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生态对京津冀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软实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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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信息】张亚斌 韩瑞婷.2020. 地域文化生态对京津冀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软实力形成的社会影响[J].中国远程教育（3）：73-79.

【摘要】远程教育的协同发展是助推京津冀区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才保障，而地域文化生态又对京津冀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形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采用文化学中常用的民族志和知识考古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地域文化生态对京津冀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软实力形成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地理文化生态对京津冀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二是地域创新文化生态对京津冀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感召力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三是地域共享文化生态对京津冀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行动力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文章最后指出，软实力正是京津冀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关键词】地域地理文化；凝聚力；地域创新文化；感召力；地域共享文化；行动力

一、

引言

在文化学理论中，地域文化是指因自然地理阻隔而逐渐形成的相对独立、语言相似、习俗相近、生活方式相同的人类区域生活共同体及其所表现出的群体生活文化形态，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延续的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且仍发挥作用的集体文化传统。在我国，地域文化指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活跃并逐渐固化的具有鲜明文化符号特征的王国文化形态。京津冀地域文化是由燕、赵两个王国文化发展演化而来的文化形态，后又融入了传统京畿文化和现代首都文化的文化元素，对区域人的集体人格、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表层结构是处在京津冀地域文化时空中的社会人群及其所构成的生活和命运共同体；深层结构是具有地域文化人格的社会人群所组成的精神与文化共同体；二者的沟通转换是靠作为中层结构的人际与代际信息传播的媒介与教育共同体，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跨时空远程教育方式实现的。而这也正是京津冀三地开放大学创建体系完善、运行良好的区域远程教育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和集体心理基础。正是它，为三地创建京津冀开放大学、打造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按照文化软实力理论，采用文化学中常用的民族志和知识考古方法，从文化凝聚力、文化感召力和文化行动力三个层面对京津冀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形成及其受地域文化生态的社会影响状况进行分析。

二、

地域地理文化生态对区域远程教育

协同发展凝聚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按照法国学者丹纳的观点，地域文化发展离不开环境、民族和时代这三个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区域内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像希腊文明中的地中海环境孕育了其商业文明和城邦文明，黄河流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农业文明和封建文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不断印证着其“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的法则。民族群体决定了区域内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因而要认识地域文化的本质须先考察产生此种文化类型的特定民族种群，因为民族体现了地域人“永久的本能”。至于时代，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转向器，因为地域文化生态的形成完全“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其对地域文化特色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丹纳, 1865）。据此，我们确信，京津冀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必然离不开其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文化、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正是这些特点最终决定了京津冀远程学习者的学习心理动机及其行为模式，决定了京津冀开放大学必须打造与之相适应的一体化的区域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模式，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

1. 地域形胜文化的环境友好与生态安全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形成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具有地缘相接和地域一体的地域文化特征，它雄踞于华北平原北部，地理范围包括太行山系以东、渤海湾以西、蒙古高原南缘或燕山山系向南以及黄河北岸与中原接壤的广阔地域，其地质构造包括山区、平原和海洋等形态。其中，由西北向的燕山—太行山山系构造，朝东南向的平原—海滨地带逐步过渡，形成了以冲积平原为主，沿渤海岸多滩涂、湿地，海河流域以扇状水系铺展的广阔地区。由于受西北季风影响，塞外刮来的沙尘暴经常威胁全区的生态安全和人们的生活安全。半个世纪来，经数代人努力，在北部建成了数道防风林带，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农耕文明核心区、人口聚居密集地，也是内地通向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交通咽喉，战略位置十分突出。因此，无论是从生态安全、地理安全、交通安全、农业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各个角度看，都是国家安全战略防卫核心。

