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属法官：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用情、用法”
今年农历二月初七，是奶奶95周岁的生日。小辈们围坐叙话时，奶奶去房间取来一个木头匣子——我们知道那里面都是她的“宝贝疙瘩”。只见她慢慢地从匣子中拿出一张卡片给我看，我一眼认出这是我们新县人民法院制作的涉军维权联系卡。她说这是政府发给她的，因为是烈士家属，有什么事可以打这上面的电话，人家就会帮忙解决，奶奶没有看出卡片上就是我单位的涉军维权专线，让大家忍俊不禁。
老人家这天又盘点着匣子里的“宝贝”，再次带着我们追忆起那段红色岁月。奶奶起初并没有嫁给我爷爷，在她六七岁时，是作为童养媳生活在我二爷张厚才家，张厚才与堂兄弟张厚文、张厚成同为革命烈士，二爷在1944年7月的一场战役里牺牲了，大爷和三爷在1946年的中原突围战役中相继牺牲。二爷这一脉，因三兄弟牺牲后，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我爷爷作为堂兄，过继到二爷这一支，与奶奶结婚，才有了我们这些后人。
在我们小的时候，奶奶常在耳边念叨过去日子苦，要珍惜老辈们用命换来的当今幸福生活。因为她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大学毕业后，我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河南新县，通过招考进入法院工作，心里想着得像自家老一辈那样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这既是我们作为光荣家庭、革命后代应有的担当，也同样是为了奶奶——战争年代她失去了多位亲人，现在总想与晚辈们离得近一点，见面多一点。
我的家乡新县位于大别山区，是数以万计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沃土，可谓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现役、退役军人和烈属遗亲多达三万六千余人，涉军纠纷数量多，涉及面广。为了妥善化解涉军纠纷，审理涉军案件，2013年，院党组决定为涉军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并联合人武部、民政局、司法局及各乡镇建立涉军维权联动机制，具体工作由民一庭负责，当时在民一庭工作的我自此与涉军维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万事开头难，当时全庭只有四名干警，除了审理民事案件外，还承担了多项专项审判工作，工作任务繁重。但我凭着对军烈属的那份特殊感情，坚持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革命传统，工作也慢慢得心应手起来。
2013年下半年开始，每周统计涉军案件审理进展，并将汇总情况报给主管院长便成了我的必备工作，前往各乡镇调处涉军纠纷也成为工作的日常。这期间我办理了一些涉军维权方面的侵权案件和相邻关系纠纷案件。随着涉军案件的增多，我们也逐渐摸索出一些方法，如与驻地部队保持沟通，共同做好涉军案件调解工作，如加强普法宣传，努力将矛盾化解于诉前。这些工作方法提升了审判质效，防范化解潜在诉讼风险，为涉军案件当事人提供了司法便利，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理解与信任，涉军维权工作成效初显。因处在摸索期，我们处理涉军维权案件如同小农社会般“精耕细作”，当时在我心里对涉军维权审判工作的认识也停留在浅思维层面，觉得它与其他专项审判工作也无甚区别。
2014年，我院探索突破传统涉军维权的单一模式，结合老区人口构成特点，将涉军维权服务对象扩大到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赤卫队员、“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建立台账，科学管理，精准施策，延伸服务。也正是在这个摸排走访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英模人物，也听了很多革命故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2014年初，院里统一部署对全县现役、退役军人及烈军属开展大走访，并以乡镇为单位逐一登记造册。活动开展的第一天，我有幸走访了红军后代，时年73岁的郭家河乡老党员张爱华。张爱华的父母都是老红军，自己也是在党组织的养育下长大的。张爱华家的后山上有许多的红军岩洞，是当年红军战斗的场所，留下了刘名榜、肖先发、邱进敏等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也是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工作过的地方。1964年，时任河南省纪委书记的刘名榜回到了郭家河乡，张爱华参加了接待，刘名榜交给了张爱华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看好这些红军洞群。张爱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一诺成一生。50多年来，巡山修路、祭奠英烈、保护文物、宣扬革命史，凭借一颗丹心和满怀热忱，她就这样守护着红军洞群，守护着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家园。当天下午，张爱华不顾天气寒冷，主动带领我们上山参观红军洞。“这里有宁死不屈的陆汉婷夫妇，雪夜寻粮摔下悬崖的肖先发，有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拒不透露游击队去向，最后将敌人带到远离游击队的大花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跳崖牺牲的晏春山”…一路上，张爱华为我们细数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毫不倦怠。从山脚到山顶，路陡坡滑，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但张爱华硬是在乱石与灌木丛生的山野间踏出了一条小道。张爱华老人仅凭自己瘦弱的身躯践行了保护革命遗址的承诺，这坚定了我们把根据地故事讲好、把革命遗址遗迹等红色基因库保护好的决心。
