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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事比文艺——杜甫及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论文方式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刘青海,女,湖南华容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诗词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机制研究”(18JZD021)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摘 要:以武事比文艺,源于汉人“射策”之说。杜甫加以巨大的发展,成为他创作诗歌意象、阐述诗歌艺术精妙之理的独特方式,对后人影响很大。杜甫诗论中的以武事比文艺,根据喻体的不同,可分为骑射和战阵两类。骑射方面,杜诗或以“破的”比喻创作之得法,以“飞动”传达以雄健为尚的审美倾向,或将“射策”等陈词化作“穿杨”的生动形象,对中晚唐诗人产生普遍影响。战阵方面,杜诗多用“战胜”“笔阵”“劘垒”“先锋”“铦锋”等,表现出挑战古人的自信和追求雄健风格的倾向。中唐元白、韩愈、刘禹锡乃至晚唐陆龟蒙等人于唱酬之际,于杜甫以战阵喻诗尤多取法。但中晚唐诗人更关注喻体(战阵)本身,不断地丰富细节,融入典实,加以戏剧化描写,却鲜有对诗艺本身的阐发。这和杜甫很不一样,体现出中晚唐诗人学杜的局限,以及普遍的争胜意识和流派门户观念对于诗人创作实践的复杂影响。

关键词:唐代诗歌;杜甫;以诗论诗;元白;唱和



中国古代诗论源远流长,其中以诗论诗是唐宋诗人很重要的论诗方式。它与诗人的创作活动紧密联系,所以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盛唐李杜两家是以诗论诗方法的主要开创者。杜甫尤其如此,他的诗论都是用诗来表达的。杜甫的诗论,不但其艺术主张及对创作中具体问题的阐述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他运用多种修辞方法来论述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很值得研究。杜甫的论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尤以比拟之法为多,他常用历史上的大家、名家来比拟时人,如“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类,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历来研究者引述较多。以诗论诗与以文论诗不同,它不仅是理论的阐述,更是一种艺术形象的创造。因此,杜甫的以诗论诗也创造出各种类型的艺术形象。其中以武事比文艺,就是杜甫论诗的重要方式。他常将文学创作这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用骑射、战阵来加以生动地形容和比拟,这形成他的诗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主要由杜甫开创的以武事比文艺的论文方式对中晚唐诗人乃至宋代的欧梅、苏黄等人的诗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以说,它不仅是一种论文的方式,同时也是创造诗歌意象的一种方式。对此问题,前人未有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主要探讨杜甫以武事比文艺这一特殊的论文方式,追溯其渊源,兼及中晚唐诸家对这一方式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从一个角度展示杜甫在意象创造方面对中晚唐诸家的影响。

 

 

杜甫诗论中以武事比文艺,按照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骑射和战阵两个大的方面。其中以射事喻文事源于汉人。汉代选拔文官的考试方法叫“射策”,取义于六艺之“射”,是以武事比文艺的最早用例。周代贵族教授六艺之学,射属其一,也是周天子用以考察诸侯的重要手段。据《礼记·射义》,天子试贡士于射宫,以射中之多少决定诸侯是否参与祭祀,受庆贺还是责让,益地还是削地,这体现了周人尚武的一面。汉人“射策”之试,题书于简策,分甲乙科,列置案头,应试者随意取答,主考官据其题目之难易和所答内容而定优劣。应试者之应答,犹如士之飞箭,以中的为优,故称“射策”。汉代有射声校尉,为武职,《汉书·百官公卿表》服虔注云:“工射者也,冥冥中闻声则中之,因以名也。”“射策”和“射声”的构词法相同。“射声”者,所闻者“声”,追求的是应声而中的;“射策”者,所发者“策”,追求的是一语以中的。汉以后,魏晋南北朝孝廉、明经科的经术考试仍称为“射策”。相应地,南朝诗歌中也有关于“射策”的描写:


少年射策罢,擢第云台中。

思发泉涌,纸飞云落。射策除郎,明经拜爵。

定交太学里,射策云台边。

 

虽然只是将“射策”如实地写入诗歌,但像“射策云台边”,已经具有一定以武事写文事的形象特点。

 

射策一词也为唐人诗赋所沿用,唐代科举考试中有“策论”。不过,唐诗中的“射策”,并不专指写作策论,而是逐渐成为士人应考的代名词:


射策名先著,论兵气自雄。

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

共许郤诜工射策,恩荣请向一枝看。

 

杜甫的创造,首先在于将“射策”这样一个已经固化的词语重新激活,转化为百步“穿杨”的生动画面:


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蹶霜蹄未为失。

 

因“射策”之“射”,联想到百步穿杨,由此“射策”一词中有关武事的内涵更加具体化了。这可以说是杜甫对这个古老词语的一种新创造。由是开创了唐宋诗人以武事比文艺的意象类型,为后世诗人形容士人应试的得第、落第,开出无数法门:


千钧何处穿杨叶,二月长安折桂枝。

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

射策端心术,迁乔整羽仪。幸穿杨远叶,谬折桂高枝。

战文重掉鞅,射策一弯弧。

古称射策如弯弧,一发偶中何时无。由来草泽无忌讳,努力满挽当亨衢。

彀中飞一箭,云际落双鸧。舍人一举登科,又判入等第。

 

刘商、白居易先后将“穿杨”和“折桂”对举,遂成近体诗中形容文人得第的常语。白居易以“杨穿三叶”形容白敏中“频得第”;刘禹锡以“弯弧”形容射策,以“一发偶中”比喻得第,而以“努力满挽当亨衢”鼓励对方全力以赴,一箭双鸧喻其两科连捷,相较杜诗“穿杨”之喻,都称得上是举一反三,青出于蓝。尤其是“努力满挽当亨衢”,想象中在通衢弯弓搭箭、弓如满月、凝神以射的画面也极为鲜明,饱含着诗人对裴处士才华的肯定和得第的期许。刘、白皆以“弯弧”形容射策,到了唐末,顾云《投顾端公启》“弯弧乏勇,睇鹄增忧”,就直接以“弯弧”作为应试的代指了。

 

杜甫并非简单地继承前人以射艺比文艺的取喻方法,而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了前人所不曾明确的一些艺术思想。尤其是对于具体创作问题的重视,为前此诗论所少见。杜甫以武事比文艺,是他阐述深刻的艺术问题的论述方式。从以射艺论文来说,他将射箭之“破的”与诗歌创作中的“法度”“入神”等范畴相联系,赋予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使其成为杜甫特有的诗学范畴:


谏官非不达,诗义早知名。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的”是箭靶的中心。“破的”,即“中的”,射中靶心。《文心雕龙·议对》:“言中理准,譬射侯中。”可见,这里所谓“的”,“即准的,标的,亦即达到完美的艺术的方法和途径”。这里的“破的”,意思近于得法,故能取得非凡的艺术效果,无人可与争锋。“在杜甫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中,法直接指向诗歌的艺术理想,法的实现即已是艺术上最高境界之完成。”五言有五言之法,七言有七言之法,盛唐李颀“吾家令弟才不羁,五言破的人共推”,正是说李墨卿已经掌握了五言诗创作的法度,故能为众人所推崇。元稹“胜概争先到,篇章竞出奇。输赢论破的,点窜肯容丝”,以“破的”为文章较量输赢的标准,用的也是杜诗此义。“点窜肯容丝”,犹言“毫发无遗憾”,意为“破的”之作本身就是法度的体现,故无须哪怕丝毫的改动。

 

同样是以射事比拟创作,“破的”指向的是法度,而“鸣镝”则更强调应机敏捷。


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悻,飞动摧霹雳。

 

