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我铸造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完整版）

——杨炼8月24日与深圳晚报福莹谈《饕餮之问》等访谈完整版纪实

福莹：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诗集《饕餮之问》吧？

杨炼新作《饕餮之问》，2014年8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杨炼：饕餮之问是我最新出版的一部新作集，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精选的几首过去的组诗，其中贯穿了我对于诗歌结构和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智力的空间”意识，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创作中。第二部分，是我最新的短诗和最新的组诗，总题为《饕餮之问》，这些作品都写于过去两年多的时间。第三部分是我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的诗歌，这是一个独特的部分。

《饕餮之问》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作集，它其实包含了我对过去写作的回顾，同时贯穿了当下我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同时它把我的国际视野、全球化的人生经验，还有在全球化语境中对当代中文诗的思考，集合到了一起。

用我自己在微信上介绍这部诗集的语言：“对于我这一代诗人，写作了三十多年之后，拿出一部有一定厚度的创作总集不难，但拿出一部新作集要难得多。而拿出一部在美学上、思想上，都和过去的作品拉开距离的新作集更难。我希望《饕餮之问》的新作，以及我翻译的译文，能够呈现一种“成熟的”短诗的性质。

我给“成熟”下的定义是：独创性和各种思想资源间的最佳组合。这里，包括我们背后辉煌的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也包括世界诗歌资源。古代，当代，双向构成整个世界诗歌语境。我希望我的这些短诗新作，在思想深度上，在审美特性上，两个方面相对古代和世界具备独特的含义和有效性。

简单的说，这部新作，它应该继承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形式的极端精美的追求，用我的语言，甚至是极端形式主义的追求，同时以精美讲究的诗歌形式，挖掘人生处境的深度。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人面临的精神困境的深度。两方面的能量汇合在一起，激发出这部《饕餮之问》。

饕餮一词，其中包含贪婪、欲望，也蕴含狂野的能量。这个意象，被我用于形容“提问”——诗人对于精神生存的追问是无止境的。饕餮，因为精神的饥渴，因为精神的追求。

福莹：不知您现在身居何处，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杨炼：从1997到2012年，我和我的妻子在伦敦住了十五年。之后，2012年，我获得了柏林超前研究中心（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的高级学者奖金。从2012年起，住在柏林，直到现在。像伦敦一样，柏林也成为了我思想和写作的基地。住在这里时，我每天沉潜在创作状态中，出门，则在世界各地各国参加很多的文学活动。

简单的说，柏林和伦敦都像我生活的港口，不停的让我从这儿出发，又不停地让我返回。而不管是出发和返回，都可以用上我的一句诗——眺望自己出海——去在拓展一种内心的旅程。柏林以其哲思，聚合起二十世纪欧洲的历史地层。伦敦以其开放，联接全球的眼界和景观，它们的本土特性，恰恰吻合我的国际思想和生存方式。住在这两地，犹如一种深度和广度的完美结合。

福莹：北岛、杨炼、食指、顾城、舒婷、江河、芒克……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下深刻的“朦胧诗”烙印。以至于今天，人们仍会称您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个标签？

杨炼：我自己并不太看重朦胧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标签，出现过，然后被忘记了。在这个意义上，“朦胧诗”这三个字还算幸运。因为我们的脚曾经踩在了一片荒原上，这片荒原以前没有脚印，因此不管我们当年的脚印多么浅，多么幼稚，仍然带有一种先锋的作用，因此它成了一个历史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朦胧诗只是一个相当肤浅的起点。它更多的是一群年轻人从历史、现实黑暗深处刚挣扎出来的写作行为。其思想和语言的幼稚，表现在宣泄式的社会情绪加模仿性很强的意象装饰上。起点不高没问题，问题在如果我们把起点误当做终点，那我们的人生旅程，就变得非常短促和可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非常高兴，早早离开这个标签，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

从那时到我现在的写作，期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可以说不管对于中国历史、传统、语言的追问，还是我的国际漂流带来的中、外思想的汇合，都超越朦胧诗时期，提出了更深刻得多的问题，也激发我的写作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因此，对我来说，留恋朦胧诗是不必要的，也是思想界薄弱、懦弱、甚至缺乏能力的证明。我们必须往前走。

