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上海文学“诺日朗因缘”专栏
黄土南店——我的记忆骨灰瓮
1981年，我逃离下乡插队的黄土南店整整五年后，又是一个冬天，我在圆明园废墟里散步。下午四点多钟了，天色越来越暗，西北风咆哮而来，四周众树摇动，视野渐渐模糊，这寒冷，有种深藏的熟悉……突然，一个念头（一种欲望？）从心底窜起：回村看看！对我来说，“村”这个字，不是用于任何别的村庄，它只能是黄土南店，那个我从1974年5月4日到1977年初插队的地方。离开它五年了，我一次也没想到过该回去看看。离开，意味着头也不回，让它永远与我无关。这感觉，比恨更简单。但谁知是什么，用1981年那个冬日暮色提醒了我？是时候了，为了印证一种记忆，甚至加深它，我得“回去”。
现在的朋友们，听说我在北京西三旗插队,都捧腹大笑:“你这也叫插队？”确实，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紧挨北四环的西三旗，早成了昂贵的北京市区，我不少朋友就住在回龙观楼群里，那曾是我们黄土南店的顶头上级“回龙观管理区”所在地。可是，1981年，西三旗的景观，还没被北京后来的房地产热潮炸碎。当我那个“回村”的念头一起，即刻的行动，也就是立马跳上从颐和园开往清河的355路公共汽车，到清河下车，转德胜门开往昌平的344或345路，再坐几站，西三旗就到了。
那时公共汽车虽然慢，可这全程也就花一小时左右。我记得，在西三旗下车时，天已黑透，加上冷，感觉真像个孤魂野鬼。但没关系，这儿一切都太熟悉啦。闭上眼睛，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下车的十字路口上，是农机研究所。从那儿向东拐，过军机站，就到了黄土南店一队的“地头”（我的地头！）。我像当年一样，不走大路，斜插野地，摸黑也认得，路边那块地叫场院南，种了冬小麦的七尺畦，黑黝黝衬着残雪，在脚下吱嘎吱嘎响。我知道哪儿是沟，哪儿是坎，一条斜线，直奔村头结冰的三角坑，远远看见了，村子还黑黢黢蹲在夜色中，一个个窗口，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和五年前没什么两样。
是的，我回来了，如果这也能叫“回来”的话。我到了这个村子，但不想敲任何一扇门，不想见任何一个人——我不知说什么？怎么解释长达五年的一去不归？那些灯火，在我左边右边，忽明忽暗，和我擦肩而过。如果老乡们知道，在这个冬夜，我曾经偷偷潜回，却不想和他们打一声招呼，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已经在怎么看我？当我在雪地上伫立片刻，和村子默默相望，那些灯光，都像鬼火。只是我不知道，村子和我，谁更像鬼魂？
我的目的地,是那排小屋,当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在三角坑后面，沿小路擦过当年村里唯一的“文学青年”（其实是少年）大海头家，就到了。它还在，黑灯瞎火。我离开后两年，知青们就搬到别的宿舍去了，再两年，最后的知青也返城了。“知青宿舍”成了历史遗迹。可对我，五年前封存的记忆，却像保了鲜。这第一次归来，虽然有黑夜遮蔽像个小偷，我的心里却咚咚直跳，像来赴个恋人的幽会。小屋静静蹲伏在那里，好像也知道我会来。来看它。为这次冥冥幽会，它已经等了很久。
整排知青宿舍一共只有四间屋。两头两大间，中间两小间。男知青住西边，女知青住东边。我的小屋，在从西头数第二间。门窗仍漆着天蓝色（是我想像的吧？），门上挂着锁，玻璃却碎了一块，让我能探头朝里看。没错，还是老样子。土炕的炕沿，当年就叫我们磨秃了，四个小伙子并排挤着睡，跳上跳下，哪能不秃？糊顶棚的破报纸，裂开一道道口子，也没变化。我还记得躺在炕上，曾亲眼看见小耗子的尖牙，叼着报纸一点点撕开，一对黑亮的小眼珠，从裂缝处朝下窥视，我脸朝上，正好四目相对。