然而在现实中，与地域文化发展规律相反的是，原本一体的京津冀文化被人为割裂成三块，从而造成北京文化繁荣、天津文化发达、河北文化滞后的局面，正是由于三地行政区划限制和发展阶段差异，导致其人才市场差异大、政策难协调、资源非平衡、培养不均等、水平有高低、流动常梗阻、资质未互认、制度待衔接等问题，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区域人才培养和使用，造成三地教育高地、平地、洼地的发展差距。资料显示，北京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是天津的1.5倍，是河北的1.7倍，北京本科以上学历人才是天津的3倍，是河北的6.5倍（中国网, 2017）。环绕京津，河北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因此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就要把人才培养和使用先协同发展起来，破除体制性障碍，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产业与人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通过三地持久协同用力，培植区域一体化人才培养政策，形成区域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区域人才培养一体化投入与产出、平台与资源、教学与服务、过程与管理、发展与效益的评价机制，优先支持区域重大任务、重要项目、重点工程的人才培养，引导人才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与此同时，为解决三地人才培养中出现的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不协调、经济发展效率与远程教育效益不协调、产业发展水平与开放教育水平不协调、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目标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不协调、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体制机制与提升人才竞争力发展动能不协调、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服务型人才培养要求不协调这“六个不协调”问题，三地开放大学应积极推进“京津冀应用型人才培养一体化工程”，联合共建雄安开放学院，实施“一体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区建设计划”，力争到2020年，将雄安开放学院建成区域一体化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示范工程，以增强区域远程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凝聚力，创新区域一体化远程教育教学组织，为共同建设京津冀开放大学累积经验，形成有利于区域远程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持续竞争制度优势，创建出办学体系惠通、教育组织融通、教学平台互通、特色专业沟通、优势课程直通、优质资源流通、知识溪流汇通、学习互动快通的共建、共享、共荣一体化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运行机制（解学梅, 吴永慧, 2013）。

2．地域人格文化的开放本能与忧患意识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形成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从古到今倡导文化多元与包容发展，在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生活在此的社会人群因属同一地域生态文化系统，呈现出人缘相亲、文化一脉、民心相通的地域集体文化人格特征。这决定其集体文化心理受地理环境文化影响较大，具有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相互影响的类型特质，表现出意欲开放的求生文化本能和文化包容情结，其结果是造就了三地人民克服自然地理环境局限的勇气，利用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等异域文化相互接壤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塞外边境贸易、远洋对外贸易，从而实现边贸发达。从文化原型上看，该区具有平原文化与山区文化、古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特质，这就使其表现出文化一统的趋势以及注重传承传统文明的集体文化行为，有利于利用农商文明发达的区位优势，活跃农商经济的发展格局。再者，从文化记忆上看，该地区人民的集体文化心理因历史变迁而升降沉浮，经历了燕赵古国文明从繁荣到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故国精神情怀和忧患意识本能，具有明显的安全维护意识和开拓文化精神。又因经历了长期的异族入侵与统治，结果形成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历史悲情和壮志豪情，具有鲜明的慷慨悲歌之士文化人格特质。

京津冀三地的地域文化人格因平原而包容、因山地而开放、因农业而文明、因牧业而坚韧、因商贸而远大、因故国而忧患，所以，其具有坚忍不拔的生存发展意志和持之以恒的改革开放精神，具有海纳百川的人文情怀、灵活多变的经营头脑、浓郁强烈的忧患意识、爱乡恋土的人生境界。这说明，其集体生存意志与文化心理人格的形成历史久远，孕育着文化创新和历史开拓的无限可能。特别是当其集体文化意识作为一种十分明确的地域文化记忆，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并延续在所有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中时，其固有的先进文化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和异域文化侵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文化碰撞和文明冲突，这不仅唤醒了区内人的集体抗争精神，也激活了其自强不息的人格勇气。因此，仅仅跟随不同时代发展进程中这个地方人们的各种集体文化行动，我们就很容易捕捉到那些积淀在人们心目中奔涌不息的地域文化意象及其文化创造动力，倾听到沉淤在人们心灵中的那种地域文化意识的遥远回声，正是其推动当地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行为和精神以及普遍的远程学习文化心理。

地域文化气质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更是其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形成的文化源泉。诚如蔡扬波、潘勇所言，所谓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共同体内全体成员在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的文化一致性和行为协同性，既是广大公众社会文化趋同的精神心理过程，又是社会建设体制以及进行社会动员、整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功能（蔡扬波, 潘勇, 2017）。特别是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既是京津作为高等教育高地因而教育资源文化外溢的必然结果，也是河北这个高等教育洼地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大量学习者因没机会进入传统大学深造因而远程开放学习需求非常强烈的自然效应。根据本人对京津冀三地业已公开的考生和录取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2018年，北京市高考生63,073人，本科录取率保持在80%以上，天津高考生为55,000余人，本科录取率为75%，河北高考生486,400人，本科录取率为49%。京津两地高等教育资源多但考生少，河北考生多但高等教育资源少，这就要求三地开放大学通过远程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为区域内，尤其是河北上不了大学的学习者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以解决区域内高教结构不平衡问题。恰如白翠敏所言，京津冀发展高等教育各有优势和局限：北京有优质教育资源集聚优势，但面临发展资源空间枯竭危险；河北有空间资源充足地理优势，但缺乏大规模优质教育资源作支撑；天津有职业教育特色优势，但办高水平大学缺乏核心竞争力——三地都有各自优势与劣势，有高度文化互补性，无论从哪方角度看，实现一体化远程教育协同发展都符合其长远利益，而这正是其一体化远程教育协同发展凝聚力形成的社会基础（白翠敏, 2015.）。

