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欧洲经验与中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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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信息】王国光，庞学光. 2020. “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欧洲经验与中国图景[J]. 中国远程教育（4）: 26-35.

【摘要】代际学习项目是为促进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团结而推行的系统性、持续性和互惠性的代际学习计划与活动，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多议题、多形式、多情境和网络化等特征。欧洲国家高度重视代际学习项目的发展，相关实践与研究在缩小代际数字鸿沟、创新代际交流方式和促进代际和谐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本研究选取欧洲较为典型的代际学习项目并归纳其模式特征，以期为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通过明确目标群体、扩展代际学习项目的惠及范围，纳入政策视野、助力代际学习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开发代际数字游戏、加强代际学习网络平台建设等途径，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配合、家庭-组织-社区-社会四元多维情境共存、多方组织与技术支持协同促进的中国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图景。

【关键词】 互联网+；代际学习；终身学习；信息技术；数字游戏；比较研究；积极老龄化；老龄化社会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互联网+”战略的推行，信息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引领性趋向，教育领域也在“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新的教育生态”（赵国庆, 2015）。《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积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形成更加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继续强调“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代际学习（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IGL）作为“发生在不同世代人群之间的互动学习过程和体验”（Geeraerts, et al. , 2018），是一种契合终身学习和智慧社会发展的新兴学习方式，在促进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代际转移，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消除代际隔阂，改善代际关系，以及促进人口积极老龄化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考验着人们的数字能力和信息行为，激发着年老世代与年轻世代之间的代际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代际学习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提升着代际学习的便利性和创新性。

目前，“国际上正在实施着数千项代际学习项目计划与实践”（Sanchez, et al. , 2018）。我国以促进终身学习为目的各类代际共学实践项目已渐次展开，如2016年香港理工大学承办的“代代有爱全英传语跨代共融英语计划”、2017年江苏省张家港市保税区占文村“老少同乐”代际学习项目等（李俏, 贾春帅, 2019）。国内关于代际学习的学术研究也日渐兴起。例如，李静（2018）梳理了代间学习的国际经验，认为代间学习对于实现不同世代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传递具有助益作用，既能帮助年轻世代正确看待老龄化问题，也能为年老世代提供贡献智慧与传承文化的机会；史昱天等（2017）认为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产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之间的代际隔阂与鸿沟，因此亟须探索基于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代际学习新模式；徐孝娟等（2017）通过对境外代际学习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代际学习的内涵和模式正在不断延伸与拓展，具体在学习方向、内容和情景等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代际学习。总之，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明确了代际学习的意义与价值，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学习模式应是未来研究与实践的趋势和热点。但由于国内的代际学习项目起步较晚，尚缺少立足于“互联网+”时代背景所展开的系统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借鉴欧洲较为成熟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经验，构建“互联网+”时代代际学习项目发展的中国图景。

二、

代际学习及代际学习项目的时代特征

（一）代际学习的概念阐释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将“世代”（Cohorts）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生物世代，即“年龄组”或“年龄群体”，“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出生的所有人则同属于一个世代”；二是社会世代，指“内化时间一致，具有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群体”（Mannheim, 1952）。如前所述，代际学习指不同世代人群之间的互动学习和体验过程。那么，鉴于“世代”划分所依据的生物和社会标准，可以认为代际学习既包括年长者和年轻者之间的双向学习现象，也包括拥有不同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群体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前者如家庭情境中，祖父母、父母和子女几代人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地传递知识、技能或价值观的过程（Franz, et al. , 2016）。后者如在组织或机构情境中，分别于不同时期加入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经验以促进知识或技能提升的过程（Geeraerts, et al. , 2018）。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共同经历战争、经济或政治动荡并由此获得集体认同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通过代际对话以促进对特定历史的铭记和时代精神的颂扬等的过程，同样属于代际学习（Franz, et al. , 2016）。