特别是因为当代中国本身，就像一首非常深刻、复杂、痛苦的史诗，它是我们创作的原型。如果我们的创作不能深化自己，不能与这样的史诗原型相配套，那么我们的作品是不够格的。对自己后来作品，我的要求很简单：它，值，得，被，写，下。

还得说明，被冠名“朦胧”的诗人们，即使最初，也没有任何一个刻意去写所谓“朦胧”的诗。大家其实都在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身，尽管那清晰本身比较肤浅。但是，我们中，从来没有一种朦胧美学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定义从开头就是错的，我觉得它应该被放回本来的位置。

福莹：80年后期，您开始了旅居的生活。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美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漂泊”之于您是什么？

杨炼：我确实曾经周游世界，而且到现在，也还在周游世界。但是实际上，一个方面，我的身体在不停的移动，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一动未动，一直在铸造那个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因为，如果旅行不能带来内心更深刻的内心思考，它们就没有意义。一个新地方，如果不能转化成我诗作内部的质量，也等于白白掠过。我的精神，可以说从来没有改变位置。

通过铸造这个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通过对个人精神深度的把握，我上溯、衔接了杜甫、屈原、但丁、奥维德那些源头。所有那些诗人都经历过可怕的流亡，但，也都通过精美无比的诗作，让这个诗歌之点更深、更坚固。这个点上，有我们共同承担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共同创造的意义和价值。

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漂泊，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选择。这个选择中，包含了出走，也包含了返回，出走和返回对我们是共时的经验。这就像我对中国的理解——我确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来不曾离散于中文。我始终是中文的一个内在者，通过创作，加入当代中文思考和美学的探寻，同时把这种探寻带到世界上。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年，我带着一部中国思想词典上路，以我们多层次的文化反思与世界对话，因此畅通无阻。现在，我又带着一部世界思想词典还乡，激发这里新困境中独立思考的活力。内、外合一，我始终是一个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福莹：老师虽然多年旅居国外，但诗歌在国内却从未“空缺”，90年代，2000年之后，均有新诗集在国内出版，您看重自己的诗歌在祖国的存在吗？

杨炼：我很看重这种在场感。我说过，一种好的态势是，既内在于中文写作，又保持对它的冷眼旁观，拉开距离，从国际视野审视发生在中文之内的状况，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这种双重位置和视角，让我可以对自己和整个中文的写作，保持一种清晰的认识。

我认为这种清晰的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弊端，正是人们关在国界和语言的边界之内，在一种极度喧嚣但是极度肤浅的状况中，通过团伙式的互相追捧，达到一种自我满足。但可惜，这种廉价的喧嚣，只要迈出国门一寸远，就立刻暴露出它们的空洞和无意义。对这种无意义的认识，是我们思想自觉的最重要前提。

不管我的创作是在哪个国家写下、什么时候写下，只要它们是用中文写下的，它们就相对于中文的这个语境，就在参与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思想转型，并推动这转型向着正面、良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尽管我写作时，绝不考虑能否出版的问题，但我仍然看重我的作品在“大中文”环境中的出版，不管那是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或海外。

我觉得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提供一个范本是重要的，这个范本，包括为人的层次，和作为作品的层次。我们可以同时坚持一种人生的准则，包括对现实和社会的态度，但是又不把它们简单化，而必须以语言与文学创造力的深度，甚至形式的程度，去印证思想内涵的深度。只有这样，一个诗人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思想形象存在。这样的存在，是参与中国文化转型的最佳方式。

福莹：三十多年来，您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您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

杨炼：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没错，思想的、形式的，诗歌到处都是挑战，都是机会。同时，这个语句本身又包含了另外一个概念：“不可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触目的“不可能”，就是每个诗句的结尾，诗句越完美，那个不可能越残酷。因为，下一个句子，恰恰要从这不可能之处开始。

我创作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对各种层次的“不可能”的认识，这里包括对于人生困境之不可能的体会，不管是“文革”经历，还是“80年代文化反思”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追问、更包括九十年代之后的全球漂泊，种种不可能，最终汇合成我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认识。只要这困境存在，诗就一定有自己的能源。