三、

地域创新文化生态对远程教育

协同发展感召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京津冀是我国“顺历史之流，兴思想之潮，因观念之变，应时代之许，开风气之先，领发展之新”的先行先试社会实验区，从来都是国家战略布局与民众发展意识相互碰撞、汇流融合的激荡之地，这和克莱因（Klein）提出的“国力方程”内涵一致，即其发展很容易把国家的“战略目标意志”与国民的“发展目标意志”统一起来，从而成为衡量地域文化活力的重要文化标志，因为无论是国家的“战略目标”还是国民的“个人意志”，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无形因素，因而将其纳入影响区域发展的软实力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按照影响力理论，社会影响一般是由社会压力发生区域人群的行为与态度决定，并朝占优势的趋势方向变化，其内涵包括思想顺应、行动从众、意识服从、观念助长、心理同化等群体思维特征。根据斯拜克曼（Spykman）的观点，可以把由国家战略意志与民众发展意志相互统一而形成的目标一致性、心理团结性、行动同质性、社会综合性、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性等软实力文化因素称之为感召力。这是一种不依靠物质刺激或强迫，而全凭目标、人格和信仰力量引导区域人群为整个地区协同发展，包括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进行奋斗的力量。京津冀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文化感召力对学习者通过自主、开放、灵活的移动学习参与区域学习型社会建设，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文化心理影响。

1. 地域首善文化的文明开化与率先垂范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感召力形成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历史上地处天子脚下，现又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从古到今人文相融，历史一核，这个核就是京都文化，由北京京城文化、天津京门文化和河北京畿文化构成。从历史文化生态内涵来看，它属首善文化范畴。何谓首善文化？《史记·儒林列传》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司马迁, 1959）这说明首善文化意谓把都城建成为教化天下的先导和榜样。京津冀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理所当然是天下廉政治、彰道德、敦良俗、活经济、兴教育、广善行的模范之地。许嘉璐指出，大约从宋朝起，“首善”一词就专指国都，意谓文化水平最高地方，是“全国的楷模”，对国家、区域的社会发展产生着长远深刻的文化影响（许嘉璐, 2004）。所以，清人毕沅在其《续资治通鉴·宋哲宗元祐元年》指出，首都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

由此观之，首善文化是首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的文化集合体，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排头兵，对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发展起到一个文化示范、引领和辐射的影响作用。首善文化必然成就首善之地，京津冀因居首善之地，必然决定其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保持构建和弘扬首善文化的文化自觉，以担当起文化示范、推广、引领的历史使命。正如常书红所言，首善文化具有“经世性”文化品格，被“赋予了一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为特征的经世性格”，具有“先导性”文化品格，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伦理文化三个方面能开风气之先，推动各个地方的社会深层变革（常书红, 2007）。

京津冀应按照首善文化目标，根据各自区域文化优势，形成求同存异、特色发展、多点布局、相互支持的文化协同发展新格局，从最初的重资源、重规模的外延发展模式，转向现在的重人文、重服务的内涵发展模式，让高品质服务成为区域文化产业的显著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成为区域首善文化的精神表征力和创造驱动力，从而共同树立地域文化形象，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展示地域文化风采，传播地域文化魅力，促进地域文化发展，增强民众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强化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文化向心力和心理内聚力，重建地域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力争到2030年，使三地文化产业布局结构更合理，品牌亮点更突出，社会美誉更广泛，市场发展更规范，公共服务更均衡，在全球文化产业布局中更具竞争力。京津冀开放大学当把远程教育合作的重点落实到文化产业上，以强化旅游专业建设为合作突破口，围绕本地区建设皇家园林带、运河人文带、河网森林带、长城走廊带、山区景观带、湖淀文化带、沿海风情带、红色文化带、酒店庄园带等绿色文化生态的历史契机，大量培养其所需的文化管理人才。就像《京津冀旅游消费体验式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打造最新创意、放心旅游、一流服务的区域旅游形象和文化产业名片，造福当地，为其他地区的远程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案例借鉴和实践指南（中国旅游报, 2016-10-03）。