（二）代际学习项目及其初期发展特征

根据欧洲代际学习网络（European Network for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ENIL）的相关定义，代际学习项目（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Program）是为促进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团结而推行的系统性、持续性和互惠性的代际学习计划与活动。它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为不同世代的人群提供互动学习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如社会孤立、两代人之间及与社区之间的脱节等）、经济问题（如年轻人和老年人就业机会不足等）的机制（Grignoli, et al. , 2015）。从已有研究来看，代际学习项目萌芽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代际项目（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如1963年的“照料祖父母项目”（Foster Grandparent）、1969年的“退休老年志愿者项目”（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s）等。只不过这一时期的代际项目主要作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重要手段，旨在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减少由于家庭碎片化趋势加剧而导致的代际鸿沟现象。其间虽涉及代际学习的活动，但尚未形成正式的结构框架，也未能引发研究者关于代际学习现象的深入关注（李俏, 贾春帅, 2019）。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群体和在校学生群体各自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由此催生了以促进老年群体的照料与健康护理、学生群体的体验式学习为主要目标的代际服务学习项目（Intergenerational Service-Learning Program），其中社区疗养院与学校是主要的参与机构。例如，198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县建立的代际服务学习试点项目旨在通过当地社区学院、养老院、老龄化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力量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是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二是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与正规学习相结合，使其在代际接触中获取学习经验；三是证实不同机构之间合作开发代际服务学习计划的可行性。研究表明，该项目将大学生纳入支持老年人康复的志愿者服务网络这一模式在其他地区具有可推广价值（Newman, et al., 1985）。直至21世纪初期，代际服务学习项目已初具规模，关于学习效果的评估和促进策略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如Underwood等（2006）探讨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在集体用餐场所、半独立生活场所、辅助生活场所和疗养院等四个社区环境中的代际服务学习效果。总之，这一时期的代际学习项目已形成正式的结构框架，且重视对参与双方的学习效果评估和促进策略的探讨。但相关研究与实践在主题和形式等方面尚显单一，多聚焦于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志愿服务和线下交流，因此代际学习项目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

（三）“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学习项目特征

随着代际学习研究的深入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发展，代际学习项目逐渐呈现出多议题、多形式和多情境等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代际学习项目的对象与主题方面，除了在老年群体与学生群体之间开展以志愿服务为主题的代际学习项目之外，逐渐向不同的年龄阶段泛化，形成多代间依据不同需要而互相学习的发展态势。例如，Santoro等（2012）通过在教师群体中开展代际学习项目的试验研究，认为应在教师教育中增加职前教师和老一辈教师之间的代际学习机会；Gerpott等（2017）认为代际现象对团队和组织绩效也有重大影响，而代际学习对工作场所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在组织情境中开展新入职员工和经验丰富员工之间的代际学习项目，以促进不同职业阶段员工的知识、技能分享和转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代际学习与ICT结合的程度显著提升，发挥“数字世代”（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长大的群体）在新兴数字技术上所具有的优势作用，缩小世代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社会整体代际关系的稳定、和谐，成为“互联网+”时代代际学习项目的重要主题。

其二，在代际学习项目的形式方面，利用新兴技术促进世代间交流，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代际学习形式已经大势所趋。例如，Kenner等（2008）基于已有研究关于ICT有利于促进儿童学习的研究结果，依托伦敦东部的一项代际学习项目，重点探讨了计算机在祖父母与孙子女进行代际学习时的作用。他们认为年轻一代可能在计算机操作方面拥有较强的能力，而年老一代在识字和其他学习领域拥有更多的经验，并通过对视频记录的计算机活动进行多模态分析，揭示了世代之间教和学的互惠性，证实了在代际学习活动中加强ICT使用的必要性。同样，有研究者认为，在传统的代际学习项目中，虽然教育工作者和老年学家创设了课程、讲习班和各种面对面交流的服务学习机会，但是协调不同世代人群之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因此，Chase（2011）设计了“代际电子邮件伙伴项目”（Intergenerational E-mail Pal Project），试图通过结构化的电子邮件程序进行代际经验交流。该研究证明，利用电子邮件进行异步通信对促进学生与年长者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Patricio等（2016）也认为，由社会媒体和新技术支持的代际学习项目，将更具创造性、刺激性和表现力。

其三，在代际学习项目的情境方面，支持代际接触，实现代际学习的场所——“代际接触区”（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s Zones）范围逐步扩大（Whitehouse, et al., 2018）。线下情境包括家庭、学校、儿童照料中心、老年中心、企业、社区、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场所；线上情境涉及博客、社交网络等共享的在线空间。

