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博兹库尔特 等丨教育常态、新常态和下一个常态
【刊载信息】阿拉斯·博兹库尔特，拉梅什·钱德尔·夏尔马. 2021. 教育常态、新常态和下一个常态[J]. 肖俊洪，译. 中国远程教育（10）：48-59.
【摘要】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但造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后果，而且也产生了社会和教育意义上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影响如此深远，可以被称为“大重启”，虽然其诸多后果仍然不为我们所了解。我们在转而采用应急远距离教育的过程中有过严重失策之举，比如模仿面对面教育、过度依赖数字使能实践和盲目相信数字解决方案。诸如此类的教育之“罪”有损教学效果，导致数字倦怠和疲劳，且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本文还讨论了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后新冠时代世界的影响。在线全球化日趋显现，这意味着教育应该重新确定自己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位置。在新常态下，数字学习生态系统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希望，但是也要求我们谨慎处理隐私关切、监控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这场大流行病给我们带来的一点慰藉或许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教育开放的意义。同样地，新冠肺炎大流行要求我们重新把在很多教育实践中早已被遗忘的关怀和同理心当成学习不可或缺的要素。新冠肺炎大流行本身是对高等教育的一次检验，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失败与成功之处。混合模式的教育预计会成为下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建设一个理想的学习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混合方式。本文最后建议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炼金术师，能够把这场危机变成重新设想、重新设计和重新调整教育系统的一个机会，使未来更加美好。
【关键词】新冠肺炎；教育；新常态；应急远距离教育；大流行病教学法；开放性；数字倦怠；数字疲劳；数字鸿沟；数字伦理
一、
引言：常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常态是一种错觉。蜘蛛捕食苍蝇是很正常的事，而对苍蝇来讲却是危机四伏”——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美国著名漫画家。
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仅仅是一场普通危机，它向全球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毫无疑问，这场大流行病改变了我们对常态（normal）的理解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讲，常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在还衍生出其他不同概念，即常态、新常态（new normal）和下一个常态（next normal）。然而，一个人的新常态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常态。这一点很重要，要牢记于怀。同样，某些人的常态和新常态可能是其他人的下一个常态。各种常态并存说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我们对生活的不同方面，尤其是教育的了解和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教育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变革，特别是教与学方式的改革。教育改革备受热议，但是教育的未来将会是怎么样？这一点尚无共识，而现在正是回顾历史、审视现状和展望未来的好时机。意识到世界，尤其是教育，将不可能回到我们原来所熟悉的样子，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分析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谋划美好未来——这不失为解决一些重大教育问题的明智之举。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历代最有影响的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革命的结果”（Lessig, 2002, p. 5）。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开展社交意味着要保持距离，而且怪异的是被确定为positive（阳性）却带有不好的含义（这个英文单词在一般语境是一个褒义词，意为“建设性的；积极的；怀有希望的”，而在医学检测的语境则包含贬义：呈阳性的——译注）。这些变化意味着我们即将迈进一个新未来，到那时我们将用BC和AC表示“新冠肺炎之前”（before COVID-19）和“新冠肺炎之后”（after COVID-19）。（BC原本是指“公元前”[Before Christ的缩写]，与之相对的是AD，是“公元”的意思，拉丁语Anno Domini的缩写——译注）。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很多领域的全球重启（reset），包括教育。我们迟早不得不面对这个新时代所产生的后果以及选择通往未来之路，至于是通往光明还是黑暗的未来，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抉择。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做出什么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不用批判的目光对待新冠肺炎造成的教育危机，我们必将要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