炕沿下当年放着我的小炕桌，孤灯一盏，照着暗红的油漆，那是别的知青呼呼大睡后，我在纸上写“小资”诗的地方。哦，我哪知道，得过多久，我才掂得出“诗”这个字的分量？在北京，在柏林，在世界，见够种种面孔和人生游戏，旅途的归宿，还得回到诗上。破玻璃让雪花飘进了小屋，给地面漫上白白的一层。借着微微雪光，我的心猛跳，墙上的灰尘间，清清楚楚映出一块独特形状的白，那是头，那是四条腿，朝五个方向大大展开。一张狗皮，我的小狗“小黑”的皮，被剥掉后，我曾把它钉在了这里。谁知道我离开后，它又在这里留守过多久？狗皮盖住的地方，已经和别处墙皮的颜色反差这么大。小黑还在这儿，带着他的刺疼，等我呢。
这只小黑狗，像个标志，嵌进我的1976年。
那是我到黄土南店插队的第三年。虽然我“插队”的地方，远不如东北知青的黑土地、西北知青的黄土地那么“打眼”，像块文革的胎记，一望而知盛满故事。但,“黄土南店”这个名字，仍然渗透了中国的土腥味儿，和如今的北京比，它显得那么远，不是空间上的远，而是时间上的远，缩成一个小黑点儿，藏在了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我记得好清楚，1974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北京67中高中毕业班的知青，到达中越人民友好公社，被分成若干组，由生产队的来人接走。行李被堆上一匹老白马拉的马车，人也坐上去，看它一扭一扭，艰难地碾着黄土路上每一道沟坎，马汗夹着马屁味儿，混入路边正分蘖的麦苗味儿，又酸膻又清新，像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兴奋？惶惑？茫然？都有都不准确。这里离家也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当黄土光秃秃一片，二十公里和两千公里能有多大区别？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老实，骑自行车就能回家的距离，领导说两个月回去一次，就能等两个月。哪像晚两年来的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在兜里揣一张汽车月票，每晚干完活，铁锹往回村的马车上一扔，转身跳上汽车进城，一个多小时后就舒舒服服坐在（躺在）家里了。真聪明啊！
“插队”第一堂课，当然是物质的，简单说就是饿。知青食堂的饭，总是清水白菜，难得见到油星儿，加上份量有限，对长身体的男孩女孩，哪够？给我们做饭的老吕头，总穿条传统的勉裆裤，于是被我们偷偷叫做“大裤裆”,他早先走街串巷卖驴肉，最喜欢给我们显摆当年驴肉多好吃，说得我们馋虫蠕动，猛咽口水，心头越恨越爱听。那几年，我们什么没吃过啊，文雅的，花一毛钱到附近安定医院住院部小店买块桃酥（我们叫它“耶稣”——噎酥）解馋。粗鲁的，抓来只麻雀塞进冬天的火炉，听它扑簇簇钻进烟囱，拼命向上飞，快挣扎到烟囱拐弯了，又一头栽下来。对饿坏了的我们，那不是鸟，不是生命，只是一小块肉，久违了的、喷香的、魅力无限的、肉。
我们在生产队干活的收入，根本指望不上。生活费，得靠也被下放的父母每月寄来。黄土南店一队是个穷队，我插队第一年，队里一个工（等于十个工分）两毛多钱，我很努力的干了一年，年底分红拿到二十多块，这可是一年的工资，还包括饭钱在内！呸，没戏了，我约上两个朋友，干脆到北京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顿吃了它。
文革知青，无论插队的地方远近，都经历过一条类似的思想曲线。刚下乡，理想得要命，一心投入报纸上许诺的三大革命。对我这本来容易过分热情的家伙，那煽动更奏效。高中毕业，我就一激情，申请了到陕北延安去插队，幸亏我老爸，自己也下着乡，同时正被我姐姐千方百计要逃脱她那北大荒折磨得心力交瘁，一句话拍板定案：“不行！”