我过去三十多年的写作中，我把每一部诗集，都称为一个“思想-艺术项目”。既然叫“项目”，它最大特征就是，完成后不能重复。那么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构成一个向前深化、向前推进的阶段。这是一次次冲撞不可能的方式，同时验证一次次从不可能开始的能量。

比如说，我从2006到2010写作四年多、2011年出版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被我称为某种思想、美学的集大成之作。我曾说，这部作品，只有在我感到年龄够老，个人生活和历史命运够深刻的组合在一起时才能下笔。写作叙事诗的四年，实际上是我回顾、整合过去一生，并有机消化中文诗歌经典美学的四年，回顾同时是前瞻，让这部作品在结构、形式、语言节奏、完成度上，综合古今，一圆当代中文诗衔接古典诗歌传统之梦。

那么，当《叙事诗》终于完成，比较充分的呈现出了我要它完成的这对主题——大历史如何深深绞缠于个人命运；个人的内心如何因此构成历史的深度——那么，下面提出的问题更苛刻：我还能做什么？

答案也简单，我回到了看起来最淳朴的诗歌问题：成熟的抒情诗。谁都知道，我们每天生产着大批诗歌，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中国日产诗歌10万首。但，10万首诗歌有什么意义？巨大的数量泡沫，和“诗”关注的精美质量之间，有什么关系？现代中文诗，已经写了一个多世纪，但我们是否真想清楚了，汉字的、中文的“传统”是什么？哪些能构成当代创造性转型的基因？哪些必须改变？怎么变？一句话，当代中文诗的自觉在哪里？我自己也写过许多短诗，它们并不都让我满意。那么，我能否也和短诗来个素面相对，用一部作品，集中处理短诗必须的精美深度和形式？在神似意义上，转化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用它来表达当代人的复杂的内心？和《叙事诗》不同，这些短诗是一首一首的，每一首都是一次整体性的挑战。每一首都得为一个独特的灵魂，发明一具独特的躯体，而所有躯体又都贯穿着一种美学思维……赫，难度不小，但它们恰恰构成了《饕餮之问》的创作动力。

如果你有机会翻开《饕餮之问》，可以随便选一首新作，我希望你都会感受到，我在形式上，因此也在诗意存在的方式上，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你轻声朗诵那首诗，让自己听到它的音乐设计，同时“听到”我放在诗歌形式里的思考。在诗里，没有纯装饰的表面词句，它们都通过形式和内涵的必要性联接在一起。

音乐性是构成诗集《饕餮之问》的核心因素，而音乐性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基本元素。都说音乐性是诗歌翻译中一定会失去的东西，可对于我，恰恰要凸显、强化这个可能的失去，因为那同时在呼唤“获得”——我用原文创立的音乐标准，在挑战译文，强迫我的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重建原文的音乐感。于是，一种更高级的、音乐品质层次上的交流，在中外诗歌间出现了。

这样建立起的原文、译文间有机良性的对话，对全球化交流无比重要。原文深度，激发译文的深度，译文也在反过来考察原文。这个较量中，原文并不总是获胜者！我看重、甚至有意识推动全球诗人互译项目，因为诗歌交流不止是文化边缘的触碰，更是不同文化核心间的对接。这让每一个文化的核心头脑，抵在一起，友情般地、挑战般地传递着作品。

这种努力，你可以在名为《仲夏灯之夜塔》的翻译诗部分看到，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我和其他几位诗人翻译家进行的“彩虹”翻译项目：诗作原文由肯尼亚诗人阿布迪拉缇夫·阿布达拉以他的肯尼亚部落方言写成，全押韵。之后，由美国翻译家Kelly Askew译成斯瓦西里语和英语，无韵。我再把英语翻译成普通话，无韵。最后一部分最绝，我邀请杨小滨和廖慧，再把我的译文转译成上海方言和四川方言，他们不仅要突破中文普通话“大一统”，为这个翻译专门发明自己的方言，而且应我之邀，要让方言译文完全押韵！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廖慧还译出了部分押韵和完全押韵两种译文（被我戏称为“局麻”版和“全麻”版）。我在美国讲演这个翻译项目，现场播放廖慧的方言朗诵录音，全场绝倒！仅这个例子，你就可以揣摩出，一个译文项目，能提供多少层次的灵感？！