2020年是全人类的转折点。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疫苗，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战胜新冠肺炎大流行危机不能仅依靠疫苗，因为这场大流行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而是将继续影响今后好几代人并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诚如罗伊（Roy, 2020, Para. 48）所言：“在历史上，大流行病迫使人类告别过去，重新设想未来。这场大流行病也不例外。它是连接两个世界的入口、通道。”换言之，我们不得不随着“病情”发展而改变和行事（Strong, 1990），否则，我们就无法适应新常态，难以生存下去（Teräs, et al., 2020）。如此看来，教育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习者、教育机构、家庭和决策者，都应该妥善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接受新常态。如果我们能转危为机，重启教育系统，对症疗伤，我们便能够重建教育的美好未来（Quilter-Pinner & Ambrose, 2020）。但是，要建设美好未来，我们首先必须前瞻性谋划未来。鉴于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重新设想未来，并提出一些可能会影响未来发展、对未来带来不利后果的重要问题。笔者斗胆分享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旨在抛砖引玉。
二、
大重启及其对新冠肺炎世界的影响
（一）大规模自然实验和大规模上线：远程教育与应急远距离教育
“从来没有一个实验是一无是处的。即使失败了，也总是可以被用作反面例子。”——保罗·迪克森（Paul Dickson），自由撰稿人。
随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封校停课，全世界转而开展在线应急远距离教育（emergency remote education)(Bond, 2020; Bozkurt & Sharma, 2020a; Bozkurt, et al., 2020; Hodges, et al., 2020）。此举被称为大规模在线学习实验（Zimmerman, 2020）。所谓实验，意即我们能够在此过程了解到哪些做法可行，哪些行不通。虽然应急远距离教育与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似乎是同一回事，但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Bozkurt & Sharma, 2020a; Bozkurt, et al., 2020; Hodges, et al., 2020）。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远程教育是非强制性、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精心设计的活动，而应急远距离教育是“别无选择”、在危机期间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包括线上和（或）线下工具以确保不停学的一种教育模式（Bozkurt, et al., 2020）。应急远距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尽量消除空间距离保证教育能够继续进行，相比之下，远程教育则强调消除交互/心理距离以提高教与学的效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危机期间，两者的不同经常被误解或不正确表述，在学界引起很大混乱，导致出现一些教育失策之举，比如把面对面教育的做法照搬到在线空间进行在全球各地比比皆是。由于没有区分两种教育模式的不同，人们往往把应急远距离教育的弊端归咎于远程教育，教育的失策举措进一步加深对远程教育的误解。但是，诚如巴格利（Baggaley, 2020）所言，出现这种情况，教育工作者难辞其咎，教育机构也不能摆脱干系，因为它们不能有效应对危机、借鉴和采用行之有效的远程教育经验。
（二）教育之“罪”：复制和粘贴
“创新的失败胜过模仿的成功。”——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
我们在电脑上可以用CTRL+C和CTRL+V快捷键组合进行复制和粘贴。但是，在在线学习环境“复制和粘贴”传统面对面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注定要失败。此时，我们应该使用CTRL+O，打开一个新“窗口”。因为是简单模仿，学生学习效果不佳，加剧远程教育污名化，而且这种污名化可能在后新冠时代依然存在。毋庸讳言，这种“复制和粘贴”是教育之过，弊远大于利。因此，有必要向学界清楚说明远程教育的好处和特点，鼓励发挥其优势。另一种教育之过是把远程教育与面对面教育当成对立的东西进行比较。事实上，这两种模式殊途同归，即目的是一样的，“殊”只是体现在它们所采用的渠道、工具和过程上。如果我们能够扬它们各自之所长避其各自之所短，它们便能发挥互补作用，效果肯定更佳，也有助于建设更好的学习生态。因此，我们应该着力发挥其协同作用，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势不两立”的两种模式且非分出优劣不可。我们把盲目的“复制和粘贴”以及“评出优劣”比喻为教育的“罪过”（sin），因为其不良后果不但是短期的而且还会持续到后新冠时代。
（三）数字倦怠和数字疲劳
“数字倦怠出现了。这场大流行病正在加速其来临。”——玛丽·爱丽丝·米勒（Mary Alice Mille），美国文化、时尚和政治杂志《名利场》（Vanity Fair）撰稿人。