“镝”是令箭,镝鸣则箭发。“鸣”则有声,切“诵”,正见杜诗用意之深切,而造语之不可易。仇兆鳌云:“捶钩,喻功之纯熟。鸣镝,喻机之迅捷。”“清心听鸣镝”,谓射手凝神谛听镝鸣之声,随时准备着应声而射,杜诗用以比喻诗人得心应手、“随时敏捷”的创作状态,故能及时捕捉住转瞬即逝的诗思。这其中所包含的诗学内涵是很丰富的,让我们联想到《庄子·养生主》“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描写,正是一切艺事所能达到的精微之境,是诗人在创作上得法的体现,苏轼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晚唐唐彦谦《送樊琯司业归朝》“惬心频拾芥,应手屡穿杨。辩急如无敌,飞腾固自强”,以穿杨、拾芥比喻创作的得心应手,称心如意,无论句法和用意,都受到杜诗的启发。

 

杜甫诗论的另一范畴“飞动”也和射事相关。他以“精微穿溟悻,飞动摧霹雳”下接“清心听鸣镝”,可见“飞动”正是“破的”之射在力与美上的一种体现。在其他的场合,杜甫也常以“飞动”来形容自己和友朋的创作: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

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凌。

 

它不是一般地指向诗歌创作中的生动表现,而且在审美上崇尚雄健和壮美的倾向,可以上下九天、横绝四海。可以说,“飞动”体现了杜甫诗歌在审美上的一种追求。而这种审美理想的形成,和他对骑射和飞鸟的观察和领悟是分不开的。所谓“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正是形容创作之得心应手,所向如意,达到一种艺术上的自由境界。所以杜诗的“飞动”,有别于其他盛唐诗人,是以雄健为基础的,是杜诗“沉郁顿挫”美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和组成部分。

 

古人射箭多在马上,故骑、射二事联系紧密。杜诗以武事比文艺,亦多兼骑、射,如前引《醉歌行》,即以“穿杨”比应举,以“暂蹶霜蹄”比落第。杜甫善用骑术来比拟古今文人艺术成就之高下。如他论四杰之文坛地位: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杜甫将古今文人的优劣化为骏马“历块过都”的生动画面,深得“飞动”之妙。后二句以龙文虎脊比拟四杰之才具文学足供君王驱遣,当其纵横驰骋,越过都市,轻快得如同经过一个小山丘。杜甫又以“方驾”“后尘”来形容当代人物与前代文学传统或并驾齐驱,或瞠乎其后的关系: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刘孝标《广绝交论》谓任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杜诗本此,以两马之并驾齐驱比喻今人之媲美古人(曹刘/屈宋)。“后尘”与“并驾”相对,以大车扬起的尘土比喻追随其后。显然,杜甫是肯定“方驾”而否定“后尘”的,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屈宋、曹刘为唐人所推崇而齐梁则为唐人所鄙弃;另一方面,也是杜甫对于各种文学传统的基本态度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这里的“今人”当然也包括杜甫自己,他对古人的基本态度是转益多师且力争上游的,而非妄自菲薄、随人作计。

 

上述杜甫以骑射比喻文艺的种种,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他壮年时飞鹰逐兔、裘马轻狂的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钅比逐狡兔,突羽当满月”。暮年流落时期,他还有“自倚红颜能骑射”的表白,可见对自己的骑射功夫颇为自负。故他有关骑射的联想来自于个人丰富的体验,故能格外生动。各种技艺之间的道理,原本就能相互触发,而最高境界也是相通的。杜甫正是了然于此,又善于“引譬连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故能信手拈来,也为后世论文留下了很丰富的发展空间。

 

“破的”“飞动”“鸣镝”,乃至于“方驾”“后尘”等一系列杜诗中以骑射比喻文艺的词汇,不仅是杜诗中富有特色的意象,实际上也可视为重要的理论批评的概念。

 

 

以战事喻文艺,是唐人的另一种论文方式。在杜甫之前,唐人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以战喻文的先例,见于杨炯《王勃集序》: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

 