《饕餮之问》新作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四首组诗，每组有独特的主题，独特的结构和形式设计，构成各自的、又互相呼应的完整性。它们呼应着《饕餮之问》第一部分的组诗旧作，揭示出智力的空间思想，在我作品内的轮回深化。这里，面对未来挑战，和回头审视自己，其实是同一个历程。

诗歌创作是一个诗人不停发掘自己生命、生活、创造潜能的过程，我最大的愿望，是终有一天，当我认为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用上“完成了”这三个字，我就把我所有作品一一编号，让最终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这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有它的启发，我会让作品以一种丰沛的能量向前推进。

福莹：《今天》杂志在2013年进入了100期，您如何评价过去的《今天》和现在的《今天》？

杨炼：我在和英国著名的诗人W N 赫伯特共同编辑的《玉梯——英译当代中文诗选》序言中，谈到过《今天》。《今天》在当代中文诗史上，当然是重要的，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杂志。这批作者虽然人数很少，但确实是整个大陆当代中文诗的创始者，也是让中国人生经验，真正衔接上中文古典诗歌传统的衔接者，地位非常重要。

即使1978年到1979年，我们这些《今天》作者，其实个人美学上已经有所不同，但我们在一个点上汇合了起来，这个点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觉。我后来称其为我们的第一个小小“诗论”：抛弃大而空的政治词汇，回返土地，太阳，黑暗，生命，死亡，河流，石头，肉体等等，这种纯粹化的语言，反而让人们看不懂了。因此，我们被称为朦胧、古怪、晦涩，更有甚者直接把我们叫反动。《今天》不仅是一个诗歌的转折点，它也是我们每个诗人的人生转折点，并标志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转折。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我也说过，《今天》和我们这批诗人，划开了过去宣传口号式的非诗和真正诗歌语言之间的界限。《今天》之后，诗不再是和非诗进行争夺，而是和其他诗歌之间的竞争和选择。因此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建立起来了。后朦胧、第三代，及再后来其他什么什么代，都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我和现在仍然在香港出版《今天》杂志，没有什么关联。我们这一代的《今天》作者，也几乎和这个杂志没有什么关联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杂志并没有继续当时对于人生思想和审美思想的探索性、突破性，相反显得比较平庸，比较商业化，它和我自己的写作方式非常不同。

我们不需要一个海外人民文学，我们需要一个杂志，能够呈现出当代思想和艺术的突破性和挑战性。这是当年《今天》给中国社会也给中国文学送来的东西。我自己对于《今天》的今天，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表示存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继续写自己的作品，而它发表它的东西。

福莹：谈到《今天》，就想起了北岛先生，谈谈您眼中的北岛可以吗？

杨炼：北岛先生已经写作很长时间了，作品出版了不少，也被翻译了不少的语言。但我看一个诗人，不看他名声，也不看他写作的历史长度，而是看他在文学里走出的旅程和距离，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看到北岛先生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的作品。

直到最近，我才听说，非常著名的《今天》杂志的名称是芒克起的。《今天》杂志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也是当年芒克作为诗歌编辑主持的。北岛一直作为《今天》的代言人和代表者，这只呈现了《今天》的一个方面。北岛先生现在应该凭借自己的文学质量在世界上存在，这是我的期待。

福莹：2012年，您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除此之外，您也获得过很多国际奖项，如1999年的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等。在国际上获奖往往与受关注有关，您是否也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

杨炼：中文诗人在国际上获奖，特别是获得拥有纯粹文学含义的国际奖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在冷战时期，通过政治正确的观点去判断，选择专制国家的诗人获奖，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政治的观念代替了文学的观念。我始终认为这类的文学遭遇了被简单化的厄运。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幸运”对于中国作家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表面、肤浅的标准越崩溃；深化、深刻的文学性质才被凸显。诺尼诺奖，还有我马上要领的卡普里国际诗歌奖，都不强调意识形态标准，只有这样，这个奖才是颁给诗歌的，特别是颁给有深度的中文诗歌的。

我不得不说，我的写作对于这些国际文学奖项的评委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不仅是翻译的可怕难度，让他们很不容易判断我的作品，另外，甚至很多我的作品都没有被翻译。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根据我被翻译了30-40%的作品来作判断，甚至来给我发奖。