我们相信大规模在线学习实验对后新冠时代会带来不良后果，最显而易见的是很快会出现且在今后很长时间继续存在的数字疲劳（digital fatigue）。全球转而采用在线学习之后，数字倦怠（digital burnout）和数字疲劳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Degges-White, 2020; Nadler, 2020; Sklar, 2020），被称为一个新出现的复杂、多维度的问题（Lee, 2020）。其症状包括“压力、疲劳、对环境的麻木、失去兴趣以及身体和精神问题”（Erten & Özdemir, 2020, p. 68）。虽然疲劳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身体或精神表现而言，但是近来也指与在线教育所使用的数字工具和（或）空间有关的现象。由于一心多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长时间盯着屏幕、注意力高度集中、适应在线节奏、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失调、身心失联（body-mind disconnection）、自然节奏缺失、感觉被监控以及在没有非语言或视觉提示情况下理解在线会话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师生均可能出现倦怠。数字疲劳和倦怠对交流产生了消极影响，然而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都离不开良好交流。另一方面，长时间感觉数字疲劳和经常出现数字倦怠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如骨科疾病）和心理健康（如抑郁症）。事实上，消除数字疲劳和倦怠的办法很简单：运用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在线）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着力提升社交临场而不是合成的数字临场，设计真实学习过程而不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过程。
（四）鸿沟（包括数字和非数字）是人类固有特征
“如果全世界一半人口用上最尖端技术而另一半却为了生存而在苦苦挣扎，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不安定因素。”——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第42任美国总统。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原本是指用得上和用不上电脑和因特网的人之间的差距（Van Dijk, 2006），现在这个概念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有了新的表现形式（Ragnedda, 2017）。毫无疑问，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人们强烈感受到数字鸿沟的存在（Traxler, et al., 2020）。虽然人类的鸿沟不只是体现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确从来都不只是在这个方面存在鸿沟），眼下威胁全球的正是数字鸿沟。人类的鸿沟存在于文化、宗教、民族和经济方面，从教育的角度讲，当下的数字鸿沟要比我们原来所认为的大得多，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问题。即使在发达国家，从拥有电子设备或用得上能满足需要的宽带这个角度讲，数字鸿沟同样非常严重，因为应急远距离教育实践基本上是依靠在线技术、通过在线空间开展、使用在线设备进行。与曾经被视为是“后门”教育（Wedemeyer, 1981）、近年开始变成“前门”教育（Naidu, 2020）的远程教育相比，围绕纯在线技术设计、通过这些技术开展的应急远距离教育实际上是扩大了数字鸿沟和信息鸿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现在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让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数字鸿沟失控？
三、
对后新冠时代的可预见影响
（一）在线地球村
“我们必须建设一种适合所有人的全球化……不是适合少数人的全球化。”——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前阿根廷总统。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问题（Olivié & Gracia, 2020），除此之外，新冠肺炎大流行又使得全球化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Ajami, 2020），尤其是关乎教育的方面（Wang, 2020）。新冠肺炎暴发的时候，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举措越来越多，后来随着很多国家关闭边境以减缓新冠肺炎传播的速度，去全球化发展到顶峰。全球各地的其他一些与新冠肺炎大流行无关的事件也可以被视为推动去全球化的因素，包括脱欧、贸易战、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以及日益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地球村（McLuhan, 1962）已经转变成为在线地球村，依靠在线基础设施在线进行交流和交往。
鉴于此，我们认为由于旅行禁令或限制，高等教育国际化规模必将萎缩。对于财政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生规模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现在应该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寻找其他收入来源，以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随着在线地球村的发展，虚拟交换项目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价值。事实上，这是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进程、消除学习者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物理边界的障碍的好机会。高等教育机构将不得不更加重视合作，发展新服务、提高竞争力并更有效利用在线空间。
（二）新的学习生态系统：数字转型、数字生态系统和数字孪生
“数字转型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它的最大作用。”——西米恩·普雷斯顿（Simeon Preston），富卫保险（FWD Insurance）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营运官。