虽然不行，这堂现实课，还得在黄土南店补上。我到村里后，因为爱写写画画，被搜罗进村里广播站。第一年“三夏大忙”，收完麦子，得赶着向田里送粪，好播种晚季玉米。那时残存的些微物质刺激，是“计件”制:送一车粪计一件，每天按件计酬，多计多拿钱。那天晚上，队里的马队长跑来找我:“你没看见么？阶级斗争新动向！“什么？哪儿？”我激动了，阶级斗争啊，这可是三大革命的第一项！“就在这儿啊！你没看见刘大山，他推一车粪，可是到地里倒成两堆，算两件！还共产党员呢，这起了什么带头作用？”我一看，可不是？那刘大山，仗着是队里妇女队长的丈夫，干活吊儿郎当，装一袋烟也慢半拍，他车上的粪，装得比别人多一点儿，可推进地里倒成两堆，一下子拿双份钱。这是破坏呀！我记得六十年代初中苏之争著名的“九评”，于是抓住这话题，在我的广播站，也来了个九评“一车粪倒两堆”。而且，村里播完公社播，公社播完县里播，一时间沸沸扬扬，刘大山比粪还臭了，马队长见我就拍肩膀。我得意之余，也不免疑惑，怎么村里人对我这阶级斗争的壮举不热情？有些人甚至远远看见我绕着走？又一年后，我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混熟了，才知道什么“阶级斗争”？那次我整个被马队长当枪使了，他和刘大山正在争队长印把子，我那九评，永远打消了刘大山当官的可能性，也永远和“刘派”结了仇。“你傻呀！”我好朋友大海头说:“一个知青,将来还得靠村里人推荐才能返城，结了这个仇,你回家的路断了一半！”哇，后悔吗？太晚啦！
我的革命热情，在黄土南店渐渐降落，随着心态沉静，身边的真现实回到了眼前。一天又一天，如果说有什么比饥饿、劳累更难忍，那就是孤独。毕竟，我才不到二十岁，能对谁倾诉这一切？唯一的安慰，是盼到每月母亲寄来钱和小包裹，她的寥寥数语，对我突然变得如此宝贵。她间或回京治病，更成了我们团聚的小节日，直到1976年1月7日那最后一次！她的猝然去世，扔下一大片真空。心里的空白好深啊。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死亡”，原来“死”这么具体：只是一张脸，出生第一天就看见的，从小以为她永远会在身边的，读着书信就会浮现在眼前的，一个总守在那儿的倾听者、对话者、安慰者，突然——没了。怎么可能？虽然，这感受在我后来的生命里，还将重复多次，但都代替不了第一次，况且是以母亲的形象，实施了一次突然袭击！
那些日子，收工回来的晚上，别人呼呼入睡，可我睡不着。空白，就在眼前。一张横格纸，一个小笔记本，我在上面茫然写写划划，一行一行，我渐渐发现，这些字，和以前那些自以为是“诗”的东西，很不一样了。它们不再高亢、光明、热烈，而在下沉，到了地上、地下、心底。语言仍然幼稚，但它里面，长出一种“根”，和我内心的欠缺契合在一起，越欠缺，这些语言越有出现的必要。它们在弥补某种不可弥补的空隙。我说出这样的语句，不再觉得是模仿别人的声音。这是我自己的话，也只为想听、且能听懂的耳朵而说。除了“她”，别人听或不听有什么么关系？白纸，常常写着写着就被泪水模糊，写了之后，还把小本子藏起，因为这些语句的味道，实在与文革要求的昂扬不同。那时,我甚至很难想象,以后会被人叫做“诗人”，而这些词句，正是一个“诗人”未来一生的真正起点。死亡、孤独、内心的空缺，让诗，成为必要的！母亲最后“梗在心里的遗言”，直接把一粒诗的种子播进了土地。
我的小黑狗，也几乎就是那时来到的。母亲去世后不久，有一天，窗外忽然小狗汪汪叫，夹杂着几位知青兴奋的笑声。我出去一看，知青们围着一只小黑狗，正商量怎么杀了吃肉，小狗像能听懂似的，哀叫着左顾右盼。忽然，我起了怜悯心，推开众人说：“不能吃，这小狗我要了。”不记得大家有啥争辩，反正小狗归了我。
我把他叫“小黑”。这只小黑狗，长相确实很一般。虽说是“四蹄踏雪”，浑身黑毛只有四脚雪白，但四条腿挺长，身子特短，显得不大成比例。不知是他知道我有救命之恩，或他的到来，恰恰填补了我心里一些空白，反正我们一见如故，特别亲。我在知青食堂里本来不多的口粮，总得留点给他吃，半个馒头，几勺菜，看他埋头猛吃，就让我高兴。小黑狗也懂事，他主要靠自己出去找食，少给我添麻烦。现在想来，他必是个好猎手，因为我不记得曾为喂饱他伤脑筋。当我出工，他就静静守在小屋门口。我从队部收工回来，进村前要斜插一片坟地，他每天都在那儿等着我，一见我出现，就远远迎上来，尾巴甩得溜溜圆，带着整个小屁股左摇右摆。然后，在我脚下跑前跑后，一路回家。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别人睡着了，我坐在小炕桌前，或看书，或写字，他伏在脚下，身上狗皮的土腥味，那么温暖。小黑好像从来不会睡着，任何时候，我叫他一声，哪怕只朝他挤挤眼，他就一骨碌站起来，朝我看着，等待下一个指示。
