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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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信息】沈玉宝，赵朝峰. 2020.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机制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3）: 65-72.

【摘要】为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可尝试构建有效可行的传播机制，理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管理机制。文章通过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分析，归纳出“管理机制尚待理顺”“社会影响力不够”“重教育内容建设，轻受教育者需求研究”“评价指标尚待完善”四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引入“5W传播模式”“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四个经典传播理论进行破解，进而从“构建传播主体的动态平衡”“构建易传播的多媒体矩阵和易接受的传播内容”“构建基于传播受众需求的培育体系”三个方面，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机制进行了初步构建。

【关键词】5W传播模式；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机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

自2015年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转移、协同创新等领域取得了突破。人流、物流更加便捷，大量产业转移到河北、天津布局，产业链获得了更大延伸空间（央视新闻, 2019）。为了进一步推进《纲要》的各项工作，有必要凸显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根据《纲要》精神，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目标是要“达成三地教育领域不同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利益共享的局面，达成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状态，确立‘规划联合、资源共享、生源共有’的目标”（薛二勇, 等, 2016）。目前，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中“存在着普通高校、高等教育多，开放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少”（郭秀敏, 等, 2017）等问题，但从协同发展的实践效果而言，“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相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言，具备更多的协同可能性”（曹浩文, 2016）。

终身教育的核心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终身教育即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内在联系”。（保罗·朗格朗, 1985, p.16）在推动《纲要》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终身教育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当前，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在京津冀三地政府主导、教育主体自发组织下，虽已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活动，“但三地对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的诉求和路径的认识存在差异，积极性不一致，中央和区域各层级、部门的责任结构与合作方式尚未完全厘清，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还需进一步明确。同时，相当数量的交流与合作，还停留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且缺乏长效机制保障”（李军凯, 2017），亟须从新的视角进行机制探索。

一、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近几年，国家与京津冀三省市相关行政部门不断出台政策，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建章立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三项核心任务包括“构建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整合各类数字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提供服务”“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京冀双方共同签订《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京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为两地教育的协同发展确定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挂职干部推动三地之间的教育领域干部教师队伍的交流合作迅速开展。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京津冀成人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京津冀社区教育论坛等活动成功举办，这些教育领域的探索实践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但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存在着一些发展难题需要重视与克服。

（一）管理机制尚待理顺

由于京津冀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均衡，三地终身教育的特点、优势、需求存在差异，这既为三地终身教育的协同提供了动力，也不免潜藏了冲突。目前，京津冀终身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缺乏顶层设计的指导，导致三地的管理体制、合作机制及基础资源不配套，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方式尚未理顺，管理体制尚需进一步理顺。

（二）社会影响力不够

目前，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存在着“上热下冷”的局面，虽然三地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强调要推进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但更多存在于会议或文件中，缺乏标杆性项目来引领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即使是三地都重点举办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三地既没有组织机构的互动，也没有活动主题的协同（见表1），再加上未能对各种媒体的组合进行优化设计，导致难以形成足够的社会影响力。

表1 2015—2018年京津冀三地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情况

（三）重教育内容建设，轻受教育者需求研究

终身教育作为“贯穿人的一生的各级各类教育总和”（韩民, 2016），在理论上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而且涵盖了家庭教育、企业教育、社区教育等校外教育形态，是一个无比庞杂的系统。目前，京津冀三地都制作或购买了数量巨大的终身教育视频资源，并创建专门的网站用来供居民点播学习。但这些资源的创建受传统学校教育的影响，未能对受教育者的需求进行深入研究，导致投入巨大资金制作的内容资源（见表2）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使用，如京学网全网在线课程达到89,754分钟，但收看次数只有54,619次。根据京学网、天津终身学习网、河北终身学习在线的显示，大多数课程的收看次数不过几十次。

表2 京津冀终身教育内容资源

（四）评价指标尚待完善

评价指标应服务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相互开放、分工合理、差距收敛的宗旨，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相关政策制度调整、修正和完善提供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指标决定着协同发展的路径、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目前，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存在着“教育者本位”倾向，教育的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存在隔阂，导致形式大于实质，教育目标和思想难以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因此，应制定全面、客观、精准的评价指标，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完成情况纳入三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考核和评价中。