很多大学已经采取数字转型战略以便能够在数字知识时代保持自身的灵敏性和适应性（Abad-Segura, et al., 2020; Castro Benavides, et al., 2020; Petkovics, 2018; Xiao, 2019），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快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于是，数字生态系统（Ficheman & de Deus Lopes, 2008）应运而生。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数字生态系统“由相互作用并与环境进行作用的物种、种群和群落组成”（Ficheman & de Deus Lopes, 2008, p. 9）。有学者认为数字生态系统是“我们与生物和非生物实体进行社会交互、以数字身份展示自己的空间，因此我们虽未明言但却承认这些空间不仅仅是合成的二进制数字结构，而是有机结构的延伸”（Bozkurt & Hilbelink, 2019, Para. 4）。变革之和风现在已经演变成变革之风暴，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把自己的“临场”搬到数字环境中或创建新的数字身份。创建数字临场意味着要有一个数字孪生（digital twin）（Batty, 2018; Datta, 2017; El Saddik, 2018）。换言之，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数字环境中复制其物理世界校园，建设其数字校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很多教育理论进行修改和整合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虚拟校园（数字孪生）是物理世界校园的投射并建立在数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引发很多新问题。比如，我们将如何规管这些空间？学习者将如何形成自己的数字身份？我们将如何确保平等、公平和公正？我们将如何处理种族、宗教、民族、社会和经济歧视问题？我们将如何保证和实现教与学的效率、效果和可持续性？简而言之，数字校园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但是我们也要面对很多挑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应对和管控这些挑战。
（三）《1984》：数字足迹、隐私关切、监控和伦理
“除非算法证明其无辜，否则每一个学生都是有罪的。”——奥德丽·沃特斯（Audrey Watters），教育技术领域著名评论家。
经历了可怕的2020年之后，我们迎来了将会更美好、更幸福的2021年。这的确令人欣慰。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正在奔向美好的2021年还是即将回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1984年，一个极权主义盛行和监控无所不在的反乌托邦世界？（乔治·奥威尔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其代表作之一《1984》以一个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的极权主义为题材——译注）近来新发展使我们有理由担心将会出现一个“全景敞视社会”（panoptic society），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如此设计以保证监控无时不在”（Foucault, 1977, p. 201）。
在一个全景敞视社会，通过监控提取到的数据是新石油。人们对数字足迹的采集和挖掘、对隐私的侵犯和大规模监控深感不安，除此之外，也担心强行发展全景敞视社会将逐渐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样的社会，把它视为常态。然而，虽然这些问题令人担忧（Coghlan, et al., 2020; Kerres, 2020; Swauger, 2020），但是有些人为了谋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选择对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视而不见（Harwell, 2020）。就教育而言，这些问题对学生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他们经常提心吊胆，比如在参加在线考试时穿不同颜色衣服或因为眼睛没有盯着屏幕而可能会被误判为作弊并被亮红旗。当然，引发争议的不仅是收集数据和在线监考的做法，伦理、道德规范和算法偏见等同样是人们所担心的问题，其中算法偏见尤其令人担心。
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网络安全措施，比如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但是在线监考和监控技术也一直在发展，因此有必要持续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保护学习者。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热衷于采用最新技术但未能尽责订立和遵守保护学习者免受在线监考和监控行为副作用影响的道德准则。比如在应急远距离教育的在线学习测评和评价过程，教育机构实际上是基于收集到的数据评定学生成绩，但是这些数据在如今是“新石油”，其他人可以用它们赚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教育机构的这些做法可能不仅仅是收集和处理学生数据这么简单，它们是在侵犯学生的个人空间，并把从这些空间所收集到的私人信息服务自身目的，以在竞争中取胜。诸如学习分析和在线监考这些数据驱动方法利用键盘敲击模式、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如果我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好学习者，那么这些方法在教育实践中是有其作用的。
最后必须明确指出，监控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技术的一些用途可能违反伦理原则，但是人性变幻莫测且很容易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继续使用技术危害自己。
（四）高等教育：皇帝没有穿衣服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穿啊！”——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一个小男孩如是说。
新冠肺炎大流行揭开了很多一直被忽视的事情的真面目。当我们开始戴口罩时，高等教育便露出其真面目——我们看到的高等教育是“没有穿衣服”的。如果高等教育“光着身子”，再也无法把自身的缺陷遮挡起来，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而是可以也应该大声告诉世人：“皇帝没有穿衣服！”