杨炯将新旧文风的更替比作一场战斗,旧的风气在以王勃为代表的新风气的进攻下,“无藩篱之固”“失金汤之险”;又将卢照邻对王勃从欲一较短长变为心悦诚服比作“览青规而辍九攻”,极为生动地表现出王勃革新当时文坛风气的实绩。联系他本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表述,可知这种以战喻文的手法,正是文风丕变时诗歌创作中竞争意识的一种表现。可惜的是,他这种富于创造性的表述方式并未受到初盛唐诗人的重视。杜甫好以武事比文艺,对四杰评价亦颇多,似乎也未特别注意此文。

 

盛唐诗人中,杜甫和岑参都曾以战喻文,然具体的用法有别。岑参多以科举考试为文战,以“战胜”喻指科考中第:


去马疾如飞,看君战胜归。

战胜时偏许,名高人总闻。

归去新战胜,盛名人共闻。

故人适战胜,匹马归山东。

战胜真才子,名高动世人。


杜甫论诗时,“战胜”并不专指科举考试,也用来形容创作的一种理想状态:


近有风流作,聊从月竁征。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卷轴来何晚,襟怀庶可凭。会期吟讽数,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

 

显然,“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所表现的正是创作本身之敏捷和雄健。而“战胜洗侵陵”则是诗人心目中所能达到的一种入神之胜境,所以能抵御任何敌人之来犯。这里的“战胜”,主要是通过诗人的自我超越而非和外敌的对抗来实现的,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艺术而论,则为深谙艺术的法度,达神妙之境,故能独高众类。而岑参以得第为“战胜”,是实实在在地胜过一众落第的士子,实无关于创作本身。

 

除了“战胜”,杜甫还以“笔阵”形容诗笔雄健有法,如同排兵布阵: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此联从昭明太子萧统“谈丛发流水之源,笔阵引崩云之势”化出。不过,萧统之“笔阵”,论的是书法运笔之势,承书论“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而来。而杜甫则用以论文。“笔阵独扫千人军”,和“战胜洗侵陵”一样,也包含了和同侪较量争胜之意。

 

有阵则有垒。杜甫又用“劘垒”来形容自己敢于比肩古人的自负: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劘(摩)垒”,迫近敌垒,谓挑战,《左传·宣公十二年》:“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此二句将屈宋、曹刘比作战场上的敌人,以摩垒、窥墙比喻自己挑战古人的自负。前举“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又以率先迎敌的先锋比拟郑谏议在诗歌创作上的开创。此种实开中晚唐人以战喻诗之先河。据《新唐书·秦系传》,权德舆云:“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以攻占比喻唱酬,以“长城”喻刘长卿原唱,而以“偏师”喻秦系之和作,与摩垒、先锋之喻同一机轴。与权德舆先后同时的皎然《酬薛员外谊见戏一首》云:“遗弓逢大敌,摩垒怯偏师。频有移书让,多惭系组迟。”同样是以攻占比酬和,以“偏师”和“摩垒”分属唱、酬双方,彼如大敌压境,频有移书责让;己则胆怯遗弓,愧未早系组归降。可见杜甫以后的诗人,以攻占比喻唱酬已渐成风气,至元白、韩愈诸人则盛行矣。

 

“战胜”“笔阵”之外,以武器之锋刃论文锋,也是杜甫以武事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词锋”一词,本指谈锋犀利,释慧净《和琳法师初春法集之作诗》“静言澄义海,丛论上词锋”。盛唐诗人中,李白《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亦沿前人谈锋之意。杜甫则专以剑锋比拟文锋文势,且用例多,用思深,可谓极刻画之能事:


健笔凌鹦鹉,铦锋莹䴙鹈。

篆刻扬雄流,溟涨本末浅。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剸。

郑氏才振古,啖侯笔不停。遣辞必中律,利物常发硎。

清文动哀玉,见道发新硎。

 

