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国歌那一年，他23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国际著名作家、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亲历中国抗日战争时曾观察到，“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远僻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作曲者聂耳，是个没受过专业音乐训练、自学成才的年轻人。23岁的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为电影《风云儿女》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此后会成为中国国歌。
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的熏陶，聂耳自幼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等乐器。后来又在大学中接触西洋乐器。然而，聂耳对音乐和艺术的理解，却远远不是只有喜爱那么简单。 他很早就萌生了把“音乐”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图 | 童年聂耳弹奏三弦
1928年，在蒋介石疯狂镇压革命的腥风血雨中，聂耳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他常在学校僻静处参加小组活动，学习使用油印机印刷传单、小报、书写标语口号。聂耳搞秘密宣传的技术很高明，能一面和人周旋，一面贴标语。
1930年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群众。由于叛徒告密，聂耳的共青团员身份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被国民党特务掌握，将他列入了逮捕黑名单。得知这一消息后，聂耳平静地向校务处请假，躲到亲戚家“隐居”。
7月份，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正准备前往上海工作，为了让弟弟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让聂耳顶了自己的名，连夜前往上海。
到上海的第一年里，聂耳一直在一家小店里打工。1931年的3月末，聂耳通过了联华影业公司招生考试，成为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来到公司旗下的明月歌舞团。不久后，《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和曲作者，终于相遇了。
图 | 聂耳（左）和田汉（右）
在来到上海之前，聂耳最多只能算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进步青年”和“文艺骨干”，虽然自幼爱好文艺和音乐，但直到此时，他还没有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而此时的田汉早已名声在外。
早年间的田汉，在上海文艺界，是较少介入政治的。然而，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田汉改变了2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恋爱悲剧为主的创作主题，转向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此时，他和聂耳，站在同一战线上。
1931年，聂耳通过朋友结识了田汉，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开始了频繁的合作。在聂耳一生所创作的歌曲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作品都是由田汉来作词。并且在田汉的介绍下，聂耳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9月，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又去向外籍教师托诺夫学拉小提琴。9月中旬，上海左翼剧联的负责人赵铭奕写信将聂耳介绍给北平剧联。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去云南会馆找到聂耳，让他为剧联办的《戏剧新闻》撰稿，并约他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
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特邀剧联的“芭莉芭剧社”(俄语“斗争”的音译)到清华大学演出。当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时，台下有一部分右派学生起哄捣乱，还往台上丢石子，把担任钢琴伴奏的人都吓跑了。聂耳却鼓足勇气，在多数观众的鼓励和保护下，一直坚持把这首歌拉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聂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党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期间他郑重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北平剧联党组织专门写了一份聂耳在北平的表现情况，带给上海剧联，希望左翼剧联尽快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中。他先来到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奕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最险恶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天，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歌曲。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这段时间，聂耳还先后在《城市之夜》、《小玩意》、《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角色。11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蓝衣社”的匪徒用法西斯的手段砸毁了摄制进步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聂耳由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又率领公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公司借口他需要“休养身体”，将其解雇。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间，他组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灌制了他创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7首民族器乐合奏曲。时至今日，《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1935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拍摄影片《风云儿女》，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他便主动去找编剧夏衍同志。看完歌词后，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响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耳闻目睹了无数革命者和战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勇献身的事迹，那一幕幕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满腔的激情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他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 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都全部凝聚在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当中。就是这首歌，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了全国，给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纵观聂耳一生的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从未消退且愈加顽强。
大革命失败后，聂耳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就读，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侵略罪行，看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聂耳大胆发问，“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颓废的、色情的靡靡之音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聂耳还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歌舞而歌舞”的口号，揭露以此掩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的本质。革命艺术化，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斗争，艺术革命化，让艺术充满革命的力量，革命事业催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这是聂耳斗争艺术的最大特点。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有的深重灾难，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聂耳正是在这种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他刻苦学习、敬业工作、严以律己，一天至少练习七个小时的琴，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创作、参加革命活动，还自学英语、日语、俄语。在为《新女性》配音时，三天三夜不睡觉，经常忙到废寝忘食。
聂耳还积极主动学习革命理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摘录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篇章。
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他曾去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一起拉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曾多次于凌晨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聂耳总是主动投身于各种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形势越是严峻、情况越是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就是为何聂耳的作品至今依然历久弥新、传唱不衰，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欢迎的原因。
一起学党史
1936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说：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九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教堂内举行会谈，就上述五项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张学良提出希望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愿将这一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1982年4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2010年4月6日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的重要启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础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根本在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动力在于创新体制机制。
红领巾爱学习
“红领巾爱学习”网上主题队课
开课啦！
点击图片了解学习详情
还有惊喜徽章等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