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风研究｜二月的追思-听张识芬忆述父亲张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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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8 揭阳书画网

二月的追思

听张识芬忆述父亲张汝器

文/章星虹

Chaoshan style of study

[潮风研究]

徐悲鸿（右一）到新加坡举行抗战筹赈义卖画展，曾在丁律181号小住，得到张汝器夫妇（左一和前排中）的悉心照顾。当时张识芬倚在妈妈的身边。（档案图片）

二月去了又来，转瞬72载。2014年的这个二月天，记下南来画家张汝器的二三事，借以悼缅日据时期的所有死难者。

对79岁的张识芬而言，父亲与其说由一点一滴的细节串连而成，不如说是以粗线条大笔画勾勒出来的。

毕竟，72年前日本人攻入新加坡时，张识芬8岁。

不过，1942年2月那天父亲望向家人的最后一眼，依然清晰地烙刻在小女孩的记忆中。父亲的眼神，跟平日一样，亲切而平静。识芬怎么也料不到，那一天竟是她跟父亲永别的一天。

识芬的父亲是战前知名画家张汝器（1904-1942），在1942年2月中旬日军“肃清检证”中遇难，当时他才38岁。

【第一站】

福康宁山脚

父亲:“别担心，我们今晚就回来”

在国家博物馆“日据时期”展厅里，识芬凝望着墙上挂着的遇难者照片，父亲的照片亦在其中。

此时，展厅里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令人心悸的声音唤回了识芬72年前的逃难记忆——

1941年12月，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父亲带着妻儿和妹妹一家近10人，到郊外一处树胶园躲避；后来因妈妈临盆在即，全家人又搬回市区，暂住在里峇峇利路福康宁山脚的店屋里（今亮阁所在地）。当时那一带店屋里住了很多逃难的家庭。

新加坡沦陷的那天，是194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有过来人回忆说，日本人攻入新加坡的第三天，街头即出现日军张贴的布告，命令“支那人”（华人）到城中不同地点集中。小坡华人的“集中点”在爪哇街：“凡小坡支那人均须携数日粮及炊具，集中于爪哇街一带”——骇人听闻的“肃清大检证”开始了。

识芬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日军来到福康宁山脚的店屋，挨户把男女老幼驱出户外，接着把在场的华族男性带走接受检证，其中包括父亲张汝器和姑父庄有钊。

就在离开前的那一刻，父亲转过身来，向妻儿挥挥手，说：“别担心，我们今晚就回来。”

可是，那天从检证“集中点”回来的男人中，并没有父亲和姑父。事实上，他们再也没能回来。家人一直相信，张汝器在战前五年发表的大量抗日画作，在新加坡社会广为人知，也因此早被日本人盯上了。

【第二站】

报馆街（罗敏申路）

1937年《南洋商报》抗日漫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上海漫画界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张汝器的漫画家好友如叶浅予、张正宇、黄文农等，创作了大量含有抗日元素的漫画。

在南洋，新加坡《南洋商报》也自同年7月10日开始，邀张汝器发表抗日漫画，每日一幅。

这一时期的张汝器漫画，醒目而直接地谴责日军暴行（如《看吧！暴日下的同胞》），传递了“正义必胜”的信念（如《卢沟桥》、《一决胜负》和《大家一起加火》），同时也向阅者报告欧洲战事新发展（如《野心勃勃》和《途遇疯狗》）。

跟上海的抗日漫画相比，张汝器的作品还多了一个“海外”层面：漫画《1939年之胜利》告诉人们，中国抗战努力的背后也有海外华人出钱出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汝器在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一幅油画，题为《倭寇奸淫掠杀》。这幅画曾在1939年华人美术研究会第四届美术画展上展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据战前亲眼看过这幅画的老画家刘抗描述，这幅约4英尺高、2英尺半宽的油画，画面背景是在一场大战之后，颓垣碎瓦中站着一个日军士兵，正在整理裤子；在他的面前，一名华人妇女倒卧在地，身上衣服多处被撕破，“很含蓄地表现出这个日军已对这个妇女有一种残暴行为。”