总之，这一时期的代际学习项目网络化特征明显。一方面，ICT作为重要的技术手段融入代际学习项目，激发着人们的代际学习需求，也促进着代际学习项目的变革与创新；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个体都可以同时归属于不同类型的世代，而随着代际学习需求的增长和学习便利性的提升，个体分别与不同类型世代之间的关联性增强，逐渐形成一个多元关系相互交织的代际学习网。

三、

“互联网+”时代的欧洲代际学习项目发展经验

代际学习项目虽起源于美国，但自2009年起相关研究与实践的重心逐渐向欧洲转移（刘奉越, 陈醒, 2018）。2009年，“欧洲代际学习地图”（European Map of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EMIL）成立，这是欧洲内部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初期的参与者来自25个国家的组织，之后扩展到39个欧洲国家。EMIL致力于通过一种可持续的方法收集、交流和发布代际学习思想及资源，评选欧洲开发的最佳实践案例，进而促进整个欧洲地区的代际学习发展（Pinazo-Hernandis, 2011）。ENIL成立于2011年，同样作为一个网络平台，汇集了来自20个欧盟成员国的25个组织，目的在于支持代际学习领域内有效、可持续的实践项目，促进代际学习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交流，并为政策制定和项目推广提供可参考的建议。2011年9月，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将2012年定为“欧洲积极老龄化与代际团结年”，旨在促进各个世代的团结与合作，鼓励代际学习项目的开展。基于此，欧洲地区的代际学习项目在相关政策引领与组织支持下得以快速发展。

本研究一方面针对EMIL和ENIL平台所收集与分享的成功实践案例和具备一定参考性的项目总结、调研报告进行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通过EBSCO Discovery Service（EDS）资源发现系统，搜索2009年至2019年间（检索时间截至2019年6月30日）关于欧洲代际学习项目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进行文献研究。在经过相关性处理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73篇，主要集中于《代际关系学刊》（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教育老年学刊》（Educational Gerontology）和《老年病学家》（Gerontologist）等社会学、教育学和老年医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也散见于《移动信息系统》（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等计算机科学领域期刊和《欧洲教师教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等专门针对欧洲地区进行区域研究的学术期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互联网+”时代的欧洲代际学习项目在目标与主题的确立、项目层级的设计、支持力度的强化和支持平台的创设等方面具有值得借鉴的发展经验。

（一）明确代际学习项目的目标与主题

欧洲统计局调查显示，欧洲24.4%的人面临着被社会排斥的风险，而年轻人和老年人等特定的人口群体受到排斥的概率则相对较大（Eurostat, 2014）。一方面，青年失业率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存在着年轻人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情况；另一方面，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容易因孤独和社会不平等而变得更加脆弱。有研究者认为，ICT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休闲时间减少和人口地理流动性的增加等方面的因素，加剧了不同世代之间的隔离程度，也意味着彼此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的交换机会减少，这是导致上述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Grignoli, et al. , 2015）。欧盟委员会强调必须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以便在2020年之前使至少2,000万人免于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European Commission, 2014）。代际学习，尤其是围绕ICT技能提升的代际学习，有利于缩小世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减少老年人因无法融入信息社会而出现的“技术恐慌”心理和“老年歧视”现象，促进世代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欧洲致力于开发基于ICT驱动的代际学习项目，并将其作为“互联网+”时代实现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手段，以充分促进世代之间的积极交流、终身学习和社会融入。