第一例“䴙鹈”即野鸭,涂其膏可令宝剑生光。“铦锋莹䴙鹈”,字面意为涂抹了䴙鹈之膏的宝剑莹然生光。一联之中,“健笔”和“铦锋”对举,显以“铦锋”之锐不可当,形容张垍文章词锋之锐利。第二例“篆刻”代赋,谓苏源明之赋堪比扬雄,然不过末流。“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剸”,盛赞其文锋势不可挡,如同宝剑,虽犀兕亦可剸截。白居易“词锋敌辘轳”“词锋不可摧”,都受到杜诗此联的启发,但精彩略逊。第三、四例“发(新)硎”语本《庄子·养生主》“刀刃若新发于硎”,杜甫借以形容友人之文章遣词造句得法,已臻于道,故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利物常发硎”正是“中律”的具体表现,故第四例中与“见道”连用。后来杜牧“雅韵凭开匣,雄铓待发硎”,“发硎”比喻文章之锋芒,用法与杜甫不同。

 

 

杜甫以武事比文艺的论诗及创造意象的方式,对中晚唐诗人、文家影响很大。中唐韩孟、元白都是杜诗艺术的继承者,在这方面受杜诗的影响也很明显。杜甫以骑射、战阵论艺事,主要是为了阐发艺术创作上的一些妙理,也含有比较古今诗人之艺术高低的意思。其中《戏为六绝句》是一个重要代表,其“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以及“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论述,就含有对艺事高低的评价。中唐时期,随着艺术流派的出现,艺术倾向的不同,艺事高低之论自然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韩孟、元白对李杜之高下的不同看法,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事情。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针对上述以元稹为代表的扬杜抑李之论,韩愈提出李杜并尊这一重要诗歌思想: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元白、韩愈分别引领了中唐诗歌两个最重要的流派,他们对李杜高下的评价中,显然都包含着一种明显的较量胜负观念。

 

中唐较量艺事高低,不仅体现在对古今诗人的具体评价上。同时,在创作方面,像联句、唱和、酬答风气的兴盛,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中唐诗坛较量艺事风气的兴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诗论中以战喻文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不仅以“笔阵”“词锋”比拟文锋文势,“战文”“战诗”“诗敌”“文章敌手”等表达也频繁出现,且见于联句、赠答、酬和诸场合:


决胜文场战已酣,行应辟命复才堪。

别来少遇新诗敌,老去难逢旧饮徒。

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

酒军诗敌如相遇,临老犹能一据鞍。

操词握赋为干戈,锋锐森然胜气多。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

持论峰峦峻,战文矛戟深。

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逢词人战一场。

插羽先飞酒,交锋便战文。

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铤。

回军与角逐,斫树收穷庞。

笔阵戈矛合,文房栋桷撑。

戈矛排笔阵,貔虎让文韬。

海岱词锋截,皇王笔阵驱。

 

可见以文喻战,在中唐人的诗论中已经是较为普遍的存在。诗中“文场”,最早是指文人会聚之场,如梁代刘孝绰《司空安成康王碑铭》“义府文场,词人髦士”,唐代多用于代指举行科考之贡院。像张九龄盛赞苏之“俊赡无敌,真文阵之雄帅也”,唐玄宗称誉张九龄为“文场之元帅”,其用法已近后世之“文坛”,然尚不多见,中唐以后渐成较文之场的代称。这一变化,意味着在贡院之外,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阵地和评价标准,这和中唐以来文人各相标榜,分门别派的现实情况是一致的。晚唐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则以军事上的登坛拜将比拟文人称雄于诗界,宋人林逋《赠张绘秘教九题·诗将》“风骚推上将,千古耸威名。子美常登拜,昌龄合按行”、欧阳修《答梅圣俞寺丞见寄》“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张耒《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八》“诗坛李杜后,黄子擅奇勋”、杨万里《正月十二日游东坡白鹤峰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但登诗坛将骚雅,底用蚁穴封王侯”、苏轼《端砚诗》“骚坛意莫逆”等,皆由此变化而来,由此衍生出“骚坛”“诗坛”“诗将”等一系列意象。这些概念的相继出现和流行,正表明文战意识的不断强化。

