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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药方不重要 政府先做好常识部分

2017-08-29 刘远举 有狐


8月2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林毅夫团队发布《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称,吉林应弥补轻工业短板。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都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

 文 |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乏善可陈

应该说,林毅夫团队作为吉林省的智囊团队,其地位有其历史根源。1994年,林毅夫在主题演讲里就预测了中国在未来20年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他给出的理由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和四小龙等几个经济体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随后的20多年保持了每年8-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间飞逝,林毅夫的预言成真,中国从1979年到2014年维持了35年平均每年9.3%的经济增长率。

林毅夫给吉林省领导干部做转型升级专题报告,右为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并不能为其一定正确背书,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学,总体上是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的。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认为,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发展出一种“理论”或者“假说”,该理论或者假说能导出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的正确、有意义的预测。科斯对此有不同观点,他认为,面对“能够很好的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的洞察”的理论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但预测效果很差”的理论,我们应该毅然选择后者。但最终这么选择的原因仍然归结于,这样做“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

可见,经济学的预测功能是无法回避的。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改造自然,但没有预测,就无法改造自然,所以,自然科学的特征就是预测,并被检验。如果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期待经济学的预测功能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经济学在这方面,成绩乏善可陈。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曾连续多年蝉联各大机构评选的“最佳分析师”与“宏观经济预测”奖项的第一名。但他却认为,经济学在预测方面能力相对比较有限。他曾撰写过一副对联,叫做“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今年初,美联储主席耶伦在美国国会进行证词陈述,她表示,美联储预测经济趋势能力有限。除此之外,中国专家在2005-2008年间对股市的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对美国互联网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的预测,都是经济学预测能力有限的有趣例子。

从技术上看,经济学家用于预测的模型存在根本瑕疵。很多模型过于依赖外推法,从过去推断未来。但是,对不同地区而言,文化、制度都不可简单比较,对同一地区而言,技术发展等重大变化也导致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外推并不一定靠谱。而且,经济学的检验中,必然面对诸多变量,难以得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没有干扰的数据。

预测困难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如果被政府部门采纳,政府部门会根据预测制订经济政策,预测就作用于了经济。经济系统对此有不同的反映,可能是加强这个预测,最终结果预测成功,或者抵消这个预测,导致预测失效。更本质地说,经济活动是复杂的,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经济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微小的输入量变化会对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系统是不可预测的。

经济分析与制订产业政策当然有不同的地方,但针对未来发展制订经济政策,其基础就是对未来的预测。从这个角度看,既然无法做出精确的预测,那么,任何经济政策的建议都注定充满争论。实际上,不仅是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充满争议,甚至已经发生过的经济政策,仍然充满口水的争论。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政策,官方的结论是“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如今也有不少研究为之辩护,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

地方政府要跳出争议,做好没有争议的事

正因为经济学这种内在的不完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场关于林毅夫的吉林报告的争论注定会持续,注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争论并不能影响政府去做“有为政府”,各种产业政策指导经济发展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征求意见稿封面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产业政策注定充满争议,但有一件事情在经济学上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积极的“有为”指导的同时,必须做好“无为”。这个观点,不管是林毅夫还是张维迎,或者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承认,不但经济学家承认,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也承认。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7年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部署的“当头炮”就是“简政放权”。政府简政放权,取消、下放那些“不必要的权力”,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调动和激发市场、社会活力,发展经济,这些结论在经济学上都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

应该说,近年来,东北各省都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辽宁省出台了全国第一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设立了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黑龙江省已取消或下放省级行政权力942项、权力清单精简71.2%;吉林省的省级非行政许可项目实现“零审批”,审批时限整体压缩50%。但是,政策从条文到真正落实、执行,还有一段距离,改革从条文变为现实,还受一个地区、制度、文化、社会观念的制约。

除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产权、法治、契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经济学公认的。李克强总理曾谈到东北的情况,强调东北要推动“法治东北、信用东北”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信用、法治,正是优质的公共服务,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内容之一。

所以,对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除了注定充满争议的产业政策以外,简政放权,更好的法治、更高的契约保护,都是地方政府可以去大力做的。而且,绝无争议。当然,两者不同的是,前者意味着大笔预算,而后者,却在缩小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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