基于上述欧洲代际学习项目的开发背景可知，其目标重在发展老年人的数字能力，创新代际交流方式，同时指导年轻人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工作和生活挑战，降低他们遭受社会排斥的风险（Mattei, 2012）。因此，关于老年人的ICT技能学习和基于组织维度的代际学习成为代际学习项目开发的重要主题。本文将欧洲典型的代际学习项目案例进行了归纳总结，如表1所示。其中，项目2、项目4、项目7和项目8旨在帮助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任务（如网上购物）、人际交流（如社交网络和视频会议）和个人自主性（如获取更广泛的信息源）等方面的ICT技能得到提升。具体包括：帮助老年人学习如何启动PC，如何访问在线电子邮件系统或使用诸如谷歌搜索、在线报纸、Facebook和Skype等应用程序，以及如何在旅游网站浏览并预订机票、实现网络购物等内容（Thygesen, et al., 2014）。项目1和项目5除了提高老年人对于ICT的基本认识与使用之外，还重在创新运用新媒体技术，如共同拍摄数字化作品等，提升两个群体的艺术修养和经验传递效率，为世代之间的创意交流开辟新的空间。项目3以工作场所中处于不同世代、拥有不同经验的组织成员之间的代际知识转移为主题，旨在促进组织中的代际学习，为新老员工之间的工作经验传递提供有效途径。同时，鉴于“数字世代”进入工作场所后不满足于传统的代际知识继承过程而有了新的经验和偏好，因此相关代际学习项目除了开发线下代际学习主题之外，还致力于促进线上代际学习活动的开展（Bjursell, 2015）。

表1 欧洲典型的代际学习项目案例

（二）推进代际学习项目的多层级发展

目前，欧洲已开发的代际学习项目层级分明，按照施行范围由大到小形成欧洲性（European）、全国性（National）、区域性（Regional）和地方性（Local）四个级别。

其一，“欧洲性”代际学习项目涉及范围最广，主要由欧洲多个国家以联盟形式共同参与同一主题的代际学习项目。例如，项目1依托欧盟的终身学习计划，在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比利时等国家的跨国合作下，率先举办了15场代际新媒体创意研讨会，通过共同制作艺术媒体作品等方式，促进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艺术学习与交流（EMIL, 2014）。

其二，“全国性”代际学习项目主要由某一国家组织，在国内各个地区相继展开。例如，项目4是由拉脱维亚于2008年在本国内部开始组织实施，并率先在首都里加和维兹姆、库尔兹姆、泽姆盖尔和拉特盖尔等地区启动。该项目计划到2018年使30,000名老年人完成ICT课程的学习，防止他们因技术障碍而受到被社会排斥，与此同时帮助年轻人获得教学技能、同理心、耐心、宽容等方面的提升（Grignoli, et al., 2015）。

其三，“区域性”代际学习项目主要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例如，项目6是由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和巴利亚多利德市2007年发起，在市域范围内持续开展的。该项目首先选择一栋公寓楼，分别将17套和14套公寓分配给大学生和老年居民使用，并在公寓楼顶部设立公共房间、计算机室和一个小菜园作为代际接触区，以充分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学习，帮助他们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待这一计划取得令人满意的代际学习效果之后，随即在该市的其他公寓楼中也启动类似的计划（EMIL, 2014）。

其四，“地方性”代际学习项目所涉及的范围最小，主要是由某一地方特定机构根据具体的发展情况而开展的针对性活动。例如，项目7在荷兰某一地方疗养院展开，目标群体是住在疗养院的老年人和在同一疗养院工作的年轻员工，由年轻员工组织iPad课程训练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ICT技能，同时培养年轻员工的移情能力。项目8在比利时埃克伦地区的“de 3hoek”小学开展，目的是提供代际接触机会，让当地小学生与祖父母互相传授感兴趣的内容（Grignoli, et al. , 2015）。

（三）强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

首先，欧洲就代际学习项目发展给予了很大程度上的政策支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代际学习是一个由政策驱动的概念，并没有一个自下而上被纳入政策的过程。首先，欧盟的政策举措和资助方案将代际学习视为一种具有多重目的的工具，用以帮助老年人获得ICT技能，增强独立性，进而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例如，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制定战略重点，为以下事项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老年公民获得应对时代变化并保持社会活跃度的必备技能；增加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学习的贡献；开发跨代和家庭学习的创新方法，等等。在欧盟青年行动计划（The EU programme Youth in Action）中同样有支持代际学习的举措，如“世代对话：团结一致的方式（Dialogue Between Generations: One Way to Solidarity）”。此外，欧盟通过高级志愿者计划（Senior Volunteering Programme）募集志愿者参与代际学习项目，并资助不同国家的高志愿者相互交流（ENIL, 2012）。