 

元白以六义风雅相标榜,提倡新乐府,相互揄扬。其唱和之作中,尤多以战喻文之论,毫不掩饰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负。白居易《与刘苏州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刘禹锡在与白居易等人的联句时也说“疲兵再战,勍敌难降”,可见以文为战,为其共有之观念,故前引例,以元、白、刘3人之作居多。尤其白居易之作,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较杜诗又有新的发展:


中第争无敌,专场战不疲。辅车排胜阵,掎角搴降旗。

赋力凌鹦鹉,词锋敌辘轳。战文重掉鞅,射策一弯弧。

早接文场战,曾争翰苑盟。

 

接战、排阵、胜败、争盟,是排兵布阵,争夺胜负;搴旗、调鞅、射策、弯弧,是冲锋陷阵,决战疆场;再辅之以戈铤、矛戟——显然,元白对文战的表现,显得更加丰富多样。这也可以说是元白诗歌崇尚写实的倾向在以战喻诗方面的体现。另一方面,透过这些纷繁的比喻,我们发现,元白不像杜诗那样热心于探讨文章之艺本身,他们更关注的是文战中自身的胜败以及盟主地位的取得。换句话说,在花样翻新的取譬形容之中,元白逐渐将写作的焦点从对诗艺的探讨,转向了对文战之过程和事实本身的表现。诗人们也因此开始追求对文战过程的戏剧化描写。这里白居易以“辅车排胜阵,掎角搴降旗”形容文战之势如破竹,显然受到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对战争的戏剧化表现的影响。这种写法,对于晚唐陆龟蒙乃至宋代欧梅、苏黄有更直接的启发。

 

晚唐在杜牧之外,陆龟蒙对文战笔阵的表现最富于故事性:


笔阵初临夜正清,击铜遥认小金钲。飞觥壮若游燕市,觅句难于下赵城。

吾祖仗才力,革车蒙虎皮。手持一白旄,直向文场麾。

一战文场拔赵旗,便调金鼎佐无为。

莼鲈方美别吴江,笔阵诗魔两未降。

一战平畴五字劳,昼归乡去锦为袍。

 

陆龟蒙笔下,不仅出现了临阵、击铜和下赵城一系列的事象,并且开始用像“下赵城”这样的事典来拓展对战事的想象。北宋梅欧、苏黄诗论,其中以唱和为鏖战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其直接延续的,主要就是中晚唐从元白到陆龟蒙的这一传统,并且在戏剧性和以才学为诗的两个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这一路径的战文诗相对于杜诗,更重视如何表现作为喻体之战阵的过程和胜败之结果,而对作为本体之文艺的表现,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不能与杜甫诗论相比。这和中唐以来诗歌创作中唱和之风盛行,文人各分流派、各有阵营有很重要的关系。

 

 

杜甫之后,中唐人对于“笔阵”“文战”的表述,不仅限于诗歌,也见于赋、书、制等其他文体:


既而中贵遥宣,劳卿远见,咸精笔阵,勉赴文战。

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

具官杨巨源, 词律铿金, 词锋切玉……郭同元,文战得名,吏 途称最。

我有笔阵与词锋,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

 

上述用例中,“文战”基本都是科考的代名词,唯末一例“笔阵”“词锋”,是以战阵和武器之锋芒来比喻一般文学创作的文势、文锋。可见即便是对同一作者来说,相对于诗歌,其文章之以战喻文,尚停留在相对初始的阶段。但白居易“张空拳于战文之场”,以李广自比,颇能传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和中唐相比,晚唐骈文中以战喻文的情况似乎更加普遍,从朝廷制文到私人书启,涵盖了各类公私文体:


因收败卒,决战文场。奋藻儒林,争衡笔阵。

俯临文阵,方假词锋。

圣上嫌文教之未张,思得如高宗朝拾遗陈公,作诗出没二雅,驰骤建安。削苦涩僻碎,略淫靡浅切,破艳冶之坚阵,擒雕巧之酋帅。皆摧撞折角,崩溃解散。扫荡词场,廓清文祲。

士林擢秀,闻尔则百尺无枝;笔阵交锋,闻尔则一战而霸。

吾尝文战将北,羁游极西。

 

其中顾云序《唐风集》,以战阵比拟新、旧两种文风的对立和斗争,显祖杨炯《王勃集序》;对两种文风的描绘,乃至“扫荡”“廓清”等表述,显然也受到杨《序》的影响。此外像破阵、擒帅、削掠、摧折等表述,则又受到杜甫以来诗文中以战喻诗的影响而有所发展。

 

晚唐以战喻文的普遍,和这一时期骈文的卷土重来以及律赋的流行是分不开的。律赋和骈文相对于散体文,更讲究词藻和用典,具有更强的竞技性。其中,段成式和温庭筠二人以骈体书笺往返酬答,是更典型的例子。二人之酬答,本因赠墨而起,李商隐、温庭筠和段成式以擅骈文而并称,在这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李商隐以创造独特的意象和营造戏剧化的场景见长,其《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提枹于绝艺之场,班、扬扫地;鞠旅于无前之敌,江、鲍舆尸”,称美李德裕文场称雄,可令班、扬失色,江、鲍败北,即用“提枹”(击鼓)、“鞠旅”(誓师)、“舆尸”(败北)等意象加以比喻。又其《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龙门慕新野之能,江夏服盈川之富。恨不疆场俯接,旗鼓亲交。贯其三属之犀皮,焚彼十重之鹿角”,希望所作碑铭能与庾信、杨炯之作一较长短,“接疆场”“交旗鼓”“贯犀皮”“焚鹿角”诸场面更是形象生动。故倾箱倒箧,搜罗与“墨”相关的典实,往来不绝,以此争雄,唐人所谓战文,正是此种。而在表述上,为表谦退,往往以战喻文,自承败北,竞推对方为盟主:


方且惊神褫魄,宁惟矜甲投戈。

支策长望,梯几熟观。方困九攻,徒荣十部。齐师其遁,讵知脱扃。

疲兵怯战,惟愿竖降。

便当北面,不独栖毫。

阵崩鹤唳,歌怯鸡鸣。复将晨压我军,望之如墨也。

岂敢犹弯楚野之弓,尚索神亭之戟。

飞卿笔阵堂堂,舌端衮衮。一盟城下,甘作附庸。

 

“矜甲投戈”“怯战”“竖降”“北面”“阵崩”“甘作附庸”、不敢弯弓索戟,这都是自承败北以示心悦诚服;而“九攻”“笔阵”“晨压我军”,则是推许对方之辞。值得注意的是,段成式还用了不少相关的典故,如“齐师其遁”,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此处段成式以败北的齐师自比,而以晋师属温庭筠。又“阵崩鹤唳”,用《晋书·谢玄传》“风声鹤唳”之典,亦以苻坚败军自比,而将温庭筠之文比作东晋王师。这种以唱酬双方比作交战之两国的写法,带有以文为戏的性质,对宋代欧梅、苏黄在唱和时以战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末以战喻文的另一幅笔墨,可以南唐韩熙载《上睿帝行止状》为代表。该文是其早年欲投效吴主所上的自荐状:


敢期坠印之文,上愧担簦之路。于是撄龙颔,编虎须,缮献捷之师徒,筑受降之城垒。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勍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

 

韩熙载自负“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故其自叙文才,皆以克敌制胜为喻。尤其是“缮献捷之师徒,筑受降之城垒”,“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善用经史,真有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概,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骆宾王“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及李白“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气概。

 