二、

从传播机制视角

破解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问题的可行性

在智能化、网络化时代，信息无处不在，人们每天生活在信息海洋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发送、接收信息并对各种信息做出反应，传播活动已经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人类的每一项活动。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与传播学相关。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它是按照确定的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媒体将相应内容传递给教学对象的过程。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远比在一个区域中仅考虑终身教育本身的政策执行复杂得多。在推进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形成各种各样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十分重要。因为“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对模糊的信息进行理解。组织成员通过信息的设定、选择和保持完成上述理解过程。组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能否通过这些方式减少信息的模糊性”。（理查德·韦斯特, 等, 2007, p. 583）传播机制是指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及要素之间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共享的互动方式及相关行为的过程。通过传播机制的创建，可以调动多方力量，消除信息孤岛，发挥信息高原的势能效应，推进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因此，从传播机制视角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借助5W传播模式完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管理机制

“5W传播模式”（5W Communication Model）是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1948年提出的，其称谓来自该模式中五个要素同样的首字母“W”，对应着五大要素分析。对该模式的图解如图1所示。

图1 5W传播模式

这个模式的价值在于明确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也由这五个基本构成要素构成，这就为制定和实施推进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制度和规章提供了鸟瞰式的思考框架。管理部门可以对这些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针对性深入研究，统筹兼顾，均衡推进，避免对关键要素的忽视或过度重视。目前，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管理机制的关注点更多聚焦在前两个要素上，而对后三个要素关注不足。通过5W传播模式的研究，可以为京津冀三地相关主管部门在制定终身教育协同发展方面提供整体性参考，从而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管理机制。

（二）借助议程设置理论强化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社会影响力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媒介不告诉人们怎样想，而是告诉人们想什么。该理论被麦克斯韦·E. 麦库姆斯（Maxwell E.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的经验主义研究所证实，他们发现，“通过选择和播发新闻，编辑、编辑室全部成员和播音员在塑造政治现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众不仅获悉一个特定的议题，而且也通过该新闻的信息量和它的编发位置来判断该议题被赋予了何种程度的重要性……大众媒介可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议题。”（斯坦利·巴兰, 等, 2004, p.307）该理论提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主管机构应充分重视媒体的价值，通过对媒体的选定、对传播内容的编辑和对传播方式的设计，让三地社会和居民认识到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重大价值，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吸引并引导各种社会机构与居民共同努力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

（三）借助使用与满足模式加强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受教者需求的研究

“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研究了媒介和受众的关系，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角度出发，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知识，解释了人们使用媒介以得到满足的行为，提出了受众接受媒介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该理论认为受众是媒介的主动使用者，他/她期望一定的大众媒介消费与使用，如观看某些电视节目，阅读手机媒体来满足自己心理或社会的需求。

使用与满足理论启示我们要加强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中的受教育者的研究，摸清受教育者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并用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对这些动机和需求进行引导，坚持“受教育者本位”，用以规范协同发展的相关制度与规章。

（四）借助沉默的螺旋理论完善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传播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 Theory）认为和媒介中主流观点持相反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排斥而保持沉默。该理论属于宏观层面的传播理论，其创立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认为，“在某个语境（大众媒介）中得到的观察结果会传递到另一个语境中，鼓励人们要么声明自己的观点，要么把话咽回去保持沉默，直到经过一个‘螺旋’的过程，某种观点在公开场所占领统治地位，其他观点因追随者的沉默不语而在公共意识中消失”。（斯坦利·巴兰, 等, 2004, p. 311）沉默的螺旋理论预测，当媒介报道暗示对事件的某种看法正在取得优势地位时，多数人将停止在言语上支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以避免被孤立。该理论对于制定和完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科学而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围绕协同发展的目标，把适当的行为通过媒介的作用广为宣传，让这些行为在社会舆论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对负面的行为和做法进行遏制，让其沉默下去。

三、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传播机制的构建策略

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机制，是为了整合京津冀终身教育信息传播各个环节的力量，通过统筹规划，协同发力，有效促进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综合考虑其发展目标和现状，我们将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三个维度进行论述。

（一）构建传播主体的动态平衡

在推进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高校和企业。在协同发展的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不同的传播主体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了保障传播机制的有效运营，需要对这三类传播主体区别对待，并重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求构建三类传播主体的动态平衡。

传播主体是一个基本信息传播流程的起点，承担着信息的收集工作，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加工后的信息将承载着传播者的传播预期，并把加工后的信息传递出去。

针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目的而言，是为了在京津冀三地形成一个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系统，这个系统涉及多个部门与领域，信息传播复杂而烦琐，对于传播主体的要求很高，需要通过建立专职机构来完成传播主体的职能。

为了保证专职机构的顺利工作，应坚持和加强党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工作的领导，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充分发挥三地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作用，强化三地的主体责任，广泛动员协会、企业、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共同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