其次，在欧洲北部的挪威、爱尔兰、英国、芬兰和瑞典等国家，由政府或民间组织通过代际渠道捐款资助各种代际学习活动的传统由来已久。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战略计划，以便采取连贯一致的行动支持代际学习项目，使隐性知识通过有效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例如，终身学习机构Vox是挪威教育和研究部的一个机构，作为国家教育和技能政策顾问在促进代际学习项目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罗马尼亚，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日益认识到老龄化和社会凝聚力是需要通过代际学习政策和方案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卓有成效。在德国，联邦部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组，鼓励开展多样化的代际学习，并将代际学习视为国家优先事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手段。在爱尔兰，国家政府组织NALA及其分支机构重在支持代际学习实践，提高社区的参与意识，促进代际志愿服务活动。同样，“年龄行动”（Age Action）作为爱尔兰的慈善机构，也积极推出“世代团结”（Generates Together）等代际学习方案，致力于缩小代际隔阂，消除社会孤立现象。在西班牙，有约60%的公共组织和30%的私人机构发起代际学习项目，且制定的代际学习计划数量不断增加（ENIL, 2012）。

最后，在意大利等国，虽然缺少旨在管理和促进代际学习的法律规定或政策，缺乏关注代际学习发展的国家和地方计划，但是自21世纪初以来当地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如公共互联网中心、青年和老年协会、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工会和商业协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组织等都自发组织开展了一些代际学习活动，代际学习项目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创设ICT驱动的代际学习支持平台

欧洲的代际学习项目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年老世代在数字产品使用、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提升，更是为了帮助不同世代提升个体自主性，进而获取更广泛的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创设ICT驱动的代际学习支持平台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泛在学习空间，促进更为灵活、更具弹性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对此，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各个国家予以足够重视，并已取得一些成效。本文主要以Aware平台和ProMe平台为案例进行分析。

1. Aware平台

Aware平台由欧盟委员会环境辅助生活联合计划（Ambient Assisted Living Joint Programme, AAL JP）和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英国的国家供资机构资助（Aware Website, 2018）。该平台基于社会网络原则，提供的服务与面向老龄化劳动力和老年人需求的特定服务相辅相成；平台及其接口的设计基于最终用户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要求，利用开源软件（Mahara和Moodle）开发，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灵活性和可扩展性。Aware平台共集成了三个模块（见图1），分别是环境适应模块（Environment adaptation module）、ICT方法模块（ICT approach module）和知识分享模块（Sharing knowledge module）。环境适应模块是一个适合工作场所和家庭环境的人体工程学建议数据库，用户可以通过选择环境类型、功能活动等搜索相关建议。ICT方法模块包括平台的培训工具和有关ICT技能的其他课程，用户可以创建和管理自己的课程。知识分享模块允许分享专业知识相关经验，用户可以创建文本、文档、图像、视频、链接等页面，并通过便捷的方式与他人共享。Aware平台的作用在于促进公司中的代际专业知识转移，并保持与退休员工的良好关系；创建退休员工网络社区，促进经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分享；帮助老年人减少离开工作场所后的孤立感，保持正常的精神和经济活动，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和活跃性，促进积极老龄化。

图1 Aware平台模块分布

2. ProMe平台

ProMe平台同样由AAL JP提供财务资助。该平台支持专业的代际合作和指导，旨在为代际学习提供创新性服务，以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和对老年人退休后重返就业市场的看法，并鼓励老年人自愿从事有意义的职业，积极与渴望学习的年轻人分享专业知识、价值观和技能，从而顺利地从工作状态过渡到退休以及退休之后的工作状态（Kostopoulos, et al., 2018）。ProMe平台不仅支持视频、文本聊天、电子邮件、博客和论坛等多种功能的非正式沟通方式，而且为用户提供了担任各种“辅导角色”的机会。指导者和被指导者在非正式的知识传递过程中，既可以选择长期的陪伴与指导，也可以就特定的主题提供简单的建议或信息。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身份特征访问ProMe系统（见图2）。匿名用户是无须进行身份验证或授权而访问系统公共部分的用户，他们可以通过主页查看代际学习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成功案例。注册用户可以遵循正常的登录程序，访问平台提供的个性化内容。注册用户又分为提供者和接收者两种类型，提供者可以基于其先前的职业经验、专业知识和兴趣等，从角色列表中选择合适的角色并成为导师或顾问；接收者主要根据提供者发起的活动扮演参与者角色。此外，管理员是可以在系统中执行管理任务的用户，如管理网页或用户档案等。总之，ProMe平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匹配系统，它可以根据人们的现实需求和期望将不同世代联系起来，并提供各种通信和协作工具，支持代际之间的合作与学习。该平台在基于客户端的真实环境中完成测试之后，用户普遍认为其既实用且易用。

