特，然而康德对时代和哲学的批判并不亚于费希特。康德对“直观”和“直觉”区分，直指当时近代哲学家对以数学为模型“理智创造”的形而上学的激烈回应，如果说数学可以解决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么只要有自然科学或许就足够了。康德将数学的可能性条件一时空作为直观的纯形式，纳入感性之中，这种做法本身就挽救了形而上学，而不是否定形而上学本身。他要做的是批判旧的所谓“超越”的形而上学，而重建新的、科学的、内在的形而上学。同时，康德对数学方法的批判对当今时代也有所启示，即，当我们置身于以“数学”为“头衔和绶带”的“科学”之中，并以此祈求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时，我们的“理性”便难免沉浸在“虚荣的僭妄”中，谓之为“思辨的理性”或“‘科学的’理性”，而这种“思辨的自负”必须“引回到谦虚的但却是彻底的自我认识上来”，引回到对我们自身“理智”的批判中来，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有勇气挖掘出符合时代的人类“理智”，去开启所谓“理性”的批判。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图源网络，侵权则删
往期推荐
【文学研究】张仲实《伊犁行记》之价值【文学研究】文学中的动物叙述：动物限知视角叙事的可能性
【历史学研究】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一）——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历史学研究】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变革中“羞”之内涵之演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统合逻辑与施测重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三重逻辑考察

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