【第三站】

朋特画社

徐悲鸿与“张家家宴”

从国家博物馆出来，识芬来到儿时住过的三层店屋所在地——丁律181号（Tank Road，今称登路），在克里门梭道和槟榔路交界处附近。

对识芬来说，8岁前对父亲的所有记忆，都在那幢三层店屋里：那时父亲与姑父庄有钊共同经营一家广告社“朋特画社”，一楼是接洽生意的地方；二楼是两家人的客厅和睡房；而三楼则辟出一间大画室。

如果说一楼广告社是父亲谋生的场所，那么三楼画室是他的美术追求天地。识芬记得，父亲的画家朋友们常到家里来。他们或是在三楼画室共同作画，或是在二楼面向大街的露台开会聊天。朋友中，有徐君濂、刘抗、林学大、何光耀、黄葆芳、高沛泽等。

那正是战前本地美术园地的一段姹紫嫣红时期，这群南来和本土画家就是在这个园地辛勤耕耘的园丁： 1936年，本地首个华人美术团体“华人美术研究会”成立；1937年，“首届马华漫画展”和“救亡漫画展”在短短半年内举行；1938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正式开课 ……

在父亲的画家朋友中，识芬印象最深的，还是人们尊称为“大师”的徐悲鸿。1939年至1942年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抗战筹赈的义卖画展，曾在丁律181号小住，常跟张汝器一道在三楼画室作画；布展期间，张汝器和华人美术研究会负责布置工作，“帮助把徐悲鸿的油画钉框、布置、运输”。画家李曼峰记道，张汝器曾“给徐老无微不至的襄助，（两人）允称挚友。”

为答谢张汝器夫妇给予他的悉心照顾，徐悲鸿主动提出要为张家画一幅油画。那天张汝器夫人身穿蓝色旗袍，坐在三楼画室中央的一张椅子上，5岁的识芬倚在妈妈的身边。“这幅油画题为《母女图》，是母亲的最爱，一直挂在客厅里。”（《母女图》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其间转辗已有记述，此处不赘）。

父亲的厨艺好，“张家家宴”是一众朋友在张家聚会后期待的一个“重头节目”——父亲亲自下厨，母亲从旁协助；没多一会儿，一道道“张记”招牌菜就从二楼后座厨房传出，浓汁黑鳗、清炖鸡茸，穿过狭长廊道、经过宽敞客厅，端上二楼露台中央的大圆餐桌上……

画家徐君濂曾为徐悲鸿和“张家家宴”记上一笔：“当年徐悲鸿在张汝器所办的朋特画社，两人互相对画。和悲鸿参加张家家宴的景象，犹依稀在目，前尘似梦，不禁伤神。”

二月里的一炷香

在识芬对父亲的记忆里，处处都有母亲陈孟瑜的身影。

陈孟瑜也是潮州人，毕业于厦门集美大学。她年轻时只身来到新加坡，据说是为了逃避一宗父母强行安排的婚事。这名现代女性，不仅经营一所幼稚园（建国幼稚园）和一间小书局（可可书局），也全力协助丈夫的广告生意和美术追求：

电影广告需要的大幅白布，她用脚踏缝纫机一块块缝连起来的，很多时候劳作到深夜；丈夫作画，她常为他做模特。“父亲的那幅油画《倭寇奸淫掠杀》，就是妈妈协助他完成的，”识芬说。

“肃清检证”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陈孟瑜拒绝相信丈夫已经离开人世。“那些日子，她每天抱着刚刚出世的小弟，到日本人关押犯人的地方去寻找父亲，”识芬回忆说。“记得她出门时总穿着黑衣黑裤，头发蓬乱，脸上抹得脏黑。”

每一天，陈孟瑜都失望而归；可第二天天一亮，她又出门去找。终于有一天，她不得不相信，丈夫再也回不来了。从那一年起，每到丈夫的生辰和忌日，她都会点起一炷香，摆起素菜水果数盘，领着孩子拜祭逝去的亲人……

二月去了又来，转瞬72载。

在2014年的这个二月天，记下南来画家张汝器的二三事，借以悼缅日据时期的所有死难者。

张汝器 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