在发展联盟的主导下，要立足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统筹规划，优势互补，特色共建，建立更加有效的三地协调发展新机制，为实施京津冀三地终身教育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发展联盟应由京津冀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社区学院、老年大学、妇联，以及相关协会、企业、个人组成。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应承担起传播主体的各项职能，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 建立定期沟通机制

京津冀三地的教育专管机构应该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京津冀三地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有关问题。因为在京津冀三地，终身教育的推进委托开放大学/电大来落实，因此为了保证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各项工作的及时沟通与落实，北京开放大学、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应该每半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京津冀三地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有关问题。

2. 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动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的指南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p. 49）京津冀三地的信息化水平较高，当地居民每时每刻都会被过量的信息所包围，海量信息已经超过了人们的信息接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京津冀三地的终身教育信息脱颖而出，在海量信息中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发展联盟在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上发挥作用。

3. 发挥好“信息把关人”功能

发展联盟应发挥好“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从理论的高度，立足实践，展望未来，站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立场和视角上，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做好对京津冀三地的终身教育理论的宣讲、方案的设计、体系的构建。特别是要做好事关终身教育信息的把关，消除关于终身教育似是而非的错误概念和各种噪音，让终身教育的准确信息在京津冀三地有效流动，从而消除信息噪音，弥合信息鸿沟，把京津冀三地共建为终身教育的信息高地。

（二）构建易传播的多媒体矩阵和易接受的传播内容

1. 提升媒介传播力

传播媒介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凭借的中介物，这种中介物可以是诸如信件、电话等的人际媒介，也可以是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开放大学、网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等远程教育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大众媒介是非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有效传播工具。因此，对于京津冀三地的终身教育协同发展来说应重视媒介传播力的提升。

要提升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媒介传播力，需要对现有的媒体平台进行整合，构建易传播的多媒体矩阵，形成易于接受的传播渠道，通过人性化设计，让信息传播更自然、更有效。

（1）重视手机的媒体价值，创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微信和App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任泽宇, 2018），手机已经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为了保障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应该认真研究、利用好手机媒体。在我国，手机媒体最有代表性的应用就是微信。因此，应立足于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需要，对京津冀三地原有的微信平台进行整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意提升，创建出高水准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微信公共平台，同时开发出专属App。

（2）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网站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对京学网、天津终身学习网、河北终身学习在线进行整合，在三者的基础上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网。京津冀终身教育网应对原来三个网站的课程资源进行共享，不再按照原来京津冀三个区域进行划分，而是让所有的人经过注册后都能享有自己的专属ID，在网站内享有平等的服务。特别是利用网站的社区学习沟通功能，让京津冀三地的居民可以在网上实现即时沟通、平等沟通，保障信息流、知识流的均衡流动。

（3）共创京津冀终身教育活动周和京津冀终身教育年度峰会

在京津冀三地原有的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提升，共创京津冀终身教育活动周，统一活动VI，统一年度主题，统一活动时间，实现三地活动之间的内容互联与互动，以及活动人员的联动共享。

在活动周期间，举办京津冀终身教育年度峰会。在峰会上重点交流沟通本年度京津冀三地在终身教育协同发展领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同时编辑出版《京津冀终身教育发展年鉴》。

（4）三地联合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名师宣讲团

整合京津冀三地的终身教育领域的研究学者、大学教授、企业家、协会领导等终身教育名师，组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名师宣讲团，通过宣讲团进高校、进社区、进企业等形式宣讲终身教育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案例。

2. 提升内容传播力

为了满足不同媒介的技术需求，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从而提高该传播内容的影响力。

终身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在教育内容上，要避免偏食，要追求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以及其他领域教育的全面发展，尽量满足学习者的个体性差异和时空差异。同质的信息难以真正为学习者所接受，需要从多个角度创建丰富而活泼的传播信息，让信息资源构建与学习者的工作、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者的创造性参与，实现信息流到知识流的自主生成与运转。这与终身教育具有的教育形态、教育内容、教育时间、教育方式、投资主体、教育职能以及教育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相匹配的，科技发明、职业技能、传统习俗、社会生活经验、个人兴趣等都可以成为终身教育的内容。

要提升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内容传播力，可以借助以下两个途径：

（1）构建统一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文化标识体系

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就是为了在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内，形成一家人的感觉，消除地区隔阂，因此有必要构建统一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文化标识体系，来统一协调三地的终身教育的宣传与推广。