高等教育有很多存在多年却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比如，高等教育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很多大学按照营利性公司模式运作便是最好的证明。学生债务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换言之，除非有一定经济基础，否则几乎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个现实显然与教育的普世价值相左，也与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主张相矛盾，因为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另外，国际生是很多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去全球化和边境关闭或政治冲突导致国际生人数下降，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因此面临倒闭的危险（跟商业公司一样！）。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到教职员工，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有多大。当然，在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被视为公共服务，政府负责提供经费，高等教育机构便不会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
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即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或者是培养学习者谋生技能还是兼顾两者？一般而言，创造普遍知识意味着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认识论，而培养学习者谋生技能则需要经常根据社会需求调整教学目标因而很有可能受到风险投资商的影响。风险投资商唯利是图，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对高等教育造成多大破坏。高等教育机构在履行使命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松绑（unbundle）策略，即把服务工作进行细分并外包出去以提高效率。松绑可以（或许也应该）被视为通过分散权力提高高等教育适应能力的一种途径。通过松绑，高等教育机构能提高各项工作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后碰到危机的时候不会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太大的冲击，因为这些被外包出去的工作分布各处，这样能削弱危机带来的破坏，从而不至于出现整个机构停摆的情况。鉴于去中心化更能应对危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把责任和权力分摊出去，而不应该集于一身导致自身更加不堪一击。
面对变革，高等教育机构要么是灵活应对要么是抵制变革（Higher Education’s Big Rethink Project, 2021）。但是能否选择正确的道路取决于管理层的战略领导才能，包括行政管理、教学和支持服务等方面的领导才能（Olcott, 2020）和谨慎决策（Ali, 2020）。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变革会迫使高等教育机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comfort zone），包括教学、组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变革，因此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们认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应该变革，从其毛细血管开始一直发展到心脏。换言之，变革不能老调重弹，而是应该有明确目的，有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教育发展，最终达成教育的复兴。
总而言之，现在应该是高等教育自我更新、重新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候了。这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而浴火重生就必须首先敢于面对熊熊烈火。
（五）教育的开放是新的商业模式
“开放不是目的；开放是一个开始。”——玛格丽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企业家和作家，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管理学院实践教授。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全球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可供共享的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资源和开放教育实践在保证教育能够继续进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Bozkurt, et al., 2020; Wetzler, 2020）。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克服社会在满足教育需求方面存在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问题。按照传统商业模式，学习资源是受到版权保护的，因此要先征得版权拥有者的同意或付费给他们才能使用。在诸如新冠肺炎危机这些紧急情况下，学习资源受到版权保护可能成为不停教不停学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开展开放教育实践和提供开放教育资源，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开放教育意识并出台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制作和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推动开放教育实践的持续发展。