2. 地域融合文化的互动相交与趋同一体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感召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京津冀是多文化荟萃之地，是中外文化对话平台，具有互动相交的文化活力和包容性文化品格，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中，因相同的地域文化基因和文化根脉融合成地缘文化相接、燕赵文化一脉、畿辅文化协同、中外文化汇流、风尚文化淳朴、社会文化率先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和首善文化共同体。这自然为京津冀开放大学构建远程教育共同体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三地在各个方面相互交流、合作和融合，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板块，文化结构上呈现出趋同一体的显著特征。

当前，三地成功实现了交通和通讯一体，这为三地建成跨省市行业联盟平台、专业互动合作平台、事业协同发展平台，尤其是远程教育平台，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由于其已成为我国大数据产业热区，协同发展大数据产业初露端倪。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中关村大数据联盟、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和大数据企业正在致力于整合三地政府、企业、公司、机构、大学和市场等各方面数字资源，以建立一个跨省市的大数据分析、研究和服务机构，其终极目标是用五到十年时间建成一个国际一流的大数据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产业化协作与服务平台，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在此历史背景下出台的《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为区域信息大数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据统计，截至2017年春季，京津冀注册的大数据企业已达千家（搜狐网, 2017-04-28）。据此绘制区域信息产业地图，搭建了区域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十分有利于京津冀开放大学探索和创新大数据人才联合培养，建设远程教育创新创业试点示范区，推动区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由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精心设计的“前店后厂”模式，将核心数据放在北京，使那些每天被大量用户即时访问浏览的“热数据”信息能同时被其他人看到，而将那些几天前没人看的“冷数据”信息则存储在张北，当有人想看时再把它从库里调出来。按此模式，北京的许多互联网企业都可外迁至200多公里外的张北。显然，这都为京津冀开放大学探索云计算远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契机。诚如李武军、周志华所言，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收集、存储、传输、管理大数据的目的是为利用大数据探索云计算学习模式，形成基于多机集群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为开放大学创建更加人性化的在线学习环境提供了可能（李武军, 周志华, 2015）。

四、

地域共享文化生态对远程教育

协同发展行动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大众媒介是信息社会中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也是广大远程学习者获取知识信息的有效途径。张艳秋指出，网络中存储的海量知识信息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学习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但由于“新媒体的扩张使原本纷繁的媒介环境更加复杂”，所以能否实现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有效利用是衡量大众化的远程教育文化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地区远程教育文化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张艳秋, 2005），因为能否借助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推广和实践具有先进性的专业知识，助推建构先进文化产业，帮助广大远程学习者形成健康、和谐和文明的社会生产、学习生活方式，对创建共享化的社会生态文明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毫无疑问，京津冀地区所具有的发达地域传媒文化和地域文化产业优势为三地开放大学培育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共享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其实现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文化产业精品，助推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1. 地域传媒文化的多元途径与多样模式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行动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当前，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影响着三地人的文化生活，也影响着其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的协同发展。它已成为连接三地人互动交流的信息之窗与文化纽带，不仅将媒体、政府、民众、企业、大学和各种社会机构联系在一起，还将其与全国和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使其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命运共同体。京津冀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行业、单位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私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平台等组成的个人传播媒介。其中，大众传播媒介模式正在突破体制性障碍、行业性壁垒和机制性束缚，形成了各种区域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和利益共同体等组织形式，显示出三地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

其代表是三地联合建立的京津冀广播电视台联盟，有利于推动区域广播电视远程教育节目资源共享平台和机制建设，并通过合作创办区域远程教育公共频道，进行节目策划、采编、制作，以固定频道、固定时段播出，彰显区域远程教育文化特色，形成资源聚集效应、播出合力和集约发展优势。由个人传播媒介所控制的微信、博客、微博和播客等自媒体形式，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由官方、机构、单位一手控制进行信息发布的单向信息传播模式，使社会上每个人既成为信息接受者又成为信息发布者。正是这些媒介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大众学习行为的社会化。就像黄鸣奋所言，“离开了媒体，个人难以习得社会技能”，不能超越认知局限，扩大知识文化视野。（黄鸣奋, 2009）