但仅仅这些，也确实构成了某种意义，比如我的《同心圆》长诗的德国出版者、汉莎出版社老板Michael Krueger说：《同心圆》这部长诗，将改变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听了他这话，我怎么办？只好回答：你这么说，我不得不同意把这本书给你出。不为别的，他堪称知音——确实有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啊。

你问到，我是否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当然了，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独创性，我们就无非是在用汉字写下全球化的诗歌商品。对我来说，没有挑战性的“交流”，根本就不是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深度、复杂性，确实没有其他文化可比。因此，对我来说，当代中文诗里的独创性——具体说是观念性和实验性——远超出诗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也更是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类如何深刻交流，面对共同困境的问题。

所以，要给世界展现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包含两个层次：第一，我们自己得有这种独创性，得通过作品真正印证这种独创性；第二，以我们作品为基础，推动世界性交流，促成“他者”对我们精神内涵的认识。

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世界对于当代中文诗的了解和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还记得1986年到英国，在海关被拦住几个小时，因为海关人员突然看到了一个活的中国诗人，好奇无比，各办公室的人涌出来看我这头古怪的中国诗歌动物。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绝对不会出现了。从那种肤浅围观的层次，到今天能理解《同心圆》这种相当极端之作，其变化不可以道里计。

作为当代中文诗人，我们只有一个职责：就是不停深化、推进自己，不停创作思想、美学上更精彩的作品，主动突破任何文化的阅读习惯，挑战任何既定的文学宇宙。我们只有在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学系统中，证明自己既深又新，才是有效的，也才能推动那种种文学宇宙的改变。

福莹：很多人说的“现在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杨炼：这是一个老问题，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比如“诗歌死了，诗歌边缘化了”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我也这么认为，直到我被北京文艺网邀请做艺术总监，和朋友们在那儿创造了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突然之间，八万多首诗在一年之间汹涌而来，而且相当多作品非常的精彩。

令我和其他资深评委大吃一惊的是，这些精彩作品的作者，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中甚至包括最底层的农民工诗人。我们诗歌奖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第一部诗集奖”，就被一位农民诗人郭金牛获得，他的诗集题目叫《纸上还乡》，已经作为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奖丛书（三卷本）的一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给《纸上还乡》写的序言，也收在书中，并发表在2014年《读书》的第5期上。

郭金牛这部诗集让我和我们的评委们，以及读过他的无论中国还是海外的人们，大大被感动。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人生真经验和诗歌真语言。人生真经验，他绝不炒人云亦云的“诗意”剩饭，而是紧抓、深写自己第一手的独特感受。诗歌真语言，在他笔下，无论是凋敝的农村、陌生的城市、冷酷的工厂、他个人的命运，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形式和节奏，一种完全中国的、绝对当代的音乐——郭金牛的独特诗歌音乐！

他们这些农民工不只处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处在全球资本压迫的底层。《纸上还乡》的同题诗，就是写一个农民工被派去安装富士康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被称为“防跳网”。这张网里，是郭金牛和所有农民工们陨落的命运。

我在给郭金牛写的授奖词中说到，得多细密的网，才能防住农民工们的命运？所以，郭金牛写诗。诗这张网，终于能承载他们的陨落。郭金牛的诗集，构成了一个当代中国非常夺目的高光点。

这个只有小学、最多初中学历的农民工诗人，倾听自己内心，写出了非常精美的诗歌。不仅如此，他的诗里还包含着对历史的、对文化传统的独到认识。他诗里，努尔哈赤的小格格，就站在东莞流水线旁。这样的历史交错和交织，没生活的其他诗人一定写不出。

郭金牛是一个精彩的例子，而郭金牛告诉我们，有两千万农民工在写！这并不是说他们都一定能写得好，但他们有生活，有一定文化，他们的表达愿望是不可压抑的。这些从来不在官方杂志浮现的诗人，其实和当年《今天》杂志时代一样，非官方，地下，像大海深处的潜流。那些说诗歌死了的人，其实是只不过没有看到他们。

最后，无论诗歌或诗人的数量多还是少，诗歌的重要性，诗歌在一个文化里的位置，从来没有改变。小说、戏剧可以使用现成的语言，而诗歌专注于创造语言本身，以此拓展人感受和思想的可能性，正因为这，诗学成了所有文艺理论的总称。