图2 ProMe平台用户角色类型

四、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图景

我国的代际学习思想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家庭这一提供老年照护和传播代际知识的基本单位中（李俏, 马修·卡普兰, 2017），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在社会服务等领域出现。但多以零散性、一次性的代际学习活动为主，缺少系统性、持续性和互惠性的代际学习项目设计与推广，也缺少立足于“互联网+”时代所型构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图景。为此，可以以代际学习项目发展较为成熟的欧洲模式为借鉴，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使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向着线上-线下联动配合、家庭-组织-社区-社会四元多维情境共存、多方组织与技术支持协同促进的可持续化方向发展（见图3）。

图3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代际学习项目发展图景

（一）明确目标群体，扩展代际学习项目的惠及范围

 对于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而言，首要工作是明确目标群体，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和推广。众所周知，“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促进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数字化生存成为各代人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不同世代人群之间的信息能力差异致使代际数字鸿沟加剧。有研究者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仍然面临着一个挑战，即拥有ICT使用技能的人与因缺乏ICT使用动机和技能而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的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Kaletka, et al., 2012）。当年轻世代已完全适应了数字化生存时，年老世代则只是暂时停留在学习智能终端使用的初级阶段（王斌, 2019）。这一差距不利于社会凝聚力、劳动力市场和社区的发展。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将年老世代作为重要的目标群体。因为当前我国年老世代所占比重较大，《“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2.28亿人左右”。同时，为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强大推动力，《规划》还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建设虚拟养老院”，“提升老年用品科技含量，鼓励制作适合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的优秀老年文化作品”。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代际学习项目使年轻世代帮助年老世代提升ICT使用水平和信息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代际学习是一种双向度的新型学习方式，年轻世代在代际学习项目中不仅是新技术、新观点的提供者，也是从年老世代中习得传统技能和经验的学习者。因此，年轻世代也应是代际学习项目的目标群体，而且是推动代际学习项目拓展的重要力量。

拓展代际学习项目的主题和适用情境有助于提升其吸引力和推广度，进而促进代际交流与融合。因此，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应向着家庭-组织-社区-社会四元多维情境并存、线上-线下联动配合的方向发展。在家庭情境中，年轻一代可以针对年老一代互联网应用能力弱等问题，面对面传授电脑、APP应用软件的操作技能。在社区情境中，可由社区内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开设相关培训课程，组织老年人学习在线交流、网络购物、自主登录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利用引擎搜索所需服务等。在组织情境中，人口老龄化使得多“代”共事现象出现，而相关研究证明，代际学习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对年轻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汪长玉, 左美云, 2018），应注重工作场所内年轻员工与资深员工之间的代际学习项目的开展。此外，在家庭、社区和组织情境的代际学习项目基础上，还应结合“银龄行动”等计划，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广泛传播代际学习理念，并围绕社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代际学习服务，进而使代际学习项目惠及社会中的多“代”群体。对于涉及范围较广的代际学习项目，除了创造面对面的线下学习情境之外，还应增设线上虚拟学习情境，使代际学习摆脱时间、地域和学习对象等因素的限制，充分提升代际学习的移动性、便利性和可扩展性，并使其具备非熟人性和非一对一等特征，让代际学习者获得充足的学习对象。

（二）纳入政策视野，助力代际学习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代际学习项目在欧洲已经受到关注与认可，并得到政府和社会机构的支持，广泛应用于服务学习、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目前，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实践层面上尚未形成组织化的管理、引导与服务体系。因此，可以借鉴欧洲的相关经验，促进我国代际学习项目的发展与完善。