虽然促使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开放的努力和呼吁获得广泛赞赏，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比如，有必要建设开放教育资源库以便对它们进行管理、个性化、情景化和使用（Van Allen & Katz, 2020）。开放性必将能够使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更好地应对今后的危机，而根据开放许可协议建设和使用教育资源则能增强这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但是，由于学界对开放性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我们不应该用某一个框架来衡量教育开放性实践，以免限制开放性的内涵。在这个方面，要结合具体文化背景理解教育的开放性，认识其表现形式，制订宣传教育开放的策略，以服务本地需要。我们只有先扫除本身的障碍，才能建设联通外界的桥梁，真正发挥教育开放的潜能。
（六）“原生态”开放教育实践
“如果开不了，这就不是你的门。”——无名氏。
谁是知识的主人？为什么分享非常重要？开放教育的历史要比我们所认为的悠久得多。学界通常认为开放教育可以追溯到函授教育时代，但是实际上在函授教育出现之前开放教育就已经以“非结构化”形式存在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很久很久以前有游牧式和定居式两种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寻找资源以求生存。分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在抱团迁徙过程中合作共享工具、手艺、经验和知识。讲故事对游牧民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知识、观察和经验得以代代相传的一种途径，他们因此能够世代繁衍生息并把共同的价值观保存下来。对于他们而言，知识的获取是免费的。
从游牧式向定居式生活的转变需要有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涉及不同软技术和硬技术的使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教与学形式非常原始而难以满足要求，因此出现了洞穴壁画、讲故事和公共场所立碑著文以及在羊皮纸和莎草纸上用文字记载等形式的开放教育实践，以分享知识。由此可见，开放教育实践不是始于数字时代，其最初也不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
在新冠肺炎第一波疫情暴发期间，教育领域分享的教育资源并不是开放教育资源，也不是经过相应许可协议提供使用的，虽然它们在线上和线下广泛分享（Bozkurt, et al., 2020）。之所以说它们不是开放教育资源，是因为它们不完全符合开放教育资源的5R框架标准，即保留（retain）、重复利用（reuse）、修改（revise）、重新组合（remix）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te）（Wiley, n.d.; Wiley & Hilton III, 2018），也不是根据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开放许可协议免费提供的。当然，尽管如此，可以在公共领域获取的资源并不总是要求获得允许方能使用，因为通过公共领域提供这些资源实际上是默认某些用途无须获得许可。
土耳其著名诗人尤努斯·埃姆雷（Yunus Emre）（1238—1320）说：“你分享的东西才是你的，你收集到的东西不是你的。”在危险和危机时期，人们做出本能反应，这是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因此，遭遇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之后，我们被迫改变以往的做法，出于本能与他人分享和合作以求生存，如同远古年代的游牧民族一样。我们没有囿于诸如5R这样的框架理解教育的“开放”，而是本能地进行分享以度过这个艰难时期。换言之，这种分享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不是有意为之的行为。疫情期间的这些举动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开放（性）”？“开放（性）”的内涵是什么？由于存在程度之分，多大程度的“开放”方可被视为开放？
（七）创伤知情的大流行病教学法：关怀和同理心
“来吧，来吧，不管你是谁！”——土耳其诗人鲁米（Rumi）。
博兹库尔特和夏尔马（Bozkurt & Sharma, 2020a, p. iv）指出：“在这个时期，我们教学的内容是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学生将记住的不是我们的教学内容，而是他们在这个艰难时期的感受。如果我们采用体现同理心的方法，今后讲述这个时期的历史时重点将是学生们如何度过这段时光，而非我们是如何成功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我们认为关怀和同理心在人们遭受创伤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美国药物滥用及心理健康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SAMHSA）把“创伤”（trauma）定义为“使个人感觉身体上或情感上受到伤害或威胁的一件事、一系列事件或一连串情况。创伤对受害者的工作和生活以及身体、社交、情感或精神等方面的健康产生不良后果”（SAMHSA, 2014, p. 7）。考虑到创伤事件对学习者健康的影响，我们一定要着力营造一个温暖的氛围和热情友好的环境，倾听、理解、尊重、帮助、关爱和善待学生。创伤知情关怀（trauma-informed care）和同理心导向的大流行病教学法（pandemic pedagogy）强调的是如何达成情感目标，其次才是教学目标。换言之，情感为先，认知随后。如果为了教授学科内容而采用说教式教学方法，这不但于他们无助，反而可能造成内心深处的创伤。在后疫情时代，这些创伤可能引发阵阵剧痛。除非我们能打开学生的心扉，否则我们不可能开启他们的心智之门。这是关怀和同理心教学法的理念，因此不管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还是后新冠时代，我们的教学都应该建立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