没什么“指示”，我继续看书，他就把呼呼喘气的小鼻子，伸到我的书上，眼珠盯着我的脸。那眼神，用信任，用安宁，抚慰了我多少个黑夜。对于小黑，最困难的时刻，是每隔两个月，我“获准”回家的那几天。我消失前，总会把他委托给朋友照管，但谁知他怎么这么灵，每次——一次不少——当我骑车回村，离进村还有两里路，准能看见他的小黑影，在路口上等着，他有一部雷达？通了灵，能算准我正回来？或每天如此，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地等在这儿？当然，是后者。只在十多年后，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帮好友白大卫照看他的狗“哈瑞”时，才看到一模一样的情景。白大卫不在家的日子，哈瑞也无精打采，整天趴在院门口，眼巴巴地等。唉，小黑，谁知你的皮，又在我的小屋墙上，等了好多年！
1976年，是我的、也是中国的“命运之年”。1月7日母亲去世那晚，我抱着照相册哭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还躺在床上，突然广播喇叭里哀乐大奏，啊，为我妈妈？怎么可能？原来，1月8日，总理周恩来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身边的父亲说了一句“总理去世，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啊。”他话里有话，传达着一批“老革命”们的政治信息。
我不懂那些，但仍能感到1976年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从周恩来去世，长安街上民众的自发悼念，到报纸上社论一篇接一篇，口吻语气越来越严厉。三月，村里又来了一批知青，这批城里甘家口中学的学生，虽然年轻，政治嗅觉可比我灵。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就出事了，悼念周恩来的诗篇和“小白花”铺天盖地，我4月4日还在广场上钻来钻去，当天回村，第二天就是那场著名的镇压。当然，广场经历必须隐瞒。四月以后，我的笔记本上，诗句也在渐变。从怀念母亲，转而朝向对知青宿舍东边第一间屋的渴望。年轻的爱情出现了。
一个身影，高挑而瘦弱，话语带着鼻音，占满了我的视野和听觉。四月和五月，春天和初恋，激发着文字。小笔记本很快写满了。怎么办？真遗憾没有母亲咨询的金玉良言啊，这个太缺乏经验、却太不乏激情的未来诗人，竟斗胆（心里肯定抖索着）把大大题为《爱情之歌》的笔记本，就那么递给了梦中人。我简直没想到，从抄录的陆游《钗头凤》，到我写下的那一大串“永远”，会是怎样一颗炸弹，在那双十八岁的手中爆炸！顺理成章，没主意的她，却有一位母亲，笔记本随之转到了“母亲”手上。读着我那些愚蠢的革命加爱情誓言，“母亲”说不定心里怎么偷偷暗笑。我同样不知道的是，她父亲也是老干部，而且此时正在文革重灾区教育部工作，还有谁比她父母更懂“白纸黑字”的可怕？再后来，笔记本倒是完璧归赵，退还到了我手上，同时递回的还有一句话：“小心点儿，写作永远是给别人当靶子！”赫，一个小女孩儿，竟比我理解诗歌的处境早得多，真是先知先觉呀！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那晚上，睡到半夜，我突然听到雷雨大作，雨声直砸在我脸上，惊醒才发现，那是顶棚上哗哗落下的土。地震了！我跳起身拉门，可门拉不开，挣扎半天才发现前一晚把门栓上了。等跳出屋子，知青们都已经到了院子里，当晚搭起地震棚，男女知青在院里分开睡，巧啊，我和她隔着块塑料布头对头，近得能听见她呼吸，这地震真太美好啦！