一方面，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力度。代际学习项目能否广泛开展与政府的政策制定息息相关，因此应积极研究和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为代际学习项目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建设一批在本区域发挥示范作用的乡镇（街道）老年人学习场所”，“探索‘养、医、体、文’等场所与老年人学习场所的结合”，“发挥老年人优良品行传帮带作用，支持老党员、老军人、老劳模、老干部开展关心下一代活动”。除此之外，还应将具体、可操作、连续性的实施策略纳入政策设计的考量范围，如：制定专门的代际学习支持政策，激励学校等定期组织学生进入社区与老年人开展代际学习活动；推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鼓励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加大财政支持，以购买服务等形式推动代际学习项目的实施。

另一方面，吸纳协助组织的参与，鼓励多种类型代际学习项目的实施。有研究者引入“协助组织”的概念来促进代际学习项目的发展（Kaletka, et al., 2012），青年、老年等协会，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以及私人企业等均可作为协助组织，为代际学习项目提供代际接触区和人力支持。可以通过多元募资渠道予以资金支持，以促进代际学习效果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社区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中心，可以充分发挥连通优势，有意识地打破不同世代空间分割的设计理念，通过各类阅读活动建构完整的代际学习空间，促进代际学习交流和互动（牛勇, 高莹, 2018）；企业、学校社会团体等机构可以通过结对支援服务、“幼儿园—养老院”共建等实践活动，有效发挥多方协作力量，促进代际学习项目的实施与发展（付本臣, 孟雪, 等, 2019）。

（三）开发代际数字游戏，加强代际学习网络平台建设

如前所述，欧洲的代际学习项目注重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媒介，发展远程中心以及其他提供数字服务与培训的社区和教育中心，并致力于“将创客文化和游戏创造教学法整合到代际学习环境中”（Cucinelli, et al., 2018）。同样，随着体感技术、混合现实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渗透，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设计也可以以数字设备为基础，引入游戏化理念，通过代际数字游戏的人性化互动机制、逼真化感官体验和多样化游戏种类，提升代际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增强世代之间的合作度与交互性。代际数字游戏区别于以纯娱乐为目的的网页游戏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游戏，重在满足代际双方的学习需求，寓学于乐，达到促进代际交流与代际知识转移的目的。因此，代际数字游戏的开发与设计应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该过程吸引最终用户作为游戏设计者，而不是作为游戏的简单用户或测试人员；应充分考虑不同世代的数字能力和互动风格，尤其应将年老世代纳入开发过程，因为年老世代不仅是代际数字游戏开发的重要目标受众，也是价值贡献来源（Cucinelli, et al., 2018）。此外，应加强代际数字游戏的前期测试，尽量减少漏洞和不合理之处；加强游戏过程中的指导帮助、操作反馈，如建设专业化的代际学习服务队伍作为“协助者”，嵌入代际数字游戏过程，为学习者提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加强代际数字游戏过程中和结束后的评估，以准确了解学习者在行为和心理上的变化，适时调整代际学习策略，从而不断提升数字游戏效果和代际学习效率。

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信息资源的社会生态分布形态和人们对它的拥有关系，造成了信息的多源性、易得性和可选性”（张锐昕, 等, 2014）。诚然，网络平台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了信息资源的价值，对代际学习的支持作用是重要而深远的。因此，在我国的代际学习项目发展中，应加强适合不同世代人群交互学习的普适性代际学习网络平台建设，如前文所述的Aware平台和ProMe平台，通过对学习者个性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挖掘不同世代学习者的代际学习偏好，并基于需求契合的原则匹配恰当的代际学习对象，或将当前已应用于教学实践的网络学习平台Moodle引入代际学习项目实践中，促进代际学习者的协作交流与互动（柳瑞雪, 石长地, 孙众, 2016）。总之，应充分发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网络化代际学习环境优势，提高代际学习效率，进而为“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学习氛围形成与代际学习项目推广奠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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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光，在读博士研究生，副编审，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教论坛》编辑部（330038）。

庞学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教育学院（300072）。

项目信息：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高职教育标准质量研究：基于比较的视角”（编号：15ZD3LYB026）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郝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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