因为传媒是如此重要，所以传媒文化产业已成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成为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对相关产业拉动能力最强的产业。当前，媒介文化产业的强大市场带动效应日趋明显，它不仅是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显著文化名片和人文符号，也是其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公共平台和服务窗口，是其地域人文气质和文化品质的具体体现，更是其区域文化形象的醒目标签。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抓紧优化和提升实体经济那个存量经济，更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经济这个增量经济，使其向着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转型升级等方向发展，助推区域提升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形象，形成多层次、多载体、多样式、广覆盖的媒介文化产业集群影响力。据此，京津冀开放大学当建立常态化的媒介协同运作体制，在现有区域大众传播媒介行业布局基础上，组建京津冀远程教育媒体合作文化联盟，形成一体化、立体化的区域教育传播媒介文化网络，以及常态化、协同化的远程教育共享机制，增强其远程教育的发展行动力。

2. 地域创意产业文化的互补格局与示范引领特征对远程教育协同发展行动力形成的社会影响

京津冀文化同源，为其地域文化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因行政区划分割，地方利益博弈，发展理念差异，其融合发展存在不少障碍，为此，三地政府在文化政策制定上当积极进行对接。特别是在我国进入城市化阶段以后，由于城乡差别以及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三地文化形态发生变化，传统的农业文明仍是河北地域文化的基础和主流，尽管其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程度有显著提高，但较之京津所具有的现代生活文明形态，其发展滞后是毋庸置疑的。当前，三地政府都制定了本地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各自的文化政策，努力扶持本地文化创意产业，以培育本地的社会文化特色优势，打造本地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本地的文化竞争力，从而为本地社会进步、经济腾飞和生活文明注入新的内生动力和文化活力。

但也应看到，建立在各自优势基础上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其规模和效能是十分有限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三地政府经统筹设计搭建起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陆续签订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京津冀演艺领域深化合作协议》《京津冀三省（市）群众艺术馆（中心）协同发展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文化人才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其目的是到2030年建成“世界高端文化创意产业核心聚集区”和“原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增长极”。为此，三地政府先后成立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联盟、文化产业联盟、演艺联盟、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文化产权交易所等机构，共建了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和京津冀文化产业园，携手打造特色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一个三地市级统筹、市区联动、市级协调、市区并进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新格局已形成。

据此，京津冀开放大学当着力对标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目标，发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探索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及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目标一致、措施一体、步调一致、行动一体的协同发展新格局。特别是在当前，三地文化创意产业因关联度高，资源互补性较强，从优势条件、优势领域和优势环节来看已初步形成产业分工的梯次布局。其中，北京是龙头，在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艺术旅游等方面，资源及品牌优势明显，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起辐射作用；天津是发展地标，河海民俗文化艺术产业、软件互联网等产业优势明显，容易形成示范作用；河北拥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资源，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有大量文化产业转移到此，已形成以文化创意、出版印刷、发行流通、旅游观光、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等行业为主的特色地方文化产业。这都为三地立足各自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和布局，建构区域一体化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延长区域文化产业链，推动经济结构由产业调整“量变”，进入内部结构深度调整“质变”，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五、

结语

京津冀开放大学的社会责任就是要通过媒介这种大家所乐于接受的远程教育手段，满足每个人的远程教育权利，从而使其通过自主学习与民主交流，实现知识迁移、个性感悟、系统解构，获得知识快感。借鉴张艳秋的观点，媒介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多角度解读、多维度阐释知识信息的能力，并支持其将媒介教育当作是提升自己公民知识素养的主渠道（张艳秋, 2005）。京津冀开放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在这个由“地理—人文”等因素构成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发展出一个由“媒介—知识”等因素构成的区域远程教育共享文化，建构出一个由“创新—首善”等因素构成的区域公民学习文化，并使这种公民学习文化成为区域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而这也正是京津冀开放大学通过一体化的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打造其知识传播的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文化动力。毕竟，文化软实力正是京津冀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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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亚斌，教授，学士，北京开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1）。

韩瑞婷，副教授，学士，北京开放大学东城分校（100010）。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域文化生态的‘京津冀’远程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JYB02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郝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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