为了提升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关注，可以在文化标识体系的创意阶段就引入传播推广的概念，把创意征集转变为一次集中推广活动。立足京津冀三地，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征集京津冀终身教育协调发展的行动LOGO 、宣传口号、吉祥物。在经主管部门、专家、媒体等多方审核后，确定京津冀终身教育协调发展的行动LOGO 、宣传口号、吉祥物，并将这个文化标识体系统一应用到京津冀三地所有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活动中，比如终身学习活动周、终身学习网站等。

（2）针对不同媒介特性，制作特色化的传播内容

媒介作为信息交流、传递的工具，与社会的演化变革密切相关。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媒介即人的延伸”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该观点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手机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的综合延伸。不同的媒介特性，需要制作与这些特性相关的传播内容，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内容传播力。如针对报纸等纸质媒体在传播深度观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特性，可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的统筹规划指导下，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地方报纸上开辟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专栏，协调同步地传播京津冀三地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度观点、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针对手机媒体便于携带、一对一传播且传播形式多元化的特点，开发出融合VI功能的多媒体传播内容，并把内容传播与受众需求调研结合在一起，为每位学习者提供独特而有效的传播内容；针对电视媒体在普通受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以及传播画面直观易懂且形象生动、传播覆盖面广、受众不受文化层次限制等特点，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的统筹规划指导下，通过委托制作、联合制作等合作方式，创意制作出高水准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主题的电视节目，经审核通过后，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的电视台中播出。

（三）构建基于传播受众需求的培育体系

传播受众就是信息的接受者，如读者、听众、观众等。

终身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发展的方向是高度公平性的全民教育，消除传统教育中财产、性别、年龄、种族、地位等歧视因素，不再局限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而是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学习者。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进入或重新进入教育系统，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实现教育的“有教无类”。

为了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需要对传播受众的需求有准确而全面的了解，并在这些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制度，建立规则，开发内容，进而创建能够激发京津冀三地的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培育体系，调动学习者的参与热情，培育学习者的忠诚度。

这种培育体系应该包括舆论环境、家庭环境和组织环境，在实践工作中可以从评价指标、荣誉制度和家风建设三个维度来推进。

1. 完善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

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协同发展要形成全面、系统、长效的机制，需要有一个三方共同遵守的约束性框架，涉及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有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还要考虑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设计、具体标准的确定，以及指标的评价与相关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应将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各项协议落实执行，细化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的各个效率指标，由京津冀终身教育合作管理机构负责审核评估和后续跟踪。

鉴于传播效果对于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的统筹规划指导下，在对受教育者的学习需求科学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增加对传播效果的考核指标，从而提升协同发展的各方对传播机制的重视程度。在协同发展的实际工作中，根据对传播指标的考核结果，及时、有效地调整和优化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各项工作，为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学习者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组织环境。

2．创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领域的荣誉制度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要保持和提升组织成员协作意愿的强度，组织就必须提供适当的诱因来弥补成员的个人牺牲，诱因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在所有的组织中，“彰显荣誉、威信、个人权利和获得支配性地位的机会，都要比物质报酬重要得多”。（切斯特·I. 巴纳德, 2016, p. 116）这就说明，组织成员精神上的满足和归属感，往往更容易提高其对组织的协作意愿。

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的统筹规划指导下，还可以创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领域的荣誉制度，从而为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学习者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如评选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年度人物、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标杆机构（大学、协会、企业、媒体）、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优秀奖章等。给予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较高的荣誉，一方面可以激发受奖励者的荣誉感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标杆效应，在其他群体或个人中形成正面引导作用。

3. 重视家风建设，建设学习型家庭

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中，家庭环境应该受到重视。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既是所有教育的起点，也是伴随人一生的教育平台。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多年来形成的传统风气、风格和风尚，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理念、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一个家族家风的建构，对子女培养的成功与否、家庭生活方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风建设的开展可以推进学习型家庭的建设，为京津冀终身教育的学习者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应在“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联盟”的统筹规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妇联、社区等的优势，指导家风建设，调动家庭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认同，激发家庭对终身教育活动的参与热情，建设学习型家庭，让家庭成为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立足于《纲要》的高度，聚焦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分析了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传播机制创建的必要性，并对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传播机制进行了初步构建。这种构建尝试既是学理层面的，也兼顾实践层面，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一种参考角度和智力支持。当然，协同发展的机制有多种，传播机制的构建只是一种研究视角，需要依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才能实现《纲要》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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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玉宝，硕士，高级政工师；赵朝峰，博士，讲师，本文通讯作者。北京开放大学（10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一般项目（社科）“京津冀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的规划与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M201751160002）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郝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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