接下来两个月，哀乐广播接二连三，对我们却是黄金幸福好日子。没人有心思留在农村，再说知青宿舍房子破，砸死人更麻烦，干脆都放回家。笔记本没奏效，地震可大帮忙，这两个月，我的自行车乘着初恋的清风，飞驰在颐和园和甘家口之间。这样的好日子，保持到9月8日，那晚，我们在紫竹院小柏树下幽会亲吻，被巡逻的工人民兵抓个正着，幸亏她机智，挡住了我交代是溜回城的知青，否则麻烦更大。终于被放走时，我突然看见，树丛后面月亮金黄一轮，硕大浑圆，原来那天中秋节。第二天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知青们被勒令回村。回去后第一件“政治任务”，是连夜为毛的追悼会制作白纸花。毛的追悼会呀，谁敢不沉痛？可不知我是玩野了还是启蒙了，竟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这得给夜班加班费呀。”话刚出口，看见她在我斜对面，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那些《评一车粪倒两堆》大作结下的梁子，现在结出了苦果。村里的权力，山不转水转，转到了不喜欢我的人手中。这回轮到我倒霉了。
谁能预料，多年后的我，会写出《艳诗》那样的玩艺？说来没人信，本来那个我，老乡们讲黄笑话，会躲到一边去，倒不完全是害羞，而是听不懂，这就足够“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你永远躲不开想找茬的人。
我们知青宿舍边是个大水坑，夏末秋初农忙的日子，那一夜，别的知青都睡了，我和她坐在水坑旁，聊着人，聊着书，聊着她最喜欢的《红楼梦》和林妹妹。事实上，聊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有星光点点，四外寂静无声，促膝而坐的两个人，近近的呼吸间，就是整个宇宙。话语流逝，时间流逝，谁知道几点了？突然，一道手电光射来，那个民兵连长查夜来了。“什么时候啦？干嘛哪？”坏了，我知道这家伙讨厌我，这次落到他手里了。果然，第二天早晨出工，我刚到队部，就发现“丑闻”早被他传开了。那年头，谈恋爱几乎等于耍流氓，何况只有一男一女，更何况是在大半夜！人们看我的眼神好复杂，她也悄悄躲着我，好吧，那我们就拧着来。从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急剧跌落成反派人物，再后来，干脆自甘堕落，把对文学的爱好，展开得越发不可收拾，在队里却能混就混，能懒就懒，每两个月回家，能多呆一天是一天。黄土南店啊，我真够了！
但我太年轻，没想到人心能多黑。那次，我又讪讪骑车回村来，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怪啊，怎么没见到小黑？每次他蹲着等我的路口，这次却空空荡荡。我慌了，赶到宿舍，路上的知青，都躲着和我说话，而在我的小屋里，却留着一碗肉和小黑被剥下的狗皮。怎么回事？我气懵了。找大队党支部书记“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狗要吃人的粮食，上边有指示，不准私人养狗，所以打死了他。”“可这村里到处是狗，为什么偏偏打死小黑？！”书记翻翻白眼不回答。就这样，小黑没了，小屋更空了。那碗专为刺痛我留下的小黑的肉，仿佛直接嵌进了我的血肉。那张皮（我不敢想象他们剥下它的样子），黑岑岑渗透着仇恨，被我钉在小屋墙上，每天提醒我，不准我忘了这经历。这场敌对，发展到秋末冬初，在一次知青会上达到高潮，那村支书当众宣布：“只要我当头儿一天，你就甭想返城！”赫，知青们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离开农村回家，他这句话，不啻判了我的死刑。反正没希望了，还呆在这干嘛？第二天一早，我拉上门，走了。