中国本身的巨变，让我们感到，诗歌不仅存在在纸上，更存在空气里，含着它全部的毒素和美感。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诗歌”的时代。我简直觉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名称，配称呼我们这个时代。

福莹：您对国内的新生代诗人有了解吗？可否评价一下他们。

杨炼：我对国内的年轻诗人了解不是很多，部分的是因为我主要住在国外，也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北京文艺网论坛上，尽可能地同投稿诗人保持互动。通过跟他们的交流，直接摸到当代中国诗人写作的脉搏。在我看来，很多年轻诗人相当有特点，有活力。总的来说，年轻诗人都聪明、有才华、有表达的强烈愿望和野心，但同样因为年轻，另一面就是写作经验还少，对文学本身的自觉还不够。这是为什么，第一年我们的国际华文诗歌奖虽然有8万多首诗投稿，但评委们决定一等奖空缺，因为没有作品能够抵达我们期待的理想标准。这空缺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诗人们的指点。

我们刚刚完成第二届诗歌奖的初评，可以看出，诗人的投稿都比第一年增加了很多考虑，审慎、自觉得多，非常好。年轻诗人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开放地生长，总有一天会成熟起来。

福莹：诗人与当代的关系，是不是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最为密切的？诗人应该如何在当代自处或影响当代？

杨炼：艾略特曾经说过，小说可以处理虚构，诗却必须面对现实。我认为，艾略特直接抓住了要害。因为诗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能直接抓住诗人的内心，诗人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经验。诗人不可能装饰自己，伪造一个自我。

而我们都很熟悉那句套话，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今天的诗人，不管是中国，是阿拉伯，是在欧洲，都是感受正在到来的风暴的器官。

空气中隐隐出现的那种震动，最先、最清晰地被诗人接收到，并把它转化为凝聚的、最有能量的语言。因此，读一首好诗，就是在给整个时代把脉。这样的情况，不仅中国，更发生在到处。想想911以后、伊拉克战争以后的世界，以色列和加沙的血腥冲突，甚至最近乌克兰和俄国的冲突（别忘了它们都是刚为“民主”奋斗出来的国家），“现实”一词，在今天被赋予了严酷得多的含义。

这个世界，比冷战时不同群体口号的划分，要可怕得多。我得说，它更自私，更赤裸，更无情。全球化资本专制对个性的挑战、对思维的控制，渗透到每个人血肉里，其掌控程度远甚于冷战。举目四望，谁也看不到出路。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环境中，诗人怎么办？去年在德国柏林的超前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题目，铆定这个词组：“诗意的他者”。扩展一点儿就是：新世界中的诗意他者。我期待的“他者”，不是被迫的、不情愿地被推到了他者的位置上。“他者”应该是我们的主动选择。“诗意”，来自个人全方位的主动提问、质疑和挑战，最终，恰是这困境的绝对，成就了诗人的立场和思想的纯粹。

立足于诗意的他者，我发现，这世界上，没有文化障碍。诗人面对中国现实、阿拉伯现实、甚至欧美现实的方式，掰开来看——面对处境、探测自我、提炼思想、创造语言——没有任何不同，简直一模一样。因此，可以轻而易举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通过各国诗人、诗歌间深刻而专业性的交流，我们将在全球化的利益联盟之外，建立一种诗意的全球化联盟。这，成了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对话集主题，那个书名叫《唯一的母语——杨炼：诗意的全球对话》。

“唯一的母语”，来源于我与南非诗人汴庭博在柏林的一次对话。对话中，一个句子跳进我的耳朵，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我立刻感到，它抓住了全球化世界中，诗歌在所有语言中的位置和性质。是这个超越一切语言的“母语”，把我们连接到了一起。诗人这个独特的国度，流贯着从屈原到但丁，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血缘。提到屈原和但丁就够了，他们已经标明，诗人该如何自处，以何种方式影响时代。

最后，别忘了，以任何语言、在任何时代写下的一句好诗，只要感动你，它就是当下的，用你自己的语言刚刚写下的诗。这儿，我们都汇合到了一起。

深圳晚报采访杨炼刊出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