在一个多月的走访过程中，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张爱华”，她们或义务讲解红军故事，或在拥军优属工作中发光发热，或积极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或作为军属勤劳持家，里外操劳。见到一个又一个“张爱华”，我想起了太奶奶，她中年丧夫，又在革命中失去独子，我的奶奶也是在懵懂中艰难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直到牺牲的噩耗传来。我与这些人、这些事之间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真正认识到涉军维权工作的独特意义。无论是逝去的革命烈士还是现役、退役军人，都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流汗、流血甚至牺牲，她们的家人或经历过漫长的等待与坚守，或承受了丧失亲人的巨大痛苦。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维护好烈属遗亲、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就是在告慰革命英灵，给予烈属遗亲、军人军属应有的社会尊重与司法关怀，更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人民安宁，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每当想到这里，我总能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也会觉得脚下有着无穷的力量，责任鞭策我不敢懈怠，力量驱使我不断前进。也是从这时起，我对涉军案件的处理上不再局限于法律效果，更加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有了这样的信念指引，在信阳两级法院探索努力下，以领导协调机制、专门审判运行机制、协同军地互动机制、督办跟踪回访机制、扩大服务对象机制、诉外服务源头预防机制、优先救助救济机制、依法维权平等保护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体化平台保护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涉军维权“十项机制”初见雏形。
2015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出席鄂豫皖革命老区涉军维权工作座谈会，将信阳法院涉军维权工作誉之为“信阳模式”，以“用心、用情、用法”高度概括信阳模式内涵，为革命老区涉军维权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为涉军维权合议庭的法官，我也意识到办理涉军案件不光要用法、用心，更要带着热情、饱含深情去办理。2015年，吴大友在干活途中被邮局的车辆撞成重度伤残，家里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患病的妻子和女儿生活没有着落。事发后肇事方的赔偿迟迟不能到位。吴大友的爷爷是复员军人，二爷爷是长征路上牺牲的红二十五军战士，属于涉军维权服务对象，他的妻子向村干部了解到涉军维权政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我院起诉。案件导入优先处理程序后，分配由我承办，我立即联系肇事方，多次组织双方协商。在协调无果后，本着快审快结的原则，及时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让吴大友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了110余万元的赔偿款。支付完医疗费后，如何管理余下赔偿款并让这笔钱发挥最大价值，成了我的“心结”。考虑到吴大友家周边环境和家庭的劳动力状况，我建议他买牛搞养殖。很快他用剩下的赔偿款购买了16头牛，自力更生发展养殖业。2019年7月18日，院长吴光金和我一起对他家进行跟踪回访。如今，吴大友家每年出栏6头牛，家庭生活早已脱离贫困状态，看到的这一家人脸上再也不是阴云密布，而是重新充满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这便是新县法院“用心、用情、用法”做好涉军维权工作的日常，它可能是一件小事、一件小案，但却影响当事人的一生，关系一个家庭的幸福。就如奶奶匣子装那张小小的卡片一样，是一道道法治微光，照进了千千万万的军烈属心里，作为涉军维权“信阳模式”的亲历者、受益者，他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与关怀。
2019年9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首站深入信阳革命老区新县，并提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信阳法院牢记“两个更好”嘱托，不断推动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实践创新，将司法保护范围从现役军人延伸到退役军人，由人身权财产权保护拓展到对红色遗迹遗址的保护，再深化到对红色文化、大别山精神的保护。2020年7月29日，周强院长再次出席在信阳召开的涉军维权“信阳模式”“鄂豫皖模式”总结推广座谈会，对“信阳模式”“鄂豫皖模式”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效给予高度肯定。
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我作为革命老区的一名法官，办好涉军维权等案件是我的职责所在，助力实现“两个更好”是我的光荣使命。作为一名革命烈属，我身上流淌着前辈的鲜血，更应继承好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革命传统，传承好深深根植于大别山儿女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牢记初心使命，把对这片红色沃土和军人军属的感情转化为审判实践，做好“钢铁长城”的坚实司法后盾。
（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张涛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教科 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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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程 彤
编辑｜贾共鑫、梁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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