晚唐以战喻文之作中,林滋《文战赋(以“士之角文,当如战敌”为韵)》尤值一提。该文以骈俪为体,既谓“念斯文之枢要无极,将一战而是非可分。索隐穷微,既不愆于夫子;解经挫锐,爰取譬于将军”,则他所说的“战文”,主要还是针对经义策论而言,所秉持的仍然是学古求道的观念,故云“措词苟得于朝闻,游刃宁甘于夕死”。林滋乃会昌三年进士,文中所体现的观念,可以视作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余衍。另一位古文家孙樵《与王霖秀才书》云:“诚谓足下怪于文,方举降旗,将大夸朋从间,且疑子云复生。”则以“举降旗”来称美王霖《雷赋》之怪。

 

晚唐以战喻文,多用典故,除前举“齐师其遁”“阵崩鹤唳”外,如李商隐“焚彼十重之鹿角,用《魏志》,“提木包”用《史记》,“鞠旅”用《诗》,韩熙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兼用《史记》《汉书》。这些都为宋人欧梅、苏黄所汲取,正可以说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杜甫精于骑射,而深于诗学,二者本有可以沟通之处。杜甫以武事喻诗,以“破的”比喻艺术创作的得法,以“鸣镝”形容随时敏捷的创作状态,以“飞动”传达他以雄健为尚的审美倾向,既体现杜甫对诗法的独特认知,又不失表达之生动、浑成,每予人以“毫发无遗憾”之感。中晚唐诸人,无论是在诗学的深广还是骑射的熟谙这两方面都不如杜甫,故于杜诗此种或有体会,但总的来说是缺少认识,遑论嗣响。他们继承的,主要还是盛唐诗人以射策、中的来比喻科举考试、中第的一种。在这方面,杜甫的独特创造在于,将“射策”“中的”从已经僵化的指代中解放出来,化为“穿杨”“历块过都”等生动形象,中晚唐诗人于此取资不少,中以刘禹锡、白居易诸人领会最深,可称探骊得珠。

 

杜甫以战阵喻诗,主要表现为多用“劘垒”“先锋”“战胜”“笔阵”“铦锋”“发硎”等来表现自己在创作上的自负及雄健的文风文势。无论是“笔阵独扫千人军”“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陵”,还是“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剸”“遣辞必中律,利物常发硎”,他在以战喻诗时,喻体(战阵)和比体(文事)之间,始终浑融一体,同时体现出杜甫特有的用思深刻而刻画鲜明的特点,具有既深刻又丰满的力量美。中唐诗歌分派,唱和盛行,较长量短成为文人在创作中一种普遍的意识。故元白、韩愈、刘禹锡乃至晚唐陆龟蒙等人于联句、唱和、酬答之际,尤爱以战喻诗。相对于杜甫,中晚唐诸人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以战喻诗时,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喻体(战阵)本身,不断地丰富细节,融入典实,加以戏剧化描写上;相对来说,对于本体(文艺)的关注,基本上局限于战阵的过程和结果之胜负本身,故变化虽多,却鲜有对诗艺本身的阐发。这和杜甫是很不一样的。

 

上述从杜甫到中晚唐诗人的变化表明,中晚唐诗人普遍的争胜意识和流派门户之别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于诗人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是诗人们对于诗艺空前的重视,热衷于较量短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晚唐诗人的争胜,尤其是像元白、皮陆等人的争胜,主要还是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对于诗歌本质的思考,不但没有超越,甚至远未达到杜甫的深度。故中晚唐诗歌创作虽然流派众多,元白、韩孟、皮陆等诗人也都学杜,但相对于杜甫诗歌艺术的雄浑、飞动,不免皆有所不及,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和时代的风会以及个人的才具都有关系,学杜之不得法,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李商隐有“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的批评,直揭本源,实为肯綮之论。究竟该如何学杜以及学杜的成败利钝,从以武事比文艺的角度,似乎也可以窥见消息。本文的写作,亦希望对杜甫的诗论以及中晚唐诗人学杜的利钝,能从以武事比文艺这一角度作一新的解读。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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