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在西科||邓康延：同一个家，同一个梦
邓康延
他成长于西安，曾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至煤科院西安分院，任地质工程师。曾任《深圳青年》策划总监、《凤凰周刊》主编、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现为深圳国民纪录影视公司董事长、深圳影视家协会副会长。个人曾获《南方都市报》深港人物、《新周刊》“十大创新电视人”、中国纪录片协会优秀制片人。
“我”与西科的故事
当年的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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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而校友
却是极接近命运共同体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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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这是一次会留在我们记忆里的聚会，因为在漫长时光里的一次期待，也因为转折时期的一派苍茫。每个人的命运不同，而校友却是极接近命运共同体的物种。从西安矿院到西安科技学院再到西安科技大学，是被潮流裹挟的三级跳；从雁塔路南院北院伸展到临潼分校，是地理的变迁；从西北的学业到东南的梦寻，是个性的选择；每一步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母校77级地质系学生。文革之后，百业待兴，被打倒了十年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一朝翻身，高考的杠杆撬动了整个国家的激情。我们班里的老三届们几乎是全天三点一线的疯狂学习。大雁塔看到了八十年代的蓬勃。
我是别离母校的游子，改行媒介，但还葆有母校教授的理性科学思维，踏实诚恳地做人做事，这也是母校予每位校友的教诲。我与母校1958年同年出生，更与深圳8.26同一天生日，得益于俩处的滋养多矣。起草这篇演讲稿时，突然想到有一组年份数据极为关键又发人深省：1957年反右，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20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上千万考生奔赴考场和新的转折；再20年的1997年，香港回归，拉近深港距离；又是20年后 2017年的今天，我们一起相聚。这三个20年，像是宿命，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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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激荡中
需要定力
度量自我的优势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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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早到晚信息轰炸的年代，人缩在手机里，社会高速地缩短了各种生长期，欲望和城市不断扩张，满目繁华又满目单调，人人都很个性在共性里，享受在焦灼中，诗意在苟且里，矛盾冲突喧闹孤独，房子车子友情爱情真情都变得昂贵。我多年自身的感受是，在这样的潮流激荡中，更需要定力，度量自我的优势和缺陷，寻找为某件事做到底的动力和韧性。
不同点的交融和跨越，最具潜能的勃发，专业的结合部能够发现科技新领域，跨地域的爱情可以滋长优质的基因，尝试不同路径可以进入新的风景，西北到东南的开阔跋涉能够激发创业激情。
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伴侣，以及微信群和每日功课。母校给了我们学习的方法和习惯以及文凭，更重的学业还在于社会中自学。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向不公不义保持批判的态度，即便不可抗拒的外力之下也应保持沉默的尊严。五四知识分子信奉的德先生賽先生依然是我们的基础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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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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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动荡转型的时代，空气、水源、土地、食品和安全都在恶化，而科技网络人工智能生化基因都在飞跃，人类正在急迫地找寻自救自赎的出口。今天的知识青年早已超过了当年插队知青的环境和格局，生逢其时，上下颠沛、好坏俱感，实为我辈有幸见证和参与的幸事。
胡适说过，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而成器的路径呢？他还说过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研究课题、对一生的理想，何尝不是如此，海阔天空地放逐心灵，脚踏实地的安顿身体。
母校和校友们，真诚地感谢你们这几年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一直葆有爱与被爱的能力和敏感。我将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让母校与我们相互为荣，让事业与我们相映生辉。
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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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正能量
尽管现在
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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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十集纪录片《先生》，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位民国先生。“我们能把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地拿出来，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
对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纪录片《先生》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邓康延说：“当我们刚采访完，就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也是纪录片的焦虑。”
乐于尝试，追寻契机
抛弃所有的忧伤和疑虑
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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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拍
很多人和事会被岁月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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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有个作家说，人不敢正视自己，对家国与时代，也有这个问题。有时会拍出一身冷汗来。“我们坚持的民间性语言和纪实色彩，在这里存在一些思维偏差。”此刻他正在谋求平衡和校正。
邓康延说，现在很少有纪录片节，它似乎仍是个边缘。但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深圳这样年轻又有三十年积淀的城市，这方面会有不落后于北京、上海的一天。因为移民的思维是敢于突破和勇于创新的，他们具有探索精神。而这些，是纪录片人不可或缺的气质。
邓康延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当年离开《深圳青年》，之后离开《凤凰周刊》，邓康延总是不安分，总是乐于去尝试，去挑战，去寻找另一个契机。
文章部分内容来自西科校友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