简而言之，所有人都需要被关怀，无一例外。这是一项基本需求。因此，教育实践不能缺失对学生的关怀。那么，教育工作者应该怎么做？他们如何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学习生态系统？登嫩（Denne, 2020）认为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主要应该建立在以下观点上：首先考虑的是人，其次是内容，最后才是技术。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技术和教育都是为了服务人，因此，人为先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坚定信念”（Denne, 2020, Para. 7）。有关教育的讨论应该聚焦人，而不是技术或内容。
（八）我们需要的是恰当的搭配：构建教育的混合式模态
“老师只需用一支粉笔，再（给学生）施以恰到好处的挑战，就可以改变（学生的）人生。”——乔依斯·迈尔（Joyce Meyer），美国作家。
我们如何才能使远程教育适合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我们如何才能得益于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之旅有很多不同路径、场景和切入点。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大规模在线学习实验而来的新常态或下一个常态很可能是混合式教育模式，即集各种模式之长，避各种模式之短。比较面对面教育和远程教育孰优孰劣毫无意义，因为孰优孰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形成协同作用。混合模式旨在给学习者赋予更大的控制权，使他们更加自主和自立，并更有效利用教育技术，从而使教育更加灵活。我们认为这场危机可以变成教育复兴的机会。我们可以采用另类的考核和评价方法，更多地开展在线学习、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实行微证书制度，推动虚拟学生流动以及把非正式学习当成正式学习的延伸（因此要承认和认定先前学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我们探索创新。
四、
结束语：成为炼金术师
炼金术师有点铁成金的魔力。柯埃罗（Coelho, 1933）在其代表作《炼金术师》（The Alchemist）中说：“当你心有所求，全世界都会联手助你圆梦。”他还进一步说：“正是梦想有可能成真才使生活变得有趣。”受到炼金术师魔力和柯埃罗这些话的启发，我们希望教育工作者能够成为炼金术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教育制度，建设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学习生态系统。作为教育炼金术师，我们要敢于梦想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并为实现这个未来而奋斗。不管是常态、新常态，还是下一个常态，教育总是两个阵营的影子战争（shadow war）之地，即想利用教育控制民众的人和想用教育解放人的心智、思想或灵魂的人之间的博弈。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一场危机，然而我们能够转危为机，重新设想、重新设计和重新调整教育，使之没有障碍、公平合理和具有包容性；人人能够自由获取知识，促进社会民主，消除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赋权于学习者，使他们掌握学习的能动性和自立能力，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学习生态中尽情畅游，找到真实的自我。
（本文是在笔者为《亚洲远程教育期刊》（As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撰写的“卷首社评”[Bozkurt & Sharma, 2020b]基础上修改和扩展而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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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拉斯·博兹库尔特（Aras Bozkurt）博士，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Anadolu University）开放教育部远程教育系副教授，《亚洲远程教育期刊》（As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联执主编。著述甚丰，擅长运用批判性理论（比如联通主义、根茎学习和自我决定学习教育学）开展远程教育、远程开放学习和在线学习实证研究，研究兴趣还包括社交网络分析、情感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新兴研究范式。
拉梅什·钱德尔·夏尔马（Ramesh Chander Sharma）博士，印度德里安贝德卡大学（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副教授，从2003年起担任《亚洲远程教育期刊》主编，国际知名远程开放教育学者，著述甚丰；曾任马来西亚宏愿开放大学（Wawasan Open University）副教授（教育技术与学习资源）、巴西巴伊亚州立大学（Universidade do Estado da Bahia）客座教授、斐济大学（University of Fiji）客座教授、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新德里亚洲教育媒体中心（Commonwealth Educational Media Centre for Asia， New Delhi）主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人力资源发展（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专家组成员，还曾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和南美圭亚那大学（University of Guyana）任职。
译者简介
肖俊洪，汕头开放大学教授，Distance Education （《远程教育》）（Taylor & Francis）期刊副主编，SpringerBriefs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远程开放教育SpringerBriefs系列丛书》）联执主编。
责任编辑：韩世梅
2021年第10期目次