写诗多年后，我把黄土南店称为我第一个“命运之点”。我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人，全然不情愿地被推入绝境，却由此体味到根本的真实。二十岁，母亲的死，小黑的死，像另一根脐带，连接起中国的、人性的死亡。在我还没学会分析这世界时，先塞给我一团巨大而混沌的“经验”，就像中文传统式的教学那样，理解含义之前，先背诵课文吧。“命运”越朴素越说不清，也越耐嚼耐琢磨，在未来越能汲取更多滋养。一个人一生中，不会有很多“命运之点”，但每一个，都会夯实人对生命的认识。站上、站过那一点，看见的风景就全变了。
黄土南店，把我从一个胡思乱想的浪漫男孩儿，拉回人生这口深井。冷飕飕的水，正浇到这棵未来诗人的庄稼根上。它给我的人生打了底。形象地说，它像一只骨灰瓮，里面一团团、一层层叠压着不同姓名、不同时代的骨灰，就像我从医院取回母亲骨灰时看到的：黄白，枯槁，残片与碎末掺杂，那么轻薄空泛，却有强大的辐射力，能穿透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水泥地面和楼群建筑，从地层下时时刺痛尚未麻痹的神经。我得感谢它啊，这骨灰瓮，总让我一掏一大把，永远掏不尽，命运之点就是诗之点。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一走有多冒险。支书甚至不屑于去找我，因为他知道，谁在中国没有档案，甭想找到职业。而我的档案一如其他知青，存在公社知青办，要拿到得凭他认可“表现好”的批准信。我离村后，在我父亲几个老朋友家漂流了还几个月。这一家家都是中国政治的老运动员，太知道我这小小反叛的危险了。他们着急，又不好对我说，只有暗暗托人，也是我命不该绝，竟然有一天，邻居们来看黑白电视新闻时，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画家刘宝俊恰在其中，爸爸的老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一聊之下，他对我的农村遭遇颇为同情，第二天去团里询问，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竟然正有一个工作名额，而且即将作废！宝俊找到文革时和他同一派的文工团长，团长说还要考个试。宝俊透露考试内容大约是我未来的职业：写歌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对待歌词这东西：连夜翻看，背下几首歌颂华主席的七字句，第二天果然要我现场“作词”，拼凑组装了几个现成句子，团长看了对我说：“还不错，稍微年轻一点儿，不过你本来就很年轻嘛。”“那你们要我了吗？”“好，我们要你了。”
绝处逢生“考”进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我死死按住满心狂喜，故作平静地对团长说，我可以自己去取档案，给团里省点事。团长哪想到这小男孩还会玩心眼，当下应允。我连夜潜回公社，找到知青办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朋友（他当然不知我和村里书记的冲突），出示盖着鲜红大印的调令，诡称报到时间急，请他帮忙。朋友不知其中有诈，还很为我庆贺。我拿到档案，先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报到，在“中央”单位正式上了班，然后转身回村，进村就远远看见那支书，站在黄土路中间，简直像在等我，他一见我就满脸溢出笑容，我能读懂其中的字句：“小子,我知道你跑不了！”而小子我径直走到他面前，离他鼻子一寸远,说“我回来就为了告诉你，我、走、了！”“不可能！”他骑上车就去了公社，哈,太晚啦，我的档案早没了。他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离“中央”级别差得太多了。我算为小黑报了仇。终于，可以安心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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